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撕裂了我们的历史记忆 文／刘建平
由于“《色戒》是否在美化”引起的价值共识和审美认同的破裂，这部电影也同时像一片试纸，向人们显示了中国社会精神状态的酸碱度
如果人们适应了这种恶心而不再“上纲上线”，“拉出长红”的票房奇迹是不是会鼓励流行文化制造商，再去虚构一个慰安妇对日本皇军发生爱情或虐恋依赖的所谓“人性”故事呢
如果虚构的流行文化用夸张的欲望描写引诱人们接受对民族精神和历史正义的蚕食，国民当然有权利提出或个人道德或民族大义立场的批评
一场电视辩论节目引起的思考
11月上映的影片《色戒》，可能开创了电影史上最多的评论记录。据统计，光在中国就有数百万篇成文的评论文章。各种媒体叶此的争论，也一直持续不断。
前不久，笔者参加了一个电视辩论节目，辩论的主题之一就是“《色戒》是否在美化”，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从一个侧面看出，《色戒》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撕开了一道关于民族解放战争历史记忆和道德判断的伤口。
在现场，主张和赞成《色戒》是“美化”的一方指出：既然故事有历史原型，让抗日志士爱上就构成了对原型烈士的侮辱和对民族精神的亵渎；让深受追捧的明星偶像出演，本身就使追星族在心理上倾向于他；关于的权势威风、豪华奢侈、美女投怀的生活叙事，让人不由自主地羡慕他，而且掩盖了之为的血污；与爱国志士幼稚、猥琐、无能和最后被一网打尽的下场相比，英俊潇洒、足智多谋、对女人温情体贴而且通赢情场、战场，明显暗示观众去认同他或者产生绝望的挫折感。
而持相反意见的人，有的就讥讽正方只习惯于“脸谱化”、“卡通化”的描写而艺术欣赏水平太低；有的声讨他们为什么把艺术政治化而搞“上纲上线”和道德说教？有的女学生甚至表示，遇到“易先生”这种对女性温柔的情场高手，自己也会动心；有的则反问：也是人，难道没有感情、没有真爱吗？有的还分析说：《色戒》是在刻画“易先生”作为人的私生活而不是评判其作为的公生活，历史上的如“张爱玲的爱人胡兰成、陈璧君的爱人汪精卫”都是有名的美男子，他们的私生活是很浪漫的，拍出来会比《色戒》更好看。
如此等等，一方是“大师”艺术论，一方是民族道德论，或义正词严，或反唇相讥，互相不能说服和接受。很显然，拥抱《色戒》艺术的人，不仅对所谓“艺术”，有的甚至对“易先生”的认同也到了性情迷恋的程度，并且为了捍卫自己拥抱艺术、迷恋性情的权利，而把反对的人排斥为政治狂热者或艺术低能者。这样，《色戒》以情色描写的欲望煽动性和西方奖章的“艺术”证明掀起的票房飓风，撕裂了中国人建立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集体记忆和基本历史教育之上的价值共识和审美认同。《色戒》的未了情让人深思。
一部电影显示了中国社会精神状态的酸碱度
正是由于价值共识和审美认同的破裂，《色戒》也同时像一片试纸，向人们显示了中国社会精神状态的酸碱度。
对于那些《色戒》“艺术”与“人性”的拥抱者来说，一边咀嚼描写的美味，一边拒绝影片“美化”的判断，似乎没有逻辑冲突。他们承认，传统的描写是“脸谱化”、“卡通化”的，因此让人望而生厌。这就自相矛盾了：如果不是由于《色戒》美化，那些拥抱《色戒》的人，怎么就对的“温柔”人性发生向往，对他私生活的“浪漫”之美发生憧憬了呢？即使是从补足了“人性”一面的刻画来说，相对于已经不满意的“脸谱化”和“卡通化”的描写，不也是一种美化吗？所以，《色戒》美化是确实的，只不过对于《色戒》的抗议者来说，这种美化是失败的和不能接受的；而对于《色戒》的拥抱者来说，这种美化是成功的和喜闻乐见的罢了。由此还可以看出，和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相比，先前我们民族大义的和道德为人的标准，开始受到某种程度的厌弃；相反，那种用洋房、汽车、钻戒（或者还有性虐待）等等利欲诱惑表达的“温柔”和在民族危亡之秋及时寻欢的“浪漫”，已经成为爱情市场的时尚品牌。
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出，个人的性感官刺激快乐正在堵塞或淹没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所谓“也是人、也有感情、也有真爱”之说，听起来似乎很通人性，其实人不是简单的生物学意义动物，而是生活在特定历史和社会中的。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在于是社会性的动物。的罪恶，就在于其社会性的一面是出卖民族利益、帮助帝国主义屠杀和奴役同胞，所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以后，国家处决作为民族背叛者的，其人性因为其罪恶的社会性而被国家否定和掩埋了。
在历史翻过了这一页的今天，《色戒》创作者表示要“抢救历史”；如果偏偏要用虚构的故事发掘被掩埋的历史污秽，甚至给以某种价值的诱导和人性的同情，相对于历史正义对污秽的处理，这不是一种美化，又是什么呢？或许你对这种污秽发掘和历史颠覆感到恶心，但创作者把它和女性肉体的暴露捆绑梢售，甚至获得了西方颁发的奖章，你还能断然下决心拒绝吗？如果人们适应了这种恶心而不再“上纲上线”，“拉出长红”的票房奇迹是不是会鼓动流行文化制造商，再去虚构一个慰安妇对日本皇军发生爱情或虐恋依赖的所谓“人性”故事呢？
不能以“艺术”、“人性”之名颠覆民族情感
还有人用所谓“艺术”、“人性”的理由为影片辩护，那就更加失去逻辑。我们知道，“艺术”中的人物是创造者虚构的符号，虽然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人的影像而让受众更容易发生人的故事和人性描述之类的幻觉，但它仍然是受创作者完全支配的符号，不具备人之为人的感情尊严和生理健全的肉体反应，只接受创作者赋予它的意义。正如《色戒》创作者所告白的：角色都是导演的“分身”。这样，创作者虚构了一个名为抗日志士的符号，操纵它忘记初衷、甘受侮辱、背叛组织、见权势威风而发春情、受钱财利诱而起淫心，最后又操纵符号象征性地把杭日志士全部歼灭了。如果把创作者对符号的这种操纵当作人性来理解，那就应该首先自问历史的真实和人生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的女主角本来就有原型，那么，我们就更不应当去向艺术讨教人性，而应当去向学术追求真相了。因为只有事实和真相，才可能告诉我们历史的逻辑、人生的沦桑和国家的兴衰，而艺术中只有创造者操纵符号演出的双簧。总之，艺术家不是一说“不懂艺术”我们就得闭嘴的神圣权力者，艺术可以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艺术。而我们也不能因为艺术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师”级地位，而制造新的艺术家个人崇拜或者陷入艺术神秘论的色彩中。
总结起来，根据《色戒》创作者表白的“抢救历史”意识，加上《色戒》拥抱者的“艺术”神秘立场，一个试图双赢的话语策略是清晰的：如果你崇拜艺术，创作者会说《色戒》是历史；如果你抗议创作者的历史观，《色戒》拥抱者就说那是“艺术”。这是一个可以任意变换概念和颠倒逻挥的语言游戏。
我们知道：战争决定了政治群体和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而人生存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道德与大义可以讨论但绝不是虚无的。如果虚构的流行文化用夸张的欲望描写引诱人们接受对民族精神和历史正义的蚕食，国民当然有权利提出或个人道德或民族大义立场的批评，也可以拒绝用语言游戏掩饰偷换概念和颠倒逻辑的所谓“艺术”。
况且《色戒》本来也很简单，从辩论现场看，它只以一个名为“易先生”的角色设计，就足以把人们拖入谈《色戒》便不得不“易先生长易先生短”地把称为“先生”的陷阱了。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圣贤老祖就有的智慧和洞察。所以我们难免不注意到，流行文化固然能够带来巨额GDP，但也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和智力；而《色戒》就是这样的考验，《色戒》的未了情就是考验的结果。（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