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这样的场景在这个村已司空见惯。这个位于著名的宁波南溪温泉入口处的乡村，山秀水清，风景如画。村处两山之间的峡谷，一条大溪由西向东，贯穿整个村庄。该村人多田少，全村4000余人，原有1360亩水稻田，人均仅0.3亩。自2004年至今，在该村村委会的不断运作下，适宜耕种的良田已所剩无几，几乎变成了一个无田村。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工厂和一幢幢房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座占地面积15亩，楼宇巍峨的“宁海县深圳镇人民法庭”。
该法庭周边皆为民房，有的在建房，有的在搞装修。气势不凡的法庭，在这一群民房中鹤立鸡群，巨大的建筑和同样巨大的空地显得非常扎眼。
村里人介绍，该法庭是2008年所建，在此工作的法庭工作人员仅5名。从大门口的公告窗可以看到，所有公告的日期均为2009年，纸质已灰暗，不见2010年的新公告，可见“生意”清淡。据悉，该法庭用地手续齐全，属合法建筑。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级法庭的建设标准看(8人以上法庭建筑面积不得超过2000平方米，7人以下的不得超过900平方米)，该法庭仅建筑面积就达6000平方米以上，超6倍以上，如此高标准的豪华法庭，在国内的乡镇鲜见。
更大的问题在于，占用该块农田的法庭，既未取得农田承包户的同意，也未给农户相应的补偿，究竟是怎样合法地批下来的，至今是个谜。
迄今为止，已毁坏基本农田387亩。其中宁海县深圳东升文具厂等九家企业圈占139亩，法庭15亩，违法造路侵占108亩。其余的，被村委会以10万/间的价格卖给非本村农户(注：一亩可划分为6间地基)。得到款项多少，用于何处，不详。据村民反映，该村帐目已多年未公开。
据浙土资信复核[2007]46号文件《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称，东升文具厂等9家企业的占地在2006年办理审批手续时，已被填渣并砌基造厂。事实上，上述厂家所占农田至今未被倾渣填埋，仍被村民耕种。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根本没有来实地核查，省国土厅也是如此，不知何故，竟作出了与事实相悖的信访回复。
这一切反常行为的背后，逃不过“利益”二字。这个4000多人的大村，村支书和村主任同为一人，名叫胡X杰。据多名村民反映，胡某开有大酒店及工厂，个人占地约15亩左右，手下有一帮二十多人的队伍，均由社会闲散及刑满释放人员组成，由村里发给每月1400元以上的工资。
村人算了一笔帐，一亩田可划分六间地基，除二间返给农户外(还要缴纳每间12000元的所谓费用)余下四间，均被胡某等人以每间10万元的价格卖给外村人。六年下来，数百亩田被毁，所得之利有多少?据估计在5000万以上!然而，村里的帐目自2004年始一直没有公开过，村民的知情权被剥夺。
农村的民主选举存在贿选现象，屡见不鲜，几乎具有普通性和公开性。胡某以200-10000元/票不等的代价贿选，所付出的成本不少，捞点本钱回去，村民还是能理解的。
问题是，心肠太狠，手段太辣，行径太毒，欺人太甚。至目前的花田畈强填农田，村民已忍无可忍!这些被强行占田的村民，大多数是既无文化也无技艺的可怜农民，以老弱病残者居多。如开头提到的胡荣宽，年过六十，一目已盲，腿又伤病，目前卧病在家，仅靠妻子在县城当保姆挣几个活路钱。种田地的收入对他一家来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他们以后生活的主要来源。接到村里2010年10月24日的通知后，他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农民无田，以后怎么活?这份通知，见上图的照片。另有所谓的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书，见上图。
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书的真伪，即40余位“签名”的村民代表，是否全部系其本人所签，不得而知。但是其中有二位，已明确表示，他们并未签过该表决书。为保护这二人不被打击报复，暂不在网上公布，至于这份最后通牒式的通知，内容之荒唐和口气之霸道，闻所未闻，故立此存照。
现在，被强占农田的16户村民表示，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他们只有最后一招——舍命抗争。他们已商议，如果在11月20日之前，有关部门尚没有答复，制止他们最后的农田被非法侵占，他们已决定——集体自杀。详见照片之血誓书。
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勇气这么做，只是说说而已;也许，他们在这段时间内，被和谐，被分化，分崩离析，作鸟兽散;但也许，他们真的就这么做了!不要低估这群弱者的决心和勇气。因为，这是个特别的地方。王锡桐的诞生地。
简单理解一个法制国家的含义，首先是有法可依的，即静态意义上的“法制”;而后是依法行事的，即动态意义上的“法治”。 所以，法治是一种状态，是社会本位上追求公平与有序的一个过程。有了这个社会基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涉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关系，就能按照既定的法律来维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社会各方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只要依据现行法律给出的约定，用合法或非法界定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用法律约束自己不侵犯他人的利益。这其实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即使担心自己不熟悉或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法律，也可委托专业人士代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维权成本，更不要说用生命来支付维权的成本——因为，法律本身就包含了维护和尊重生命的意义。
然而，这个基本道理拿到拆迁中，似乎被“真空”了。拆迁引起的利益冲突，已经突破了基本的法律界限，即使“新拆迁条例”音讯杳然，也与现行的《宪法》和《物权法》格格不入。在权力和权利之间，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法律准则，公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公民私权的孤立无助，迫使弱势方不惜以生命来加重维权的分量。于是酿成了一幕幕恶性拆迁的惨剧。这难道不是权力违法和执法者视若无睹的结果?从拆迁引起的命案大多没被追责来看，在拆迁领域，法律成了真空地带。
这种涉及到权力本身的违法行为如果得不到制止和惩处，对社会的危害是极大的。如果说曾经发生的被拆迁户自焚、跳楼等恶性事件，还不足以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的话，那么，从宁波市宁海县深甽镇深甽村“16户村民不满农田被征，相约集体自杀”事件中，还看不到拆迁引起的社会矛盾正在恶化?
近日，一则有关当地“16户村民不满农田被征，相约集体自杀”的帖子在网上传播。当事人正是深甽村16户失地农民。该帖子还附有数张在11月3日签名、印有身份证复印件、按有手印的照片。在帖子中，16户村民表示，他们已商议，如有关部门在11月20日前没有答复、制止农田被非法侵占，便“集体自杀”。(11月15日《青年时报》)
这是一个“以命相搏”的“宣言”，可能在相关地方政府看来是以命要挟，在我看来，这些都不重要，预言要集体自杀，确实有要挟之嫌，但正是这种“要挟”，暴露了这些村民在抵抗拆迁手段上的升级，这种“升级”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停止强制拆迁的步伐，没有作好拆迁善后工作的结果。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拆迁中出现的问题，法律没有亮“黄牌”，社会舆论不起明显作用，作为被侵权的对象，除了“以命相搏”的下下策，还有什么选择?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即使地方政府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即使以公权力的绝对优势强行拆迁，也达不到压制之下的“安定”，权力在扩张，百姓的抵抗在升级，如此，社会矛盾越演越烈，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已至此，个人以为，通过社会舆论的抨击，通过讲道理、讲法律来唤起这些地方政府的良知恐怕很难，因为既没有对拆迁造成恶性事件追责的前车之鉴，又有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驱使，势必有恃无恐。在这个关键时刻，唯有通过现行法律法规厘清利益双方的权限，维护合法利益，更应该立即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更细化的、更强化的法律法规，严格规制拆迁行为。拆迁不但引起了自焚事件，还将要发生“集体自杀”， 法律还能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