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因为经济基础、住房等现实条件，使自己的预期生育年龄推迟了2.1年。北京等一线城市，小两口月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 今天上午，记者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获悉，该集团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指出上述信息。
调查指出，生育的两项基础是经济基础，另外还要有住房，而如果放开生育限制，对于目前未生育者来说，选择生两个子女的比例仅为四成，而出于现实诸多因素的考虑，实际生活中的这一比例还会更低。
调查·生育条件
月入达8000元才敢生孩子
调查显示，在目前未生育子女的受访者中，不论城市、县城还是农村，都普遍认为“有一定经济基础”、“有自己的住房”是生育子女的两大前提条件。其中，农村受访者选择“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比例相对更高，占85.4%，而城市和县城受访者选择“有自己的住房”的比例高于农村，分别为63.8%、71.3%和58.8%。
小两口月均收入达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
预计生育年龄“晚”2.1年
调查显示，整体来说，已生育受访者的实际生育年龄与预期中最佳生育年龄基本上比较吻合，分别为25.1岁和25.3岁，而未生育受访者的计划生育年龄则明显要晚于预期中最佳生育年龄，为27.4岁，大概晚了2.1年。
城市受访者的三项生育年龄数据均要高出县城和农村受访者。尤其在实际生育年龄上，城市受访者要比县城和农村受访者(分别为27岁、25.1岁和24.3岁)分别晚了1.9年和2.7年。
在计划生育年龄上，城市受访者也均为最高，尤其是高出农村受访者。
解析
生孩子费用上升城市流行“孩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打比方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的农村，生孩子就如同添双筷子，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生孩子所花费的成本太高，导致一些家庭负担不起，所以不敢要孩子。
唐均还指出，现如今社会竞争激烈，甚至是过度竞争，在城市生活的老百姓会感到生活压力很大，生孩子本身花费的成本也比较大，他们不希望孩子刚出生就过一种很紧迫的生活。
另外，唐均还分析，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之后，老百姓定会更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把生儿育女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分析师姜健健指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实因素的制约，实际生育年龄逐渐提高是一个明显表现，表现特别明显的为城市地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讨论关于生孩子的花费问题，尤其是城市地区，如流行词汇“孩奴”。
据一位妇产科专家介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个孩子只要几元钱，八十年代四五百元，九十年代则要两三千元，现在已上涨到四五千元。
一网友“为了孩子而生活”日前在网上晒出了每月花费成本，包括医疗、吃穿、玩具等高达5000元，而他的工资仅是2500元。
早在2004年底，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主持的调研报告称，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上学等支出，则高达48万元。
调查·生育意愿
城镇已生育者一半多只愿生一个
居民是否已有子女对他们生育数量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调查显示，在城市中，目前只有1个孩子的居民中有56.4%表示希望有两个孩子，实际上这些居民年龄偏大，同时出于家庭、健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很难在实际生活中生育两个子女。
而在目前未生育的相对年轻居民中，表示希望生两个孩子的比例还更低，仅为43.2%，再加上现实因素的制约，实际生育两个子女的比例会更低。
根据目前的政策规定，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允许生两个孩子。而调查显示，在城镇地区的已婚受访者中，即便夫妻俩均是独生子女，也仅有42.7%表示希望可以生两个孩子，另外有56.2%表示只生一个孩子就好。
丁克族已经在城市里“抬头”
调查显示，北京、太原、西安等北方城市受访者中，选择生两个孩子的比例都在六成以上，明显高于选择一个孩子的比例。南方城市中广州是唯一选择生两个孩子的比例超过六成的，为66.5%，上海、武汉等南方城市的受访者选择生一个孩子的比例反而还略高于生两个孩子的比例。
另外，丁克意识最高的是武汉受访者，所占比例是9.9%，其次是北京8.8%。而广州和太原受访者的丁克意识则最低，均为1.2%。
解析 丁克反映出意愿多元性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分析师姜健健表示，如果放开生育限制，对于目前未生育者来说，选择生两个子女的比例仅为四成，而出于现实诸多因素的考虑，实际生活中的这一比例还会更低。
丁克意识的存在，从侧面上反映出了社会生育意愿的多元性，对于放开生育限制也会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因此，这意味着放开生育限制的后果其实并不会如同我们想得那么严峻，从长远来看，因势利导将是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思路。
姜健健还分析，孩子走出孤独，进而培养宽容、分享等性格以及减轻孩子今后的养老负担等思想，则对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如何评估放开生育限制后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制约因素和刺激因素。随着独生子女教育经验的不断积累与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即便放开生育限制，人们的生育行为也会趋于理性。
调查说明
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昆明8个城市和广东广州从化、辽宁大连普兰店、浙江杭州临安、山东枣庄滕州、黑龙江哈尔滨尚志、山西晋城高平、湖北黄石大冶、四川成都彭州8个地区的小城镇及农村共3262名18周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的入户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