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设局杀害竞争对手 粉饰成“围歼劫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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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为了垄断市场发大财,“黑老板”伙同公安局副局长策划了一起精心的谋杀案杀害竞争对手:布局现场,把死者“妆扮”成劫匪,然后公然动用警力,用150发子弹将其“围歼”,并且通过媒体粉饰成先进事迹。5年后,真相才大白,死者的清白才得以昭雪。

   5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刑警围歼劫匪”震动整个福州城;5年后,刑警竟是凶手,“劫匪”本是无辜受害者的真相让人们目瞪口呆。

   2001年2月20日,当徐承平和王振忠在福州的一个旧车交易市场谋杀卞礼忠的时候,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己策划和实施了一桩“完美犯罪”。

   当案情后来真相大白之时,人们的评价是:“这哪里是谋杀啊,简直就是屠杀,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居然打了150发子弹。”

   今年5月19日,受害者家属终于等来了对这些警察败类的正义宣判。
  

  陈信滔在整理上访材料

  

  当年媒体的报道

  

  当年媒体的报道


   “完美犯罪”

   2001年的王振忠是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声名显赫。如今,他和他的情妇在逃美国,位居中国外逃人员第七高官,也是中国在逃人员中级别最高的警官。对犯罪学的研究和丰富的办案经验,让他在实施这场阴谋时显得有条不紊,甚至太周密了。

   在外人看来,徐承平只是王的朋友,然而事实证明,两人的关系远远没那么简单。他们不仅在这起案件中“紧密合作”,在更多的商业领域他们也有着“不错的合作”。因为王是徐承平经营的安详国际集团投资有限公司的大股东。

   事情尽管已过去5年了,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过后,仍然无法消除徐丽荣心中的梦魇。5年来,她每天都思念着自己的丈夫卞礼忠,因为伤痛,因为沉重的压力,她的体重下降了15公斤,而且还学会了抽烟。虽然她独自把女儿从呀呀学语带到现在能背着小书包去上幼儿园,但一种巨大的痛苦始终挥之不去:自己身上还挂着“抢劫犯家属”的牌子。

   不管徐丽荣怎么辩解,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她说的话。因为媒体在案发当年的报道让她不得不背负如此的骂名。媒体的报道也是这桩“完美犯罪”策划的一部分。当时福州公安对外界宣称卞礼忠因持枪抢劫拒捕被依法击毙,部分警察还因为这起案件立功受奖。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卞礼忠是无辜的,所有的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完美的圈套。

   血案再现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徐丽荣宁愿永远生活在2001年2月20日以前。

   那天晚上,沉寂的福州开始散发出春的气息,但对于卞礼忠一家来说,那绝对是春天来临之前最寒冷的一个夜晚。

   “那天晚上,枪声很激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但在案发地居住的居民仍能清晰地记起那晚的枪声。毕竟150发子弹的发射不可能悄无声息。

   一切,都犹如一场事先编排好的剧目。2月20日晚9时刚过,34岁初为人父的卞礼忠应徐承平之约,来到福州旧车交易市场的一间办公室。

   当晚10时过后,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徐承平从办公室走出来,抚了一下头发,这是事先商榷好的动手的信号,埋伏在一辆旧车里面的刑警立即出动,5名刑警手持冲锋枪,在距离落地玻璃四五米处,隔着玻璃对着卞礼忠一阵扫射。卞礼忠的左半身布满弹孔,倒在椅子上。

   后来据专案组调查,5名刑警一共射出了150发子弹,弹夹都打空了。这5名刑警分别是时任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刑警大队长的刘雄,重案中队长陈世滨、刑警沈思忠、郑明以及岳峰派出所刑警中队长郑军。其中刘雄曾多次获得“福州市十佳警察”和“全国优秀警察”称号。

   2001年2月,沉寂的福州城因为“旧车交易市场打死了人”而很难保持它的平静,这一消息以惊人的速度在这个有着2200年建城史的城市里传播着,一度喧嚣不止。

   为了给众多关注者一个交代,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对外宣称:这是一起“持枪敲诈抢劫案”。除了受害人的家属,没有人去怀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包括媒体,他们按照常规的思维去理解公安局发布的消息。何况还有当时的现场勘察笔录:案发当天下午5时30分,徐承平向晋安分局陈世滨等报告,福州市旧车交易市场里发生持枪敲诈案;晚11时许,犯罪嫌疑人卞礼忠持枪抢劫徐承平,又开枪拒捕,被大队的干警当场击毙。笔录上注明了两样关键证据:在卞礼忠尸体旁发现的一支仿六四式手枪、6发子弹及散落的9万元人民币。

 苦心布局

   案发两天后的2月22日,福州数家媒体刊发了由晋安分局提供的消息(均出自宣传科干警高某之手),一篇题为《一持枪劫匪被击毙》的消息称,“几名身份不明的歹徒持枪窜进旧车交易市场,……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将一歹徒击毙。”渲染了“分局刑警与歹徒枪战并将其击毙”的逼真场面。

   3月27日,福州一家媒体又发表了题为《围歼劫匪》的长篇通讯,详细披露了“2·20枪案”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

   歹徒发现了现金9万余元。搜出钱后,歹徒狠狠甩了徐经理一个耳光……徐经理突然尖叫着飞奔出去,高声示警求救。说时迟那时快,刘大队长迅速命令预伏守候的行动组刑警采取行动……“不准动,立即放下枪来,向公安机关投降!”指挥员(刘雄)命令道。歹徒卞礼忠举起手中的枪对准公安警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随着一声枪响,负隅顽抗的劫匪应声倒下,一命呜呼……

   事后查证,那把作为证据的六四式手枪是在郑军的提议下,由徐承平指示手下人通过中间人花1.8万元找黑道人买的,那9万元现金也是徐承平专门为伪造现场而准备的。徐后来还给每个参予犯罪的警察奖励了一台小轿车,这些车来源于一位叫陈信滔的商人。

   为利杀人

   徐承平为什么要干掉卞礼忠?这就不得不从徐承平和陈信滔的经济纠纷说起。

   陈信滔在部队服役18年,1997年他35岁时,拿着十几万元安置费转业,再从在国外的哥哥姐姐手里借了一些钱,在福州开始做二手汽车交易生意。经过4年的经营,到2001年,他一年可以赚100万元左右。

   所谓树大招风,因为生意火,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徐承平就是其中一个。陈信滔在福州三八路经营二手汽车,徐承平在邻街长乐路经营二手汽车。徐承平一心想垄断福州市场的二手汽车经营,所以打算吞并陈信滔的店子。

   因为徐承平和时任福州公安局副局长的王振忠关系很铁,陈信滔的哥哥陈信华害怕处于弱势的弟弟吃亏,便请来卞礼忠讲和。

   卞礼忠何许人也?按照其妻的说法,他是一个很大方、很讲义气的人,所以朋友也很多。据说,徐承平在事发前曾对卞说,给他10万元,不要插手这件事了,结果被拒绝,于是杀心顿起。2001年2月20日,徐邀请卞和陈去谈判,但实际上是打算通过警察“合法”地干掉他们。陈因为手机关机,侥幸逃过一死。

   除掉卞礼忠并不是徐承平的最终目的。在卞被谋杀后的当晚12时许,徐承平立即以公安机关办案的名义,指使林某(另案处理)等人逼迫陈信滔的员工黄某打开了陈的办公室,抢走了陈停放在安详车场内的26辆汽车(目前8辆已被警方查扣),一些办公用品、文件,还撬开了陈的保险柜,把放在保险柜里的车辆过户资料、车钥匙一并抢走。随后,徐将大部分车辆变卖,赃款被其挥霍或给参与犯罪的警察“发奖”,部分车辆被其送给朋友使用。经估价,被抢的26辆车价值人民币324万余元。

   捏造罪名

   卞被除掉后,当然也要给陈家两兄弟弄个罪名。2001年3月7日,晋安分局发出协查通报,称陈信华、陈信滔兄弟涉嫌特大持枪敲诈案件,请各地公安机关协助布控捉拿陈家兄弟。

   警方认定陈信滔是黑恶势力的后台老板。一个正经老实的企业家突然之间变成了黑社会老大,这种诬陷让陈信滔不知所措。是逃避还是面对?当过军人的陈信滔最终选择了后者。

   3月27日,陈信滔来到晋安分局说明情况。当天下午,他就被带到鼓山派出所置留室,那是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里面关了18个人,阴暗潮湿,臭气熏天,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再后来因为案件一直在调查审讯,陈信滔在看守所足足呆了三年,39岁的他头发竟全白了。

   晋安分局给出的说法是:陈信滔和卞礼忠合伙敲诈勒索徐承平150万元。2001年7月23日,晋安分局向晋安区检察院送达移送起诉书,认定陈信滔犯有敲诈勒索罪。为了给外人造成陈信滔确属敲诈勒索团伙的印象,分局还将该案并到风马牛不相及的福州火车北站敲诈勒索案件中。

   后来,陈的妻子林琼和律师多次去晋安分局讨说法,都无人受理。被关在看守所的三年期间,陈信滔经历过三次起诉,三次更换起诉书,六次退回补充侦查,八次开庭审理,两次发回重审。

   在这期间,晋安分局的证据“补充”得越来越多:王振国(王振忠堂兄)等多人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听到陈信滔向徐承平索要150万元”等证言。

   峰回路转

   2002年初,福建省公安厅分管刑侦的副厅长牛纪纲被任命为福州市委常委(后任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2·20枪案”也随之出现转机。

  牛纪纲的到来,也让王振忠极度失落且手忙脚乱,“一正一邪,立见分明”。牛纪纲上任不久,就查处了福州车管所腐败窝案以及福州交警支队长林孜腐败案,震动全国。陈信滔心中又升起了希望。


  当时“2·20枪案”在公安局内部也引起了广大干警的猜测和质疑。陈信滔的家属经常接到福州市公安局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的鼓励电话。陈信滔说,他们一家人打心底里感激这些好心人。

  就在福建省纪委决定对王振忠实施“双规”时,2002年5月22日,王振忠携1000多万美金、情妇郝文(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以及众多机密文件潜逃到美国,办案人员从王振忠的家里搜出近3000万元人民币。

  王振忠出逃后,对其调查也公开化。5月26日,福建省纪委、福州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专案组,调查王振忠的问题。

  王振忠一跑,徐承平即以偷税罪被逮捕。尽管徐和王已落马,但刘雄等当事警察一口咬定卞礼忠是敲诈抢劫持枪拒捕、陈信滔是背后主谋,所以案子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陷入泥沼。

  直到2004年2月15日,福州市委政法委就本案召开第三次协调会,牛纪纲主持会议,他提出的三条意见成为真正的转折点:第一,有人一直想方设法要证明陈信滔有罪,但没有证据,你们为什么不查一查陈信滔无罪的证据呢?第二,北站的敲诈勒索案件和“2·20枪案”完全是两回事,就不要扯在一起了;第三,徐承平制造假案,还要加大力度查下去。

  2004年3月4日,晋安区法院当庭宣判陈信滔兄弟无罪。法庭书记员请陈信滔写下他的感受,陈信滔提起笔,在判决书上重重地写下5个大字:“迟到的公正”。

  出狱后的陈信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状,他提笔给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写了一封信。

  2004年3月30日,这是一个让陈信滔终生难忘的日子,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队长王志刚给他打来电话,说他的信部长已批示了,要派人来调查,让他近期不要离开福州。第二天,王志刚和另外一名同事来到福州,因为紧张害怕,陈信滔像秘密接头一样换了两个地方才和他们见面,两位警官听陈信滔讲述了3个小时。

  疑犯受审

  2006年5月19日,陈信滔及卞礼忠的家属们终于等来了对那些警察败类的宣判。上午9时30分,20多名持有专案旁听证的旁听者,经过法警严密的安检后,进入了戒备森严的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法庭。9时35分,法官宣布开庭。3名被告被带入被告席。审判长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宣读完这份长达35页的判决书。法庭一审做出如下判决:

  第一被告人徐承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徐承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郑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雄: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附带民事赔偿部分,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承平、郑军和刘雄共同承担对卞礼忠6岁的女儿的抚养费250103元。其中,徐承平赔偿10万元,余下的150103元由郑军和刘雄各承担一半。而对于原告提出的10万元精神损失赔偿,法院认为其不符合法律规定,驳回了这一请求。

  被害人卞礼忠的女儿还提出请求:被告人徐承平、郑军和刘雄实施故意杀人行为,致其父亲死亡,晋安公安分局对被告人郑军、刘雄及其他犯罪人员实施的职务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给予赔偿。但法院认为,被告人郑军和刘雄是利用了自身警察的身份,实施的犯罪行为与职务无关,故驳回了请求。

  双方上诉

  对于以上审判,受害人陈信滔和本案原告就各自的几点意见向福建省高院提请了上诉,省高院将择日对该案进行二审审理。令人惊讶的是,本案的3名被告人也都准备向省高院提起上诉。他们上诉的理由是本案存在程序违法。

  一位参加法庭旁听的先生告诉记者,法官宣布判决后,法警陆续将3被告带出法庭。走在最后面的是44岁的徐承平。“他当时眼睛似乎在旁听席里搜寻着什么。突然,他停住脚步,像是看到了什么人,他的嘴唇撇动了几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十几秒钟后,徐承平身边的两位法警用手将徐的头重重地按低,将他推着走出了法庭。

  对话受害人家属徐丽荣

  打官司不让女儿背骂名


  “女儿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这是受害人卞礼忠的妻子徐丽荣见到记者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6月1日晚9时多,记者走进福州某小区六楼徐丽荣的家,尽管这里多年前就没有了男主人,但房子依然整理得干干净净。或许是因为还陶醉在儿童节的欢乐中,5岁多的卞凌蕊很高兴地望着记者。看着记者拿着相机,天真的孩子很乖巧地听妈妈的话穿好了漂亮的衣服,让记者给她拍照,笑容也很灿烂。在看了数码相机里自己的照片后,她更加开心了。

  比起孩子来,母亲的心情显然复杂得多。在孩子面前,她很注意不轻易显露自己的情绪。在打发孩子去睡觉后,她才在记者面前揭开了自己心中的伤疤。

  用谎言为女儿营造温情

  谈话从孩子开始。“孩子会经常问爸爸在哪呢?”

徐丽荣给记者描绘了一下她们母女之间的谈话情景。

  每月初一、十五,母女俩都要给卞礼忠上香,当卞凌蕊端上供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对话。

  “爸爸,你要吃什么就告诉阿凌,给阿凌托梦啊。妈妈,妈妈,爸爸去哪了?”

  “爸爸去美国了。”

  “你别骗我了,那去美国为什么也不给阿凌打个电话。”

  “爸爸那里穷,没有电话。”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爸爸?”

  “当你长大的时候,长到18岁的时候。”

  “那我要快点长大,最好明天就长大,明天18岁就能看到爸爸了!”

  美好回忆下的暗自伤神

  每次女儿说起爸爸,徐丽荣都会尽量微笑着,不让悲痛去影响自己心爱的女儿。而当夜阑人静的时候,身体的病痛和心理的阵痛让她无法安心入睡,这时,她会静静地点根烟,去回味和丈夫生前的美好。也正是因为丈夫的离去,她学会了抽烟。

  回忆总是美好的:丈夫陪自己去云南和九寨沟旅游,自己怀孕时丈夫守候在床前;回忆又总是痛苦的:昔日形影不离的一对,如今形单影只。每当周末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看着女儿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别人三口之家,徐丽荣不得不提醒自己控制好情绪,她怕自己的忧伤让乖巧的女儿看到,更怕自己的眼泪让女儿跟着伤心。

  “女儿长得很像老公。你不知道礼忠在的时候多么喜欢她。刚生下来的时候,医生说孩子还太小不能抱,他就硬要抱着,晚上回家即使喝醉了也要去抱抱她。因为女儿属蛇,他就天天叫她小龙女。男人嘛,34岁才有孩子难免不疼爱她。”说起女儿说起丈夫,徐丽荣脸上自然流露出一种梦幻般的柔情。

  打官司不让女儿背骂名

  丈夫的死,5年来的磨砺,让原本柔弱的她已经可以在外人面前强行压制住自己的伤心,坚强的表情时不时会很自然地出现在她脸上。

  丈夫死的时候,她刚刚生下女儿7天,朋友们不敢告诉她,直到三天后她才知道出事了。“我自己当时就傻了,晕过去了。我婆婆也晕过去了。那时候便衣都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花了1500元给看尸体的工人才进去看到了尸体。当时尸体的照片是我丈夫的哥哥偷偷拍出来的。”徐丽荣说,后来因警察说卞礼忠是抢劫犯,卞父气得不吃不喝,4个月后便撒手人寰。卞父去世时对徐丽荣说:“不管怎样,官司一定要打。”

  对于徐丽荣来说,还有一个遗憾就是和丈夫只是拿了结婚证没有举行婚礼,本来打算坐完月子就去举行婚礼的,结果在婚礼前21天,丈夫突然就去了。自己也因为在坐月子时受到巨大打击,一直身体不好。“现在,我吃药是一筐一筐地吃。”

  “有时候我也想自杀,但我死了女儿怎么办?她没有了父亲,我不能让她再没有母亲啊。所以我要讨回公道,主要也是为女儿,毕竟她以后的路还长,她不能永远背负骂名啊。所以我要求公安局在媒体公开道歉,原来在什么报纸电视发的,现在还要在什么报纸电视上跟我道歉。”徐丽荣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

  要给女儿双倍的母爱

  “你现在才31岁,不打算再找一个吗?”面对记者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徐丽荣的回答还是为了女儿,“我不会去改嫁的。我找不到卞礼忠那样对我好的人了。就算找到个对我好的,对我女儿不好怎么办?女儿是我一生的希望,我要担负起母亲的责任,我要给她比别人更多的母爱,因为没有父亲,所以我要给她双倍的母爱。”

  记者告别前,去看了一下徐丽荣在家里为丈夫设置的灵堂,灵堂很干净,还有新烧的香灰。

  对话受害人陈信滔

  一位退伍军官的跌宕人生


  生活犹如一个牌局,你永远无法知道下一张抓到的是什么牌。

  在陈信滔看来,如果不是响应转业创业号召,当年35岁的少校军官或许快是将军了;如果转业时投奔政界而不是商界,或许如今也是福州的一个不小的官员了;如果投奔商界没人迫害,“起码也是个千万富翁了”。而现在,陈信滔称自己不过是个举债的普通人。

  从戎马生涯到商旅传奇

  17岁那年,陈信滔投笔从戎,成为守卫海岛的一位陆军战士,那是福建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海岛。

  “那时我身体特棒。当兵时天天训练,当了官也天天带兵训练。”当年英武的青年军官照片如今还很显眼地摆放在陈家有些破旧的客厅里。

  从一名优秀士兵到基层军官,再到福建省军区的少校参谋,一切都是如此美好。进入上世纪90年代,和平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旋律。1997年我军裁军50万,陈信滔响应号召,成为50万人之一。

  脱下军装后,35岁的陈信滔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商界。靠着十几万元的安置费和在国外的哥哥姐姐们的支持,以及跟亲朋好友的借款,陈信滔的二手汽车市场在福州不声不响地开起来了。

  4年的商海拼搏,到2000年时,陈信滔在福州商界开始小有名气,资产也有了好几百万元。

  从百万富翁到一文不名

  2001年2月20日晚,陈信滔一夜之间一文不名,他的所有财产被徐承平席卷一空。后来,法院认定这些财产共324.598万元。“有些因无有力证据没被确认,但我被抢去的财产价值实际上在500万元以上。” 陈信滔说。

因为当时开公司只有一半左右的资金是自己的,所以陈信滔现在还欠着债。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们家和你会是什么样子?”

  陈信滔很自信地回答:“我应该是个事业有成、生活惬意的千万富翁了。因为那时候我生意做得很好,而且还打算投资其他行业。”对这个问题,陈信滔的妻子林琼回答得更为谨慎一些,“至少我们家的房子换了,我也不会这么操劳。”

  从“罪犯”到告状专业户

  在看守所的3年,39岁的陈信滔白了头发,如今还戴起了老花镜。但每次出庭时,不管身体怎么差,陈信滔都站着标准的军姿。

  “我站在那一动不动,可以从早上8点站到下午6点,我要表现军人的尊严和对他们的抗争以及蔑视。”陈信滔从行动上表达着自己的坚强和执着。

  而因为入狱,儿子不和他说话了。在儿子看来,父亲让自己抬不起头。在监狱时,妻子为给他讨个说法,不得不晚上上班,白天去奔波。从居住的仓山区到晋安区,每次都要花费半个多小时。出狱后,因为害怕,妻子要陈信滔不要再去告状了,但陈信滔决心坚持到底。

  “出来后,我就成了告状专业户。每天写信,找人,去北京,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月。很多时候因为自己没给家庭带来幸福,我也很不安、内疚。”说起这些,陈信滔满脸无奈。

  “当了18年兵,做了4年生意,坐了3年牢,告了2年状。”陈信滔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他还告诉记者,自己还要把官司打下去,要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财产和名誉。尽管目前他已经取得胜利,但艰难的理赔之路才刚刚开始。

  本报特派记者 欧阳毅 发自福州

  专家点评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监督


  西北政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冯卫国认为,这起案件暴露了警察权力监督制度的缺陷。警察滥用权力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而对警察的监督在立法和制度上都不够完善,同时,这也大大损害了人民警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提高警察的法律修养和业务素质。公安部门实行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制度,选拔人才必须把综合素养放在首位,不妨考虑让法律专业人才进入公安队伍;二是加强对警察权力的制约监督,从严治警,这点最重要。警察往往处于强势地位,需要完善刑诉法,监督警察在侦查、采证和审讯过程中的合法性,可让律师和检察机关到场。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以形成对警察的监督机制;三是健全受害人保护制度,在举报、上访、申诉的过程中避免干扰。对这一点,西方一些国家制定了《受害人保护法》,保持受害人向有关部门信息反馈的及时畅通,避免了错案冤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