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nfo]《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讲述了一个朴素到极点的中国家庭故事，该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责任编辑吴晓桐。 图片说明：
卓琳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这是投身抗日前在北京上学的姐妹三人：浦石英、卓琳、浦代英。
1939年秋天，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
一九四九年，邓小平、陈毅两家在上海的合影。
1939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明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是两对新人结婚时的合影。
1 邓小平和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滇越铁路到越南的河内，从河内转车到越南的海口，从海口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再到北京。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和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云南省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印刷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2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1939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他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3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和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129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4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这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市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和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5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后来我给他当秘书”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后，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当时有很多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邓先群：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这样，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别爱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老爷子这个人非常有规律，他是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书记的时候养成的。做总书记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根本就不行。
邓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自己去办、自己去过问。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老爷子这里只有王瑞林这一个秘书，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加了两个值班的秘书。
邓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实际我妈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要有什么事要出去或者干什么去，她就替他做一会儿。王瑞林是一天24小时住在办公室，离不开他，就他一个人，一个人24小时值班。
邓榕：可以说，爸爸、妈妈是同事，又是战友，又是夫妻。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目录
第一章 最后20年生活的地方
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花雨寄托长相思
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
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后来我给他当秘书”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非常岁月……
“从来没见过父母红过脸”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她非常爱他”
第三章 亲情
惦念家中亲人
“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待继母如生母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
“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从不高谈阔论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老祖烧水，我端水……他给邓朴方洗澡
他特别喜欢小孩
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第五章 生活情趣
散步是多年的习惯
穿着特别简单
外出不准禁止交通
打桥牌只是一种调剂
一向喜欢足球
看比赛爱给人家打分
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
里度过的
酷爱大海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
1996年12月住进医院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病床上看《邓小平》
1997年2月19日，亲人的最后告别
九州同悲
捐献角膜，骨灰撒入大海
他原想去香港看一看
香港回归——一个思亲的夜晚
思念到永远
《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讲述了一个朴素到极点的中国家庭故事，该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图片说明：
1960年，邓小平与卓琳在淮南煤矿。
在江西，一住就是三年多。每天上午，邓小平、卓琳步行去工厂做工，下午读书、学习，和继母夏伯根一起劈柴、拖地、喂鸡、做饭、洗衣……繁忙辛苦。不许和人交谈，不许走出家门。三位老人相依为命、孤苦清冷。图为1972年冬，三位老人在江西的合影。
“她非常爱他”
邓林：妈妈心地善良，为人又厚道，又宽容，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的毛衣、毛裤等，都是妈妈亲手织成的，织得又快又好。“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的时候，妈妈还为爸爸精心织补了一件开司米的毛衣。袖子上原来破了一个大窟窿，被妈妈修补过后，完好如初。
邓林：我父母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并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的。他们在对我们的教育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出来，让孩子们有自立的本事。他们配合得非常好。我爸爸对我妈妈很放心，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合适，认为不合适的时候，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心领神会，马上就明白了。我没见过他们俩吵架，就觉得他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妈妈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我爸爸，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打倒邓小平、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就对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是关心我爸爸，照顾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心相通。
邓楠：他做总书记的时候，星期天就带我们全家人出去，散步或野餐。散步主要到北京的公园，还有玉泉山、陶然亭，玉渊潭、景山也去过，还到过十三陵。到远一点地方时还会搞野餐。也就是自己家里做些面包、卤鸡蛋，带点香肠、汽水，铺块塑料布在地上，坐在地上。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星期天老爷子能够带我们去野餐，觉得特好玩。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邓榕：他们表面上性格差别是很大的，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
邓林：我没见过爸爸妈妈吵架。我弟弟妹妹大概也没见过，他们没有红过脸。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俩，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妈妈一直跟着我爸爸，相濡以沫。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典范。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邓楠：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行。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
邓榕：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亲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楠：妈妈照顾父亲的生活非常到位，但是不会让父亲做什么。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很单纯，没有什么心眼，挺厚道的。从不对丈夫说什么厉害话，从来没有。就是有点急躁，比如教育孩子，孩子太闹太调皮了，打孩子，“开铁匠铺”，我们给妈妈起个外号叫“铁匠铺掌柜的”。她对你好，好得不得了，但一急起来会打你。我们全挨过打。
邓榕：因为我最小，妈妈爱打扮我，弄得花枝招展，弄个蝴蝶结，或奶奶给做件衣服。我们也没什么好衣服，小时候衣服挺好看的吧？都是我奶奶做的，奶奶手工做的。我们父母对孩子非常友好，是父母，也是朋友。不是父道尊严、不是母道尊严，也不是父母尊严，都不是。
邓榕：老爷子对妈妈特疼爱。陈锡联就说，在二野时，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你说我爸爸多严肃的人，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但我们家的人，孩子们都不觉得他严肃，不怕他。
邓林：我还是怕他的。老爷子的特点是他轻易不管，但他一旦说一句话，是单刀直入、切中要害，让你说不出话来。有时还是很厉害的。
邓榕：老爷子特别喜欢孩子。我们都有个毛病，就是睡觉时肩膀不能见风。老爷子每天晚上都给孩子们盖被子，可能因为他肩膀怕冷，从小他就给孩子盖被子，被子压得紧紧的，不能漏风。我在《“文革”岁月》那本书中写过老爷子对妈妈的照顾。那时，妈妈患高血压，跟更年期、跟心情不好都有关，家里的重活都老爷子干。在江西时，家里所有的被子、床单、被罩、工装，洗这些东西都老爷子洗，妈妈根本就起不来床。
邓楠：在这个家里说一不二的，就是老爷子，但他不说。但凡他要说一句话，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绝对服从，那必须服从。肯定是很有权威的，但他从来不说。家里的事都是妈妈管，从来就是妈妈作主。妈妈管事，他俩配合得很好，爸爸不管具体的事情。
非常岁月……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夏伯根）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1933年，29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36年过后的1969年，65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200块钱，200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我们种菜怎么办呢？种菜就是总得种点吃的呀！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因为
前头有块空地。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生活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的。我母亲和他俩，非常好，互相很关心。重体力活都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还有擀面这些事情。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的。像种菜，他们三个都种。在院子里头挖地、拔草、种菜，他们都干，他们过得挺愉快的，互相很体贴。
卓琳：我们在新建县住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个小时到拖拉机工厂。我拆线圈，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卓琳：在江西时，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胖子在北大时，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去让孩子看到不好。”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其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他已经摔伤了，一条腿折了，送到医院抢救。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然后我们就到江西去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写了封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他，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
我们从孩子的小姑姑的来信中知道朴方的情况，很着急。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卓琳：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孩子的小姑姑生孩子没有人照顾，要雇个人。我们说：老祖呀，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
邓楠：那时候，冬天多冷啊！水都要自己提，夏天那么热，摄氏40度啊！那么几个老人，所有的事都得自己干。砸那个煤，煤是那么大的，一块一块地砸成小块才能塞进炉子里。柴都是一根一根大的、粗的，都得劈，都是体力活啊！在家里都是小伙子干的，当时都是老爷子干的。
后来飞飞去了以后，帮他们开了一块地，妈妈搬个板凳坐那拣石头。然后开始种东西。一开始都没有，后来种丝瓜。他们洗衣服，冬天多冷啊，冬天都要生冻疮，又没热水，老爷子洗衣服洗得整个手都粗糙得要命，冻得那样。
邓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各一方，但彼此间的关爱却通过种种方式传递着。到江西不久，因为妹妹邓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就赶去照顾女儿，家务就全落在了夫妇俩身上。
卓琳：老祖（夏伯根）在的时候，他烧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饭。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没钱雇人照顾你的女儿，你去照顾你的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他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后来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只有他们二老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我母亲眼睛坏了。母亲住院以后，就剩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肯定别人要看。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流来保持联系，他们互相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家庭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邓小平小道”
刚去江西时，邓小平每天从“将军楼”到拖拉机厂劳动都是从大门进出，这样要绕一个大弯，多走几里路。于是厂里的工人们拆开篱笆，开了个小门，从围墙外的山坡上修了一条小道，直通步校大门。从此，邓小平夫妇每天上午去厂里劳动就不用绕那么大的弯了。
| （责任编辑:沙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