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的博客
朝闻道夕死可也。
关于圣人问题的讨论
两周前发的＜耶稣与孔子论行善＞一文，有两位朋友的留言给我颇多启发。下面将我和这两位朋友的讨论收集整理如下，我们各自的观点都不一定对，但是对大家思考圣人问题和宗教问题可能会有启发。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7 03:43:01
回复玄野的评论:
所以圣经和耶稣基本上是空洞的，里面讲的很多看似有理的原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儒家的东西比较实际，而且很多出自于实践，所以比较可行。佛家和道家的东西正在研究，现在还无法评论。嘿嘿！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7 12:19:34
回复bouncingball的评论:
我不是基督徒。看你前两个发言，我感觉你读圣经是带着挑刺心理去读的。
行善不是迁就，培养懒惰。耶稣要传的是道，在他看来这是他给人最珍贵的东西。这些人对不上茬，或者令他失望。再说了，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人群永远提供食物。关于神迹，人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7 20:41:31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其实我没有你说的带着挑刺心理去读。而是最近再读圣经的时候，突然发现新约里面好多东西是人为编造并且按照一定的逻辑编排出来的。尤其是约翰福音，你看里面的神迹的出现次序和耶稣话语的侧重点变化，会看出它们把你逐渐从耶稣的纯粹神性逐渐引向耶稣用神迹的目的是在拯救人的灵魂。其实是一个宗教逐渐确立的过程，也就是说是想建立基督教的人，借助耶稣本体，逐渐完成立教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怀疑，新约是人为的，耶稣不过是他们假借的一个本体。历史上有耶稣实体，但是耶稣的原话和原事也许是被后来想建立基督教的人篡改了。有了这个怀疑，我一查约翰福音的成书确实是新约里面的最后才成书的。其实这中假借体立教的手法，中外古今屡见不鲜。比如道教就是假借老子的道德经来立教，嘿嘿！
玄野 评论于：2013-04-18 03:25:44
回复bouncingball的评论:
关于新约的人为构建，我也有同感。我个人对新约的态度是这样：圣人的境界一般难以伪造，这就如同孔子所秉承的对天道的忠诚，也就是说，即使有圣人的资质，也必须带着完全的忠诚对待天道上帝，才能有那样的领悟。任何一点权谋都会导致丧失那个境界。从这个考虑出发，我比较信任福音书中耶稣的话，其中可能有因为记忆的差错以讹传讹，导致细节差异，但蓄意篡改耶稣的话，可能比较困难。
第二点，关于那些神迹，尤其是耶稣的事迹与旧约预言中的诸多对照，我以为，作者刻意将耶稣的履历向那个方向靠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也很容易做，其实际传教效果也最显著。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8 03:49:29
回复玄野的评论:
所以我的理解是，圣人不建立宗教，宗教是后人利用圣人建立的。也许当初建教的目的是教人如何理解圣人，或者传播圣人的思想。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宗教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发展成束缚人的工具。几乎所有的宗教到现在都偏离了原来，也就是为何后来宗教改革不断，嘿嘿！希望宗教最后都能恢复原貌，让人真实一览当初圣人的原貌，嘿嘿！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8 09:12:27
回复玄野的评论:当我们分析圣人的时候，我们往往陷入两难。第一，圣人是言行的高峰；第二，圣人有知识的局限。
关于圣人的知识局限，方舟子等人的说法大都比较靠谱，我就不铺开说了。我曾经连续几天专门比较分析这些不同意见。
由于圣人表现出局限，这就给我们想发扬圣人的人一个大问题：哪些是孩子，哪些是水？这也给信徒带来问题：崇拜圣人，是不是意味着要崇拜普通人？要这样，宗教徒们就是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如果说天道或者上帝是我们的跟随目标，那么随着历史的演进，他就越来越抽象、越来越高。根据圣经，摩西是亲自与上帝对谈的人，耶稣离上帝的距离也不比这远。按照我所假设的，就没有人能与上帝交流，交流的对象只能是“使者”，这“使者”可能还是n层间接的。宇宙万物相互作用，时势造就圣人，圣人引领时代，这与上帝的作为互补妨碍。
按照巴哈伊教的见解，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后来的圣人，带来新的启示，适应新的时代。
说多了。林语堂把耶稣的教导精炼成两点：爱神，爱人。用我的理解来说，前者是对充满无穷奥秘的宇宙的本质敬畏；后者是佛家说的和乐善生。
关于左手右手，我看了品茶坛的回复，这些回复大都没抓到关键点。爱神是核心，人是上帝的仆人，善行是上帝交代的任务，不能自肆功德。按照这样的理解，就不是要不要牛的问题。善行，与理解相结合的。左手右手是方向，不是目的。据我理解，上帝也是方向，因为上帝的本质人类永远理解不了。
玄野 评论于：2013-04-18 09:38:29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圣人不建立宗教的说法，好像由来已久。我个人理解，圣人是否有建立宗教的本意可能比较难下结论，我更倾向于关注圣人的言行在宗教建构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我对宗教和信仰的认识是这样的：信仰是人的首要需求，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获得清晰和正确信仰的机会。因为这样的困境，圣人就修筑了一些达成信仰的道路供后人采用。有些东西会成为教条，让后人遵循，使得人们即使得不到准确理解信仰或者悟道的机会，依然可以通过信守教条来达成美好的生活。
我想，圣人本意与宗教的关系可能是很有意思且很庞大的题目。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8 10:54:07
回复玄野的评论:
前几天在文学城看到一句话：宗教是获得信仰最简洁的途径。
如果把组织和规条看作宗教的判别的话，儒释道三家的教主人只有释迦是宗教创教者。佛教在释迦佛在世时，就有团体可团体生活的规章（戒律）。西方宗教，犹太教是摩西创立的；基督教是耶稣建立的；伊斯兰教是墨哈默德建立的。如果说摩西、耶稣或者墨哈默德是圣人，就不能说圣人不创教。旧约五经，那么多条条款款，是摩西定的。耶稣建立了他的教团，继承和改造了摩西规条。墨哈默德就不用说了，他的规条都在可兰经里。摩西和墨哈默德不但创教，而且是军事领袖。
所以，圣人不创教之说不正确。
玄野 评论于：2013-04-18 11:27:15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仁兄所言为是。显然，摩西和穆罕默德是明确立教的，而老子明确是未立教的，而且以后的道教也已经偏于庄子，而与老子有距离了。另外一个明确不立教的圣人是苏格拉底。孔子则处于立与不立之间，而且儒教更被当代人称作最象宗教的非宗教。至于儒教成教到底从何开始，也许从子思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始。当然子思的＂道＂和老子的＂道＂定义不同。佛陀那边呢，据佛家的一些记载，佛陀肯定是立教了。但是当代许多学者都声称佛陀从更大的意义上讲是心灵辅导的导师，而不是一个教主。当然佛陀圆寂后成为无可争辩的教主了。我的一点疑惑是，印度文化没有中国文化那么看重历史真实，佛家关于佛陀历史的记载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呢？耶稣如何？立教还是没立教，他的本意是规正当时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曲解呢，还是要另立门户？当然从天道角度看，任何信仰最终都指向那唯一的上帝，如果耶稣是指着唯一神说的，就没有另立门户的必要。因为犹太教积重难返，无法自新，耶稣殉难后十二使徒另立门户就成了必然。
这里好像又出现了一个谱线，从不立教到立教依次为：苏格拉底，老子，孔子，耶稣，佛陀，摩西，穆罕默德。
bouncingball 评论于：2013-04-18 20:53:54
回复37213824的评论:
摩西，穆罕默德都不是圣人，他们是各自一神教的创始人和教主而已。释迦佛在世时的团体其实是学院，他更像学院的导师和校长一样教导他成佛的方法和对佛的正确理解。比如，现在大学里大学生都生活在一起，而且也有一定的大学学院规则保证生活在一起的人能和谐，你不能说大学就是宗教。释迦佛没有建立宗教，而是后来他的学院内分离出来的不同学派最后演变成宗教的。柏拉图也创办学院，但是柏拉图却没有建立宗教，嘿嘿！耶稣也没有建立宗教，而是想建立宗教的人为建立宗教而利用耶稣的话和事迹。不明白的后人，还误以为是耶稣在建立宗教。
圣人是不可能受宗教的束缚的，宗教也从来都不可能束缚圣人，嘿嘿！
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耶稣，佛陀都是圣人，他们不建立宗教。
37213824 评论于：2013-04-19 02:47:02
回复bouncingball的评论:
恐怕要回到什么是圣人，什么是宗教的定义去了。耶稣没建立宗教，那他是刘晓波了。
很喜欢与你讨论，望以后能读到更多你的文字。
跟朋友一起听远志明的见证比较多，还没能有幸听到唐牧师的讲道。我一定向朋友们建议。谢谢。
谢谢。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的确是因为先入为主。补救的方法我想应该是本着追求真理的心态，放下一切成见，看看对方到底在讲什么。还有一个好的判断方法，也是捷径，就是看看对二者皆有研究的人，他们是怎样认为的，可供参考。我一时能想到的有：林语堂，梁燕城，南怀瑾，唐崇荣。。。。
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实在不是耶稣和孔子的冲突，而是各文化中的人因为先入为主的通病造成的烦恼。
守住 圣言、圣约、圣教：夺定 是 有方法--的。
读《圣经》是唯一的教导。
--- 你不但能 守住 圣约，也能 守住 圣言。
尤太人 的 犹太教 不是 因为 他们的 犹太会堂
---- 传递了 三千年。
而是 Stay-in-family 的 圣安息日 嫡传了 三千年！
6日创造--之后的事物，务必是能By嫡传的，--- 才是
活的、有生命的、有祝福的、有上帝的属性的 特质。
谢谢
谈不上排坐次，因为根本就不能等量齐观。再好好想想，不要太匆忙下结论。能否突破自己的思维局限？试试看。
我对这两个名言的评价是，儒家主＂学＂，基督教主＂信＂。谁高谁低，可能就象比较醋和盐那个味道更重一样。
圣人本无我，给他们排座次可能要惹圣人生气了。
其实你的《孔子明道，耶稣践行》题目实在很妙。试想一下，我们能否给它们换一下位置，说耶稣明道，孔子践行？这显然不符合他们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孔子有句名言：朝闻道，夕可死也！这是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耶稣也有一句名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也是对耶稣的最好描述。以此可见他们的不同，实在不能等量齐观。
以我现在的水平，也只能用圣人的信仰来搪塞了。圣人理解神，其心理状态应该如我在＜孔子明道，耶稣践行＞一文中提及的，是一种感情和理性契合的状态。现实社会中，我理解，应该有理性和道德归一的属于神的属性，而在某个灵魂中，会出现感情与理性契合。
我也同时将这些文章发到国内的儒学论坛中，虽然那边的朋友很重视，但得不到太多的探讨与反馈。而这边的探讨中，有许多令我豁然开朗，又见一番天地。能与大家深入探讨，是我的荣幸。
很高兴看到你的回复，望我们能有一些有益的讨论。在此想请教一下：圣人的信仰怎解？如圣人有他自己的信仰，我们理应追随这种信仰而不是圣人本身的一些东西。
中庸开篇道：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基本点明了宗教的价值所在，就是为人们建造一个良好的行为规范。纯真的信仰当然好，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触及的东西，在圣人信仰的基础上衍生出宗教是必然的。我比较认同圣人本意不在宗教，但是圣人的信仰最终却成就了宗教。
你讲的这些都很对。但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是借着什么样的信仰理念，又是谁在保护那些难民。那些在国民党，共产党手下死难的同胞就更无须说了。 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否定，我们探讨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如果愿意，正如我推荐给玄野的，听听唐崇荣的讲道。
关于板儿牙兄所提的耶稣佛陀和孔子的事情，别的可能是玩笑，但耶稣的事情可是为基督教内部都承认的，就是当时在大祭司的蛊惑下喊叫着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正是几天前冲着骑驴的耶稣喊哈利路亚的那批人。
关于马丁・路德的名声，当然新教都以其为圣人，但是在历史学术界他的名声可很差，而且不是一般的差，差到被历史学家称为邪恶。我感觉其中各有偏颇，不能单信一方。
你说了这么多，其实是从基督教立教的角度阐述的，为了立论，你所引用的全部都是积极的一面。其实你所引用的那些人都有很消极反动的一面。宗教的确立最终只能禁锢人的思想。整个中世纪宗教黑暗统治下，人类社会丝毫没有任何的进步，就在基督教刚建教初期就已经开始残害人了。女数学家希帕提娅（370年－415年）只是为了追求柏拉图的纯粹精神，结果惨遭基督徒的迫害，被基督徒们用贝壳一片一片地腕掉胳膊和腿上的肉，在已经露出骨头的胳膊和腿还在痉挛的时候，把她丢在火里活活烧死。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宗教残害人的话，那么再看看从公元600年起到1000年这一段时期，宗教是怎么黑暗的，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被戕害。如果你还狡辩的话，那么公元1096年－1291年期间的9次十字军东征，难道不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人类大屠杀吗？这一装装的血泪史，不都是宗教禁锢人的思想的结果吗？到了近代，宗教首先出来阻碍科学的发展。楼下有人提到里程的游子吟，一开始在我缺乏对宗教历史的研究时，还觉得他说的是那么回事，似乎是科学在反宗教，结果在读了宗教历史后，才发现完全相反。其实一开始就是宗教在反科学，新教的创始人路德曾经打着圣灵的名义辱骂反对哥白尼，最后自己反而成了愚蠢的见证，顺带还把圣灵给亵渎了。经过历史的教训，现今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为了宗教去杀戮、害人和约束人的思想，就是愚蠢之极的行为和做法。总之，无论你信仰什么，我觉得不可做宗教的教徒和奴隶，人人都可成圣。
如果你信奉基督，那么就做耶稣的门徒，而不是做基督教的教徒；
如果你信奉佛学，那么就做释迦牟尼的门徒，而不是佛教的教徒；
如果你信奉儒家，那么就做孔子的门徒，而不是儒教的教徒；
如果你信奉道家，那么就做老子的门徒，而不是道教的教徒。
这样你的思想就不会被宗教束缚，宗教也就不可能来束缚你。
佛陀活得好好的，因食用信徒供奉的猪头肉中毒而过世。
孔圣人带了几个学生，害得他连元宵汤都喝不上。
圣人不立教，可能因为世人都是吃货，只会连累歪曲坑害圣人吧。
到人间来的圣人真是大不幸。开玩笑的，一笑。
不过自古，对同一件事情的观点，世俗者和信仰者因视野和角度不同，莫不各自振振有词而不能融合，产生圣俗的对立，还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吧。
youtube里搜索一下唐崇荣，有很多他讲道的视频。
同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 马太福音5章19节
久闻唐崇荣大名，但没有机会了解他的宗教信仰理念。
刘宗坤
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与二十世纪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名字似乎连在一起。不过，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却源远流长，它深植于《圣经》对人性的理解之中。只是，二十世纪人类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政治灾难后，对于尼布尔阐述的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的智慧有了更深的体会。
立足点
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的立足点在于：正视人类本性的缺陷。用神学语言讲，就是人的罪性；用哲学语言讲，就是人的局限性。任何政治学说都与对人性的理解分不开。比如，孟轲讲性善，人皆可为尧舜，圣人修齐治平，这自然就有了圣王政治论；韩非讲性恶，人人天生叛逆，所以需要高压政治，严刑峻法。而《圣经》对人性的理解既非单纯的性恶论，也非单纯的性善论。上帝创造世界万物，人类有上帝的形象，一切均为美好，这似乎倾向于人性为善。但是，始祖的沦落改变了这一状态。上帝的形象即使没有在人类身上完全丧失，也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人既沦落到罪的状态，故无法继续生活在非政治的伊甸园中，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组成社会，因而有了法律，有了强制，有了政治暴力。
奥古斯丁神学的看法
奥古斯丁以降的主流基督教神学家认为，尽管世俗体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它毕竟是人类罪性的后果，是人陷于沦落状态之后的权宜安排。在历史上，基督徒可以容忍世俗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状况，比如奴隶制、暴力、强制、压迫等，但这并不意味基督徒认同这种种不良状况。一方面，人类因沦落所造成的混乱和罪恶必须受到扼制。在世俗领域，国家便承担起这项任务。国家要维护最低限度的和平与正义，使人类在沦落状态中不至于弱肉强食、彻底毁灭。就此而言，国家法律无异于上帝对人类沦落所做的补救。国家既是对罪性的惩罚，也是对罪性的补救。另一方面，基督徒也必须看到，人类无法借助政治手段达到完善状态，建立人间天国。上帝的国度是非政治性的。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中，这反映在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分立。世俗国家本身不具终极目的，而成为向另一更高目的演进的环节。她的本质不在别处，就在于其政治性。这意味国家不能以神圣价值的承担者自居，国家权力不能超出世俗事务的范围，而进入信仰领域。属灵事务乃在国家的许可权之外。因而，在人类沦落的状态，国家权力在世俗事务方面仍然能起积极作用，这是一种消极状态中的积极，是一种否定状态中的肯定。
「沦落」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现实，也成为奥古斯丁思考人本性和命运的出发点。人类社会的一切建构、一切法律和学说都必须从这一基本现实出发，否则便会导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不过，尽管他承认国家法律及其所维护之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但是他却不认同强权逻辑。换言之，尽管奥古斯丁在世俗范围内容忍强权的存在，但是强权永远不可能成为真理，建立在强权之上的国家和社会也永远不可能成为正义的国度。奥古斯丁的政治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特征，其奥秘就在于他所阐发的人类沦落与救赎的生存图景。这一图景把人之生存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态，即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世俗之城并非以信仰为生命，它只寻求地上的和平。其自身的和平目的，及臣民之间权力与服从的和谐关系，都当出于自愿，而限度则为：能够共同获得并维持有限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上帝之城——就是有限的人生中以信仰为生命和圣洁的那一部分——必须利用地上的和平，直到我们那需要地上和平的有限生命终结为止。”
新教对世俗权力不同的看法
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张力，构成了后来基督教国家理论的特征。尽管随著教会权威的起落兴衰，人们对于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所代表的空间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二者之间的张力，却从没有随著历史上种种世俗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而消解。比如说，改革宗的《比利时信条》就重申，国家、君王和官吏均是人类沦落后的产物，上帝因人类处于沦落状态而赋予世界以法律和制度。世俗权利由此出现，并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世俗权力之许可权只限于关注世俗国家的福祉和保护圣职，却永远不能取代圣职。
不过，在国家和政治问题上，新教改革却存在著不同的走向。路德宗更多强调保罗所讲的世俗权力来自上帝的观念，把世俗秩序看作是上帝的安排。因此，在路德的神学中，遵守世俗秩序便成为基督徒的义务和美德。国家权力赋有神圣性质，它不容质疑，更不容摧毁。即使对于不义的世俗权力也是如此。不过，路德宗并没有取消国家法律之上的上帝的律法。比如，《奥斯堡信条》就明确指出，上帝的律法高于世俗律法，若二者相矛盾，则信徒应当选择顺从上帝，而非顺从人。
加尔文恢復了人的罪性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在加尔文看来，人类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之所以平等，乃是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皆是罪人，人人皆要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之所以不平等，则是因为上帝让一部分人服侍别人，另一部分人则统治别人。这与人类始祖的犯罪无关，而是人类社会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就此而言，上帝的意志是人类靠理性无法把握的，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上帝为何会做如此的安排。加尔文派据此而以人的罪性作为社会学的出发点，即人不是因上帝所造才处于平等地位，而是因皆犯罪才有了平等。没有人可以逃脱这种犯罪的命运，掌握世俗权力的统治者更是如此。因而，加尔文反对路德神学中把世俗权威神圣化的倾向，他更多承袭了奥古斯丁神学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把理性的个人主义与非理性的权威主义联系起来。
那么，对于加尔文而言，人的罪性和沦落，在社会政治方面到底意味著什么呢？简单地说，这导致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制约权力：“从人的堕落这一原理中，加尔文所引出的第一条结论是，统治者必须受到统治，换言之，应该施行某种‘控制与均衡’系统（简称制衡系统）。……在政府之中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实施‘制衡’，这在加尔文看来无论如何都不会贬损上帝的主权；事实上，它是对统治者内在悖逆上帝、自命不凡倾向的永恒控制，是对压迫人民之专制暴虐的永恒羁绊。”2显然，就人性沦落的现实和制衡权力的必要性而言，加尔文的思想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更具有实际的意义，更具实践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加尔文派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宪政民主革命的滥觞，并不是偶然的。
近代神学家重新阐释
近代以降，人类进步的观念风行，许多人相信人性的罪或缺陷可以借助社会进化或政治革命来克服。基督教的政治现实主义似乎被知识精英所遗忘。不管是卢梭还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其政治学说中，均不太正视人类的罪性。及至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和纳粹运动先后兴起，席卷全球，造成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人们方觉察到近代各种乐观主义政治学说的悖谬。一些有远见的基督教思想家在现代政治的背景中，重新阐释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传统，并以此为宪政民主制度辩护。比如，尼布尔在阐述基督教人性论与民主的关系时就指出，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行不义的倾向则使民主成为必须。3
同样，英国思想家鲁益师（C.S.Lewis）在为民主宪政论辩护时，也曾经求助于基督教政治现实主义所依据的人性沦落观：“自卢梭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如此贤明，如此善良，以致每个人都配得在治理国家中占一席位。这种维护民主的论据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根本是错误的，一旦这缺点暴露出来，赞成暴政的人便会利用这事实来支援他们的论点。我不需要观察别人，只需看看自己，便知道这论据是错谬的。我不配去参与治理一个鸡场，更遑论治理一个国家。至于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对广告笃信不移、根据口号来思考、散布谣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论据恰恰相反，乃是因人类如此堕落，以致我们不能把驾驭别人的绝对权力托付给任何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只配做奴隶，我并不反对这看法，可是我反对奴隶制度，因为我认为没有人配做主人。”4普遍的沦落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别人的主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为民主制度辩护，但这无疑是最有力的理由。
注：
1.Augustine, City of God,New York:Image Books,1958,页464。
2.列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上卷，1993，页386。
3.Reinhold 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4,页xiii。
4.C.S.Lewis：Present Concerns，见罗秉祥：《认识应用教义学》，校园书房出版社，1991，页85。
原载《恩福》杂志
中国的社会腐败是令人痛心的。它发展到今天，几乎已经无药可医。虽然腐败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中国的腐败之所以触目惊心，还因为它与中国的文化遗传基因密不可分，而传统文化中的儒文化，就是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是儒家文化把世俗权力神化了。是儒文化把皇帝的最高权力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董仲舒），是儒文化维护了专制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儒文化的“礼”维护了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是儒文化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是儒文化把下层社会（包括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悲惨归结于上天的意志（天命）；是儒文化的道德理性过早觉醒排除了宗教信仰中最高权威对人间权力的监督，最后导致失去监督的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是儒文化成功地实现了政教合一，把人间权力绝对化；是儒文化排除了鬼神意志对人间善恶的奖惩，导致了恶人的肆无忌惮；是儒文化导致了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管理模式，以至于关系网盘根错节，官场之中的相互勾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儒文化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传统，以至于直至今天公务员热始终不能降温…总之，是儒文化把世俗权力绝对化，引起了权力监督的缺位，从而导致了根源性的社会腐败。
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抓起。而儒文化，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中国社会若要进入现代化，就必须清算儒文化的余毒，而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道家文化。文革时代，毛泽东发动批儒评法，是用心良苦的，他老人家真正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治乱交替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腐朽性，我们今天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和重新评价。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至少没有类似于西方的上帝观念。这表现在中国文化和哲学只关心人，也就是所谓“人本”，这比西方哲学的“物本”更显出中国先哲们的人文关怀。弘扬人的价值，凸显人的生命意义，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是精神力量指向于内，指向人自身的。人只要向内，就可以发现一个内在完满的自我，一个道德自我，一个可以体现宇宙自然之大道的生命体，这个生命本体的内涵是那样丰富，那样深邃，甚至可以达到至善至美。这与西方文化视人性为恶，因此必须接受外在力量的监督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其精神指向是向内的。向内，就发现了一个道德自我，可以和天地之道合而为一，也即天人合一，人与道合，这样的人生，也就是体道的人生，人的生命就是道的体现，人用自身的生命实践，体现着永恒的“道”。而在儒家，就是“仁道”，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就是行“仁政”，把社会管理的外在监督，替换为管理者的内在道德自觉，用管理者和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来维护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儒家想要起的社会历史作用。
应该说，精神力量指向于内，向内发现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内涵，这种哲学是深刻的、自觉的，因为它抓住了人的根本。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阐释的。这里只能粗略提及。
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是一元论，是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万物不可分。儒家所谓“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从来没有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去，人的活动、人性与天命浑然为一。在这种理性中，既然天人为一，也就没有什么外在于人的最高存在，人自身就可以达到顶天立地的生命境界，就可以“人参造化”；人的修养达到最高，就可以体现大道，可以体现天地自然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精神。
然而，需要注意和借鉴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它的世界观是人与世界的分离也就是二元对立的。这种对立，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最终产生了人与神的对立，人与上帝这一绝对存在的对立。
西方文化既然是分裂的，人与世界分裂为二元，因此人的精神力量也就容易指向于外。无论是作为最高权威的上帝，还是自然，都是外在于人的。只不过外在于人的自然可以认识，外在于人的神祗不可认识，是绝对的存在。
在西方，上帝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威。一切世俗利益的纷争，最终都会在上帝面前摆平，一切矛盾，都将在上帝面前化解，上帝是人的行为的监督者，又是一切人间利害关系的裁判者。她绝不会偏袒于哪一方，绝对是超越的存在。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被所有人接受的。故在西方社会中，平等观念在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人没有上帝观念。在儒家看来，只有世俗权力是高于一切的。天地之间，只有人是自觉的存在，是道德理性的觉悟者。因此，对于人，无需上帝来监督，人自己就可以约束自己，孔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首先从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开始的。人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不需要有一个凌驾于人之外的上帝来约束、来监督，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自觉。
这当然是好的。儒家之所以认为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约束，是因为儒家的人性论是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孔子，虽没有明确人之性善与性恶，但却有“中和之性”，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中和之性塑造自己，人之自觉，无需外在异己力量来约束，他自己就可以无限完善，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中用以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只有靠人自身，而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上帝，不是神的权威。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不需要外在神祗，只有人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和控制。这种控制，如果说是一种精神控制，那么就是关于人的道德伦理，关于心性涵养方面。儒家用“礼”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修身”也就是加强心性涵养来约束自己。这样一来，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就都有了，社会有了这样两层次的约束，也就没有不稳定的了。社会的稳定，是靠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来维系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就没有“修身”这一层含义，基本没有人对自己的约束，如果有的话，那么也只是上帝的监督。所以，人们必须每星期去教堂礼拜忏悔，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不同。
儒家的自我反省要比西方的上帝监督更自觉，因为不管上帝是否在，是否缺席，人都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中国儒家认为人性善，所以只要反省自己的良知就行了；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恶，无所谓良知，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有罪，这就是原罪。因此只需要向上帝忏悔就行了，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恶的，都需要忏悔，这就决定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上帝的监督。
而中国儒家文化就不同了。中国有圣人，而所谓“圣人”，就是道德自觉程度最高的人，自我约束最强的人。在中国儒家，由于道德自觉的程度不一样，人群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圣人”与庶人之别，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出现了等级差别，这一点绝对不同于西方文化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由于有圣人和庶人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当然，儒家讲天命，虽然，“天命以为性，修道以为教”，人之性本乎天，也就是人性秉承了上天的意志。人之道德本乎天德，而在天之德在于“生生”，体现于人性的道德层面，就是“仁”。而人性本善，就是人的道德自觉的内在依据。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假定人性恶是完全相反的。性恶，就容易干坏事，就必须有监督；性善，就可以自己约束自己，自我约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下，这就决定了君子与小人，圣人和庶人。
问题还在于，儒文化不是具有平等意识的文化。这一点和道家文化截然不同。儒家规定了有君子和小人，这就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于君子小人之分是完全否定的。“同乎无知，是为天德；同乎无欲，是为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焉。恶乎为君子小人哉”。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君子小人的划分，是违背自然的，只能有利于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而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有“为贤者讳”的传统，也就是大人物有了毛病可以掩饰，有了私心和见不得人的事可以隐瞒。而对于“小人”，则没有这种优惠。这种向一方倾斜偏袒的文化心理，是儒文化虚伪性的体现之一。
儒家给“大人”和“圣人”以种种“优惠政策”，如果这些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当然也就不需要监督，监督就可以免除或可有可无。而儒文化鼓励人们从政，“学而优则仕”，“大人”和“圣人”皆有官职，他孔夫子不就是几度从政而不得志，最后死了还要追封为“文宣王”吗？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对有社会地位的人的行为的外在监督（请注意，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则绝无这种优惠），这对于行使权力的人来说，无疑是网开一面。儒家说教靠人的内在自觉来约束自己，因而不需要外在监督；但内在自觉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并无检验的尺度，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但这样一来，“大人”“君子”甚至皇帝这些可以行使权力的人，就可以不受外在监督的约束，而形成特权了。
当然，这只是就道德修养层面来说的，但是，道德修养自觉的人群往往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道德修养较高也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也高。这一点不同于现代社会。但是，这样就出现了“大人”与“小人”之分野。加之世俗用“礼”来维系社会等级秩序，所以“大人”与“小人”也就被固定下来了，从而形成了制度性的社会等级差别。
问题是，天命和天意这外在于人的超越存在，现在可以由人来体现，人能体现到什么程度，那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在儒家文化中，人之外并没有一个超越于人之上的绝对存在，作为价值参考系而规范人间秩序，摆平不同人群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儒道两家都有的“道”，也就是天的意志。甚至高高在上的“道”也可以有人来体现。“人能体道”。但是儒家之道在人间，道家之道在自然。在儒文化的视界中，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出现了利害冲突，没有一个绝对的力量可以摆平，而只是用同样具有私心和利益考虑的“大人”来做出有倾向性的选择。因此，这种超越人间利害关系之上的最高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人间不平等，是人为制造人间不平等的精巧设计和安排。这就是儒家之学中隐藏的猫腻，这就是为什么历代专制统治者都要弘扬儒学，独尊儒术，把儒家之学作为官方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儒家，可以利用来维护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精神控制，这就是儒家的高妙之处，也是儒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有等级差别的社会需要维护其稳定，就需要有一个世俗的权力。而世俗权力，无非是“君权”和地方长官的权威。在西方，上帝是人间事务的监督者，而在中国，既然没有上帝，人自己就是最高存在，所以人间事务也就没有监督。在西方，人间权力比如说国家权力，应该置于上帝的监督之下；但是在中国，国家权利没有上帝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自身就是上帝，就是“圣上”，就是完人，就是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天然统治者，就是代表上天意志的最高权威。
当然，在中国文化中，皇帝之上也存在一个有人格有意志的“天”，是为“天命”。有时天降灾异，皇帝也要下“罪己诏”，甚至大赦天下。但是除了这一特殊情况之外，皇帝本人就是天之子，就是“真命天子”，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所以“天意从来高难问”。所谓“圣上”，那是道德人格与权力的合一，绝对是“金口玉言”，不容怀疑的。本来是世俗的权力，现在终于被儒文化神圣化了。“神”的缺位，导致了人间权力的绝对化，导致了权力的滥用。没有了神的干预，帝王行使起权力来，就无所顾忌，而他的臣民，也只有绝对服从了。
在西方文明中，由于上帝高高在上，所以神权与人权对立。但是在中国的儒文化中，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神权，结果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帝王手中，所以帝王的权力也就被神化了。没有上帝，没有神权，那就只有绝对化了的世俗权力。于是世俗权力至高无上，一切人世间的价值都以世俗权力为转移，而皇权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也与之类似，都需要人们绝对服从。结果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习俗，它沿袭至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问题在于，把世俗权力绝对化，世俗权力却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掌握权力的人也有私心私欲，甚至欲望膨胀。这就决定了，掌握权力的人总是要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私。而一旦权力失去了监督，那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甚至无恶不作。而腐败黑暗，就成为专制社会的痼疾。西方有句格言，“失去监督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世俗权力既然已经被神化，那么一旦腐败起来也就不可救药。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伴随着腐败，而腐败至极，则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则揭竿而起，群起造反。结果就是，中国历史永远在治乱循环中震荡，而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也许我们正处在治乱交替循环的临界点上。
延安时期，毛主席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曾说，中国的新政权完全可以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GCD避免治乱循环的办法就是真正实现民主，实现对权力运作的监督。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想当年，有伟人踌躇满志，指点江山；看今日，危机四伏人心不安，社会腐败令人不堪。原因何在？是我们倒行逆施，又恢复了私有制，还是法制不健全导致了社会整体失控？改革以来，灌输法制观念可谓家喻户晓，可是“法令兹彰，而盗贼多有”，并未改善社会治安，也没有能够制止腐败，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原因当然有许多方面。而溯其根源，传统文化的惰性至关重要，在这里，就是儒家文化。它是滋生社会腐败的文化酵母。根治腐败，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更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因素在内。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永远滋生腐败。
儒家文化是反动的。不管它外表看来有多么精巧，多么完备，多么深刻，它骨子里那种为专制皇权合理性作辩护、论证其合法性的本质是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的。虽然儒文化已深入人心，迷惑民众，虽然新儒家气势汹汹，尊孔闹剧愈演愈烈，但是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要进入现代化，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儒文化，揭穿儒文化为专制统治合理性作辩护的本质，构建起自己新时代的新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文化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文化领先，是免不了要走弯路的，注定是要把现代化搞得不伦不类，失去了民族自我，而成为别人的文化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