特朗普军售去向：军工复合体的血腥真相

《纽约时报》于5月17日刊载《为什么美制炸弹一直在也门杀害平民》（Why bombs made in America have been killing civilians in Yemen），谴责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不停加大军售介入也门内战的沙特，并称「昔日美国对外军售与否大都是为了达成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追求军售却完全是为了金钱和就业回报，鲜有考虑武器被如何使用」。

此论颇为大义凛然，然而美国对外军售并非始于特朗普，昔日军售与军援也绝非不求利益回报的大公之举，军事工业复合体结构操持美国外交与军事决策由来已久。特朗普之前的美国政府绝没比较高尚，本质上俱是为了自身利益出口军火，以扶持附庸政权或打击敌手，特朗普不过是撕去了那一层推行民主自由的口号伪装。

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2018年7月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所言，「特朗普可能是历史上偶尔出现的一类人物，他们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迫使这个时代抽开它全部旧有的伪装。特朗普他本人未必知道，而他亦未必有考虑到其他可能性。这全都可能是一场意外。」因此《纽约时报》仅批驳特朗普不免失之偏颇，未能直探军事资本对美国政治施加巨大影响力这一根本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年）在1956出版的《权力菁英》（The Power Elite）就揭橥过：「当前美国的资本主义有很大部分是军事资本主义，而且大企业与国家间最重要的关系，乃植基于军方需求与企业需求间的共通利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年）亦于1961年的吿别演说里，警吿道「强大的军事组织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联姻，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现象，在每一个城市、每个州的议事机构、联邦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都能感受到它的总体影响……我们必须防备军工复合体获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从此「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遂成了饱受瞩目的美国利益代名词。但讽刺的是，历届美国政府都免不了对军工复合体的支持，就连艾森豪威尔自己也不例外。

以高空侦察机U-2为例，1954年艾森豪威尔提及手下官员「要求授权一项总值为3,500万美元的30架特种性能飞机的生产计划。大量的设计和研制工作早就已经完成。我批准了这项行动」，而制造商正是大名鼎鼎的洛歇・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艾森豪威尔振振有词地在回忆录里辩解道「我们在情报方面的相对处境，与苏联人比较之下，可说是不能更坏了……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我批准了情报首脑提出的在苏联领土上空使用U-2侦察机的建议」。

因此即便在1960年苏联击坠美国U-2侦察机并俘虏驾驶员后，美国也没放弃使用U-2，反而转交给台湾空军以刺探中国大陆情报。且随着解放军反制U-2的战技日愈成熟，洛歇・马丁公司也通过加装12号系统、13号系统等电子干扰装置改进技术。就这样，军火商靠着中国两岸军队同族相残的民族悲剧，回馈给美军更先进的武器、同时收获更高额的武器合同，积累了更多血腥的财富，而这一切俱是在反共的大旗底下进行。

美国国防部长麦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1916─2009年）曾于1967年，向国会解释军售目的在于「整合我们的供应系统，协助限制各种不同形式装备的扩散…在经济上能够做到更大量的生产经营…因吾海外驻军所造成资金外流的不利因素，至少一部份可以获得抵销」。简单来说，就是要垄断市场、扩大生产、挣取更多利润以便弥补开支，纯然符合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批评，只是金融寡头换成了军工寡头，是资本主义更暴力的集中与展现。

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对外军售的重要客户，图为2018年沙特空军阅兵时表演的美制F-15战斗机与欧洲制狂风战斗机。 （Minister of Defense of Saudi Arabia）

不过为了师出有名，美国在发动战争与对外军售时，仍以「国家安全」或「促进民主自由」为名，借此降低国内外反弹，但本质仍是逐利。故即便是主张要施展人权外交、斥责「美国是世上最大的军火贩」的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也照样同意向人权纪录恶名昭彰的沙特阿拉伯，出售60架总额约20亿美元的F -15战斗机；迫害巴勒斯坦人不遗余力的以色列，也被允许以50亿美元的高价购得F-15与F-16战机。而战斗机的制造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与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在这些交易中可说是赚得盆满钵满。

加上随着海外军事行动逐年增多，导致赤字暴增，美国更需要靠军火交易挹注财政。如1971年尼克逊（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年）为了阻止美国贸易逆差，不但停止金本位制与征收10％进口附加税，还下令扩大武器外销，很快就让美国对外军售额自1971年的13亿美元猛增至1973年的40亿美元，亦使美国在当年度享有19亿美元顺差，自此之后美国便更为迅猛的进占全球军火市场。

根据美国国务院于2019年底发布的报吿，美国于2007至2017年间占比全球军火交易额达79.5％，年均1,430亿美元，是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大陆等其后九国总和的四倍以上。试想，尽管美国无法纯靠军火交易扭转因产业结构缺失与全球经济分工的浪潮所导致的每年数百亿美元逆差，但若少了武器外贸额，美国出口势必更加恶劣，也更难影响各国地缘关系，进而保障美国霸权的优势，因此美国绝不会甘于放弃这一大块浸满血色的奶酪。

加上军火工业与战争对美国的刺激十分显著，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即陷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立刻挽救这颓势，1950至1953年间军费年均增长57％，经济增长率从原先的4.5％上升到6％，军事开支最高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4.1％。越南战争的庞大军事赤字也让美国经济增长率，自原本的5.5％提高到8％，GDP占比在1968年时达到最高的9.4％。第一次海湾危机爆发时，美国经济增长率曾跌到负0.07％，但开战后迅即于1992年猛升至3.52％。所以面对如此高效的生长激素，白宫哪位官僚能拒绝得了？

但军火贸易与战争亦是美国经济的鸦片，因从长远来看，其带来的高额利润多分配到军火商、私人军事承包商与政客身上，广大人民未能均沾，反而得贡献税赋给武器的研发、购买与维修经费，并排挤教育、医疗、粮食等攸关民生的政策预算，士兵伤亡带来的经济与道德成本也不容小觑，故无异饮鸩止渴。

然而在军火商与相关游说团体的庞大势力下，白宫既无法戒除选举基金与回扣的诱惑、又无良方可替代军工产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军工复合体自然会继续影响美国决策。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式民主其实仅是有益于一小撮资本菁英的狭隘体制，绝非人人俱可享福。

也因此，即便有少数白宫官员或国会议员想立法规范军火出口，但仍做出妥协，留下遗漏好让美制武器能继续生财。譬如美国国会于1976年先后制定《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与《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旨在监督武器外贸与相关技术的出口，但又于《武器出口管制法》中授权总统​​可豁免限制，特朗普正是靠此条文屡屡军售沙特、巴林等也门内战的参战国，激化当地的武装冲突。但讽刺的是，《武器出口管制法》又载明「美国的终极目标仍旧是打造一个免于战争灾难与军备危险和负担的世界」，何其矛盾！

虽然2018年与2019年有国会议员好几度谴责或打算阻止军售沙特，但议案不是遭搁置就是被否决。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Eliot Engel）要求国务院监察长利尼克（Steve Linick）调查2019年特朗普以伊朗威胁为借口出售沙特、约旦、阿联酋军火一事，结果利尼克也于5月18日遭解雇。不过这可不代表美国政界良心大发，因为反对者多仅伺机抨击特朗普政府的违法乱纪，对处于问题核心的军工复合体结构，依旧没打算彻底翦除。

再以台湾为例说明制度漏洞，如1979年美国一面同中国大陆建交并承诺降低对台军售，又一面制定《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继续贩卖，同年增产48架F-5战机售台，价格高达2.4亿美元；1980年更甩手卖出包含BGM-71反坦克导弹（BGM-71 TOW）、霍克导弹（MIM-23 HAWK）、M110自走炮等总价2.8亿美元的军火。即便1982年中国大陆与美国签署《八一七公报》，但美国仍以商用或科技移转的名义继续违反公报精神。如台湾引以为傲的「自制」战机「经国号」，其实便是通用动力公司、盖瑞特（Garret）、李尔希格（Lear Siegler）等美商协助设计。这既加深美国的对台宰制，又削弱台湾的军事自主性，好让美国军火商继续获利。

1992年老布殊（George HW Bush，1924─2018年）在竞选时更宣布出售通用动力于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制造的150架F-16战机，总额高达60亿美元，以满足议员们让「台湾购买美国工人生产的美国飞机」的要求，保住德州这大票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还要求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谅解：「这一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既不是为了台湾，也不是冲着你们。这样做是因为它的生产线在德克萨斯州，而德州对总统至关重要」，直白地承认军火利润涉及经济与选票两大元素，但没透露共和党在1992年还从军工业获得389.4亿美元政治献金的情形。如此利字当头，大陆再怎么抗议自然也促使不了美国收回成命。

也许有人会质疑：美国不是也会提供无偿军事援助吗？然而这表面慷慨的举措，实质上有益清除美国武器库存，加速更新换代，白宫可由此下令添购与研发新款武装，军火商便能得到新订单。再说援外的武器仍有维修保养、补充零件、人员训练、技术或生产移转等一系列后续问题，这些服务能保住军火商的生产线，是稳定的长期摇钱树，又能深化受援国对美国的依附，因此实质上仍旧是为了利己。

军事、金钱、政治相勾结的利益结构，构成美国政治的圣三位一体，但长期下来却造成三点危害。

一，外交军事化，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局等军方与情报部门都能对外交政策说三道四，在军火商的游说与献金下一次次激发地缘危机，国会议员亦受到同样的影响，如此一来美国便可顺理成章地扩张军备，军工业也就自然不愁吃穿。但后果便是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全球和平。

二，政治腐败化，军工业不但撒下大笔银票动摇政府决策，还常聘雇政府高官担任顾问以累积人脉，甚至堂而皇之迈入白宫成为大员，替自家厂商牟利。比如在老布殊任内执掌国防部、尔后又搭档小布殊成为副总统的切尼（Dick Cheney），在1995至2000年间曾是军工石油企业哈利伯顿（Halliburton）的执行长。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哈利伯顿凭借承包一宗宗五角大楼的合同日进斗金，最后在2005年跃为全球第十大军工厂商。

而特朗普政府里，先后当上国防部长的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与埃斯珀（Mark Esper），更是来自波音公司（Boeing Company）与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的副总裁。如此紧密的军事资本结合体，既引发前述的外交军事化，更使军工业与政府在众多交易里发生浮报、回扣、贿赂等弊案，加深政治腐败。

三，扩大贫富差距与产业结构畸形化，过分注重军事产业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军费年年上升，如特朗普2019年的军费预算已高居7,160亿美元，2020年更增至7,500亿美元，但教育、医疗、农业、住房等项目的经费悉遭削减，特朗普却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一份为了更好的美国的预算」。这种朘吸人民生产成果喂养少数军工业的行径，本质就是合谋军工富豪剥削百姓，既加深人民的苦状，更激使美国制造业愈往军工体系倾斜，丝毫不利健全产业结构。

然而这些恶果很难撼动美国大众的视听，不少右翼分子更深信：经济的衰退必定是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等国「盗窃」美国人工作机会所导致，完全没考虑到军工复合体是扭曲美国政经的元凶，反而用选票替压榨自己的寡头助威，剑指受美国军事与资本威胁的发展中国家。这种荒谬的指控，绝对是所有受压迫族群的悲歌、资本主义话语权的胜利。

加上军工业由于所需的技术高、资金高、研发周期长、风险也高，天生就有资本集中化与垄断化的倾向，这更促使军工复合体抓紧能榨取国家资源的任何机会。英国史家基尔南（Victor Kiernan，1913─2009年）也说过，「一个充斥着富有商人的政府不可能严格限制经济中的被垄断部分」，因此「很难想象他（美国总统）会在任何远离公众意识的外国问题上抵制一个强大的资本集团所施加的压力」。

由此，对于美国内部声讨特朗普出口军火的意见，千万不能过度拔高视之为山姆大叔的悔罪，充其量不过是供作党争的燃料。即便国会换届与白宫更替新主人，军工复合体依旧不会停止把持美国政局，更不会戳破以「民主自由」伪装的帝国主义本质。所以无论是在也门内战里淌血的惨死百姓，抑或在纽约垃圾桶里翻检残羹冷炙的失业贫民，不过都是无良寡头们在狂饮资本主义暴力瘾头豪宴下的众多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