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四卷）

醇美的年华

　　——杨苡及其他

　　◎ 闽燕墨雨

　　上海的女导演彭小莲来电话，邀请我和她一起写一个关于文学巨匠巴金的爱情的电影剧本。巴金这个名字对于任何熟悉现代中国文学的人都不陌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就激励了很多青年人走上了反对封建家庭之路。但是当我听小莲说作为剧本的前期准备，我们要去南京访问巴金夫妇的好友杨苡的时候，我简直要欢呼雀跃了！很多人知道巴金，不知道杨苡，但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对我的成长则有特别的意义。当然，我心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期望，就是通过感受杨苡，去感受经历了抗战、内战、反右、“文革”等劫难的这一代知识分子。

　　初识杨苡

　　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家的书原来比大部分同学家多得多，还以为每个人家里都是一样的。妈妈按照文学史读书和买书，我和妹妹小的时候就徜徉在她的藏书世界里，但我俩对书的兴趣总有些不同。比如都是狄更斯的小说，我少时最喜欢《远大前程》，她则喜欢我读不下去的《匹克威克外传》；我如痴如醉地读《红楼梦》时，她读《堂·吉诃德》和《西游记》读到废寝忘食；同样是《三国演义》、《水浒》，我最关心让男人犯错误的女性人物，她则欣赏张飞、李逵这样鲁直的汉子。但我们俩也有共同喜欢的书，那就是英国的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我们从初读《简爱》和《呼啸山庄》的那个夏天，就相约将来要做文坛姐妹。我俩都反复读过的《呼啸山庄》正是杨苡的译本。上大学的时候，翻译老师极力推崇的译坛怪才杨宪益，就是杨苡的哥哥。而所有驰骋文坛的姐妹、纵横译坛的兄弟们都曾经是我和妹妹少年时代的目标和榜样。我们也会比较这些姐妹、兄弟的文风，同时暗暗地在心里设定自己的目标。因为所读的译著都出自老一代翻译，他们的白话文有时并不能让我们这些“文革”后成长的读者享受文字本身带来的快乐。但是杨苡的文字却有一种通透，令情感的激流不受文字的阻碍，这使得当年只读过她一部译著的我也会对她念念不忘。

　　再读美文

　　去南京之前，我开始寻找杨苡的文字，读到她怀念巴金夫人的文章《梦萧珊》，以及回忆巴金三哥的文章《梦李林》等散文。巴金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称赞她“可以驾驭中国文字”，其实她又何止“可以驾驭中国文字”，文字只是她表达对人生的感悟、记录友谊和生命的媒质。后来从杨苡编的巴金给她的书信集《雪泥集》当中得知，她最初想译《呼啸山庄》的时候只有二十五岁，而且那时时世动荡，她已经做了母亲。虽然她译成书时已经又过了十年，但没有最初的冲动，也不会有后来译著的诞生。我又想到《呼啸山庄》必须要一位年轻女性敏感的神经末梢去诠释，才会在另一种语言里获得生命力。

　　去年春天，我终于见到了杨苡，她已年近九十，但仍然很健康，岁月竟没能给她沧桑感。有很多人文如其人，也有很多人人不如其文，杨苡本人却超越了她文字的丰富和美丽。多年以后，再次阅读了杨苡送我的精装新版《呼啸山庄》时，我发现曾经震撼我的词句依然震撼着我，而且这部书仍然有力量把我的精神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徜徉几天。我终于确信，译著真的可以有自己的生命与价值，而且不是任何译者都可以承载年轻的艾米丽·勃朗特文字中那种燃烧的激情。这种激情毁坏了艾米丽的健康，但是让杨苡青年时代的热诚得到了释放。

　　聆听其人

　　我用相机拍下了杨苡从少女时代开始各个时期的老照片，每一帧照片都给我一个抹不掉的印象，即她似乎和世俗的世界有着天然的距离。我一见到她就爱上了她，不像是爱我的祖母，倒像爱一个同龄女友。这是因为听她谈话的时候，她讲过去的事就好像讲昨天的事情一样。她从十六岁起作为读者给巴金写信，当时是巴金的一位“小友”，幻想着像书中的三少爷“觉慧”那样离家出走。现在她也有自己的“小友”——上海一位桀骜不驯的才子。他原本只认识杨苡已过世的先生赵瑞霟，赵先生去世后对杨苡说起对其文章的崇拜，没想到她说：“有人说，我的文章比他的好。”小友证明她没有夸张，而且听她聊天更是像喝酒一样，“会醉的。”杨苡并不喜欢太多热闹，我们有了巴金女儿和这位“小友”的引荐才见到她的。享受和她聊天，是因为她态度中绝无自傲，也无中庸，但其观点和其勇气一样是令人佩服的。巴金被打倒的时候，大家都烧他的信，她也因为要保护巴金烧了一部分当时的信件，但是她仍旧保留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少信件，甚至为此捱了红卫兵的耳光。杨苡说起她上个世纪还和哥哥杨宪益谈论过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是要修正“共产主义”还是“马列主义”。兄妹俩的讨论让我在想，在当时逼人的政治环境中，他们依然保持了自己清醒、独立的人格，而且岁月竟没能改变他们面对世界时的纯朴真挚。可能正是这一份需要胆识才能做到的“见素抱朴”，让他们在失去亲人之后，还可以好好保留着记忆中的影像。

　　梦里寻他

　　我们的剧本创作开始时，小莲通过阅读萧珊给巴金的书信捕捉到了夫妇二人的精神面貌，而我则主要通过细读杨苡的文字以感受从抗战到“文革”结束的时代脉搏。用电影的词汇说，杨苡给了我们一个Point of View（即摄影机的“视点”），也让我们听到旧时代的声音。杨苡经常做梦，她说近来常在梦中见到故人。我想也许是梦让她不断地刷新着本来会被岁月模糊的画面，让她记得那么多过去的细节。而这些有声有画的细节对一部电影真是太重要了。杨苡给我们讲起当年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趣事，说起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在昆明读书时，课上到一半就常常要“跑警报”：凡到晴天，日军的飞机必来轰炸了，城楼上的绿灯笼被换成红灯笼，警报就会响；但是教授仍然继续讲课，直到警报一长一短地响起来，大家才不慌不忙地夹起书本向城外走。走到了旷野里等待警报解除的时候，会摘地里的野蚕豆充饥。最有趣的是十几人一间的女生宿舍，条件很差，不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还曾经有臭虫爬到女同学的耳朵里，令她大哭起来，以为自己要死了，再也见不到父母了。于是大家深夜集体点着小蜡烛捉臭虫，天亮时把捉住的四十只臭虫拿给女学监看……那位因为醉酒而没能听到这些故事的“小友”后来感到几分嫉妒：“她怎么没给我讲过！”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能有一个人听得完她一辈子的故事吗？她随意中给我们的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百般努力能够给她的了。这个想法让我的心突然溢满了感动，原来年华真的好比佳酿，会醇美到醉人。那一刻之后良久，我除了对生命充满感激竟再无语表达了。■

　　胡适谈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胡适谈冯友兰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的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这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谈起，“思杜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

　　（选自《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 编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