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黄山门”后面权力的影子：这样的烈士光彩吗

就在“复旦黄山门”逐渐平息，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其后面权力的影子以及语焉不详的真相。

据悉，事发时，被困学生曾三次电话报警未果，一名叫施承祖的27岁青年发短信给自己远在上海的二姨父，上海警方随即通知安徽省政府，黄山当地空气骤然紧张。

公开信息显示，被困队员在上海的亲戚收到他们被困的信息后，查明了孩子和复旦学生一起出行，立即通知上海警方。该消息被立即上报给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在短短的30分钟内，就异常高效地转给了复旦大学和安徽省委省政府以及安徽省公安厅。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孙志刚、副省长花建慧都先后作出了批示，命令紧急层层转达，两地的若干个部门都紧张起来。

黄山市长宋国权，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蔡建军，市委常委、黄山管委会党委书记许继伟，市公安局局长鲍仕魁等旋即到达黄山，前线指挥部就设在云谷寺综合治理办公室3楼会议室。

一位黄山警官事后告诉记者，当命令层层传达到景区时，整个黄山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没有人敢不重视。

“夜不上黄山”是惯例，可被困者是复旦学生——更准确地说，是有背景的学生。于是，领导层层重视，“只能是不计代价救援!不计条件，不计后果。”

复旦宣传部介绍，他们第一时间拿到了被困学生的资料反馈给上海警方。上海调集了直升飞机待命，还派出专业的救援队连夜赶赴黄山。完成这一系列动作，距报警不到一个小时。

事后，山友讨论这次大规模救援，属于国际惯例中的顶级接援级别红色险情应对措施。而与之对应，18名学生在相对安全的状态下被困，无人受伤。属于遇险中最轻的险情。

一位参与救援的警察告诉记者，按照国际上救援的原则，只要可能危及到救援者本身的生命安全，救援可以停下等待时机。以这次为例，如果白天进山，情况会好很多。但他们面对的情况是，只要各级领导层层重视，一切都不一样了。基本就只能是不计代价救援!不计条件，不计后果。他说，这些被困者身份特殊，复旦大学的学生!万一学生晚上在山上出了事，我们不好交代，领导无法向省上交代，省上无法给兄弟省市交代。

于是，因为担心无法向权力和特权交代，黄山政府和警方组织了敢死队式突击和莽撞救援。警察张宁海的死表面上是一个意外，其实却是在劫难逃并且最终成为整个事件最大的牺牲者。当人们指责复旦大学生冷漠的时候，背后权力和特权的荒谬逻辑却被极大忽视，真相无声无息。

如果这位施姓同学的二姨夫不是上海有关方面的有影响力的大人物，这些遇险者即使报警三次也没有人会来营救他们。仅仅是因为18名遇险学生里面有一位大人物的亲戚，遇险中最轻的险情就得到顶级接援级别红色险情应对措施，不计代价，不计条件，不计后果表现后面，并不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珍视，而是对权力和特权的屈从和谄媚，这样的救援，这样的烈士，不是辉煌和光彩，而是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无法洗刷的耻辱和悲哀。

“复旦黄山门”事件最正面的意义，就是又一次彻底伤痛了我们的心，让我们对权力和特权的憎恨以及仇恨又加深了一些，这些情绪不断发酵，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和受难者，在劫难逃！

“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

一起因去黄山探险迷路而引发的“黄山门”事件，激起了网友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也将百年名校复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发一周以后，12月21日下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

校长主动提及黄山事件

12月13日,主要由复旦大学生组成的探险队在黄山探险时迷路，24岁的黄山市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护送登山者走出危险区时坠崖身亡，网络、媒体和公众纷纷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而这一事件在复旦校内也激起了巨大反响， 绝大多数学生都很震惊，纷纷表示了哀悼。

12月21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代表第一次近距离地就学校发展和学生事务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杨玉良校长主动提及了最近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黄山事件。

杨玉良表示：“关于这次的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感的，人做任何事都会带着情感，而所有的情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上。但是要知道，情感不是情绪，情感是在公共道德条件下应该拥有的类似于亲情、友情等的真情实感。如果你丧失了情感，你就会用一些貌似理性的态度掩盖了你真正的判断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

杨玉良坦言：“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 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复旦大学应该有一个精神风格上的转变。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谈到精神层面的培养，我想说，真正的学者首先在道德上应该是纯真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应该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

重新审视大学各种活动

杨玉良自我反思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里的各种活动。我一直要求团学联、辅导员,包括社团要审视自己平时的各种活动，要考虑举办这个活动对培养学生有什么意义。我们搞各种活动，首先要审视培养学生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学生里头灌输一种思想：想方设法去当官、去投机，如果学生中的选举也和社会上一样，胡乱拉票、行贿，那这对学生是一种伤害。”

网络传播要先思考利弊 此次的复旦黄山事件，网络在传播消息以及表达网友不满方面，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力度，杨玉良说：“网络是一个现代工具。我不评论好坏，我把其当作一种技术，大家知道技术是双刃剑，比如核能，在一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成功率在提高，你搞一个导弹我搞一个反导弹，纯粹是技术主义，忘记了人类世界里还有精神和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