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信任“他者”?秘密可以从那时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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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提议修建隔离墙,还是退出国际联盟,民粹主义政客都喜欢标榜自己是在把“外来者”挡在门外,这显然引起了本国民众的共鸣。为了理解这种现象,进化和社会心理学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被告知,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不信任“他者”,也就是那些不属于我们的社区或群体的人。

1970年,波兰出生的心理学家亨利·塔杰费尔(Henri Tajfel)发表了一部经典著作,展示了十几岁的男学生是如何迅速而武断地形成对自己群体的忠诚感,以及对外部群体的偏见,即使群体划分仅仅基于对一个或另一个抽象艺术家的偏爱。最近的研究表明,甚至学龄前儿童也更喜欢和自己种族的孩子或说相同语言的孩子一起玩。

我们倾向于群体内忠诚的一个进化假设是,这有利于我们从事部落狩猎-采集的祖先在与敌对部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因为拥有更忠诚成员的群体更有可能生存和繁衍)。在我们的黑猩猩表亲(它们组成联盟以窃取敌对群体的领土)身上看到的交战行为,被认为是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

然而,黑猩猩可能不是最适合拿来比较以了解人类的物种,而且人们对人类群体间行为的看法更为乐观,但迄今为止,这一观点被科学家普遍忽视。在最新一期《进化人类学》杂志中,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安妮·皮索尔和哈佛大学的马丁·苏贝克解释说,在灵长类动物中,人类是一个“异类”。我们对外来者采取高度灵活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高度宽容——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与外来者或“群体外成员”相遇和交往——也能够表现出攻击性。这与我们在进化史上作为交战中的原始部落这一形象如何吻合?

像许多群居动物(包括几种灵长类动物以及海豚和大象)一样,我们人类生活在所谓的“裂变融合”社会中,我们的忠诚是灵活的,我们聚焦而成的群体其规模是变化的,而我们的群体或部落之间的边界并不严格,视情况而定。比如,当食物充足时,裂变融合物种的个体成员将暂时解散其较小的正式群体,并大量融合。相反,食物匮乏时,个体会分裂成敌对的群体,在不同的地方寻找食物。和平融合也可能发生在其它情况下,比如当一个群体中的个体进行侦察,观察其他群体在哪里找到自己的战利品时。以及为了寻求交配的机会,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会转而加入另一个群体——在此之前可能需要进行早期融合和侦察。

这些社交、外向的倾向使我们能够随机应变,这与我们对部落的忠诚及好战等倾向一样,也是我们进化了的本性一部分。想象一下仲夏时分拥挤的伦敦公园。日光浴者、阅读者、踢球的人、散步者和野餐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共同享受着一点点温暖。就像日照一样,它可能不会持续那么久(虽为季节性资源,但它很充足),但至少在瞬间,空气中有一种共同的情绪。公园的边界使我们的身体更为接近,打破了平时的舒适距离,但我们不介意——我们可以一起享受或至少可以容忍这样的时刻,这是我们作为裂变融合物种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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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边界使我们的身体更为接近,打破了平时的舒适距离

事实上,皮索尔和苏贝克认为,我们已经进化出了在裂变融合物种中独有的宽容,而这源于,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我们有着异常大的大脑和相对较高的繁殖率。这些特征使我们极其依赖高质量、高风险(即时间和地点都无法预测)的食品和工具供应。反过来,这将对我们的觅食策略产生影响,包括在资源匮乏期间经常需要依赖其他社区。皮索尔告诉我说:“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过去或现在一直都是和平的。但是,当获取非本地资源非常重要时,人类往往设法对其他社区的成员保持宽容,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这样。”

虽然学者以前一直将关注重点放在好斗的黑猩猩身上,以此了解我们攻击性倾向的进化起源,但皮索尔和苏贝克认为,与其他更宽容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可能更合适,尤其是在理解我们独特的宽容本性的基础时。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观察到了倭黑猩猩群体之间共享食物和梳洗,还观察到了群体间联盟的形成。皮索尔说:“ 倭黑猩猩并不总是对其他群体的成员宽容。在群体间的接触中,两个个体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甚至是一些紧张的时刻,会让两个群体的许多成员都感到不安。但这种群体间行为的灵活性,即对群体外成员表现出宽容或攻击性的灵活性,与我们在人类身上看到的灵活性非常相似”。

其他表现出有利的宽容行为(尽管程度上不如人类)的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包括绢毛猴,人们观察到它们形成了混合物种群体,在此过程中学习新的觅食策略;还有狒狒,当食物充足时,它们会一起觅食(而不会分成单独的群体或“一伙”),在夜间它们还会聚在一起组成庞大的“部队”,从而获得更大的保护。月光下,一大群人类露营者帐篷挨帐篷地聚在一起,这与数百只狒狒在夜间的悬崖边挤作一团的景象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我们的攻击性倾向可能具有深刻的进化根源——这种根源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明显,我们的宽容与和平共处本能也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在我们评价领导者的方式上,看到这种进化了的宽容与合作的痕迹。我们倾向于将较高的地位赋予“社会关系良好”的人,特别是在当地急需资源缺乏的时候——这一现象在传统社会中很明显。例如,皮索尔和苏贝克指出,对海岸赛利希人(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原住民族)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海岸赛利将较高的地位赋予与其他社区联系最多的男性村民。我们倾向于认为男性战士享有一切力量和荣耀,这在战争时期很可能是正确的。但人们较少承认的是,在较为和平的情况下,应享有高度尊重的是合作者和外交官——他们建立了同盟,而不是破坏同盟。这与进化心理学家对威望型领导和统治型领导的区别有相似之处——前者更多地基于分享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能力,后者更多地基于通过恐惧进行统治的能力。

皮索尔和苏贝克还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些社会制度(如管理对外来者的适当社会行为的群体规则),以鼓励和加强社区间的合作,而这一时期对外来者的宽容以及与他们打交道是特别有利的。例如,如果内部成员欺骗外部群体的行为可能危及群体间合作的利益,那么他们可能会受到惩罚。

自从托马斯·霍布斯于17世纪对人类自然状态作出悲观评价以来,强调人性的阴暗面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种时尚。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卡·洛林·米拉姆(Erika Lorraine Milam)去年发表于Ae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用来自我们悠久过往的证据来阐述人性的问题在于,很容易挑出一种过于简单、带有偏见的形象。的确,我们人类倾向于偏爱自己的“同类”,我们在可怕暴力和仇恨行为方面的名声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这一及时的新评论提醒我们,我们的本性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我们独特的宽容能力,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群体,而且远远超出我们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