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海 外 书 情

　　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

　　◎ 罗　灵

　　《时装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在革命前穿什么？》

　　Ch。威伯著

　　亨利·豪托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是法王路易十六在巴黎民众的欢叫声中被送上断头台处死，这也是这场革命的标志性事件和以后所有革命都绕不过的一个象征。和路易十六同时走上断头台的有他的妻子，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这年她从邻国奥地利嫁到法国有二十三年了。

　　围观杀头的大众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死更显得高兴，比起对他们的国王来，革命群众更加憎恨他们的王后。这个招人厌的女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的公主，是威势遍及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女皇玛丽亚·泰利萨的小女儿。女皇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嫁给法国王储，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好婆家，而是为了缓和这两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可是，年仅十四岁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怎么来承担这个外交重任呢？

　　泰利萨女皇生了一大群孩子，把他们当做欧洲外交的棋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太小，本轮不到去婚姻外交的第一线，因此女皇从小没在她的教育上太费心思。但是天花夺去了她几个姐姐的生命，女皇妈妈只好让她去远嫁凡尔赛宫，事出仓促，能干的女皇妈妈也来不及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多加培养，就用一辆八驾马车把她送去法国。这样，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女孩独自地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环境中，担负着她完全没有准备的使命。

　　她所来到的凡尔赛宫确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由严格的宫廷礼仪所规定，哪怕是起床用餐都有非常繁复的礼节，而且这整套礼仪还是一个世纪以前太阳王路易十四定下来的。在这个宫殿里，礼仪就是一切，排场和名分压倒了现实。如果规定给她倒水的女官不在，她再渴也得忍着，自己决不可亲自动手拿起水瓶。如果给她穿衣的贵妇人走开了，她就只能晨寒中站在空旷的厅堂里挨冻。这就是作为法国王后的奥地利女孩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生活。

　　但是作为王后，她不仅要成为宫廷礼仪的模范，她还要带领国家。她没有妈妈的智略，也不懂政治，有的只是女孩子的本能：爱打扮。于是她自然地成了法国贵族衣饰时尚的领袖，时时以新奇的服饰出现在臣民的面前，王后的新衣马上就成为法兰西王国里贵妇人模仿的对象。也自有聪明伶俐的御用服装商不断地向她提供最新服式，当然开出的价格也是与王家身份相配的。这样，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她的方式促使王家的债务越积越高，一直高到路易十六不得不召集臣民代表开会商量解决王国的财务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会议的后果：法国大革命开始了。

　　一直到了断头台下，玛丽·安托瓦内特恐怕也不明白发生在她身边的这些事。她为自己的最后一天准备好了一身简单的白衣白帽，靠着画家大卫用简洁的笔触画下的一幅速写，这个奢华挥霍了一辈子的女人就以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形象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

　　名人的百年纪念向来是出版社出版计划的重点所在。今年是美国诗人朗费罗诞生两百周年，当然少不了有新的关于朗费罗的著作上市。但是和纪念别的文学巨人不同，纪念朗费罗诞辰的专著并不仅仅是些应景的文章，而是显示了朗费罗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朗费罗不是中国读者会感到陌生的诗人，他是中国近代以来诗作最早被译出的外国诗人，中国的诗歌爱好者们对他的那些名作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近几十年来在中国作为研究成果申报的学术专著论文里很少有以朗费罗为研究题目的。这里的原因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很复杂。简单地说，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大体跟着国外走，国外的显学在国内肯定有连篇累牍的跟踪，而国外的冷门在国内就更冷了。那么朗费罗研究在国外为什么会受到冷落呢？

　　朗费罗曾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大诗人，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诗人。但是，他的声望到了二十世纪就一落千丈了，这并不是说读者不再喜爱他的诗歌了，一般读者还是乐于诵读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的，只是当代的专业诗人们和文论家们走到了另一条道上去了。二十世纪是现代派的世纪，现代派雅好奇谲生涩的风格，风行的是似通非通的诗句，沉醉在似懂非懂的欣赏佳境里。他们以反叛前现代传统为己任，在他们看来如果写不出些惊世骇俗的句子来就不配诗人的称号。而朗费罗恰恰代表了他们所要反叛的一切，朗费罗的诗优雅平易，其风格和情感都适合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品位，这使他逐渐地失去了二十世纪的主流文学家们的欢心。庞德耻于承认他实际上是朗费罗的侄孙，处心积虑地要写出点和朗费罗的诗作截然不同的东西来。很多自命前卫的诗人以戏仿嘲弄朗费罗为乐。在流行的美国诗选中留给朗费罗的篇幅越来越少，从原先的几十篇缩减到只选他的一两首诗，聊备一格而已。到后来，《牛津美国诗选》的编者索性宣布现在是到了彻底打碎朗费罗的僵死偶像的时候了。

　　但是，朗费罗的爱好者们会说，人间自有公道。在文学精英的小圈子以外，现代派晦涩消沉的出品并没有多大的读者群，而朗费罗开朗雅致的诗倒一直拥有不少读者。时至二十一世纪，我们终于看到潮流的回转，近年来出现了不少重新评价朗费罗的论著。这部新著的出版迎来了朗费罗的两百年诞辰，作者给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们时代的朗费罗的形象。朗费罗整个文学生涯的特色就是他的开放精神，他不像同时代的爱默生和惠特曼那样孜孜于发扬美国精神，而是心胸开阔地面向整个世界的文化，他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也使他能够充分汲取其他语言的文学的养料。经过这么多年现代主义的尝试，我们应该明白，优美和平的风格不是朗费罗的缺点而是他的成就。作者对朗费罗的高度评价使人期待着美国诗学界里将有一个朗费罗的复兴，喜爱朗费罗的读者也可以大声地吟咏他的诗歌而不怕被时髦的评论家讥笑了。

　　中世纪是现代的前夜。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是当代许多历史学家注意的题目，因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过渡不会像传统的历史教科书描写的那样是一个从黑夜到白天的突变：中世纪里全是愚昧压迫和贫困，现代世界则是理性自由和富饶的天地。许多我们认为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特性其实在中世纪社会里都早已扎下了深深的根基。

　　人们过去都以为，争取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特有的企求，是人性苏醒后才有的愿望。在等级森严神性压倒人性的中世纪是没有人身自由和尊严的要求的。历史学家近来的研究揭示出了一个不同的现实。

　　民众起义暴力抗争是中世纪社会里常有的现象，这种社会暴力事件是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最能体现社会的潜流。本书作者就是以这为题目，由此来研究西方中世纪民众的社会要求。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做的是扎实的史料调查，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实证工夫。他穷尽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中世纪晚期在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发生的群体事件（借用我们当代的一个名称）的资料，统计下来这三个地方在一二○○年到一四二五年间总共爆发过一千一百一十二次集体反抗权势的事件。他进而分析这些事件的起因和性质。一般的史书都会说，中世纪的暴动或起义大多是因为饥荒而起，收成不好，或征敛过多，老百姓没饭吃了，于是就揭竿而起，在中国古代史上也一直这么说的。但是本书作者发现，在他统计的这一千多次造反事件中，因为粮食问题而爆发的冲突非常罕见，总共只有十一次，占总数的百分之一还不到。中外的许多史书还会把宗教信仰当做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在许多起义团伙里似乎都有一个有魅力的精神领袖的身影。但是作者的统计数字却表明，总计只有二十七次起义里有教士或精神领袖在活动。

　　那么中世纪的民众暴动到底为了什么呢？作者的调查显示，为了直接的经济问题而由农民发起的起义实际上相当少；民众暴动在中世纪后期特别多发，并且百分之九十以上发生在城镇里，绝大多数的暴动的起因是政治性的，经常是由贵族的骄横暴虐或腐败而引起的。许多表面上是为了经济争端而爆发的起义，实际上还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的。最经常的政治动机是要求有政治参与权，要求有权利参加到市政或国家的权力运行中去，要求在决定税收政策上有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常常因偶然事件而爆发的群体反抗中，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平民们总能表现出令人惊叹的政治能力，他们会进行选举，会组织队伍，会提出政治纲领。正是在这样的群体反抗中，“自由”的观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这个口号的内涵也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了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的平等的权利，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被认为是暗无天日的中世纪里。显然，支撑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思想理念和民众信仰并不是启蒙时代以后才突然出现的。早在中世纪里，早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就已经在西方社会里策动着人们的群体行动。

　　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人，从哲学家到科学家都没少在这上费脑筋，前者是为了给生命下定义，后者是为了找出生命的基础。所有对生命的思索自然而然地都指向一个虚无飘渺但是令人着迷的概念：灵魂。自古以来人们总相信，人不会只是一堆血肉，在肉体之外或之上肯定应该有些什么东西使人不同于动物或者使有生物不同于无生物。

　　大概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里都有对生命本质的解说，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它一直追求着用技术手段来抓住灵魂的影子。西方科技发展史上的种种新奇发明，常常被人用来显示灵魂的存在。十八世纪时，意大利医生加伐尼偶尔发现电能够使死青蛙的大腿肌肉剧烈地抽搐，我们现在知道那是生物电流的作用，毫无神奇可言。但是当时电刚被发现不久，人们对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威力无比的电正充满好奇，加伐尼很自然地认为是电让僵死的动物肌肉活过来了，那么电就应该是那个神秘的生命之力了，就是人们一直想找的灵魂的体现了。加伐尼的实验震惊了整个欧洲，成了所有的沙龙里热烈讨论的题目。有一天晚上雪莱夫人和朋友们谈论了加伐尼现象，随后她就构思了她的著名小说《弗朗肯斯坦》，小说的所谓科学根据就是电给组合起来的肉体注入了生命之力量。

　　认为人是由物质的肉体和无形的灵魂组合而成的信念源远流长，西方人想尽一切办法来使灵魂显形。我们知道西方人有用蜡或其他材料为刚死去的人做面部造像的习惯，翻开有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们还能看到莎翁死时的面像的照片。但是做死时面像的初衷实际上却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看到灵魂离开身体时的痕迹。这想法很自然，和捕获猎物一样，蛰伏在身体里的灵魂当然难以抓住，只有当它移动时才有可能窥视到它的踪迹。

　　十七世纪的时候，一位耶稣会教士搞出了一种有点像中国的皮影戏的幻灯术，可以显示活动的人影。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一直相信活动是生命的标志，因此能够表现人影动作的幻灯术就被当做是表现灵魂活动的一个新发明。这样也开始了用创造幻觉来显示灵魂的时代，在风行一时的幻灯术表演中，最吸引观众的是骷髅的舞蹈和魔鬼的现身。当摄影术发明以后，这个奇妙的留影技术又使追踪灵魂的人士大大地兴奋了一阵。现在没人不知道在照片上是非常容易做手脚的，当时的公众却为照片上出现的种种奇异的影像而惊讶。就像古代的人们以为可以从镜子里看到妖异的真相一样，十九世纪的人们以为真的能够从照片上看到灵魂的现身。

　　最为耸人听闻的是那个时代里以“心理研究协会”的名义活动的江湖骗子的把戏，他们以人特别是女子为媒体，声称能够与另一个世界沟通，能够表现灵魂的种种超自然的力量，各色特异照片是这些超自然力量的证据。现在看来这些表演都不过是魔术，当时的许多大众对此坚信不疑，以为科学手段终于把肉体之上的灵魂或精神揭示出来了。

　　不要认为这一切都过去了，当代社会科技空前发达，人们对精神灵魂等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却一点也不减少，许多人和过去世纪里“心理研究协会”的信徒一样，把新的科技发明只当做是进入超自然世界的新手段而已。

　　当代科学中最有名的图像莫过于基因的双螺旋结构图了，当代科学中最令人瞩目的也莫过于基因研究了，因为基因能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秘密。为基因研究奠定基础的是两个生物学家杰姆·华生和弗朗西斯·克里克，正是他们两人在一九五三年推断出了基因的双螺旋结构。在确定了这个发现仅仅几小时后，克里克向世界宣布，他们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他没有夸大其词，整个现代遗传科学是建立在这个基因的双螺旋结构理论上的，而遗传科学最有希望最终揭示出生命的秘密。

　　发现双螺旋结构之前的克里克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他过去的整个学术生涯似乎都是在为这个伟大发现做准备。他受过非常严格的科学训练，和他的领域里的其他学者不同，他既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物理学的基础，也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生物学的基础，这使他事业的学习阶段特别的漫长和辛苦，但是却让他受用一辈子，因为现代遗传学需要的就是物理学和生物学两方面的知识，克里克在这两门学科里的学术功底，使他在遗传学研究中如鱼得水。他的同事们都承认，只有像克里克那样同时拥有结晶学和生物学的精湛知识，才能够在基因研究方面具有如此的洞见。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过程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史家们热衷探讨的话题。确实，在这个发现过程中还有一些别的科学家的贡献，特别是一位英国女科学家的关键性研究结果，许多人甚至为此而对华生和克里克独占荣誉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不管将来的科学史会怎样来划分这个伟大发现的功劳，克里克作为一个当代最伟大的分子生物学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在以后几十年的研究中，克里克又在许多方面有着不同寻常的发现。正是他的实验表明了基因密码是三个一组的，也是他在探明基因的六十四个三位密码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预言RNA的存在，在确定遗传学的顺序原则等等方面，他的贡献都是决定性的，而正是这些他所完成的发展使遗传科学有今天的成绩。

　　在克里克的学术生涯的最后几年里，他再没有了震动学术界的辉煌成就。这不是因为他放松了努力，也不是因为他的创造力衰退了。兴趣非常广泛的克里克在研究了生物学的许多领域里的课题后，最后选择了神经生物学，决定集中精力解决意识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或许是现代科学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克里克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的意义是无可否定的，但是，显然我们的时代还没有为解决意识问题作好准备，还缺乏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必要条件，所以克里克的努力没有取得他期望的成果。就像历史上的许多大科学家一样，克里克不走现成的道，他选择了攻坚，即便他失败了，他的努力还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眼前全人类的大问题，上至国际峰会下到民众草根运动都在关注生态。在我们面临的种种生态失常问题中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全球性生态变化是大气变暖。大气变暖已经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发，如果不加以遏止，将会带来严重的自然环境的危机，地球的许多地方也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那么大气怎么会变暖的呢？环境科学家们一致认为，人类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是导致大气变暖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立刻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的经济活动方式，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是，曾听到有的历史学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大气的变暖未必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后果，其论据是历史上气候也在变化。古代的中国并没有大工业，没有成万吨地烧煤而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发电厂，但是中国史籍的记录却表明，几千年来中国的气候照样是有时变暖有时变冷，可见我们并不能说气候变化就是人类工业活动的后果。

　　提出这样的异议的史学家对生态问题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国著名的环境科学家拉迪门，也是本书的作者对历史上的生态变化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几年前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环境变化理论。拉迪门发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绝不是从工业革命时代才开始的。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开始于农业时代。早在城市出现之前，大约在八千年以前当人类发明了农业技术后，大气层就开始受到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各个文明地区大规模地砍伐森林焚烧植被以拓展农田，由此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被排放到地球的大气层里去了。到公元前一千年时，原来覆盖中国和印度的大部分森林都被砍光了；南欧和北欧，北非，中美和安第斯山周围的森林也都消失了。据拉迪门的统计，从农业生产开始到公元前一千年这五千年的时间里，总共有二千亿吨的碳被排放到大气层去；而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排放到大气层的碳大致是三千亿吨。尽管农业时代产生温室气体的速度没有工业时代那么快那么集中，从绝对的量来说也是差不多的。同时，起源于东南亚而扩展到中国以至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稻作水田大量地产生着甲烷（沼气），而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厉害二十倍的温室气体。总之，人类并不是从工业革命起才开始损害生态平衡的，农业生产同样也有其生态危害性。

　　那么是不是有证据表明历史上的气候冷暖变化就是由大规模农业生产造成的呢？拉迪门的回答是肯定的。通过比较几千年的人类历史记录和留在冰层里的二氧化碳痕迹，他发现人类活动的扩展和低落的走势正好与地球大气里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高低变化相一致。当发生了重大的瘟疫，人口大大减少，大片的农地荒芜而重新变成丛林以后，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会大大回落，例如在公元前五百四十年到五百四十二年发生的大瘟疫把旧大陆的人口减少了将近百分之四十之后，随后的二氧化碳记录就出现了很长一个低落期。而从公元七百四十年到十四世纪初期那段时间里旧大陆没有什么大的瘟疫，人口持续地增长，这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也跟着上升，气候逐渐转暖。一三四○年后突然出现的黑死病大瘟疫把欧洲的人口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大退缩显然是那时开始的所谓的小冰河期的一个重要成因，这个小冰河期的结束正好和现代燃煤工业的兴起同步，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原因。

　　拉迪门的研究结果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人类自己要对气候的变化负起责任来。

　　享受着现代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常常会忘记，仅仅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我们的医学水平还停留在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对许多严重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还是用着荒唐可笑的方法，不仅治不好病，还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开始袭击欧洲，那就是霍乱。这是黑死病以后欧洲遭受的又一场大瘟疫。尽管从发生黑死病的十四世纪到流行霍乱的十九世纪西方的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世人的眼里，人类的历史从黑暗的中世纪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科学革命已经进步到了文明昌盛的现代了，按理说对付这场瘟疫欧洲各个文明国家应该很有办法了，但是事实上当时的卫生当局和医学权威们还是完全束手无策。

　　当然，进步还是有的。在黑死病袭来时欧洲人一点准备都没有，至今也没最后搞清这场杀死了千百万人的可怕疾病到底是种什么病，大多数专家认为是鼠疫，许多人以为不是。在霍乱爆发时，欧洲人早已知道霍乱是一种长期以来就流行在南亚的瘟疫，知道这场瘟疫正迅速地向西扩散，正很快地威胁着他们的边疆。尽管知道这一切，他们没人知道应该怎样来防范和治疗这场瘟疫。英国在欧洲的最西端，惊恐地看着她的东边邻居们成批地倒下去，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拒霍乱于国门之外。英国当局规定来英伦三岛的船只都要隔离检疫，但是霍乱还是上了岸，很快席卷了英国。这场大瘟疫最后总共导致了上亿人的死亡，其致命性一点也不下于神秘的黑死病。

　　霍乱能如此伤人，是因为当时的医生拘于偏见，一直没能搞清霍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医学界流行的是把霍乱看做是瘴气的观点，认为脏烂东西散发出的毒气是引起霍乱的病因，大多数医生居然不相信霍乱是种传染病。用于霍乱病人的疗法千奇百怪，没有一样是有效的，大多却是有害的，包括许多有毒化学物，还有能加快病人死亡的放血疗法。在这场瘟疫中医生开出的药方和疗法事实上让霍乱病人死得更多更快。霍乱病人的主要症状是大量脱水，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个医生想到要给病人补液。虔诚的教徒们跪倒在十字架前，深信霍乱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有彻底摈弃世间的罪恶才能消除霍乱。这当然也无助于遏止霍乱的传播。

　　有个在体制外工作的毫无名望的英国医生名叫约翰·斯诺，他不信教条，只信实证的经验。经过仔细地收集材料和数据，经过反复的验证，他得出结论：霍乱是一种传染病，传播霍乱的是受污染的水而不是什么瘴气。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非常充分有力，可是因为这个解释不符合权威的理论，过了好久，欧洲的医学界才最后接受了斯诺的观点，我们才有了控制和治疗霍乱的有效方法。

　　这本书的出版在欧美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同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纷纷撰文评论，主要的人文和科学期刊都提供了围绕这本书的论战空间，到处都有普通读者写信表达异议，一时之间作者成了媒体谈论的热点，他甚至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作者道金斯本不是个无名之辈，他是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其教席的名称颇不寻常，叫做“公众科学理解”，顾名思义，他有向大众传播科学的职责。道金斯的学术专长是生物学，曾写过一些很受欢迎的关于基因的科学普及读物。这次他有点跨出了自己的专业，论述起了一个关系到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大题目：宗教。

　　自从9·11事件之后，宗教骤然成了西方政界文化界热切关注的问题。道金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谈宗教，这又涉及到了多少个世纪以来的宗教和科学之争，因此，这本书令人瞩目是很自然的。但是，它引起如此普遍的反响，主要还是因为道金斯的观点相当的激烈。

　　道金斯的整部著作的立论可以以一句话来概括：宗教是万恶之源。他首先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任何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论点和论据，指出所谓的上帝假说几乎没有被证实的可能性。这样，道金斯排除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的基础。然后，他更加猛烈地抨击了宗教作为一种实践在社会上的作用。在道金斯看来，宗教只会起有害作用。世界上的最可怕的罪恶都是在宗教信仰的促动下发生的，甚至说只有宗教才会让人做出最坏的事来。如果没有了宗教，我们的世界将更美好。

　　道金斯的这本书一出版，很快成了畅销书，它曾是亚马逊畅销书单的第二名，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九周之久。从《哈泼斯月刊》到《经济学家》，从《自然》到《科学》，各大杂志都载文评价。在这些主流的又颇有精英色彩的期刊上，评论者们大体都赞同道金斯关于宗教的基本看法，但是也都着力修正道金斯的过于极端的论点。克劳斯在《自然》上著文，认为道金斯应该把力气花在正面宣讲科学的好处上，而不是用在批评宗教上。罗宾逊在《哈泼斯月刊》上提出，正像我们需要区分真科学和伪科学一样，我们也要区分真宗教和伪宗教。大多数论者都指出，历史上无神论者们犯下的罪行决不在教徒之下。有意思的是，倒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而著称于世的英国文论家伊格尔顿站了出来为宗教一辩。他在《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指责道金斯无知，认为他完全不懂现代神学理论，却在那里批判宗教。他把道金斯比做是个手里拿着本《英国鸟类指南》就自以为能够谈谈生物学的外行。

　　道金斯的书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基督教的，有的赞同他的观点的人却有别的宗教要反对。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温伯格也是一个喜欢对社会政治问题发表议论的科学家，在他写的书评中，他完全认同道金斯对宗教的基本评价，但是却认为基督教现在已经没什么害处了，尽管基督教也是建立在谬误的信念上的。在他看来当代科学文明的主要敌人是伊斯兰教。温伯格对伊斯兰教的厌恶溢于言表，以至于还批评布什总统对伊斯兰教的态度过于软弱了。温伯格是个犹太人，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而道金斯写他那部论调激烈的书，其目标显然是美国的那些鼓吹“有智慧的设计”论而反对在学校进行进化论教育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大家谈的是哲学、科学和历史，实际上都是有感于切身的现实政治而大发议论。更有许多普通读者，他们在给编者来信中抗议说，宗教信仰是他们平和理性的善良人生的支柱，凭什么要把宗教判定为罪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