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之楚地，湘水洞庭，衡山岳峰，一方的山水孕育了一方的人，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文环境，古人所谓“秋风胡马塞北，春雨杏花江南”，盖即此之谓也。故历来有湖湘文化、楚文化的阐述与诠释，近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大变革之时期，多少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干出了无数惊天动地的伟业，于是湖湘文化已成显学，逐渐成为湖南人的骄傲。近日，湖南又有开展“湖南精神”讨论之举，踊跃参与讨论者众，吾为地道湖南土著，祖辈生於斯，死于斯，身边的人，多为湖南老乡，身边的事，多有湖南特性，故不揣愚陋，作此解说，如有对湖南老乡之不恭，万望谅鉴。
湖南精神是什么，四字可概之也，即一曰“霸蛮”，二曰“结筋”， 霸蛮、结筋，湖南之精神是也。
何谓霸蛮？霸蛮为正宗湘方言，其意为执着、坚决，吃得苦，认死理，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思，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性格，在社会生活中，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勇敢无畏，不怕牺牲；二是敢为人先，不避艰险；三是吃苦耐劳，敢于冒险。这些个性特点，无疑是成就人生，成就事业的优秀品质。
何谓结筋，这是一个不见于辞书的湘方言词，只要是湖南人，都知道这个词的内涵。结筋与霸蛮有某些相同的含义，但二者又绝然不同，霸蛮着重指行动，结筋着重所指思考，有较真、执拗的意思，不服气，不服输，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认准了的路，就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表现亦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坚韧顽强，不屈不挠；其二是坚持真理，九死不悔；其三是斗志昂扬，从不服输。毫无疑问，“结筋”与“霸蛮”一样，是成就人生与事业必不可缺的品质。也正是“霸蛮”与“结筋”，几千年来，湖南人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也赢得了湖南人自己的骄傲与自豪！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也是我国古老哲学的重要命题，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任何东西，包括优秀的品质，无疑都是一把双刃剑，湖南精神亦然，“霸蛮”与“结筋”，固然有如以上多方面的优秀的因素，但同时也有着致命的缺陷，试分述于下：
“霸蛮”与“结筋”性格的缺陷有三，一是生性倔强，导致听不进不同意见，容易刚愎自用；二是生性好强，故斗争多于中庸，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时有急躁，甚至莽撞，遇事缺乏冷静，有时不计后果；三是生性张狂，有时不讲道理，尤不善圆通，一条路走到底，一根筋逼到死。由于固执、任性，所以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如果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他就成功了，但如果别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就必然失败。
决定了去做一件事，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有时甚至不顾及这件事的利与弊，他需要的是这个过程。这样的性格，的确能让事业最终成功，但是，往往不是任何时候的决策都是对的，如果是错误的目标，则较之常人，往歧途走得更远。尤其是成就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着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不顾客观条件，单纯凭主观努力，断然是成不了大事，故“圆通”之道，万勿缺失。湖南人有一句俗话，叫做“宁肯死崽，不可立庙”。意即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会向他人屈服，诚哉伟丈夫也。只是在许多时候，立个庙，能让子不死，也未尝不可，古人谓“大丈夫能屈能伸”，盖即此理也。有时候，立庙也是一种策略与智慧。举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抗战时期，如周佛海、汪精卫之流贪生怕死，卖国求荣，投靠日本，做了汉奸，遗臭万年，这样的“立庙”决不可能。但是，1936年，刘少奇临危受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面对党组织多遭破坏，干部严重缺失的局面，报告中央，让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蒲一渡、郭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位同志，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按上手印，得以平安出狱，这样的“立庙”，绝对是必要的。诚想，没有当时中央这一伟大决策，六十一名党的优秀干部势必惨遭国民党或者日寇杀害，党的事业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正因为湖南人性格有着对立的矛盾，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说所成就的事业是不尽相同的。简言之，湖南人的性格精神较适合于乱世，而不太适宜于治世，乱世多要霸蛮的精神，要冒险的精神，要有勇往直前、不计后果的勇气，要有不折不挠，死不回头的坚韧。而在治世，因为少了些许慎重，缺了许多圆通，尤其是自我精神太浓，逆耳之言难进，更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给成功带来许多阻力。
说几个湖南人的例子吧，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湖南最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爱国主义者。成就他辉煌人生业绩声望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湖南人霸蛮、结筋的性格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夫之生活于明亡清兴的动荡时代，公元1646年，清兵南下，势如破竹，大明灭亡已成定局，在那个政治舞台上，当然也有史可法以身殉国的士大夫，但于平民而言，即使心有反抗，然屈于淫威，也只有雉发改装，做了大清的顺民。然而，王船山则不然，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顺治三年，也就是公元1646年，清兵南下，夫之先是赴湘阴上书湖北巡抚章旷，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矛盾，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的建议，未被采纳。后又与管嗣裘、僧性翰等人在衡山组织武装抗清失败，最后赴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连续三次上疏弹劾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贪赃枉法、结奸误国，几陷大狱。顺治八年，回原籍，誓不剃发，辗转流徒，四处隐藏，1660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其党强命夫之写《劝进表》，遭到愤然拒绝，逃入深山。他曾自题“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就是他的“霸蛮”精神的生动写照。关于王夫之的著述，人们的研究太多，但却忽略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夫子为文，最重气势，所谓“气盛神旺，理直气壮”，?千古以来，唯唐人韩愈有此文势，而湖南文人，著述诸文，多有乃风，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其文势之壮，空前绝后，这不能不说是湖南人之性格使然。
再说第二个例子，“戊戌变法”是国人最熟知的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变法失败之后，慈禧下令辑捕逃亡的康有为、梁启超，并逮捕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杀害于菜市口，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然而，事发之前，谭嗣同是完全可以出逃的。变法失败之后，他置自己安危不顾，奋不顾身，营救光绪，劝梁启超东渡逃难，而自己则明确以死来殉变法，他慷慨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照后起。”重义轻生，慷慨赴节，这就是真正的湖南人。当然，我们决不可责备谭氏是举之不妥，但暂时出逃，留得的青山在，亦未尝不可。
再说曾国藩，在近代史上，这个湖南人把事业做到了极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曾国藩的成功，时势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以曾国藩这湖南人的性格，若是治世，恐怕难以有此成就。1841年，也就是他三十一岁时，便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吏治腐败。1850年（道光三十年），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引起当局者不满。到1851年；洪秀全已在金田起事，作为吏部侍郎的他，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使得咸丰皇帝“怒掷其折于地”，欲斩之。只是后来太平天国如洪水猛兽，清统治岌岌可危，赖曾氏“湘军”殊死作战，最终保住了大清的江山。若长此下去，曾氏别说升迁，连身家性命也难保。当时之势，无曾氏则无湘军，无湘军则无人敢抗太平天国，所以，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给了曾国藩许多殊荣，倘若不是那个乱世，曾氏处在乾雍之世，恐怕早已成为刀下鱼肉，否则，他要么改变自己湖南人的性格。
当然，曾国藩之最后成功，并能全身以退，天寿而终，关键还在于他思想上的儒道互补，对于湖南人的性格而言，儒道互补是非常重要的。道家的清静无为、忍隐身退是修正湖南人性格缺陷的最佳选择，曾氏就是时时以道家思想融注于自己性格之中，儒道相参，儒道互补，才使自己履险而安，全身以成。
以上三例，颇有代表性，王夫之“霸蛮” 之士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时士大夫为遗民者众，大多是隐居山林，潜心著述，誓不仕清，以全名节，而不是如王氏之强而为之反清复明。谭嗣同“结筋” 之举也，能不死而自赴死，固然惊天地、泣鬼神，但“六君子”作“五君子”，似乎也可，作无谓牺牲，勇敢但不智慧。曾国藩氏则足以说明乱世成就湖南人也。今天，时代不同了，人性也多有变迁；但作为湖南人，对湖南精神要有全面的理解和清醒的认识，既要感到骄傲与自豪，对于湖南精神，自当珍惜；但同时也一定要能清醒认识到湖南人性格中的缺点，于实践中发挥其长处，克服其短处，不断修正完善自己，以达于胜境
曾左之类的人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好时机，让广大湖南人民见到了读书做官当兵吃粮都有可能封侯发财的机会，就把霸蛮发展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而近代湖南几乎不出大商人，宁可造反被抓砍头， 也不愿去做买卖，就是这个道理。
改开之后的湖南，靠霸蛮去闹革命机会被减到了零，读书做官是有机会出人头地的，湖南人也挺热衷的，更与历史上的湖南人不同， 一批湖南骡子（不是贬义）把官场战场上的霸蛮精神， 放到了商场上，那个势头绝对也是势不可挡的，另外包括娱乐甚至”洗脚“，也被霸蛮得全国第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