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桩在日中国研修生受企业虐待事件被曝光！

2月17日，4名在广岛打工的中国研修生向日本华文媒体写电子邮件求救：“去年3月以来，我们每天都被工厂强迫进行8个小时以上的体力劳动，却没有一分钱的工资……如果不干活，工厂就要强行送我们回国。可我们来的时候，家里都是借的钱啊！……我们真的好无助。”

近年来，研修生在日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件屡见报端，使得人们对原本让中日双方可以实现双赢的日本研修生制度产生了疑问。

而眼下，媒体报道的个案都还是冰山一角。

在日中国研修生遭虐讨薪

工作18小时赚来6角钱

1月26日，日本“联合北九州”工会接到一名华侨的投诉电话。来电称，自己一名在九州大分县某缝纫工厂上班的亲戚遭到公司虐待性强制加班以及拖欠薪水等无理对待，要求工会立刻介入处理。次日，工会即展开救援。

在“北九州事件”中，有6名中国研修生在大分县的这家制衣工厂工作。打电话向亲戚求救的是其中一名化名为T的女工。而她打给亲戚求助电话的过程，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之前一次与维权机构交涉的电话被察觉后，公司方面立刻拆除了女工们可以使用的全部电话，并对其中一人进行威逼恫吓。T只能找机会冒险从公司出逃，使用公用电话求救。

2007年2月到2008年2月间，怀揣着打工赚钱的梦想，这6人在支付了4.8万元人民币的保证金后，先后赴日。刚进公司，护照、存折、印章就被收走，为的是防止她们任意离开。当时，她们得到的承诺是：第一年作为研修生，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津贴6万日元，根据日本法律不得加班；第二年“升”为实习生，每个月工资为7.5万日元，加班费另算。

然而，第一年，研修生实际的作息表是：早上8点钟上班，深夜3点钟下班。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月加班高达270个小时。这种难以想象的工作强度换来的仅仅是，每小时8日元的加班费，即人民币6角。

即使是这6角钱，挣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这家制衣公司针对中国研修生采用了日本禁止的计件制工资制度，缝制一件西服可得30至70日元（约合人民币2.5元至5.5元），只有缝满一袋衣服才能获得这8日元所谓的“加班费”。而日本各县《最低工资法》所规定的最低工资线大多在每小时600日元左右，与研修生实际所得相差竟达数十倍。

即便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研修生也未能拿到全额的工资。公司逼迫她们每个月交纳日本法律禁止向研修生收取的2万日元宿舍费和水电费，以及3万日元用途不明的“管理费”。实际上研修生每月实际收入大约3万日元。而这笔钱，也往往被公司强制“储蓄”，无法直接提取使用。

“日本的消费水平很高。3万日元，大概也就相当于中学生一个月的零花钱。”一名日本留学生告诉记者。

身心俱劳，35岁两鬓斑白

为节省开支，“北九州事件”中的这家公司采取了非常手段：无论女工们的工作场所还是她们的住所都不给供暖。女工们每天都要在寒冷、疲惫、饥饿、头痛中完成超额的工作。

6名中国研修生都来自中国北方，习惯吃面食，原本自己蒸馒头吃，但日本公司的老板娘认为吃面食比吃米饭要慢，影响工作，干脆规定“为了10分钟内吃完，馒头一类的东西一律禁止！”她们工作时的休息时间也被框定在午饭的15分钟和晚饭的30分钟内。

女工们回忆，晚上6点钟是最忙的时候，女工们工作到这时已经很饿，却不允许吃饭。“想吃饭，肚子饿，没有力气……”说起在工厂的工作，女工们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

与此同时，她们还不得不忍受公司老板的叫骂。“混蛋！”“中国人混蛋！”“好好干活！”不绝于耳。由于连续的艰苦劳作，加上不断的精神折磨，35岁不到，多名女工的两鬓竟已生出斑斑白发。

事实上，2009年以来，日本岐阜、琦玉、神户、熊本等地均发生了中国研修生不堪重负与资方对簿公堂的事件。日本福井、福岛地方部门曾经统计，2008年两县90%使用研修生的公司都有超量加班的违法现象。

研修生制度需作重大改革

在工会的努力下，1月27日，“北九州事件”中的6名中国女工已得到强制性保护。2月2日，公司方面终于表示，将退还已经缴纳的宿舍费和水电费，同时把强制的存款汇入中国研修生的个人账户。而在驻日使领馆介入后，负责这些研修生在日本工作的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已被迫飞赴日本说明和处理这一问题。大分县中国研修生事件基本得到妥善解决。

尽管受到日方公司的虐待，但6名女工并未对日本表示失望与不满。相反，她们对获知消息后第一时间采取行动的北九州联合工会感激涕零：“太谢谢保护我们的朋友了，不知道怎样感谢各种各样的照顾才好。还有这样亲切好心的日本人，真是没有想到！”

事实上，从工会到媒体到普通民众，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研修生抱以关心和友善的态度。在日本的论坛和网站上，不少日本人发帖声援研修生。其中，一个名为“外国人研修生实习生支援会”的日本社团在其官方网站上称：“为了研修生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的 ‘外国人研修生实习生支援会’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下去。研修生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侨报记者了解到，日本法务省日前表示，旨在保护研修生的《入管法》修正案将提交给本届国会审议。若获通过，那么“研修”签证与“技能实习”签证就将统一为“就劳研修”签证，研修生进入日本集中学习两个月后就可以上岗，此后的待遇就适用于日本相关的劳动法令。而目前在日本的研修生，第一年是不受日本任何劳动法令保护的。

这也许是此次中国研修生受辱讨薪事件的唯一收获。

研修生变“包身工”，谁之过？

近年来，中国研修生在日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是研修生吃不起苦？是日本雇主黑心剥削？还是国内的中介没有尽到保护同胞的义务？

对此，记者进行多方调查，以探究中国研修生变成“现代包身工”背后的秘密。

研修生：想一年挣10万元

同真正的出国留学不同，不少研修生心里都清楚，去日本就是干活儿存钱的。

在日本京都工作过两年多的曾义坦言，当年自己选择去当研修生就是因为“在上海大专毕业后走投无路，既想赚钱又想学语言”。

曾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在京都的工厂流水线上当小工，每个月能赚7000—10000元人民币，收入相当于上海高级白领。自己平时吃住都在工厂，没什么额外开销，两年后回国时，已经存下了近20万元人民币。

像曾义一样，不少中国研修生都怀揣着一个淘金梦，并没有准备好迎来跟国内安逸的生活没办法比拟的艰辛。

在流水线上每天站立工作12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休息日，闷热的寝室里没有空调，10多个人合用一个洗澡的水龙头……

曾义告诉记者，实在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家只能抱头痛哭，却从来不敢提出回国。“不少人出来时付给中介的几万元钱，还是家里东拼西凑借来的，家里人就指望着他们打工还债，回老家盖房子。”

于是，大多数研修生只能选择隐忍。

日本雇主：他们是廉价劳工

然而，曾义他们的隐忍并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不少研修生说，他们经常受到上司的辱骂：“混蛋！好好干活！”

正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关骏一郎坦言，无论是否通过合法途径入境，在不少日本人的印象中，这些研修生就是打黑工的。“我觉得他们在日本的状况就像中国进城的农民工。”

关骏一郎说，在日本，这些研修生可以说是最低层次的劳动力，不少公司看中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便宜。

“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店、便利店打工，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一般900日元/小时，但中国研修生可能只有500-600日元/小时。”

便宜，令不少劳动密集型的日本公司十分青睐“价廉物美”、容易操纵的中国研修生。而不少日本机构也看准了这个“商机”。

关骏一郎告诉记者，据他所知，有些语言学校给研修生发留学签证，只要求他们注册，却不需要上课，任由他们打黑工。

2009年1月日本长崎县西海市查获的一起中国研修生提供虚假报告案中，接收单位按照规定应该安排研修生进行为期160个小时的研修。实际上，这批中国研修生仅仅集体研修了5天，且没有明确的时间纪录。

针对这一现象，在日本留学多年、长期研究对日民间索赔问题的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管建强指出，这些日方公司就是在打擦边球。

“总体来说，日本是个法治国家，很多公司并不敢明目张胆违反法律。他们往往使些小伎俩，找合同约定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来钻空子。”

国内中介：“娘家人”成“周扒皮”？

“研修生遭受不公平对待，日方公司能钻到合同中的空子，国内的中介应该负很大的责任。”管教授坦言，中介本应是研修生的“娘家人”，可现在却成了“周扒皮”。

“比如说，进入诉讼阶段后，起诉的主体可以是研修生，也可以是中介公司，因为劳务合同其实是中介跟当地公司签署的。但是，这么多研修生劳资纠纷中，中介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几乎没有帮研修生共同起诉的，这很说明问题。”

2009年1月，研修生施骏向日本《新华侨报》投诉：“当时浙江某中介公司招工时说得很好，每周工作的时间不超过40小时，超过的都算加班，第一年每月的研修津帖是60000日元，第二年的技能实习是月基本工资130000日元。于是，我们交了 26000元人民币的中介费来当研修生。”

可实际上，到了日本，施骏才发现，基本工资、加班费、休息日等都远少于合同约定。“我们跟中介交涉，他们只让我们等。”

更令施骏气愤的是，第二年，这家中介公司又非法向他们征收了200000日元（近150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最终，当施骏等人跟日方公司交涉时，他们却在2008年7月被开除了。此时，原本可为他们做主的、拥有完全资质的中介还是不管不顾。

在管建强教授看来，这样的案例中，国内的中介公司充当了极不光彩的“帮凶”角色。

“这些中介几乎都有资质，也从事对外劳务输出服务多年，难道他们会不知道原先的合同文本中有漏洞吗？难道他们不应该作为诉讼主体，为这些研修生做主吗？但他们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考虑做成生意赚到钱，根本不考虑同胞的切身利益。”

律师：合同中应约定“国民待遇”

研修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管教授认为，出国前必须仔细研究中介提供的劳务合同，看清是否约定“劳动条件要求享受日本国民待遇”。

如果已经遭受了不公对待，想要采取法律措施，管教授也提出了三条建议。

一，当事人可以自己写诉状递交到当地法院，像这样的小额诉讼一般会在简易法庭开庭审，诉讼周期不长。二，受害人可以写信给日本律师协会说明自己经济困难，律师协会可能会派出公益律师免费为受害人打官司，同时也可以申请免除诉讼费。

“不过，这两个方法都要求当事人必须有很好的日语能力，而不少研修生难以做到。”管教授说，这样的情况下，求助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是第三种好办法，“在领馆进行咨询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其实，大部分日本企业是守法的，没有空子可钻，他们就会考虑自己的违法成本。”管教授认为，要杜绝研修生被虐案再次发生，应当从源头抓起，加强对国内中介的监管。

关骏一郎说，他从不担心研修生会挤占日本人的打工机会，反而对它们的生存状态颇为忧虑。曾义也告诉记者，日本媒体其实在很多问题上偏向中国，在研修生遭受不公待遇的事件上，很多日本媒体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尽管工作、生活有些艰苦，但的确能赚到不少钱，也能学到些技术。”

正如2008年12月，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经商室刘云清参赞在日本静冈县组织的中国研修生派遣企业驻日机构工作会上所言：“日本研修生市场是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最大市场，研修生事业是中日双方互惠双赢的事业。”

淘金者眼中的日本另一面：

冷暴力、贱劳力、性骚扰

倘若腰携万贯，东游扶桑，你眼中的日本无疑是最友好的国度。完善的服务体系、便捷的生活设施和礼貌周到的日本人民一定会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假若你家境小康游学日本，在学习之余，时间不长、工作轻松的兼职，也颇能让你增广见闻，甚至结交日本朋友，一同游览嬉戏。

但如果你东渡的目的是打工淘金，日本将会展示它在繁华和礼仪背后的另一面——可能是冷漠残酷、荒诞扭曲，也可能是真诚的友爱和一缕淡淡的温情。

3年每天说话不过10句

在电话那头，日本研修生美华的声音明显有些呆滞，似乎时时在思考一些什么。“不好意思，我连续3年每天说话不超过10句，语言能力有些下降。”她告诉记者，2005年她从家乡办理了研修签证远赴日本神奈川的近郊，在那里的一家大型盒饭公司一干就是3年。

“刚到日本时感觉还是不错的，公司包我们三餐和住宿。宿舍虽然不大，却是单人间，还有空调和热水器。每月的薪酬则有7000元人民币左右。”可美华不久就发现，孤独才是她最大的敌人。“由于我们是食品行业，必须带口罩工作，而且流水线上每个人都相隔十米左右的距离，所以我在10小时的上班时间里根本不可能和别人有任何交流。”

回到宿舍后的美华，同样形单影只。由于这家工厂的华人研修生较少，且被安排在不同的宿舍楼住宿，劳累了一天的华人研修生很少串门。“我们每周只有一天的休假，出于休息和节俭的考虑，这一天我也往往是在闷头大睡中度过的。”美华告诉记者，她唯一的娱乐是和隔壁的马来西亚研修生去小镇的超市逛逛。“我们俩的日语口音都比较重，基本上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我和她逛超市时还是很开心，因为她是唯一能和我说话的人。”

美华坦言，去日本第一年时她非常孤独焦躁，有时会自言自语。但之后的两年就麻木了，每天下了班就睡，像一个机器人。心里唯一的念头是多攒些钱，早点回国。“我回来后才知道，原来日本老板的很多措施都是不合法的，比如劳动超时、不给加班费、不缴纳保险金等等。我甚至怀疑他是故意把同一国家的研修生分开安排住单间，房间里不安电话，使我们不能互通信息。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不愿再回忆，也无力再追究。”

用日本劳动法争取权益

与美华相比，在京都一家玩具场做研修生的曾义要幸运得多。在几次与老板交涉后，他甚至获得批准，能够在京都一所语言学校进修日语。

曾义的工作时间段是下午1点到晚上8点，而学校学习时间是早上9点到12点，语言学校距工厂的车程则需50分钟。“日本人最恨迟到早退，所以经过几次试验，我必须搭上12点03分的地铁，才能兼顾两头。”曾义说，除了休息日，他在语言学校学习的 6个月时间里几乎没吃过午饭。

“我在工厂的工作是给玩具贴上标签。我的同事除了研修生，就是退休的日本老人。”曾义告诉记者，日本老人和年轻人截然不同，很愿意和他人交流。“经过半年的学习和每天7小时的对话，我不但日语听说和日本人基本没区别，还能阅读报纸，看电视新闻。”

信息量的提升给曾义和他的研修生朋友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日本的国定假日比较多，每年有 20天左右。以前老板从不在国定假日给我们放假，他的理由是这些假期只有本国国民能够享受。”在一次“宪法纪念日”前，曾义无意间从报纸上了解到，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一样能享受日本的国定假日。“我拿着报纸给老板看，在白纸黑字面前，他不得不在那天给全体研修生发了3倍工资。”

被中国游客嘲笑变态

在中国甚至日本国人心中，秋叶原都是一个充斥着宅男和女仆的古怪地方，可在那里打工近一年的谢费并不完全认同。“秋叶原一半是IT企业的办公室，一半是卖电器和动漫产品的商店。这里晚上8点之后人就开始减少，10点过后基本就没人了。说是东京最安静的闹市区也不为过。”

谢费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大型的模型店，来往客人很多，其中不乏思维怪异的日本人。“来模型店的客人中，30多岁的日本男性最为古怪。一次一位酷似电车男的大叔在店里逛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找到心爱的女仆玩偶，竟然倒在店门前嚎啕大哭起来。”

比起日本人，更让谢费头痛的是中国游客。“他们什么都不买，可什么都要看，要摸，要拍照。有时还要硬把暗盒（用于摸彩的密封模型）拆开，拆开后看看又随手一放。甚至聚集在店门口抽烟聊天。”每当这时，老板都会要求谢费出面交涉。“他们根本不会听我的，甚至还嘲笑我在变态的地方打工。”

谢费坦言，这些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不但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也让在海外打工的华人日子更加难过。“每当中国游客走后，老板总要把气出在我身上，让我把店里所有弄乱的模型放回原位。有时游客损坏了商品，老板还会要求店里几位中国的打工者赔偿一半价钱。”谢费说，即使明知老板的要求不合理，他们还是会赔付。“虽然我们赚得不多，平时也很节俭，但我们还是想尽力而为，挽回中国人的海外形象，不让日本人看扁。”

黑老大为打工者出头

入夜后的银座灯光璀灿，在一家居酒屋工作的宁洁如同这里所有的打工者一样，见证着一夜又一夜的薄情或多情。

“我工作的地方在地下两层，并没什么特色，但每晚9点前都会爆满。”宁洁说，来的客人有的刚下班，有的明显已经喝过了。“不管怎么样，不用多久他们都会烂醉如泥。”

宁洁工作的居酒屋在银座收费算是低廉的，所以店里的客人都是自己来找乐的。“他们有些喝醉了就胡言乱语，有些半醉的就往你身上乱摸，但都不会过分。”宁洁告诉记者，有一次罩他们店的黑道在店里聚会，一个赤了上身、身上雕龙画凤的流氓站起来对宁洁动手动脚，她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没想到他的大哥马上站起来抽了那流氓一个耳光，把他踢了出去。还向我鞠躬道歉。后来老板告诉我，对于日本黑道来说，收了钱你就是他们的客户，骚扰上帝是不符合商业规则的。”

因为在所难免的骚扰和流言蜚语，很少有留学生愿意在银座打工。“这里工资高，而且工作时间在晚上，方便我白天再打一份工。”宁洁说，像她这样的全职打工者选择工作并不挑剔。“留学生要注意上课时间，还要注意同学间的影响，而我们完全不用考虑，本来就冲着赚钱来的嘛。”

令宁洁惊讶的是，和她一起搭档打工的日本女孩每次来上班都是司机开着奔驰接送。“我很疑惑这样的小姐为什么来这种地方工作，每天被醉汉捏来捏去的。她说这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锻炼，我真是完全无法理解。”

日本店长：

寿司上有你身体的味道

初到这家日本料理店，黄一咏感觉挑对了地方。“店里除了一名40多岁的日本店长外全是中国人。大家工作之余一起聊天打牌、买菜做饭，感觉很愉快。”

黄一咏告诉记者，与其说日本人仇视中国人，不如说是无视。“日本店长从来不记中国员工的名字，他看着谁，声音对着谁，就是在和谁说话。但对我到是个例外。”

那名店长对黄一咏的优待，她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不但会叫我的名字，还指派我干轻松的工作。一次我去其他城市考日语二级，他甚至出钱为我预订了一家四星级宾馆，说是我努力工作的奖励，让我非常感动。”

但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料理店里，黄一咏的工作是坐着捏寿司，令她奇怪的是，那名店长经常会跑过来吃她刚捏出来寿司饭，而且不加任何作料。“开始以为他肚子饿，但看他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又不太像。我觉得店长可能是在怀疑我捏寿司的手艺，所以总想找个机会问一问。”

在店长又一次饱啖了寿司饭后，黄一咏终于忍不住提出了疑问。没想到店长突然满脸严肃地告诉她，他觉得黄一咏捏的寿司上有她身体的味道！“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是又害怕、又好笑、又疑惑。”

黄一咏告诉记者，虽然之后那名店长除了吃寿司饭外仍然没有任何古怪的行为，但她思忖再三后还是提出了辞职。“虽然很舍不得那些新朋友，但我始终感觉自己在做‘人体盛’。我来日本出卖的是劳动力，不是自己的尊严。”（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