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右）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合影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本文摘自《革命年代》，作者高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古曰：“诗言志”，作为20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南巡期间，毛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38—40页）
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毛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执著地相信，惟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已退入“二线”，毛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在这几年后，毛越来越感到，刘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32-33页）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5亿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268-270页，改革出版社，1998）毛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此举以后又被毛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
根本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惟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毛认为，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对于原则问题，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父亲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1964年末，毛泽东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现在毛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惟谨，别无任何其他选择。（1967年2月3日，毛泽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说，当时在北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高校校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壮怀激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作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等在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时表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了出来），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构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毛将暂时把党机构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找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