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nfo] 有人说这是因爲清华校风好。清华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校长梅贻琦曾这样表述自己的办学理念：“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一九九二年，在祝贺“母校”成立六十周年时，朱镕基曾经论及在清华对于为学与为人的理解。他写道：“四十多年前，母校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在一次会上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哲人已逝，言犹在耳。清华就是教我们‘为学’，又教我们‘为人’的地方，它以严谨的学风和革命的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献身革命和建设祖国的‘有骨气的中国人’。饮水思源，终生难忘。
“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严师可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梅校长的话，着眼于清华大学整体建设；朱镕基的话，着眼于清华学生个人成长。梅校长的话，对我们探究清华学子大批在政坛上崛起之谜并无佐助──执掌权柄的这些清华学子谈不上什么“学术自由”“自由探讨”的心态。倒是朱镕基的话，如果作符合共产党话语系统的解释，却接触到了清华学子何以崛起政坛的奥秘：要“严”要“正”，所谓“严”，就是完成党的任务要一丝不苟，所谓“正”，就是追随共产党意识形态要不越雷池一步。
★蒋南翔扮演了清华帮教父角色
校风熏陶与政坛明星成长的关系，看不见摸不着，更具体更切实的缘由，其实是清华的掌门人蒋南翔。
 蒋南翔对“清华帮”在政坛上的崛起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资料图片) |
在那批清华人中，出了着名的“南北两乔木”。“北方乔木”是中共的老笔杆子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也曾担任刘少奇的秘书，还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最后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沙皇”。“南方乔木”是乔冠华，他写文章的笔名是“乔木”，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长年主持中共喉舌《新华日报》笔政，后来成为中国外交界继周恩来之后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干才，一九七二年曾以外交部长衔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出席联合国恢复中国大陆席位的那一次大会，最近因章含之的回忆录而重新被人屡屡提起。 蒋南翔的第二点功劳，就是中共建政后他长期担任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他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出任清华校长，随后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兼任清华党委书记，直至“文革”爆发，在长达十三年半的时间中，成为“清华帮”的开山帮主。如果说在中共开国功臣中，清华人虽然出众，人数却有限，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政坛的清华人就越来越多了。
蒋南翔不同于北大校长马寅初是党外学者，也不同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谢觉哉是党内夫子，他极有心计地从高教界、教育界开始，由近及远，向各级各界培植和扩展清华势力。他从清华同期、前后期校友中，提拔输送了大量干部到各个关键岗位，使清华大学在高教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咄咄逼人，以致人们一提高教部，就习惯性地称之为“蒋管区”。对于一届又一届毕业生的分配去向，他也非常重视，因为他再清楚不过：“今天的桃李，就是明天的栋梁。”
蒋南翔率先在清华创建了原子能、自动控制等一批新技术专业与学科，促进了中国新技术的发展。他重视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首创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胡锦涛就受惠于这一制度）。他注意体育锻炼，提出“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这一影响深远的口号。
从政坛上的清华人中，人们很容易地就能数出一大批具有红色血统者：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原电子工业部长周建南之子周小川，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林炎志（吉林省委副书记）；陈云之子陈元，叶剑英之子叶选平，贺龙之子贺鹏飞……他们的红色父辈监于蒋南翔经营清华的名气，愿意将子女送到那里深造，子女由此结下同窗情谊，扩大了政坛“清华帮”的声威。
★唯一能在中南海开会的校友会
据清华校友会一位活跃人士告诉笔者，连中南海里都有半公开的“清华校友会”组织──或许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中南海里举行活动的校友会。
考察胡锦涛的仕途，不能不说“清华帮”起到了极大的拔擢作用。
出力最大的，自然是宋平。他与姚依林是中共老一辈中官当得最大的清华人。宋平比一九三四年考入清华的姚依林低一届。与胡锦涛夫妇的一个共同点是，宋平夫妇也双双出自清华，他夫人陈舜瑶比他更低一届，而且与清华的渊源更深：五十年代时，她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一九三九年的清华毕业生宋平，在他得到清华大学毕业文凭的五十周年之际，成为与他的学兄姚依林一样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共组织人事──这是一个最有实权的岗位。在他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和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这半届任期内，对胡锦涛的命运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另一位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胡锦涛的青云直上也有极大关系的清华人，是胡启立。一般人看待胡启立与胡锦涛的关系，往往从共青团派系的传承关系上着眼，忽略了“清华帮”这一角度。胡启立并不是清华毕业生，他与清华的渊源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便也被列进“清华帮”的名单。
不管胡锦涛当年是否有意识地牵线结网，清华人中的政坛明星犹如过江之鲫，毕竟预先给胡锦涛未来从政，准备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资源宝藏。宛如《红楼梦》中所说的“护官符”、关系网，虽然他尽可能地淡化“清华帮”色彩，但是这张网的存在，就使胡锦涛的政治潜力不容人小觑。
★清华人与北大人上者、中者、下者
北京大学师生一向与清华人有类似英国牛津和剑桥、美国哈佛和耶鲁那样的“瑜亮情结”，对炙手可热的清华人当然有话要说。几年前就有北大人冷嘲热讽：清华学子循规蹈矩者多，“符合党的选拔人才的标准”，而北大学子则重视独立、自由，不买当权者的帐。
 《胡锦涛传》最新修订版(总第五版)日前出版。该书两位作者之一曾在胡锦涛手下任职，与胡有过工作接触。他们遍访在胡锦涛手下工作过的人士，在海内外广集各种资料，历时七年，写出迄今资料最为翔实、分析最为客观的胡锦涛传记；在胡锦涛执掌中共党政大权一年后，作者又做了大量重要增补和勘正。(明镜出版社) |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着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清华人则在科学和自律的外表下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
“北大人是以傲气着名的，以至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某种群体合作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北大像雅典，而清华则像斯巴达。”
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这一段：“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还是清华人来写，北大人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信赖的士兵。”（以上引文均见《欲望元年──新人类的道德与出路》，李方着，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胡锦涛的人生历程，验证了上述论断中清华人的“下者”（可信赖的士兵）和“中者”（稳健的官吏），现在就看他是否能证实“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了。
★“清华帮”之后是“北大帮”？
李方的话，是一九九七年之前写的。至少有一点他说错了，那就是“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还是清华人来写，北大人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被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
北大人远不是那样“寂寞”“潦倒”，事实上，从那时以来的七八年，我们看到北京大学的校友，在政坛上越来越成气候，与“清华帮”越来越衰落，恰恰成爲鲜明的对照。
随便翻查一下中共当今高官的学历，就有前外交部长、现国务委员唐家璇，外交部长李肇星，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前辽宁省长、现商务部长薄熙来，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现天津市委副书记刘胜玉，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等等，都是北大人。还有很多人，像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虽然本科是在复旦大学念的，但是后来却是在职拿的北京大学硕士；还有陕西省委副书记兼西安市委书记袁纯清，也是北大的博士后。虽然他们目前还只到达省、部级，但是这种情况已经类似二十年前的“清华帮”了，而且我们断言，“北大帮”在政坛上更大规模的晋升，不会需要二十年──虽然不太可能像“清华帮”这样一家独大了。
爲什麽政坛“清华帮”衰落而“北大帮”崛起？原因很复杂，除了蒋南翔早已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更重要的是：中国从几十年的政治折腾中走了出来，虽然中共党与行政体制离正规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还有遥远路程，但是终于明白了国家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工程师治国”毕竟不是正常情况。北京大学在培养文科包括法律、经济等方面人才上具有很大优势。而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部委办、各地诸侯中，出身于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等等院校者越来越多，也体现了这种学历多元化现象。对于中国，这还是一种进步。(多维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