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距离温家宝卸任中国国家总理一职还有15天时间，这位在过去十年间风头频出、争议极大的政治人物在其卸任之前却表达出一种“英雄迟暮”的感叹。北京时间2月8日，温家宝在2013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公开讲话，除了向中国人民表达春节祝福外，还着重强调了“这些年我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些好事，办了一些实事，但不足以报答人民群众对我的培养和恩情。我虽然尽力了，但总觉得有些工作做的还不够好，心里感到愧疚，时时自责，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和宽恕”。对此有学者指出，温家宝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总理，在过去十年之内，在“三农”问题、汶川地震时的表现受到很多中国民众的拥戴，而且其“亲民”作风也展现出一个与以往板着脸的中共官员完全不同的政治形象。
但是同时学者也指出，温家宝过于追求公共形象的表现有涉嫌以此为自己赚取政治声誉的嫌疑。将注意力放在空谈“政改”一类能够赢得民心的议题上，却在切实的工作中被称之为“外行领导内行”，经常使国民经济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以至于在过去十年之内中国经济进入房价暴涨，国有企业不断坐大，收入分配改革步履维艰的困境。更有甚者，温家宝自己的家族被媒体爆料或从中国平安保险获利。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理要求民众“谅解和宽恕”的煽情表态就显得做作而虚伪了，完全不符合多维此前在“习近平十大挑战”中对于中共高官“贤明政治家”的要求。
十年“作秀”遭抨击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温家宝过去的十年任期中，春节几乎都是在中国社会基层度过，如2004年，温家宝在郑州低保户家吃团圆饭。2005年除夕，温家宝则在河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主持召开艾滋病患者和驻村工作队座谈会，与艾滋孤儿和老人共度除夕。2006年，温家宝前往山东菏泽、济宁农村，在工地食堂和石油工人一起吃年夜饭。2007年，温家宝先后到辽宁清原、沈阳过的年三十，与东北大学留校大学生共度除夕。2008年，温家宝结束贵州的考察工作后，立即赶到江西灾区看望慰问（当年南方罕见雨雪冰冻灾害）。2009年，是汶川特大地震后的第一个春节，温家宝在四川受灾最为严重的北川、德阳、汶川等地，和灾区人民一起过年，在北川地震灾区居民家掌勺做大厨。2010年，温家宝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百色等地，看望慰问各族群众。2011年腊月二十九，温家宝看望了安徽省金寨县大别山革命老区群众后，随后赶到山东嘉祥县、曲阜。2012年农历年三十，温家宝前往革命老区甘肃庆阳2013年的春节，兑现3年前的约定，再一次出现在甘肃陇南和舟曲。如此风尘仆仆，无论是否有意“作秀”，这番与民同乐的举动也是让人感动的。
此外，温家宝在这类塑造亲民总理形象、争取普通民众支持的同时也在大力倡议政改，虽然在人事议案上一直没有话语主导权，但他的此举受到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拥戴。而他在上任之后与胡锦涛的密切合作被外界誉为“胡温新政”。
在政改议题上，温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畅谈中共一直视为“洪水猛兽”的政治改革，甚至为此与其他政治局委员发生冲突。在多维《传薄温争议“深化改革” 路线竞争早有先兆》一文中曾爆料，据传，当年政治局召开关于“十二五”规划内部讨论的时候，薄熙来就提出了发展重点不应再是改革开放，而应放在解决改革开放造成的民生、民怨及贫富阶级问题上。而温家宝反驳说仍应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现在及今后一段时期都还是硬道理。两种观点当时在内部会议中起了争论。
此前大陆学界曾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当局目前或许并不想让改革讨论扩大化。在中共的语境里，“改革”一词虽然为党内共识，但由于近年来中国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开始爆发，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加深，此时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改革，“如果现在中央让全党、全社会开始谈改革，那话题免不了要谈及到政改层次，而这是目前中共高层所不想面对的”。但是这种情况对于当时的温家宝来说，却是次要的，通过谈论政改，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民意或许才是重中之重。
但是十年过去，温家宝的政治声誉却有日趋滑落的迹象。无论是民生还是政改，他的表现被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为“影帝”——只说话，不办事。同时由于他在“薄熙来事件”中的积极表现，也受到了大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
随着2013年两会全国两会的日益临近，温家宝近期多次提出要求民众“谅解和宽恕”。2013年2月1日，温在北京市西城区看望群众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时，就曾公开表示“政府工作的好坏都凝聚在民生当中。这些年我为人民群众做了一些好事，办了一些实事，但不足以报答人民群众对我的培养和恩情。我虽然尽力了，但总觉得有些工作做的还不够好，心里感到愧疚，时时自责，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和宽恕。”
头疼医头脚头医脚 只能仰望星空
除了作秀外，温家宝另一个被学者批评的地方就是他在主持中国政府工作时的不得力表现，将其批评为“外行领导内行”，认为他要为十年里中国经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房价飙升、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改革搁浅等问题负主要责任。甚至有激进者将其称为“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
例如在2011年甬台温铁路列车追尾事故中，温家宝到达事故现场后对调查事故、整改铁道部做出了各种庄严承诺，而事故调查结果却拖延许久，对不合理的铁道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拖再拖。批评者认为，如果温连自己对于一个事故的承诺都无法兑现，遑论阻力更大的政府改革呢？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温家宝为保增长豪掷40,000亿人民币，而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的实际问题，仍然停留在喊口号阶段；由此造成的通胀和底层民众困苦后果。在今天中国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温家宝仍继续把经济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经济学家抨击温领导经济工作上缺乏考虑和准备。
如果说前两件事情上外界对他还存在争议的话，那温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的“失分”表现则成为其声誉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温家宝在过去的2012年一年中接连8次提到要出台收入改革方案而未果，是对他声誉的一次又一次打击。更是在2012年的中共全国两会上承诺，任职的最后一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也更看出他的急切心理。但在这项赶在中国农历年前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却让民众大失所望。更多似乎只是在回应当下的热点，谈不上是一项系统的改制安排，更谈不上是缩小贫富差距的解决方案。“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味道浓厚。更有人认为，这份“方案”充斥着温家宝“仰望星空”式的“假、大、空”色彩，是对百姓的又一次忽悠。有人不禁生出疑问，目前距离中共政府工作交替不足1个月，如此重要而又备受期待的改革制度就给出这样一个答复，是否只是温家宝赶在卸任前的应付了事，草草兑现自己承诺而已。
对此有学者总结，温家宝已形成一种习惯，当政府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总是先以超常的速度和能量推出一些极端的措施，不但灭火，还兼收民心。而对措施的可行性和正反的实际效果，没有细加权衡。通货膨胀，先压通胀，经济增长不力了，又掉头放银根。如果说治国策略缺乏前瞻性，是因其个人能力素质上缺乏一个政治家和高明管理者的大气和远见的话，那么明知道措施不可行而尽情渲染，不顾后续行为和影响，则有笼络民心之嫌，连从政者的基本责任感都达不到了。
家族财产问题需有交代
温家宝另一个饱受抨击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族财产问题。2012年10月2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一文，将温氏家族的财产秘闻来了个大起底。1个月后的11月25日，《纽约时报》再登《温氏家族与平安崛起》的文章，称温家宝与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家人可能因此获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平安保险股票。
而在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舆情中，对于贪腐的痛恨，超过了其他所有的社会议题。这一次《纽约时报》的爆料虽然在大陆网络上的传播程度远不如3月份的薄熙来事件。但是也给一向以清廉形象示人的温家宝最后政治生涯抹上了一层政治污点。
此前多维在《习近平十大挑战》中曾表示，“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王道思想之上，对帝王的要求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标准，连汉武帝、唐太宗都攀不上，不可谓不严厉，但为什么宦官外戚的专权依然是历代王朝衰败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制度约束的文化和意识，也就是儒家思想的迂腐八股，加上家庭氏族传统的糟粕在文化里起着重要作用，皇亲国戚滥权便显得顺理成章”。现代的中国必须以文明立国，文明的起点应该是政治和生活文明。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其主政高官的个人操守和持“家”之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随后有消息称温家欲就此事起诉《纽约时报》，但是最终结果仍然是不了了之。如今恰值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携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强力反腐之时，“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号召也并非口头之词。因此面对《纽约时报》的贪腐指控，当局不能再听之任之。中共如果想要协助维护总理声望，增强人民群众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决心之信任，就必须在认真调查核实相关贪腐指控基础上做出实事求是的正面回应。
中国今天的社会舆情承受不了太多的“烂尾”新闻，如果中共任由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海外主流媒体继续跟进报道而不再认真核实调查的基础上做出正面回应，不仅会进一步损伤温家宝的政治声望和清廉形象，对中共新一代领导层集体努力营造的反腐氛围来说也是一种巨大损失。
无论是作秀、失职还是贪腐，还是亲民、勤政、廉洁，十年任期内，温家宝已经成为中国政坛上一个“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政治人物。同时也希望温家宝认识到，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中共政治家，对名节的追求都远远重过富贵，而这种名节不能仅仅停留在“只说不练”的境地，而是需要更为扎实的政绩做依托。今天，胡锦涛因为其低调务实的士大夫精神和到期裸退赢得党内外广泛赞誉，高风亮节实至名归，比胡更珍惜名节的温家宝能否如其所愿，收获名节，归隐林泉，就要看2013年两会之前他是否还会有新的与民有利的政策出台，以保晚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