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广州遭遇冷空气剧烈降温，太古汇方所书店却即将沸腾。上千名读者挤在已经拉上铁闸的书店门口，要求进入，只为一睹央视记者柴静的真容。
柴静的新书签售活动原本没有安排广州站，“以为这里没人看中央电视台”。但这个夜晚，广州的这家书店却因为她的到来几近瘫痪，人群从门口蔓延至商厦的二、三层。活动结束后，书店的运营总监被带去派出所做笔录，并做出“不再举办类似活动”的承诺，否则将适用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
虽然受到了读者近乎疯狂的追捧，可柴静并不认为他们和自己的关系，是偶像与粉丝。
“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做的事”
如果不是出版新书《看见》，柴静并不清楚她的读者究竟是怎样一群人。
在冰天雪地的北京西单，站了四五个小时，有的拿着书看，有的在背单词，终于轮到自己签名时，对她往往只说一句话：“你辛苦了”。一名年轻的读者对她说：“排了这么长的队，我不是为了来见你，只是为了你做的事情”。柴静将这一幕写到了自己的博客里说，“嗯，知道”。
正是因为这十年来做的报道中的那些人，读者愿意对她有一点相知，这点对她来说，最重要。
这些年来，喜欢她的人越来越多，读者们在网络上建立柴静小组，把她的文字和节目收集起来。也有读者在谈论她的围巾、衣服、手提包，年轻女生在网络上写，“我也要戴条同样的红围巾去见她”，因为在《看见》的新书首发式上，柴静戴了一条暗红色围巾。甚至有自称是柴静粉丝的读者，曾在网络上造谣称“柴静被警察带走了”，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为她增加人气。
但作为公众人物，柴静从不透露自己的私生活，对于种种传言，她也几乎不回应。她说，读者并没有非要了解这些，“我看在我博客留言的读者，其实是没有这种愿望的”。
十年前的柴静，20多岁，天不怕地不怕，不想在任何单位固定工作，不愿被坐班和办公桌束缚自己。她住在北京，给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做节目，做一期拿一期稿酬，相当于自由撰稿人，没什么保障，但十分自由。柴静也根本没想过要去央视，如果不是陈虻给她打的那一通电话。
对于那时热爱自由的她来说，最终打破种种担忧的，是央视那年的年会。她在年会中看到了自由狂欢的劲儿，特别喜欢。新书首发式，崔永元、白岩松、张立宪等等好朋友的捧场，又让她找到类似年会的那种感觉。她喜欢和这样的人一起，是他们吸引了她进入央视。
刚进央视时，她总被陈虻骂。她不服气，对陈虻说，“我知道自己所能到达的度”。如今，回忆起当时的自己，她仍会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二十出头的人，对人生有种错觉，总认为人是向上攀登的，总觉得还有另一种在高处的生活，只要不断憧憬，总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但到了一定的年龄，经了事儿之后，就落在了地上。
搞掂采访后发短信“赢了”
十年前的她做采访，总觉得这是天然赋予，“人民期待着我去问”。甚至她会在搞掂一个采访后，给编导发短信：“赢了”。而现在，采访不再是她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博弈，这项工作可能含有对人的冒犯，或者多少有些傲慢，“本来咱俩不认识，但今天坐下来，我就要来问你内心最隐秘的事情”。
她变得温和，更忠于内心的感受，她诚实地说和问，“如果我能承担，那我愿意和你一起”。
生活中的她也变得更为谦逊、谨慎，不轻易发表看法，避免草率地下结论。她对群像概念十分谨慎，不再会对广州这座城市给她的印象之类的大问题给出洋洋万言，但放在十年前，形容词和排比句或许早已脱口而出。在她眼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人接触所留下的印象，更何况，就连这个印象也在不断变化。
坐标系是事情，不是时间
2012年即将走到尽头。柴静没有年的概念，也很少去想这个时间点是否有特别之处，她的坐标系不是时间，而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从2003年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起，经历“两会观察”等等阶段，她至今已有了十年的央视经历。这个年底，柴静把个人成长心路与中国大事件糅合在一起写入新作《看见》。———从“调查”到“观察”再到“看见”，柴静说这是一步步地“后退”，一点点把视线放平，回归到事物本身。
十年前，央视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各条新闻的转载率，转载率高，第二天可以受到表扬，或者免受批评。或许是为了急于证明自己，那时的柴静总想做头条，而且也总能做到，因为有新闻资源。但慢慢地，她发现，如果有很强的目的性或者功利心在前，其实是做不好的。现在的她，很多时候是为了乐趣在做事，而不是为了成败，态度悠然。
看过她的节目和书之后，仍然有人质疑她过于容易自我感动，也有人质疑她将复杂的社会问题讲述得过于真善美。柴静说，想知道让人质疑自我感动的章节究竟是哪些，“或许那是不自知的”。但同时她也认为，书写完之后，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了，只属于看它的人;而她，只是想诚实地写下自己的生命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