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家族人口贩子：火车上喂男婴镇定剂

1.这名拐卖儿童的妇女在厦门站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被警方当场抓获。 2.经过多番寻找，仍未找到丢失的孩子，母亲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3.几经波折，被拐卖的孩子终于回到了亲人的怀抱，母亲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我们不止一次听说过失踪儿童的故事，每一个失踪的孩子，都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因为没有线索或寻亲渠道不畅，一个家庭要把一个失踪的孩子从茫茫人海里找出来，到底要付出多大代价？如何搭建一个更有效率的寻亲平台，让迷失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货源”从何而来？ 今年元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警方得到一条消息，一名云南籍的女子要带一个小孩从昆明卖到福建，已经约好在厦门火车站交接，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的警察们尾随这名女子上了昆明开往厦门的火车。 在火车上，侦察员发现了那名拐卖孩子的妇女，为了便于监控，侦察员把座位调到这名女子的旁边。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康继宏：“这名女子还是高度地戒备，上火车到下火车将近40个小时，没有离开过座位。” 在火车上，侦察员发现，这名妇女不停地给怀里的孩子喂东西，根据经验，侦察员判断她喂给孩子的绝不是一般的食品。 康继宏：“他不断地在车上向这名男婴喂服镇定药，有时候这个男婴哭泣一下，她还自言自语地说，‘哎呀你别哭了，马上就可以见到你妈妈了，我是带你去找你妈妈’。” 服用了大量的镇定剂之后，这名三岁多的男孩昏沉的睡去，为了不打草惊蛇，侦察员并没有行动，而是选择了继续跟踪。 40多个小时之后，火车到了厦门站，这名妇女抱着孩子下了车，侦察员紧紧的跟了上去。 康继宏：“到了车站以后，她在站台上不断用公用电话和那边来接货的人联系。” 过了将近20分钟，另外一名妇女出现了,侦察人员判断，她正是前来接头的，正当两人交接孩子，准备离开时，公安人员决定立即行动，实施抓捕。 康继宏：“后来发现他们驾驶一辆轿车来接，车上还有一个这名女子的丈夫叫王生云，我们把他全部现行一起抓获。” 经过审讯得知，这名男子名叫王生云，是福建泉州市安溪乡的农民，而来接头的女子名叫陈光侠，是王生云的老婆，而抱孩子的妇女名叫杨士芬，云南昭通人，孩子就是抱来卖给王生云的。 一个贩卖儿童的上家和下家落网了，警方原以为可以松口气了，然而，让所有的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发现的只是冰山一角，这起贩婴案背后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庞大的贩婴网络。这起案件的起因，还要从一个普通的家庭说起。 金兰荣，云南宣威人，他和妻子长期在昆明打工，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去年4月29日，三岁半的儿子金国正因为生病没有上幼儿园，金兰荣和妻子就把儿子独自放在家里。 金兰荣：“我们两个人上班去了，他一个人在家睡觉。” 像往常一样，金兰荣夫妇没有锁门，让儿子独自躺在床上睡觉。 金兰荣：“平常我的门都不会锁的，锁了也不起作用，小孩他会开的。” 中午11点半左右，金兰荣夫妇回到家，却发现孩子已经不见了。 金兰荣：“我们就到处去找，都没有找到孩子。” 在住所附近寻找了一天也没找到孩子，金国正夫妇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他们马上报了警。 金兰荣：“我们就向警方求助，打了110报警。” 接到报警之后，警方在附近的辖区内开始紧张的寻找小国正，然而几天过去了，小国正毫无音信，而焦急的金兰荣夫妇没有放弃，他们找遍了昆明市所有的车站，还跑到上百公里外的宣威和曲靖的车站去寻找，但依然没有儿子的下落。 金兰荣：“想到孩子转移到这里坐上车了，到那些地方转移上火车了…” 小国正迟迟没有音讯，金兰荣夫妇心急如焚，为了寻找孩子，他们甚至放弃了外出打工，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找孩子上。 金兰荣：“整整找了两三个月。” 金兰荣夫妇在昆明附近整整找了3个月，可孩子还是杳无音讯，到了去年8月1日，金兰荣再次到昆明市公安局去反映孩子丢失的情况，这个时候，昆明市公安局已经接到了好几起孩子丢失的情况通报，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很快他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孩子已经丢失了3个多月，如果被拐走，很有可能已经被倒卖到了外地，茫茫人海中，到哪里去寻找孩子的踪影呢？就在警方的寻找陷入困境的时候，金兰荣提供的一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据金兰荣反映，在儿子失踪前，曾经有人看见他和同住在楼上的邻居老海在一起，而这个老海几乎没有正当职业，平时行踪诡秘，在掌握这一线索之后，警方马上对老海进行调查，但是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刑侦大队教导员贺鹏：“因为他提供了老海以后，我们没有证据。” 而就在警方苦苦寻找证据时，案件突然出现了转机，据云南保山警方抓获的一名毒犯交代，寻甸人傅海中、刘国华等人在昆明专门从事拐卖儿童多层次的活动，而这个傅海中很可能就是金兰荣提到的老海，公安人员立即对付海中和刘天荣的住处进行严密的监控。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刑侦大队打拐中队长盘应伟：“我们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到外围进行了调查，对他的行动基本上控制了，我们每天都派人到他住的地方活动的地方都有人跟着，就是为了他作案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个现行。” 而就在公安人员对其实行监控期间，付海中和刘天荣居然开起小卖部，做起了正当生意。 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宁：“在我们简控他以后，差不多有一两个月他们就没干。” 此时，线索再一次中断了，而就在这时，昭通警方传来消息，一个叫常巧兰的妇女因拐卖儿童在昭通落网，他无意中提到，和他一起拐卖儿童的人中间，有付海中和刘天荣两人。 李宁：“后来她交待她当时把金丹拐了以后，就交给刘天荣，然后卖到了西昌。” 得到这一消息，公安人员立即对傅海中、刘天荣实施抓捕，经过连续突审，二人承认，正是他们拐走了3岁的小国正。 犯罪嫌疑人刘天荣：“傅海中也是邻居，他发现这个孩子的父母不在家，就把这个孩子带出来，打电话告诉我，我就带走卖了。” 记者：“打完电话以后，你们把这个孩子怎么样了呢？” 刘天荣：“就带去卖了。” 记者：“卖给谁了？” 刘天荣：“田井中。” 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他们就建立了这条贩卖儿童的路线，被拐的孩子全部卖给了田井中。 人口贩子也玩“家族生意” 在掌握了老海等人的罪证之后，公安人员立即赶赴四川西昌抓捕田井中，但却扑了个空。 贺鹏：“我们一到西昌他就跑了。” 公安人员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在田井中的老家云南昭通找到了他。 贺鹏：“就是在金沙江边的大山上，我们从四川一直奔回云南的昭通，在那个大山里呆了大概一星期后，最后抓捕了田井中。” 在对田井中进行审讯中，公安人员吃惊的发现，田井中倒卖的孩子远远不止小国正一个。 犯罪嫌疑人田井中：“有20几个。” 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原来田井中家族的很多人都参与了贩卖儿童的活动，他的妻子孔令芬，是田井中最得力的助手，小舅子孔令中负责与在昆明的刘天荣进行联络。 贺鹏：“他们家族大部分人都是干这个的，有的还被逮捕了。” 据田井中交代，这些年他从昆明、昭通等地买来的20多个孩子全都由他亲自送到福建，并且卖给了一个叫“王老板”的人，小国正也在其中，那么，这个神秘的王老板是谁呢？ 田井中：“只知道叫‘王老板’，不知道具体住在哪里。” 随着田井中的落网，这条贩卖儿童的路线图又从四川延伸到了福建，那么，福建的这个王老板究竟是谁呢？据田井中交代，他只记得王老板50多岁，住在福建厦门安溪县的长坑乡，找到了王老板，就能找到孩子的下落，云南警方根据这条线索，几经周折，终于查到这个王老板真名叫“王金木”，于是他们立即赶往福建，继续追踪王老板。 贺鹏：“抓王金木的压力特别大，抓不到就前功尽弃了。” 然而，寻找王今木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警方的预料，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不能到村子里去挨家排查，而陌生人在村子的出现，也容易引起怀疑，打草惊蛇，很快一周过去了，他们一无所获。 贺鹏：“到了安西长坑，姓王的家族都是一个村子，有些时候几百号都是一个村子，都姓王。” 不仅如此，在暗访的过程中，警方还得知这个王老板平时有好几个住处，经常行踪不定。 李宁：“老王是属于行踪不定的，他有好几个家。” 就在云南警方苦苦寻找王老板的下落时，从福建泉州警方那里传来了一条重要线索，2006年1月1日，云南一名妇女将从昆明带一个小孩到福建卖给“王老板”，约好在厦门火车站交货，这成了警方抓获王老板最好的一个机会。 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的侦察员尾随这名女子上了昆明开往厦门的火车，然而，经过审查，被警方抓获的男子名叫王生云，那么，他和田井中交代的王老板之间是否有关系呢？ 康继宏：“对他的户籍资料进行排查，发现他的父亲跟田井中所描绘的年龄段和住的地方比较相似，我们就把他父亲王金木的照片传回昆明，让关在看守所的田井中进行辨认，田井中认出王金木就是王老板。” 事情的进展甚至出乎昆明警方的预料，没想到厦门落网的王云生的父亲，居然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王金木，有了这条关键线索，在泉州警方的配合下，云南警方很快就抓获了这个一直躲在幕后的王老板，并从他的家中抄出了3个记满了电话号码的小本子。 在这个电话号码本中，记者看到了田井中，孔令中等人的电话。 记者：“这些号码都被划上了横线，这些横线又意味着什么呢？” 贺鹏：“据他儿媳妇交代，这些被划过的表示孩子已经成交。” 在这些电话号码的旁边，记者还发现了上面写着大和小的字样。 贺鹏：“大的表示要大一点的，小的表示要小一点的。” 在王金木家中，公安人员还发现了两张手写的和议书和和约。 王金木说，写这样的保证书是为了向买主证明孩子不是偷来的，好卖出个好价钱。 王金木：“我们那边的人做生意很讲信誉，如果是偷人家的，我们不能干，我跟我的上线说，千万不要干，这个是杀头的问题。” 据王金木交待，2000年他认识田井中和孔令中孔令芬后，一共从他们手上买过20多个孩子，全部卖到了附近的村镇。 发现电话号码本，为警方破获这起特大贩卖儿童案，提供了铁的证据。可是，在这20多个被倒卖到福建的孩子当中，谁又是金兰荣夫妇苦苦寻找的小国正呢？王金木向警方交待，他把小国正卖给了当地一名叫王兰的妇女，于是，警方立即调出王兰的户籍进行追查。 贺鹏：“经过我们队派出所的常住人口的调查以后，发现王兰有四个。” 警方经过排查，终于确定了其中一位王兰很有可能买走了金国正，然而在警方对其进行调查时，她却拿出医院的证明，说自己不能生育，家里根本就没有孩子。 贺鹏：“我当时没有什么证据，然后就把她放走了。” 警方再次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王兰确实买过一个孩子。 贺鹏：“然后又把她找来，把她父亲，他姐妹都找来。” 经过反复做工作，王兰终于承认他曾经买过一个男孩，但是却拒绝交出。 贺鹏：“但是她就是不交这个小孩，她说‘你要把我带走可以，反正我不交这个小孩’。” 在当地派出所的协助下，经过20多天的努力，王兰终于同意把小国正交到派出所，而这时，王兰的亲属们却坚决阻止。 贺鹏：“全部亲属，大概有4、50人，就围这个派出所，不让我们把小孩带走，后来当地公安给驱开一条道，我们才上了车，像逃跑一样。” 2006年4月25日，在被拐走一年之后，金国正终于回家了。 高昂的寻亲成本，沉重的家庭负担 每一起丢失、贩卖孩子的事件，往往跨越省份，而且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为躲避追捕往往把他们拐到很远的外地，这样，给孩子的父母留下的就不仅是心灵的痛苦，还有寻亲路上沉重的负担。 徐光琴，贵州遵义人，在昆明打工已经12年，去年3月，他3岁的儿子谢远红在家门口玩耍时不幸丢失，孩子丢失了后，徐光琴和丈夫开始四处寻找儿子，他们印刷了5百多张寻人启事到处张贴。还请了许多人帮着寻找孩子。 徐光琴：“那时侯我们印了500多张，那一下子几天工夫就花了几千块钱。” 除此之外，谢还在云南电视台和昆明的一些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 徐光琴：“我们上了将近半年。” 半年之间，徐光琴夫妇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光登寻人启示就花了将近一万元，而在这期间，夫妻二人无心工作，到处寻找孩子，几个月几乎都没有收入。 徐光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过，一直找。” 一年过去了，为了寻找孩子，徐光琴夫妇花去了几乎全部的积蓄，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 面临寻找困境的不仅仅是丢失孩子的父母，还有专门负责打拐的警务人员，为了侦破连续发生的拐卖儿童案件，去年8月1日，昆明市公安局成立拐卖儿童专案组，由于案件涉及三个省，公安部派出专人进行协调，云南、福建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 从2005年8月开始立案，到今年4月案件告破，警方历时8个月，往返奔徙于云南、四川、福建3省，不仅出动了大量警力，还支出了高额的费用。 李宁：“经费可能也将近100来万，因为这个经费，几家都在开支，就是说为了这个专案，都在投入，这个投入比较大。” 在王金木一案中，警方最后解救了28个孩子，花费了上百万元，这些经费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李宁：“差不多3到5万吧，解救一个孩子，成本还是很高，而且大家都比较节约了，出去经常吃点快餐，吃方便面，比较节约。” 在昆明最容易丢失孩子的城中村，记者看到，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孩子多，平均每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而由于父母忙于打工和做小生意，许多孩子几乎无人看管，处于放养状态，而这往往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因此孩子容易被拐跑，尽年来，城中村就有200多名孩子丢失，云南警方调动了上万名警力，花费了600多万元，全力寻找，但由于这样的案件大多是跨省进行贩卖，而寻找孩子的途径单一，成本较高，找回孩子的比例依然很低。 尽年来，城中村就有200多名孩子丢失，云南警方调动了上万名警力，花费了600多万元，全力寻找，但由于这样的案件大多是跨省进行贩卖，而寻找孩子的途径单一，成本较高，找回孩子的比例依然很低。 面临寻找失踪儿童难题的不仅仅是昆明，2004年8月，福建警方历时两年多，解救了44名被拐卖的婴儿，而这次寻亲行动动用了上百名警力，耗资近500万元， 而今年广西柳州警方破获的9起贩婴案中，找回的失踪婴儿也只有9名，不到当年失踪儿童的十分之一，缺乏有效的寻亲网络，寻亲成本极为高昂已经在严重制约着全国各地寻找失踪儿童的效率和进程。 半小时观察：给迷失的孩子铺就一条回家的路 孩子丢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的父母从此无心工作，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奔波于大街小巷之间，苦苦寻找，而且警方解救一个孩子平均花费也要3到5万元，那么，那些还没有找到，但每天还在苦苦寻找的父母们，所背的经济帐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孩子往往是跨省贩卖，父母个人的寻找，作用微乎其微；警方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也相当有限。 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分属各地的寻人信息网站，但还没有全国性的“寻亲网络”，民政、公安、媒体还各自为政，没有建立起一个信息互通机制：民政部门不清楚救助站里的迷失者可能就是警方要寻找的失踪人口，警方接受报案寻人，却并不知道失踪者就在救助站里，事实证明，给迷失的孩子铺就一条回家的路，仅仅依靠民间的个人的力量效果并不理想，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寻亲网络，有关部门对此有更大作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