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的监狱里，生活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生长在农村，却不会做农活；他们辍学来城市打工，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们囊中羞涩，却经不起城市的种种诱惑。铤而走险，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这些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有调查表明，在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已占整个农民工群体犯罪案件的四成左右，犯罪率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究竟是什么令这些甚至只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此“冲动”？广州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谢建社和他的研究团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深入珠三角的监狱做了调查，试图找出问题的根源。
现象篇
“90后”新面孔出现在狱中
说起罪行直落泪
在珠三角的F监狱，在服刑的农民工有几千人，其中有800多个年龄在28岁以下，研究人员对这批年轻人入监狱时的年龄进行调查。结果令人咋舌：18-19岁的有182人，占总人数近四分之一；20-23岁的有400人，占了总人数的一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正呈现低龄化趋势。
小飞（化名）面对研究人员的提问，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毕竟才刚刚18岁，还是个孩子。小飞说，刚来到城里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生活，一个朋友也没有，就和一堆“老乡”、“兄弟”混在一起。有一天，有个“兄弟”说大家一起去做点“大事”，怕背负“不义气”之名的小飞跟在了后面，结果被抓起来了。
八成是钱惹的祸
这些年轻人的犯罪，有八成是“钱”字在作祟。小丘（化名），1983年生，来城里打工的几年里，不停地换着工作，每份工都坚持不到3个月。小丘渐渐迷上了网络，跟许多迷途的城里同龄人一样，开始了以网吧为家的生活。口袋没钱了，小丘想到了抢。他伙同几个老乡，拿着钢珠枪、开着摩托车在国道上抢劫路人。先用钢珠枪打人，然后抢钱。还因此造成其中一名受害人六级伤残。
针对这800人的另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犯罪比例占到八成，其中又以抢劫、抢夺为主。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工作不稳定，入不敷出导致他们的犯罪以侵财为主。从犯罪的手段看，暴力倾向突出。
电召同乡去抢劫
“我都有他们的手机，打个电话招呼一下，他们就过来了。”东阳（化名）是一个色诱抢劫犯罪集团的首脑，他向研究人员讲述了作案过程。前年6月至9月间，他和其余13人组成了一个既分散又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作案时，由男同伙携带铁管、胶带纸、刀具、绳子等作案工具预先埋伏在出租房内；女同伙则上街“招嫖”，将嫖客引诱到出租房后，再由男同伙来抢劫。拿到钱后，这十几个来自数个省份的人就分赃，然后各自散去回打工的地方，一旦“老大”招呼，又聚集起来，互相援手，疯狂作案。
据该监狱2003-2007五年的统计表明，团伙犯罪的比例分别从64.24%上升到78.16%。显然，团伙化犯罪特征增强。而研究人员对其中72人做的“致罪原因分析”抽样调查也表明，有近六成的人认为导致自己犯罪的人是朋友（包括同乡、同事、同学），认为是“自致”的只有三成。“共同打工的际遇，令他们同病相怜，认识也很容易趋向一致，在不正确的行为中也容易一拍即合。”一位研究人员如此说。
性苦闷引发犯罪
青春躁动，正常的生理需求遭遇非正常的寻求途径，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涉性犯罪的现实。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生理诉求：在72人的调查中，在回答“一共和几人发生过性关系”时，有52人回答3人以上，占调查人数的72%；在回答“婚前，如果你想满足自己的性欲望”，有38人回答“会与女朋友发生性关系”，更有23人坦言“会与提供性服务者发生关系”。
但他们却走错了方向：朱华（化名），1984年出生，平时经常上网吧浏览黄色网页，有一天突然产生模仿的念头。去年5月的一天，朱华在亲戚家串门时，趁对方家里无人，奸淫了6岁的幼女。
原因篇
满街都是人硬是不就业
不愿出卖劳力眼高手低
“这边是珠三角的工厂企业嚷着招不到工，那边却是一群群的年轻人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种现象很奇怪。”谢建社教授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应得到的社会地位，是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打工者进城时都没有想到去犯罪的。”谢教授分析道，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少父辈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往往厌恶单调、枯燥的流水作业活，也忍受不住顶着烈日、流着汗水的体力活，因此一个工作往往不能长久。“‘民工荒’的提法也宠坏了这些年轻人。”谢教授进一步说，很多年轻人以为到处都是就业机会，稍不顺心就“炒老板鱿鱼”，结果一事无成。
城市生活滋生攀比心理
没钱、没工作，也未必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背后还有扭曲的“城市梦”在起化学作用。研究表明，城乡差距容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欲望的增长，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受挫后，往往会通过犯罪这种极端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我想用最快的速度赚到最多的钱。”这是小飞留给研究人员印象深刻的一句话。跟小飞一样，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城市里面快捷地积累财富。他们不但在穿着打扮上模仿城里的同龄人，更刻意追求城里同龄人的消费方式。
小亮（化名）就是一个例子。2004年12月至2005年6月间，小亮和其他11名伙伴采用撬锁等手段盗窃汽车和摩托车。小亮参与盗窃摩托车37次，盗得价值14多万元的摩托车52辆。小亮把钱绝大部分用于出入高级娱乐场所，购买高档消费品等，挥霍一空。“这种盲目攀比、盲目消费的观念，是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罪魁祸首之一。”谢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
教育缺失为钱想当“名妓”
在受调查的801人中，包括文盲、小学学历、初中学历在内的共有761人，占总数的九成以上，其中六成的人有过上学时逃学的经历。加上父母外出打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学校和家庭教育“双缺失”的情况下，不仅在知识技能上未能达到在城里生存必要的水平，连思想观念也受到影响。
谢教授讲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有一次我到某省一个山村学校做调查，在提问同学们的理想时，竟然有一位小女孩站起来说，她的理想是当一个‘名妓’。”这个小女孩的想法令人震惊。谢教授后来经过了解分析到，小女孩看到大姐姐们从城里回来个个都花枝招展的，很是羡慕。又从电影、电视里面知道这么一个生财的路子，遂产生这种想法。
对策篇
摘下城里人的有色眼镜
城里人对他们太傲慢
尽管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但他们极少能真正被一个城市所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缺乏父辈安分守己的性格，对城市的陌生感和叛逆情绪更加强烈。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些城里人的傲慢和偏见更加激化了这种情绪。
广州的棠下村因为大量的外来工的进入而获得客观的经济收入，他有一次问一位村干部，如果让外来工子女在村里上小学行不？村干部回答道：不行，这是我们的资源，怎么能和他们分？接着他又问村民，如果是政府盖的学校，你愿意让子女跟外来工子女一起上学吗？村民回答道：不行，怕小孩学坏。
“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是可怕的。”谢教授表示，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资讯发达的社会里，与城里人接触的资讯基本一致，思想观念也跟得上，且大多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城里人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来接纳他们、关爱他们。
教育需要政府的投入
谢教授特别强调，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更是遏制犯罪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教育应分为三个层次的核心内容：一是提升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素质；二是普及城市生活常识和法律法规知识，引导其对城市的文明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生活的责任感；三是法制观念教育，帮助其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
“曾经在火车上遇到东莞的一个中小企业的中层干部，自费近10万元到北京去读MBA。但这种人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自我增值。”谢教授提出，在教育、培训的投入方面，应该遵循“政府出大头，企业、工人再各出一半”的原则进行。“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减少犯罪，还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如何实施，是对政府的一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