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本文来源：《今晚报》2012年8月29日第24版，作者：金一南，原题：《浴血荣光（二十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最高领导人是罗亦农，罗亦农是被谁出卖的？被朱德的前夫人贺治华出卖。贺治华做过朱德夫人，后来离开了朱德，又找了党内另外一位同志叫何家兴。贺治华和何家兴两个人合谋把罗亦农出卖了，其目的是为了到德国定居，两张到德国的护照和3000美元的奖金，就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出卖了。

而且贺治华竟然带人上门抓捕罗亦农。罗亦农当时本来有脱逃的机会，因为贺治华带领巡捕来抓时，他还没有回来，他夫人急中生智，把门口的一盆花推倒，已经发出信号了。但是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罗亦农打着伞，低头躲雨没有看见门口的信号，进门就被抓了。

那一天还有一个险情，本来罗亦农约邓小平谈话，邓小平晚到了几分钟，如果邓小平早到几分钟，那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又在哪里？

从这些事例来看，中国革命何其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恩格斯讲的那样，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

邓小平后来向周恩来报告，贺治华叛变。周恩来同志当时非常谨慎地说，我们还要调查，还要了解贺治华是不是叛变。最后，证实了贺治华叛变，贺治华的丈夫何家兴被打死在床上，贺治华在床上也挨了一枪，没有被打死，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

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

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

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

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采取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其他革命都无法类比的空前残酷性。大量的牺牲，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确实吓倒了我们一批人，从而让中国的革命道路充满了艰辛，中国革命呈现出空前的惨痛性。

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仍旧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都被敌人捕获枪杀。

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

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

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

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

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

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最后还是坚持不住，纷纷叛变。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国家。

这就是新中国的曙光尚未出现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这种筛选太厉害了，是非常严酷的筛选。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