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龙网记者于振华4月17日北京报道 4月12日下午，北京首例因异国恋情引发性病官司的民事案件再度开庭审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被告王世人是丹麦籍人，在和原告、中国籍姑娘王晶同居之后，王晶患上了性病。后来，王晶将王世人告上法庭，两人从此反目成仇…… 　　经过法院开庭审理，一审法院驳回了王晶的诉讼请求。王晶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开庭时，王晶还特意委托一家医院作了相关鉴定，作为补充证据，法院是否采信成为此案的一个悬念。　　此案二审开庭审理后，法官没有当庭判决。对于当事人王晶的遭遇，有人表示嘲笑，认为王晶自作自受；而更多的人则表达了对她的同情，认为王晶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专家认为，王晶案的社会意义莫过于此案的警示教育意义。　　意外邂逅坠入异国恋情　　4月12日下午，外地人王晶(化名)因被传染性病，以“人身损害”和“精神伤害”为由，再度将曾经与其同居并发生性关系的丹麦籍男子王世人(化名)推上了被告席。而在几年前，他们俩曾有一段异国恋情…… 　　“我是在北京上的大学，毕业后回老家当了一名教师。后来，我想来北京闯荡，便辞职又回北京来进修英语，结业后就在一家外企工作，成为一名白领。”4月7日深夜，在得到千龙网记者不录音、不摄像、不公开真实姓名的承诺之后，王晶在位于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的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的一层大堂内，接受了千龙网记者的专访。　　“1999年夏天，我和一帮朋友出去玩，在一个偶然场合认识了王世人。”王晶说，王世人在位于北京复兴门金隅大厦内的一家中英合资企业担任销售经理。初次见面交流时，令她感到惊奇的是，王世人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英语也说得非常棒，这给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分别时，双方交换了手机号码，并开始交往。　　“从第二天开始，王世人就开始疯狂地追求我，我完全是被动地接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她说，王世人每天都给她打电话，一到下班时间，他就开着小轿车来接她，然后带她一起到北京的一些豪华大饭店吃饭、聊天。　　“一个月下来，王世人单单请我吃饭就花了两万多。”王晶告诉千龙网记者，她从王世人的聊天中了解到，王世人来中国北京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他只是一个外企的“打工仔”，他的汉语说得好，也是这十多年在社会上和各种各样的女孩交往中，“逼练”出来。　　王晶说，当时她自己30多岁，而王世人已经40多岁了。王世人向她表示，他想一辈子在中国生活，还屡次跪在地上向她求婚。他还让远在丹麦的父母给她发来邀请函，热情地邀请她去丹麦做客过圣诞节，他父亲还将自己的护照也发过来了。王世人还信誓旦旦地承诺三个月后就和她结婚。　　“家对于一个30多岁的女人来说，诱惑力太大了。于是，在王世人数次要求我搬到他的公寓去住时，我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就再三盘问他是否有过性病。后来，王世人就拿出自己在医院的化验单给我看，证明他本人没有艾滋病和梅毒。”说到这里，王晶的脸色变得愤怒。　　“当时，我也就只知道有这两种性病，就相信他了，还随他去了丹麦老家看望他的父母。”王晶介绍说，最后，她还是抱着美好的愿望搬过去和他同居了。同居一段时间后，她感觉下身不舒服，直到2000年11月，她到医院检查，才得知被传染了尖锐湿疣。　　王晶立即找王世人质问，王世人承认了他以前患有此种性病。2001年9月，她意外地从王世人的病历上发现，王世人早就患有生殖器疱疹、衣原体、淋病、尖锐湿疣等性病。经医院进一步检查，王晶还被确诊传染上了生殖器疱疹。　　染上性病双方反目成仇　　王晶得知自己被传染性病之后，痛苦万分，不得不进行治疗。而此时，她又发现，王世人在外面又找了别的女人回来鬼混。王晶立即离开了他，并找律师向王世人索赔医疗费，由于在索赔额上发生分歧，最后双方在法庭上成了冤家。　　王晶说：“2000年2月，我出差一星期回来时，偶然发现了几只用过的避孕套。我向他质问时，他却回答说，他不用对此事进行解释。后来，他干脆说‘我们不合适，我们分手吧’。” 　　“我当时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想到彻底被骗了。我年迈八旬的父母得知我被传染性病后，伤心得无地自容。”王晶哭泣着告诉千龙网记者，搬走之后，她得知治疗这种性病需要巨额费用时，绝望之余，开始向王世人索赔。　　王晶说，2001年6月11日，王晶委托律师给王世人发去律师函，要求索赔250万元人民币医疗费。而王世人在咨询了律师之后，提出只给她10万元人民币，并要求王晶签订协议，说明王晶患性病的责任不在王世人，王晶也不要再到法院去告他。　　“我当时就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我哪怕一分钱都不要，也要讨个说法。”王晶激动地向千龙网记者表示，后来，她根据王世人以前给她出示的无艾滋病和梅毒病历单，找到曾经为王世人治病的北京国际医疗中心，调取了王世人在该医院治疗尖锐湿疣、淋病等性病的英文病历作为证据，将王世人告上了法庭。　　而这个取了个中文名的丹麦老外对此又是如何表述的呢？4月13日上午，千龙网记者联系上了王世人，王世人首先表示自己是外国人，听不懂记者在说什么。当记者重复几遍并说明无论他怎么回避、记者都坚持要报道此案时，他干脆回答：“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 　　由于此案涉及个人隐私，二审开庭时，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仍然应被告要求采取了不公开审理，千龙网记者也无法参与旁听。但是，千龙网记者在一审法院北京市二中院下发的文字号为“(2004)二中民初字第6774号”的《民事判决书》中看到了王世人的态度。　　该判决书中写道，被告王世人辩称，“我与原告是发生过性关系，但我没有患任何性病，北京国际医疗中心的病历和检验报告均反映我并没有患原告所述的性病，原告如何得的性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而对于王晶提交的证明被告患有性病的证据，王世人认为，“对证据本身及其翻译件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证据来源不合法。” 　　在该判决书中，千龙网记者还发现，被告王世人针对原告王晶的诉讼请求进行了反驳，一方面，用原告委托律师发给他的律师函证明原告“威胁索要巨款”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另一方面，以北京国际医疗中心中被告的病历显示，1999年7月16日和2000年11月17日对被告检查结果没有性病。一审被驳回二审尚未判决　　经过法院开庭审理，一审法院的判决驳回了王晶的诉讼请求。王晶不服，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开庭时，王晶还特意委托一家医院作了相关鉴定，作为补充证据，法院是否采信成为此案的一个悬念。　　日前，北京市二中院经审理，查明王晶和王世人双方有性关系、王晶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外阴尖锐湿疣”和疱疹、王世人从1994年起在北京国际医疗中心就诊和王世人的主治医生易卜拉欣出具医疗报告等事实。2004年2月10日，经该院询问，北京国际医疗中心及易卜拉欣医生依据王世人的病历和实验报告单，确认王世人“在北京国际医疗中心从未被诊断过有性病”。　　二中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案属于王晶起诉王世人传染其性病侵犯其健康权而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纠纷。侵犯健康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侵权事实、损害后果、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侵权人主观有过错四个要件。　　从本案证据和庭审情况看，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王晶所诉侵权事实是否成立，即王世人是否在患有性病的情况下与王晶发生性关系。从1999年8月王晶和王世人相识到2001年5月16日王晶被诊断出患外阴尖锐湿疣之间，王世人与王晶有过性关系。　　关于王世人是否患有性病，王晶提交了王世人病历、实验报告单以及谈话录音等证据予以证明。但王世人的病历仅反映王世人被诊断为尿道炎和睾丸炎，并未反映确诊为尖锐湿疣、单纯疱疹等性病。对于王世人的实验报告单，北京国际医疗中心及王世人的主治医生诊断王世人的检测数值为正常。　　“经本院进一步询问，北京国际医疗中心及易卜拉欣医生再次确认王世人在北京国际医疗中心没有被诊断出有性病。”因此，该法院认为，从现有证据看，王世人患有性病的事实不成立。由此，王晶起诉王世人在患有性病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侵权事实亦不成立。　　此外，关于此案的诉讼时效问题，王晶于2001年5月16日被确诊患有性病，于2002年9月16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王世人再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一审法院认为我要求王世人赔偿损失之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支持我。”王晶说，她在诉状中曾经要求被告王世人赔偿她已经发生的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105万人民币。　　王晶介绍说，二审时，双方律师在法庭上辩论得非常激烈。她还将以前从北京国际医疗中心调出的有关王世人的治疗病历送到北京协和医院进行鉴定，协和医院还专门为此出具了两份医学证明，她将这两份证明当庭交给了法官。法官没有当庭判决。　　异国恋的警示教育意义　　对于当事王晶的遭遇，有人表示嘲笑，认为王晶自作自受；而更多的人则表达了他们的同情，认为王晶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专家认为，王晶案的社会意义莫过于此案的警示教育意义。　　“丹麦是安徒生的故乡，我也是虚荣心作祟，心里向往这个童话般的国度。”王晶说，她之所以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是因为一审法院在核实她提供的有关王世人的病历证据时，不是由第三方来鉴定，而是直接向被告的主治医生来求证，并采信了该主治医生的证言。这显然有失公允。　　“王晶的行为完全是自作自受。”日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在接受千龙网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无论是在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还是在珠海、深圳等特区城市，都有为数不少的女孩子常常以和来中国的外籍男子交往为荣。　　这位女士表示，这些女孩子一方面受外籍男子的出国、金钱等物质条件诱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虚荣心和好奇心作祟，以为自己有多大的魅力和能力能吸引住外籍男子。最后，自己上当受骗甚至成为受害者时，悔时已晚。　　在采访中，千龙网记者听到更多的声音是同情。北京市民刘先生认为，像王晶这样的女孩子，受到人身损害后，多数人受损害后并不去寻求任何帮助，她们自己也会有顾虑，认为自己的行为羞于见人，因此她们往往自吞苦果。　　“就算是王晶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事实上，王晶已经输了。”刘先生惋惜地说，众所周知，淋病和尖锐湿疣病毒携带者目前均无法彻底根治，而且还有遗传性，这等于把一个人的一生都给毁了。　　“王晶的遭遇不是她一个人造成的，这里面除了她个人的原因，也有多元化价值观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北京一位姓霍的律师认为，这是社会上出现的道德诚信危机、未婚先同居现象、婚检成为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等所带来的典型的负面效应。　　“因为恋情引发性病官司，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也是北京首例性病官司。”霍律师还向千龙网记者表示，王晶能站出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健康权利，发人深思。这类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最大的困难是调查取证太艰难。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性病病毒携带者在和异性发生两性关系之前，必须告诉对方，或者采取防范措施，防止造成人身损害。　　“此类案件的肇事者不仅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惩，还要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霍律师还补充说，王晶案的社会意义莫过于此案的警示教育意义，一是给热衷和外籍男子打交道的女性泼了一瓢冷水，二是要告戒人们增加自我保护意识，只有充分防范性病病毒的侵害和传播，才能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