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会议的一大核心主题就是商定中共高层的新老交替，纵观眼下的中共政坛，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的“掌权派”，多为“50后”；而以胡春华、孙政才为主的“60后”第六代接班梯队，已变成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他们都已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角和重要参与者。然而，无论是“50后”还是“60后”，与最新崛起的一批“65后”高官相比，都已不再具有年龄优势。经统计发现，截至2015年6月，在中共近400名省级常委中，共有18名“65后”高官。他们都是不容忽视的政坛新生力量。在未来5年，乃至10年，他们也将主政一方。在更远的中共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之时，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将可能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届时，在北戴河会议指点江山的将是他们这些新生力量。
在这18人中，有一位目前为中央委员，是黑龙江省长陆昊（1967.06）；5位候补中央委员，分别为北京市副市长陈刚（1966.05）、福州市委书记杨岳（1968.07）、山东省宣传部长孙守刚（1965.08）、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1965.10）和海南常务副省长毛超峰（1965.12）。根据年龄卡线，即便他们之中1965年出生、最年长的，在中共二十二大时也未过中共“七上八下”的68岁年龄红线。而三位“68后”杨岳和辽宁省副省长谭作钧（1968.10）、青海党委常委兼任西宁市委书记王晓（1968.05），更是年轻一代中的领军人物，可以说前途不可限量。其中，出身团派的杨岳、王晓更是之中的佼佼者。已是地方党政大员的陆昊，距离北戴河会议也致胜一步之遥，而更为年轻的团派“双子星”也必将在未来成为北戴河会议的主角。
65后“双子星”闪耀
在出身共青团系统“65后”的省委常委级别的官员中，正部级的黑龙江省长陆昊，是唯一十八届中央委员，也是目前职位最高的“65后”官员。他距离北戴河会议也致胜一步之遥。1967年6月出生的陆昊，曾经一度是所谓“团派”之中“最亮的新星”，他甚至被称为胡锦涛的“关门弟子”，在胡任内成为团中央书记，十八大后赴黑龙江外放锻炼，中央培养意味明显，据传这也是胡锦涛退位之际的安排。鉴于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魁已经63岁，不出意料的话，他将在两年后退休，而陆昊是接替黑龙江省委书记的首选。对于陆昊而言，黑龙江不堪的经济数据是其最直接遭遇的挑战和压力，能否成功突围事关其仕途前景。
刚刚由青海副省长调任青海省会西宁市委书记的王晓，两年前以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空降”青海出任省委常委、副省长。1968年5月出生的王晓，山东枣庄人，27岁时任副厅级的团青岛市委书记，29岁时任团山东省委副书记，30岁时挂职任共青团中央青工部副部长，34岁时任部长，35岁时任正厅级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40岁时任副部级的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晓在共青团系统任职达18年之久。纵观王晓的个人履历，其政途轨迹与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有相似之处。二人都是从学生到基层公司锻炼，胡锦涛曾在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工作，而王晓在青岛热电公司锻炼。而王晓调任中西部省份履新，也与胡锦涛的从政轨迹很像。
与王晓出生同年且小2个月的杨岳，在共青团中央任常务书记时，排在王晓之前，是该届排名第一的书记处书记，其发展前景与王晓相比可以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在中共政坛，主政一方的经历对于官员的晋升极为关键，特别是市长和市委书记职务。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官员战略思维能力、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极大锻炼与提升。主政一方，特别是省会城市市长、市委书记职位更为难得。两人现在都主政一方，堪称新生代中共青团系统的“双子星”。
众所周知，共青团系统早已成为中共高官的摇篮。从胡耀邦到胡锦涛，再到李克强、胡春华，梯队式的接班让共青团出身的高官在中国政治光谱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近几届团中高层多已履新地方或中央，成为中共治理系统的中流砥柱。公开资料显示，在王晓之前已有4位团中央“二把手”转赴地方任职，他们分别是巴音朝鲁、孙金龙、赵勇和杨岳。他们在地方均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巴音朝鲁是首位转赴地方任职的团中央二把手，2001年4月，在卸任团中央职务后任浙江省副省长。此后他又辗转至吉林任职，并于2013年年末成为吉林省政府的主官。而由团中央“一把手”李克强、周强、胡春华、陆昊，以及由共青团转任中央部门的胡锦涛、刘延东等更是例证，无须再赘言。
团派将迎“新生”
团派原意应为由中共的重要干部储备及培育系统——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据查，团派的名称起用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时期。胡耀邦曾任第九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后来在批评胡耀邦的会上，有中共元老指责胡耀邦重用“团派”的人。由此，“团派”之名叫开。由于其名称的产生直接涉及中共内部斗争，以致成为中国现今政坛上一个特定的官员团体。通常指在胡锦涛当政期间得到重用的，具有共青团中央或省、省级市共青团重要职位背景的官员。
胡锦涛对共青团背景官员的“偏爱”在圈内是有“口碑”的。尤其是任中共总书记后，在团派大将李源潮掌控组织部大权后，较大数量的有共青团背景的高级官员明显增加。但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团派”也并非严谨的说法，只是因为这批官员大多出身于共青团系统，但实际上共青团一直是被作为培养中共年轻干部的基地而存在的。只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这一批当年胡锦涛提拔过的“团派”官员，已经纷纷迈过了省部级的门槛，这才造成了今天“团派”官员集体上位，盛况远超胡温时代的表象。
然而，习近平在接班两年多时间取得了强势的地位和领导力，胡锦涛破除“老人干政”的“裸退”对他本人的约束要强于他想要约束之人，而且一般认为是其支持者的所谓“团派”在失去“主心骨”之后早已命途各异。有观点认为i，即使“团派”确实是一个政坛派别，但由诸如令计划者的陨落，胡春华、陆昊等人的升势，或是李克强、汪洋、李源潮、袁纯清的角色定型，这种分化共同说明团派已成历史，不应再被拉进现实政治的考量。
不过，从团派后备力量来看，未来已将在重新在中国政坛焕发新生。当然，里的“团派”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谓权利斗争而来的“团派”，而是指以共青团中央为仕途重要起点这类政坛力量。中共共青团作为党内组织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一是作为党政系统官员的储备基地。共青团在中共执政前发挥过重要作用，引入一大批学生骨干、优秀青年、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而在中共执政以来，其人员输入有了可靠保障，共青团逐渐成为优秀党员培养基地。而随着政坛团派新生力量的强力涌入，随着他们的进一步高升，其后势不可小觑。最重要的是，团派有着源源不断的庞大正规来源，而且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思想束缚少，对新事物接受快，并为政尚清廉，会成为未来中共官场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