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姚明到韩寒,从郎朗到李宇春,他们是受宠的一代,又是失意的一代,他们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受到的争议越来越多

两名杰出的“80后”运动员,姚明,1980年生,刘翔,1983年生。

超女李宇春,1984年生。

作家韩寒,1982年生。

1980年9月25日,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

198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计生委。

1990年,北京西单路口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咨询会。

改革开放30年30事

1980年9月1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一个小婴儿呱呱坠地。28年后，他成为了中国的骄傲，进入了NBA最优秀的球星行列，他的名字叫姚明。这个看着成龙、李连杰电影长大的篮球巨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有两个相同的标签，“80后”，“独生子女”。

在姚明诞生前5天，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宣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党团员和干部要坚决带头。在姚明诞生后13天，中央发出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人类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一个物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独享着父母的关爱。他们在享受着物质富足的同时，陷入多元精神和文化的迷思。

1980年，“只生一个好”就像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为数不多的计划内容，它预埋了将近30年伏笔；这一代人被贴上“80后”的标签，他们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受到的争议越来越多。

新中国两轮婴儿潮

在几乎所有生产都纳入计划的时代里，人口生产几乎是唯一没有纳入计划的指标。

1980年，是“只生一个好”的口号风靡大江南北的一年。当年，新华社发布了一份令人震惊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在这份报告中预测，如果按照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水平，中国在下一个世纪初，人口将超过14亿。到下世纪中叶，人口将达到40亿。

人口控制论，在当时还是科技含量很高的新鲜玩艺儿，被称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人口控制是一个纯粹的社会问题，生于1766年的牧师、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曾经预言，由于人类无法摆脱繁殖的本能冲动，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数列增长。因此这个200年前的经济学家推出了以下结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解救贫苦者的方法不是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是直接抑制人口增长。

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几何增长预言似乎形成对应关系的，是每次战后，各国相继出现的婴儿潮。二战之后的美国，在战后20年里，一共出生7800万人。美国人为这一代人起了一个名字：babyboomers.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作为史上当选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就是babyboomer中的代表。

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0年到1960年，经受了大灾荒、十年浩劫的洗礼，仍然迎来了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在几乎所有生产都纳入计划的时代里，人口生产几乎是唯一没有纳入计划的指标。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轨迹，1953年，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证明，中国并不是只有《长城谣》里面歌唱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是拥有近六万万同胞。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人口已接近7亿。

到了1980年初，中国人口已经增长到这样一个程度，买菜、看电影、吃饭，满眼望去，都是人。排队的都是人。

错批一个人增加几亿人

马寅初的控制人口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重获重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就是其中一个支持者。

人太多了。被人群包裹着的人群，心情复杂地重新回忆起马寅初、这位在当时已近百岁高龄的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注意到新中国人口正在迎来飞速增长，几乎是“每年净增一个中等国家”。1957年，马寅初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人口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里，他还想方设法为他的理论寻找政治上的理论依据：“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在1957年，“大跃进”、“反右”的政治空气下，马寅初被不自觉地卷入斗争。1958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分子、理论家康生给马寅初安上了“马尔萨斯派”的头衔，这位经济学家成为了众矢之的，他不得不主动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马寅初获得平反，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审阅了马寅初的材料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错批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马寅初的控制人口思想，在1980年重获重视。人太多，而且如果保持从前的生育率，无疑会更多。这个现实，刺激了很多人。著名的控制理论专家，宋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担任航空航天部第二设计院副院长，曾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研制。

宋健是马寅初的崇拜者，他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他当时曾被马寅初在批判中一段独白感动，“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宋健对用计算机模拟人口模型发生了兴趣。1978年，他去芬兰参加国际自控联第七届大会，顺访荷兰，在屯得特大学遇到奥勒斯德（G·Olsder）教授，见他们也在用控制论方法研究人口问题。“万里之外，不期而遇，不胜欣喜 ”，回国后，宋健信心大增，研究工作进展有如破竹之势。面对令人忧虑的中国人口，他邀同所的于景元、李广元，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控制问题。其间，熟习人口学历史，搜集中国人口资料和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选择控制方案，费时一年多。

“只生一个好”的由来

宋健和他的同事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算得出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的结论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三人联合发布的《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宋健计算出，如果今后平均每位妇女生两个孩子，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消息发表后，很多人纷纷来信询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还专门约见宋健，询问是否有办法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4亿左右。那就好了。

用数学模型模拟人口演变，很快就成为人口学中的主流。继续这套思路，宋健和他的同事于景元一起，完成了人口控制中一个关键定理的证明，即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存在一个双向极限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数，超过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地增长下去，反之，低于此极限值时，人口将逐步下降。他计算出中国80年代初的限值是2.16.

这一结果公布后，不少数学家和控制论科学家按此方法扩展研究，逐步形成了人口控制论这个学科。这个成果获得了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并同时获得了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伯特·爱因斯坦奖。

除了马寅初，宋健也许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科学家。正是他主导了工程控制论应用于人口控制论，赋予人口控制以科学论证的严肃性。

如果按照这个研究成果，一对夫妇应该可以生2个孩子，似乎离现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距离。

事实上，最早的生育控制是从地方城市开始。60年代初，天津，上海，广东等城市地区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节育措施。从1970年开始，中国小心翼翼实施计划生育。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 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的口号。

70年代，妇女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6年的3.27，直到1980年，已经下降到2.24——几乎已经接近宋健提出的生育临界值2.16.

但中国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1年，宋健又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中华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中国人的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而且，中国的水资源最多也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从姚明到李宇春

1980年后诞生的佼佼者在社会上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人们开始逐渐注意这个群体

1980年，只生一个好的观念广泛传播。中国的“小皇帝”一族从这一年开始诞生。从呱呱坠地开始，他们就享受着从未有过的优待，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充实着父母的腰包，而这个腰包没有兄弟姐妹来分享。

他们的成长，是和大人们的殷殷盼望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经历过“文革”的父母，希望在这一代上身上补回自己失去的青春和时光。他们是捧在手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一代。他们也承担着来自长辈更多的关注和指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长辈们用自己“上山下乡”的经历向他们证明生活在新时代是多么幸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了老师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人们对他们几乎只有一个希望———考上大学，成为祖国的栋梁。

从1980年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陆续出生了。1980年9月12日，NBA球星姚明在上海一家医院诞生，他的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遗传的天赋将使他在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然而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将度过自己在家庭中因为缺少兄弟姐妹陪伴略显孤独的时光。他和很多独生子女一样，在成年后仍然保留着一人独处时的欢乐——打CS、上网、音乐、听看书。

1981年，投身IT业的创业者李想诞生在河北，他的家庭可以支持他在高中时代玩得起计算机和BBS.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李想是读着郑渊洁的《童话大王》长大的，他后来把自己变成了郑渊洁童话里那些特立独行、摆脱固有模式孩子中的一个。1999 年，默默无闻的18岁高中生李想用个人网站广告赚到了10万元，和19岁的迈克尔·戴尔一样，他放弃学业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他是市值2亿的泡泡网 CEO.

1982年，年轻的作家韩寒出生在上海。改革开放后的一二十年，正值思想逐步开放，多元文化价值萌芽之际。1998年，以青少年学生为读者的《萌芽》杂志，以探索还语文教学以应有的人文性和审美性之名，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17岁的韩寒获得首届大赛一等奖，不久，他又因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留级成为焦点，并引发社会关于“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激烈讨论。新世纪之初，18岁的韩寒出版第一部小说《三重门》，引发韩寒现象讨论。

同一个时代，1982年，钢琴家郎朗出生，1983年，另一位有争议的作家郭敬明出生，1983年，曾打破13年110米跨栏世界纪录的飞人刘翔出生，1984年，同样将在未来成为暴风眼中心的超女冠军李宇春出生。

他们似乎是“优育”最好的证明。人们开始逐渐注意到这个被标签为“80后”的群体。

这一代独生子女不同于前辈之处，他们普遍更为独立，在中国社会这个庞大车轮摆脱旧有计划枷锁、逐渐转入高速运转时，他们在长辈的呵护下在温室中成长。在他们中的文学爱好者小荷渐露尖尖角之时，他们中潜伏在小皇帝、小公主背后的情绪激流，开始以凝固的文字形式，表现在成人世界之中。

贴在“80后”身上标签

这是受宠的一代，然而这又是失意的一代，他们任性，但偶尔又表现非常成熟……

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计划生育产出的一代。和他们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相比，他们显得更缺少和同龄人合作的经验，因此人们普遍关心他们有没有团队精神。这是受宠的一代，然而这又是失意的一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高考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的口号，在80年代和“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样流行”。

在80后的一代成长之后，独生子女们发现，即使是走过了独木桥，学好了数理化，社会资源仍然相当有限，他们仍然需要付出比前辈更多的努力。每逢高校离别时，场场招聘会，总少不了80后们的身影。一张张急切的面孔，一份份装潢精美的简历，诉说着年轻的压力。本科生自不稀奇，研究生文凭和越来越多的博士文凭也竞相成趣，大红烫金字体在炙热的阳光下黯然失色。

管理学家们煞有介事地分析这些80后员工，推出各种各样“针对80后员工的管理指南”，给他们贴上了一系列标签——没有经历过艰难的物质生活、浮躁、叛逆、眼高手低，怕吃苦、缺乏合作性、自尊心强。

但80后们往往并不服气，和人们想象的他们缺乏压力和焦虑感不同，80后可能成为经济负担最重的一代人。两个80后结婚，如果还要在大城市购房，已经被60后、70后哄抬上去的房价，就够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而他们的结合也往往意味着一个 “421”家庭的自动生成。都是双方父母的心肝，如果在大城市定居，还要考虑将来如何照顾父母，如果双方父母都要接来一起住，是不是要在相邻小区“多买两套房”？80后眉头紧锁，那要工作多少个日日夜夜啊。

80后任性，但偶尔又表现非常成熟。一个80后说，一定会回老家省会城市定居。因为父母不习惯去南方，适应不了当地生活，他在深圳也买不起那么大的房子。两个80后，孩子已经出生，四个老人来照顾这个小宝宝，80后们诧异地发现，如果以前他们是 “小皇帝”，他们的孩子简直就是“小天使”+“小魔鬼”了。还有一个出生在1981年的80后觉得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他这样表述他对年龄的感受，以前某某女朋友1985年我们觉得太小，现在公司里都有1987年的小朋友了。我们都老啦。

是的，80后已经长大，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步入婚姻的殿堂，在社会开始关注他们的闪婚、离婚时，他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

就像是对上一代优育理念不自觉的继承，很多80后表示，希望在经济基础和生活稳定后，再让他们的宝宝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这至少意味着以下物质条件：一套住房、以及基本走上正轨的生活。

一个社会的苍老

越来越少的人出生，越来越多的人变老，在上海，5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个老年人

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共容并存，大都市里的80后不婚族、丁克族越来越多。愿意生育的人群自动推迟生育年龄，晚婚晚育，人口生育率逐年下降。

从1993年起，上海户籍人口已经连续15年负增长。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递交提案，提议允许对长期低生育的大城市率先进行生育政策微调，建议夫妻其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呼吁，将目前的“一孩”政策逐步转变为“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

现实背景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伊始就考虑到的老龄化问题，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上海是老龄化社会最突出的城市，在上海，5个户籍人口中就有1个老年人，把老年人超过总人口10%就算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远远抛在后面。2005年，全国人口统计表明，60岁以上老人有1.44亿，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据CCTV本月报道，各大城市养老院床位已经非常紧张。

人口负增长一般是经济发达体才具有的问题，来自英国家庭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欧洲女性和男性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9岁和31岁，比25年前推迟了5年左右。从1980年到2006年，欧洲的结婚率骤降了24%，许多夫妻选择了晚育。以至于欧洲多国政府不得不出台生育补贴政策，鼓励人口生产。

而在同属发展中国家、但人口控制并不严格的印度，虽然近年，他们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然几乎是中国的两倍。旺盛的繁衍将使这个国家具有人口超越中国的潜力。

去年，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报告表明，中国自8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引信，比其他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提前半个多世纪跨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人口红利的30年

据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而这个人口红利期，预计将在2010年前后关闭

在过去的20年里，计划生育工作就像一场战争，它几乎是最难做的基层工作。它的指导思想使得千千万万标语贴满中国农村小城市的大街小巷。某位热心网民总结了全国各省超级计生标语大全。云南楚雄某农村“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山东的国道上“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安徽一小村庄：“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江苏农村多处可见：“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四川：“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北京某远郊区：“少生孩子多种树，少生孩子多养猪！”；东北三省：“农村想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

去年，国家计生委通知各地清理冷漠、呆板、强硬的人口和计生标语。这些形形色色的计生标语，曾是在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难的见证，一个叫《超生游击队》的春晚小品曾经脍炙人口，农村超生家庭在城市流浪，但在嬉笑怒骂背后，多少农民的瓦片下了梁，又有多少计生干部被追骂。

付出所幸有回报。在过去的30年里，计划生育恰巧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结合在一起，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长期的稳定人口红利期，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青年人口于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实施的计划生育，使得这些人需要供养的子女和老人比较少，这种劳动力队伍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把钱花到其他方面的机会窗口。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相当。而这个人口红利期，预计将在2010年前后关闭。

1980年，“只生一个好”就像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为数不多的计划内容，而它预埋了将近30年伏笔，将在未来给这个新兴的经济体，提供大量适龄劳动人口。并成为“中国制造”最原始的推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