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香港保钓人士被移送至那霸。
专家访谈：“8·15”保钓是不是一场胜利？
“8·15”保钓归来不算完
李义强（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非会长）：“8·15”行动是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和“世界华人保钓联盟”联合展开的行动。我们民间保钓运动分为“常规的行动”和“针对性的行动”，这次是一次针对性的行动，是针对日本近期不断挑衅的还击。整个行动计划是相继展开，香港第一步先行动。但最后因为大陆和台湾的各种因素，没有如约展开，只有香港这一条船单独行动。我们当时的规划只要这条船进入离钓鱼岛12海里的主权海域就是成功的。当时这个行动是公开的，日本做了很大的防御，难度可想而知。
民间从七十年代开始涉足钓鱼岛问题，1996年以前，始终停留在民间的街头抗议的程度，1996年，日本在钓鱼岛上建灯塔，建城市，建机场，激怒了中国的老保钓，此后我们叫做“第二波保钓行动”。从1996年到“8·15”这个行动，我们大陆是5次行动，香港和台湾大概有不下二三十次，我们只成功登过3次岛，分别是1996年10月7号、2004年3月24号以及这次8月15号。
“8月15号”是日本当年战败的日子，最大的意味就是我们有决心再次战胜日本。在我们冲岛成功以后，人员被捕，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起的作用，我们的人员不到48小时就安全返回了香港。返回以后，我们也做了后续的工作。不能把人放回来就这么了事，我们现在正在搜集证据起诉日本，首先是非法拘捕保钓人士，对我们是人权的伤害，其次是保钓船只被日本撞损。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法律界的帮忙
资料图：香港保钓人士被移送至那霸。
莫世健（澳门大学的法学院院长）：从我1984年读书的时候开始，学的原则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搁置以后，就没下文了。搁置以后，你不管别人就会管，以钓鱼岛为例就是日本人管，搁置三五十年以后，在法律上就越来越弱了。从1984年开始搁置争议，搁置了这么多年也没解决，搁置五十年还是这样，搁置一百年以后，我觉得也不要解决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非常支持各种保钓行动。我个人觉得政府应该对民间的保钓活动进行支持，不要控制，让民众说话，让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个人也愿意参加一些活动，包括李会长讲的需要一些法律的支持和援助，我愿意参加。
郁志荣（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对“8·15”保钓行动的评价，我用六个字总结：一是“积极”，首先，日子选得很好，利用8月15号日本人投降的日子，日本当时承诺要和平，这个日子非常有利。其次，就是勇敢，冲破封锁线，冲击日本海上保安厅，还有冲滩。不在海上不知道，两个船的夹击对生命的威胁很大，有可能会死人的，所以保钓人士的勇敢是可敬可佩的。由此，我就概括出另一个词“危险”。
第三个是“纠结”。日本在我们的领土上，扣押我们的人，再放我们的人，这和六十七年前有什么区别吗？再保钓的时候，我也想参加一下。看从法理上和技巧上怎么赢他们。对“8·15”的保钓行动三个评价就是：“积极、危险、纠结”。
民间保钓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我认为，应该是外交主导、海上劝导、舆论引导、国家领导、民间诱导。登岛的目的是什么？我两年前就找专家讨论要不要去。专家说要去。国际法庭有一个审判的原则，实际控制是证据。三十八年了，我们不去，只靠外交部很微弱的声音不行，我们去转了三圈，回来以后画图入册，我们到国际法庭上可以用这样的行为去抗议，有备无患。民间保钓是很好的形式，但“为什么去”要搞清楚。
他们现在抓人了，然后就回去睡觉了，媒体也接受采访了。不对，你为什么抓我们的人？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要去追究。
资料图：香港保钓人士被移送至那霸。
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保钓”热潮
陈传仁（台湾《海外华人的力量》作者）：对于这次“8·15”保钓行动，我有三点看法：第一，在社会层面，保钓事件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保钓”的热潮。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2004年有两次保钓人士曾经登岛成功，但都没有像这次这么大规模的舆论和影响力。我个人觉得在国难和外来压力面前，中国人是相当团结的。这种团结的精神在2008年的奥运会火炬传递的时候，在汶川地震的时候，都曾经体现过。但这次，我感觉很震撼，得到了团结精神的发扬。
第二，我认为两岸四地在全球层面形成了久违的“中国认同”。这次两岸四地的保钓行动超越了大陆与台湾的分歧。
第三，这次的保钓事件再次体现了我们中国在争议海域及岛屿问题上采取的刺激、反应逻辑的有效性。在周边冲突中，大陆方面一直很克制，总是对方作出刺激，大陆方面再做出反应，这个逻辑很有效。体现了大陆方面信守诺言。只要对方有动作，中国的反应肯定会使中国方面获得更大利益。对于海洋争议区的争夺，未来会越来越激烈。中国方面应该有多层次的预案来应对未来还会存在的争议
资料图：香港保钓人士被移送至那霸。
很好地显示了“民间外交”这条战线
楚树龙（清华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副所长）：作为学者，我认为这次保钓行动确实是中国多年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大进展，也应该说是一次大的胜利，而且这次胜利是民间在前的，政府在后面配合。
这次行动也是一次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力量。我们国家人口很多，但给世界一个很温和的形象，就是中国人比较老实，这次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形象。我们这次是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允许像日本、越南、菲律宾，包括美国等国家在我们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为所欲为。到了一定程度，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军队和人民，都要坚定地行动。这个信息，日本人已经得到了，美国也得到了，越南、菲律宾也清楚。
这次行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一边倒或失衡的状态。这一两年，日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员、民间等等，仗着它实际控制，在钓鱼岛问题上活动不断。而我们由于没有实际控制，除了外交抗议以外，就没有其他的行动。这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不利态势。
这次很好地显示了民间这条战线。中日之间的民间外交这条战线一定要扩大。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应对国外，特别是应对整个西方世界时，就靠一个政府。人家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议员、NGO组织等等，而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单靠政府，非常薄弱。
这些民间保钓人士的工作很有意义，通过这次事件，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一定要壮大，无论是在内政上还是外交上，社会力量要增强。当然，社会力量该怎么发挥作用，也可以形式多样，可以更严密地组织积极的力量。
资料图：日本右翼分子向岛上纪念石碑致敬。
罗援（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这次保钓应该说是一次小的胜利，我也认为它具有大的意义。第一，它向世人宣示了钓鱼岛并不是像日本人说的没有争议的，起码现在凸显了钓鱼岛的争议。
第二，它向世人宣示了中国政府也面临着民意压力，而且民意难违，要顺从民意。这次我们政府的表态就是顺从民意，民意走在了前面。
第三，就是现在说“搁置争议”已经过时了，已经搁置不起了，而且也无法搁置，争议已经浮上了水面。这次保钓活动使以后的钓鱼岛争议常态化，我们没有退路。香港的保钓人士9月份、10月份还要再次保钓，日本的议员、民族和右翼团体也登岛了。小平同志当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有历史条件的，当时中日要恢复邦交，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可以把它留给下一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下一代”了，不能再一代一代地拖下去。老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这一代要用我们的政治智慧，用我们的历史担当来解决。我认为这次保钓的运动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我认为是提振了民心士气。
资料图：右翼分子在岛上逗留约两小时并打出了日本国旗。
小胜利不值得高兴，形势依然严峻
戴旭（国防大学教授、大校）：这次“8·15”保钓，从单个事件来看，应该是一次小胜利。因为以往日本日抓了中国人以后，并不是这个态度。比如上次，是在我们抓了日本人以后，他们才放的人。而今天美国人也对日本施加了压力，日本很快放人了。但这个胜利不值得自豪，因为是我们的人被他们抓了，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抓了日本人，他们抗议，然后我们再给他们放人，那才值得高兴。
郑明（原海军装备部部长、少将）：我觉得这次的胜利不是太大。日本的三种准军事力量都登岛了，而且把我们的人又抓了。但我们想想，那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被人抓了又放了，没这个道理。但是，比起过去一直要动用到外交部长，甚至国务委员才能放人，好像有点进步。但对整个形势的判断，严峻依然是主要的。
李薇（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这次保钓人士登岛，我看了以后也非常激动，五星红旗登上了钓鱼岛，保钓人士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民族气节非常感人。但这种行动是不是以后要常态化，还需要慎重考虑。因为日本也登岛了，而且海保是准军事单位，也先行登岛了。他们有可能利用我们登岛采取更严密的措施，如果我们多次登岛，他们就有可能在岛上建立一些设施，或者人员会常态化存在。这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夺回钓鱼岛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利的。宣示主权的方式还有很多，我们可进可退，在战术上，我们还得慎重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