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嫌犯杀人16小时后的人生自白

　　杀人后16小时，他拨通了《南方周末》新闻热线 　　　　近四小时后他在记者的陪同下到派出所自首 　　　　他沉迷于赌博，也同样迷恋于读书看报 　　　　他有好勇斗狠的恶名，却又有侠义助人的美誉 　　□实习生 吴娟 马小六 王亮 　　□本报记者 吴晨光 　　“犯罪后24小时，是一个嫌疑人最慌乱的时候。” 　　这个规律在易平(化名)身上表露无遗——坐在本报记者面前，他头发蓬乱、手颤抖、目光呆滞、呼吸时快时慢。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易平不时低声叹气，一杯接一杯灌着冰水。 　　血案发生在11月12日晚8点左右，易平邀请的3个老乡，菜刀狂砍31刀致人于死。 　　16个小时后，易平拨通了本报新闻热线。“想找这里的记者谈谈……我是你们的忠实读者……”一个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我杀人了……我想自首。” 　　祸起赌博 　　易平，32岁，湖南邵阳人，他在广州打工已整整16年。 　　交谈的地点选在报社旁一家西餐厅。易平走在记者身后，低着头，敦实的身体一直颤抖，白色的T恤泛黄，灰长裤和黑皮鞋上沾满泥浆。 　　他胳膊上伤痕累累，右手一道长伤疤触目惊心。 　　血案的发生，现在像慢镜头一样被他重放——广州员村某小区B栋，一间由车库改造的商店里，一名手持菜刀的年轻人冲了进去，对准一个外号叫“桂桂”的男子猛砍。 　　当23岁的桂桂夺路逃跑时，另外两人从门口把他堵了回去，血在20平方米的屋子里飞溅。 　　“他们砍人时，我站在50米之外。”易平回忆，“这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 　　“怎么样？不会死人吧？”当3人出现在易平面前时，他有些担心地问。 　　“放心吧，不会。”杀手们回答。之后，四人打车消失在夜幕中。 　　次日上午，桂桂死亡的消息传来——一个血肉之躯怎么可能挨过31刀呢？据死者的哥哥说，桂桂的肠子流了出来。“我的弟弟死不瞑目啊，11月13日他就要去领结婚证了。” 　　一瞬间，健壮如牛的易平晕了过去，失去了知觉。 　　死于刀下的桂桂，算起来与易平还是老乡，如果不是因为赌博，他们或许仍将称兄道弟。 　　几年前，易平认识了桂桂。两人是赌友加老乡。在易平的描述中，桂桂是这一带的黑帮小头目，带着几个马仔，靠收“保护费”为生，家里藏匿着枪支。 　　但桂桂的二哥称，自己的弟弟并没有那么坏。而易平“嘴巴不好、喜欢骂人，因此在打牌时总是跟人发生矛盾，三天两头脸上都青一块紫一块的”。 　　另一些赌徒则证实：桂桂的背景比易平更复杂，两人的个性都很强，喜争强好胜。 　　“今年3月，桂桂从我这儿借了1700元，他赌输了。”易平回忆，“但他一直不还钱，即使最后我说还600元了事。11月10日，他还因此打了我。” 　　易平抬起头来，右眼眼圈上有被拳击的痕迹。他无法再忍受这种耻辱——1999年，也是因为他去讨赌债时，别人将其右手几乎砍断。送到医院抢救时，易平已休克，最终留下了右手的一道长疤。 　　狂躁的易平找到了3个老乡，要给桂桂一个教训。3个行凶者都来自湖南邵阳，廖素宝(音)——人称“宝宝”，曾广平(音)——绰号“老细”，还有一个外号叫“老小”的人。他们都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身高均在168cm—173cm间。宝宝最明显的特征是脸上有道疤。他们长期混迹于石东，也以赌博为生。 　　“但我告诉他们不要买匕首，”易平强调，“当三把菜刀拿回来时，我挨个检查了，认为那些家伙砍不死人。” 　　11月12日，易平在事发现场徘徊了一个下午。他自称给了欠债者最后的还钱机会，但桂桂没抓住。这几个小时，桂桂一直在打麻将。 　　环境与命运 　　提起灰色的生活时，易平言辞闪烁，目光暗淡。赌博的最终结果是输钱，他因此欠下了数万元债务。 　　当易平的三弟易伟2003年毕业来到广州时，他坚决让弟弟和他住在一起，因为怕易伟步其后尘。 　　这16年的打工生涯，对易平来说恍如一梦，1989年，16岁的易平只身到广州，他落脚于城中村石东，这里居民半数以上是湖南人，其中又以邵阳洞口、龙回县居多。 　　都市的繁华诱惑着这个山村的青年，为了实现过上好日子的梦想，易平最初梦想过打工致富，他清晨离屋找工，夜荷月色而归。但他的初中肄业文凭，怎么谋得到固定工作？ 　　易平随后尝试过开“摩的”、干装修小工，在40度高温下一次扛两包水泥上8楼——这样一趟可挣5元。 　　为了省钱，他会在饥饿时喝凉水，走起路来肚子里“咣咣”地响动。 　　在最困难无助的时候，易平开始了赌钱。 　　“只有通过‘捷径’才能迅速发家。”在当时易平的心里，不偷、不抢，不犯罪，我难道不能撞撞赌运？ 　　颇让人感触的是，沉迷于赌博而渴望暴富的易平，其实也是一个迷恋于书报的人，在他租住的房间里，四处摆放着收集的书报杂志，一位打工仔甚至认为他“颇有文化气息”。 　　“我喜欢看凤凰卫视，尤其喜欢看《时事开讲》。”易平告诉本报记者。 　　每期的《南方周末》也是他的必读之物，易平在读书看报之后，喜欢找人纵论国家局势、天下变迁，然而他找不到对谈的人，在这里，没人和他谈论这些，他屡屡感兴趣的“弱势群体”话题，甚至被同伴们讥为无聊。 　　易平甚至认为自己有点双重人格，他一会儿渴望指点江山纵论国是，一会却又是一个输红眼卷袖斗殴的赌徒，“我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他没法回答自己。 　　努力与挫败 　　“哥哥也曾努力摆脱这个环境。”易伟说，“他有个很好的朋友，两人脾气相像，也一度以赌博为生。因口碑不好，连老婆都娶不到。” 　　这位朋友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买车搞运输。自从走入正途后，就像变了个样，后来有老乡拉他打牌，还故意激将：“你怎么这么胆小啊！”他不理。 　　为了远离这个环境，此人后来远赴云南发展，现在已成为上百万资产的小老板。 　　这件事刺痛了易平。1999年，他向家人借钱买了一辆小面包车，誓言开始新生活。 　　最初生意很好，一天能赚300元。有了本钱，易家还在石东开了个小店。但在2001年，易平一个朋友赌博输了钱，他将车借给此人抵债——在老乡圈子里，易伟以“讲义气”出名。那人答应每个月给易平2000元钱生活费，但几个月后，那人失踪了。 　　2002年，家人再次凑钱买了辆二手富康，但后来，无法戒赌的易平，将车押在了赌桌上，再次输得精光。 　　两年后，易伟第三次买车跑出租。但他还没来得及享受新生活，就与一辆桑塔纳轿车发生了摩擦。车里跳下6人劈头就打，扬长而去。两天后，易平接到通知说，他的车证件有问题。此事最后以他送礼道歉了结。 　　此后他开始疯狂赌博，理由是排遣极度郁闷的心情，到今年4月，车又被输掉了。 　　易平的弟弟易伟回忆，“一个月前他生日，还和我提起过搬出石东，开个烧烤店。” 　　这个梦想最终在杀人案后破灭了。 　　“哥哥没办法摆脱这种命运，所以对那些能跳出去的人特别关心。”易伟说。一个同乡考上大学，问自己的哥哥借钱交费未果，被易平知道了。“读书是好事。”他把自己身上的钱全给了他。而在广州收容所门前，易平还救过一名走投无路的山西穷教员。 　　两个破碎的家庭 　　“我的性格大多是爸爸的遗传。”易平说。当提起父母和家乡时，眼泪再次流出来。 　　64岁的父亲易万华坐在门前抽着纸烟，58岁的母亲去山上砍柴，93岁的奶奶哮喘病又犯了——“咳、咳、咳……” 　　11月18日——事发后第6天，本报记者来到了易平的老家——湖南洞口县的一个小山村。 　　当踏进这个农家时，你就会明白，它所养育的孩子为什么对600元如此看重：一幢17年前盖的土坯房、两张双人木床、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三把椅子、一只小灰狗、一只芦花鸡，是其全部财产。 　　正是因为贫穷，易平在初二失学。打柴回来的母亲说，“他是聪明的孩子，小学升初中全乡考了状元。只是上课时有些调皮——因为他说老师讲得太简单了。” 　　当时父亲在工厂上班，月薪只有46.5元。母亲务农。他们要养活三个儿子，还有易平的奶奶。而在今天，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是易万华每月200多元退休金。 　　在这个山村里，大多数家庭都属于此类情况。贫瘠的土地种不出水稻、番薯之外的经济作物，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坐火车14小时到达广州成为他们的首选。 　　按照易平的要求，记者并没有把他涉案的消息透露给这个农家。但敏感的母亲已从其他打工者那里了解到部分情况——“听说我的孩子讨债时出了事儿？”她一遍遍问着，抚摸着墙壁——那是易平16岁时亲手砌的，为了给家里省下买砖的钱。 　　被害者的家庭同样难以承受这个打击。桂桂的母亲已去世，父亲年过60岁仍在务农，与易平一样，桂桂兄弟三人都在广州谋生，老大搞装修，老二做保安，桂桂是老三。 　　“得知小儿子的死讯，爸爸死活要到广州看他最后一眼，但被劝回去了，”老二说，“我们怕他不能接受这个惨状。” 　　据桂桂的二哥介绍：弟弟也厌倦了这种浪荡的生活，他已经考完驾照，准备开车赚钱。易平的梦想同样破灭了——他打算回乡竞选村委会主任，用在大都市的见识改变落后的村庄，这个愿望已经得到了村委会现任主任的认可。 　　自首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暮色渐笼。易平用手抹了把眼泪，准备去自首。在与《南方周末》联系前，他已给管辖事发地的员村派出所拨过电话，表达了投案的想法。 　　他叹息说，“不要让别人走我的路，也希望社会能关注这样一个群体。” 　　出租车驶向员村。坐在记者身边的易平开始激动起来，哭个不停。但他拒绝了记者的手机，“我不想给家里人打电话，我没脸见他们。” 　　大约25分钟后，车子停在员村派出所附近。易平的出租屋离派出所很近，离杀人现场不远。“这里是天堂，也是地狱。”他哭着说。 　　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已经等待在那里。而在进入派出所的一刹那，他突然抱住记者，“你一定要去看看我的儿子，他很可爱！”…… 　　当晚8点，记者在北京路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里，见到了易平的妻子杨娇，以及他的二弟和三弟。记者把易平留下的条子递给杨娇——“奇奇(易平的儿子)，爸爸永远爱你们！” 　　杨娇生于1980年代，皮肤白净，戴着一条铂金项链。她说这是今年过生日时易平送的，尽管当时“很没有钱，连房租都交不起了”。 　　1999年，杨娇来广州打工，因为易平和她的姨妈都住在石东村而相识。杨娇最初并不喜欢易平，觉得他“长的不好”。但有一次，杨娇丢钱后得到易平的帮助——身无分文的他借了300元钱拿给她，这一举动瞬间打动了女孩的心。 　　两人此后渐渐确立了恋爱关系，不过因为易平比杨娇大8岁，也因他皮肤黑，婚事一直受阻于女方父母。直到2004年12月份，孩子已经4岁时，女方家才允许他们去领结婚证。 　　“孩子至今没户口，”杨娇说，“易平本打算年底用15000元给他上个户口的，他因此四处找钱。” 　　这起案件也因此让办案警察也颇感唏嘘，就在易平自首的当天下午，刑警队在对本报记者笔录时也分析，“从易平的案情来看，他有可能会获得从轻处理。” 　　“劝导嫌犯自首是有益社会的事情，这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勇气。如果他逃走，重复犯罪几率很大，破案的成本也很大。”11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局长吴煜昇一行特意来到《南方周末》编辑部致谢，他说，“作为媒体或者公民，都有义务维护正义和法律。” 　　(易平及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