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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新路线

  把稗斯麦时期同威廉二世时期截然分开的显著标志集中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如果说稗斯麦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在欧洲,那么威廉时期已明显地转向世界。

  从“大陆政策”到“世界政策”,是德国国家实力地位发展变化的产物,也同决策人的个人素质与外交风格密切相关。透过繁芜复杂的外交文献,那些构成一国人民及其领袖的思想和愿望,也对外交事务及其结局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时代发展所留下的印记和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心理上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总要通过一定时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有权采取行动的人物所发挥的影响表现出来。它构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外交事务处理的重要差异,特别是程度上的区别。

  稗斯麦统治时期德国外交政策和威廉二世时期外交政策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外交政策是有限制的、有约束的,并基本具有和平性质。1870年德国统一后,稗斯麦意识到新帝国需要有一个长久的和平发展时期,因此他致力于把德国的精力限制在欧洲大陆,并通过精心建立一个制约性的同盟体系来维护帝国的安全。这样,他的外交政策就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并称之为“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核心是德国、奥匈、意大利三国同盟,并通过“三皇同盟”和“再保险条约”,保持同俄国的友好关系,最后达到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国的目的。在大陆之外,禅斯麦也设法与英国和平相处,支持英国和其他列强在亚非两洲的扩张,以便把它们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开,或加剧它们之间的不和,最终使德国成为欧洲的仲裁人。这种对奥、对意、对俄、对法、对英的不同外交方针,构成禅斯麦外交的基本特点,其中阻止法、俄两国接近,避免东西两线作战,是禅斯麦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尽管同俄国的关系多有反复,但维持德俄友好一直是仰斯麦始终致力贯彻的目标。禅斯麦为维持德俄关系所作的努力给彼得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只有在这位外交大师引退以后,俄国宫廷才感受到在维持俄德关系方面所形成的空白。一位德国驻俄使馆武言在傅斯麦去职后曾这样报道俄国的反应;从柏林会议以来,俄国一直以敌视和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作斯麦侯爵,这种敌视和怀疑的情绪突然被遗忘了。人们已认识到,由于他的去职,他们失去的不是俄国的敌人,而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人认为,这位人物近 30 年来曾经是两个邻国之间友好关系最可靠的保证人,并以一定方式保证了两国之间的和平,现在,他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人物而惋惜。人们深信,从最近一次土耳其战争以来,俄国人之所以能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里,能改善其财政状况并完善自己的军备,其实应感谢伴斯麦。因此,俄国对伴斯麦离开政治舞台并不高兴,而是感到真诚约惋惜……从今以后,俄国人在估量未来的局势时突然缺少了这样一个可靠的因素。正如俄国人所说的那样,代替作斯麦这一可靠因素的是“捉摸不定的东西”,是”新世纪的神秘莫测的东西”,前景这样茫昧难测给俄国人带来很大的不安,自信心以及过去那种认为自己能掌握欧洲命运的信念消失了。他们相信,由于伴斯麦侯爵的辞职,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弹思极虑地猜测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特别是关于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

  俄国人的惋惜和担心不是多余的!禅斯麦下台不久,威廉二世和他的新宰相们已离开德国维持近 30 年的小心翼翼的欧洲安全政策航道,向“世界政策”的新路线全速前进。从一个大陆强国进而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渴望,以及伴随而来的殖民主义和海军扩张,标志着与稗斯麦时代的外交政策分道扬镰。打破傅斯麦外交坚冰的第一个举措是中止德俄“书再保险条约”。再保险条约缔结于187年6月18日,是德俄之间的一项秘密协定。条约规定:遇到大规模战争时,德俄双方保证相互保持中立,除非俄国主动进攻奥匈或德国主动进攻法国。条约最初有效期为3年。该条约限制了稗斯麦对法行动的自由,但却在保证德奥联盟体系的基础上,把德俄关系稳定了3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它使德国有时间去寻求新的保证,以防止来自俄法两线作战的危险 1890 年,再保险条约期满,新上任的德国卡普里维政府认为这个条约已不能阻止法俄联盟的形成,决定不再续订条约并积极寻求新的结盟方式以打破法俄的接近。至此,稗斯麦长期致力维系的德俄关系开始公开走向恶化。在德国国内,毛奇及其助手军需总长瓦德西伯爵已积极筹划打一场对俄的先发制人战争,以摆脱难以避免的两线作战局面。后来,俄国曾第二次、第三次试图在作出重要让步的情况下争取与它的西部邻国达成新的协议并续订条约,但都遭到卡普里维及其外交班子的拒绝。他们认为俄法两国结盟从长远看是不可能的,同时深信熊与鲸鱼,即俄国与英国也决不会达成谅解。由于英法在北非、英俄在中亚的激烈争夺,都会被迫向德国靠拢,因此德国享有选择自由的种种好处。正是在这种错误判断的支配下,德国开始超越惮斯麦的亲俄战略,把俄国这个东方军事巨人逐步推向法国一边。

  德国在背弃再保险条约以后,通过签订赫尔戈兰一桑给巴尔条约,在彼得堡造成了亲英反俄的深刻印象。

  赫尔戈兰岛是英国 1815 年从丹麦手中取得的旨在对付未来的“大陆封锁”体系的一块潜在的走私基地。由子地处易北河口并能作为正在开凿的北海一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一道不可缺少的屏障,德国决定出让东非索马里海岸的德属部分,并把桑给巴尔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以换取对赫尔戈兰的占有。鉴于这笔双方所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重要好处,进一步加深了沙皇对德国亲英反俄立场的认识。结果消除了法俄接近的最后障碍,法国开始被视为对付相互结盟的中欧大国的天然盟友,一步步地走向俄国的怀抱。

  1891年7月,一支法国海军舰队驶抵喀琅施塔得要塞对俄国进行访问,这是自 1812 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以来法国军事代表团首次造访俄国。为了欢迎法国使团的到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破天荒地在微风中脱帽聆听一向在俄国禁止演奏的“马赛曲”。这一前所未闻的举动给了法国舰队最高礼遇,也引起欧洲舆论界的普遍关注,它表明法俄两国已从传统的敌对关系发展到友好合作的新阶段。1892年8月,法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再次访间俄国。在彼得堡两国经过一段磋商最终达成关于缔结军事专约的协议。依照这一协议,俄国受到奥匈和德国的进攻,或者法国受到意大利或德国,以及两国的联合进攻,法俄两国将相互提供军事援助,届时俄国将提供兵力130万人,法国则出兵80万。1893年12月27日和1894年1月4日,协议先后经俄法两国政府批准,法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至此,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已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匈。由于双方结盟基础的稳固,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已形成若干固定的结盟体系。这一体系结束了稗斯麦十分重视的法国孤立状态,也使德国处于受结盟的两翼国家夹攻的地位。

  由于两翼威胁的加强,现在德国特别注意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自赫尔戈兰一桑给巴尔条约签定以来,英德关系并未获得突破性进展。起初,德国一直希望英国能够加人三国同盟,但惯于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却迟迟不愿对德国的呼吁作出反应,因为它不愿过早地卷人大陆体系而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1893 年夏,英法两国在印度支那的 m 公河谷发生的冲突似乎为德国带来新的希望,但自 1892 年开始执政的自由党格莱斯顿内阁一直对德国的结盟鼓励持十分克制的态度。除了传统的影响,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急剧膨胀,是英国在结盟关系上裹足不前的真正原因。进人 90 年代以来,德国由于新的科技革命和垄断组织的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额均有长足的发展,不仅增长速度超过了英国,而且其产品已在欧洲市场上排挤英国商品。英国在80年代在对德竞争关系方而已感受到强大的压力,而在90年代面对德国的发展成就,已从惊讶转变为深深的忧虑。与此同时,德国由于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空前发展开始加紧殖民扩张。争取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夺取“势力范围”,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项新的战略任务。到 90 年代中期,当夺取殖民地几乎已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时,英德两国的关系开始由冷淡转向恶化。德国的强大力量,使英国政治家对德国更加怀疑和警惕,德国向英国所表示的好感和结盟要求,由于英国不信任感的增强,己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18%年1月26日的(法兰克福报》写道:德国的整个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现今许许多多集团正在为实行世界政策进行积极鼓动,以激起某种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在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以如此肤浅的方式进行积极鼓动,这在过去是罕见的……德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强国。它在陆上的力量已使它获得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的地位……

  德国执行世界政策的愿望与加强德国地位是不协调的;这倒会使人们怀疑德意志帝国的和平意图,在政治舞台上造成了一种新的难以估量的局面。

  从谋求与英国结盟到英德对抗,是德国外交战略由大陆政策向世界政策演变的重要转折。如果说放弃与俄国的结盟是对惮斯麦大陆体系的重要修正,那么,同英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则是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体现。卡普里维因估计到法俄两线作战的强大压力,曾竭力避免同英国发生政治冲突。但在他下台以后,不顾两翼威胁,致力于殖民扩张并与英国展开竞争的政策开始占据上风。人们普遍认为,1897年7月标洛出任外交国务秘书,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 年)出任海军大臣,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32-1904年)以及外交部官员霍尔斯坦因的相继重用,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显著标志。从这个时期起,德国统治集团的野心已冲破伸斯麦设下的各种限制,狂热地要求实行一项能体现德国实力的毫无保留的世界政策。

  标洛,这位健谈、机智的外交家,自1897年主持外交部工作,190年升任宰相,在连续12年里(到1909年)都是世界政策的象征。他的演说技巧、应变才能以至于潇洒的风度,都曾引起国际外交界的一片赞誉,连俄国老牌外交家哥尔查科夫也称颂他是一位卓越的策略家。然而事实上,标洛却是一位能力薄弱、思想肤浅的政客。他不善于考虑比较远大的目标和对外政策的前景。过分聪明的头脑,使他往往只在表而现象上作文章,而缺乏对国际形势和外交决策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全而谋划。有人说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面对镜子练习将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不仅能反复推敲需要讲的词句,而且还十分注意琢磨语调和面部表情,但在重大的外交决策方面,往往漫不经心,轻下判断,缺乏深沉的思素和耐心。他的这些个性素质得到同他一样肤浅的威廉二世的赏识,也成为后者外交决策和外交风格的一面镜子。

  标洛主持外交部以后,德国外交战略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争夺殖民地,第二是大力扩充海军。德国的殖民扩张始于伸斯麦执政的后期。184年4月24日,惮斯麦宣布由不来梅商人吕德里茨开拓西南非洲地区受德国保护,通常被视为德国殖民政策的“诞生日”。同年 7 月,经纳赫蒂加尔宣布,喀麦隆海岸地区也为德国占有;第二年,东非和桑给巴尔也沦为帝国的保护地。这样,在稗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就实际开始建立其殖民帝国了。但是,稗斯麦坚持他的殖民政策的商业性质,表示只有在商人们已经开始经营的基础上才开拓殖民地。他反对建立拥有卫戍和殖民官员的殖民行政机构,主张学习和效法早先东印度公司的榜样,由商业界负责开拓事宜。稗斯麦对殖民地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殖民地决不会增强一个国家的实力,只会使国家的力量单单从一个方面伸向外部世界,这可能暂时给国家的实力增添光辉,但不可能保持久远。”所以在惮斯麦时期德国的殖民扩张尚处于“史前”时代,在整个对外政策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然而,自威廉即位以来,特别是标洛进人外交部以后,受经济实力迅速膨胀的驱动,争夺殖民地开始演变为一项基本国策。190年2月日《泛德意志报》一篇题为(20世纪的德国》的文章愤慈地指出:“德国因本身殖民地拥有不充分而不得不依赖从南美和亚洲土耳其取得补充,从而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帝国军事将领伯恩哈迪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未来》中大声疾呼:“如果我们来观察一下英国、法国,甚至小小的比利时所拥有的殖民地面积,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自己早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阿达尔伯特·瓦尔写道:“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需要每天吃的面包一样。”这主要倒不是出于经济理由而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不那么平庸的德国人”。要求实行殖民主义的动机各不相同,但都在为一个殖民帝国进行鼓动。标洛这位身负外交重任的圆滑政客白然不能置身舆论之外,他于1897年12月6日在帝国议会的雄辩演说中,为德国的殖民政策作了全面辩护,成为大力推行殖民扩张的宣言。标洛指出,“各民族在争夺统治大有发展前途的地区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不应当把德国排斥在外。德国过去曾有那样的时期,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样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的天空,可是这种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在阳光下的地盘。”非洲是德国殖民扩张的起点,但是当它全面推行“世界政策”时,非洲大陆已接近被瓜分完毕。为了把自己的非洲领地连成一片,进而参与对非洲的再瓜分,德国制定了一个从大西洋(西南非洲)到印度洋(东非)的斜断中南非洲的计划。这个计划囊括德属西南非洲、葡属安哥拉、比属刚果的一部分、德属东非和葡属莫桑比克。这个计划一旦得手,不仅能为德国提供丰富的矿业资源、农业资源和新的投资场所,还将拦腰截断英国纵贯非洲的开罗一开普敦殖民体系,并以此为基地南北延伸,进一步蚕食非洲大陆。为了排除竞争对手,德国还不断地通过对南非布尔人的支持来打击英国殖民势力,并积极向南非渗透资本,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德国的保护国,不惜与英开战,展开同英国的激烈争夺。

  中近东是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也是德国殖民扩张的重要目标。在“向东方推进”的口号下,德国急欲插足中近东,控制奥斯曼帝国,把小亚细亚变为德国的工业品市场、投资场所和粮食产地,并排除英、俄、法等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势力。为了控制土耳其,德国采取最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修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巴格达铁路。铁路,是德国向安纳托利亚进行渗透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自 1893 年在德意志银行的支持下,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安卡拉的铁路正式通车以来,德国人已正式进人中东政治舞台。其后,从德国向土耳其输出的产品总值增加了 35096,而从土耳其输出至德国的产品总值飞跃至70%以上。到处是德国的推销员;德意志东方航运公司在汉堡、不来梅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建立了直接航线;东方研究也在德国变成一门流行的学科。但是,最诱人的计划是修建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往波斯湾的铁路。这条铁路从伊斯坦布尔穿过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直达波斯湾海岸。这条铁路将与己经通车的汉堡经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菲亚到伊斯坦布尔的铁路连成一线,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最强有力的工具。它将拦腰切断英国从陆上通往印度的道路,把整个中近东地区都囊括进德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严重威胁英国在北非、西亚和印度的殖民利益,也将妨碍英国对波斯湾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的独占。这条铁路被德国殖民者恰当地称作“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它不仅刺中英国的要害部位,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俄国在黑海两海峡和小亚细亚的利益,对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法国的利益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英、俄、法三国都竭力阻挠德国这一计划的实现,并通过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和加强对波斯湾的控制与德国对抗。为了争取到对这条铁路的租借权,1898年10月,威廉二世在标洛的陪同下,以朝觑“圣地”为名,亲访土耳其,在拜萨拉丁陵墓之后的讲演中,以自己是“3亿穆斯林生死不渝的'

  朋友”的承诺,换取了土耳其素丹的好感,为德意志银行在优惠条件下取得渴望得到的铁路租让权 1903 年,当德国最终获得巴格达铁路修建权的时候,惊慌的英国已在酝酿与法、俄两国的合作,以谋阻止德国的东进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巴格达铁路是形成英德对抗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成因。

  远东,也是西方列强激烈争夺的前沿阵地,德国也急切地要求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为了在远东水域获得海军基地,继而在中国扩张殖民势力,德国远东舰队前任司令蒂尔皮茨海军上将(现任海军大臣)选中了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湾。1897年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以武力强占中国胶州湾。接着在 1898 年 3 月,又胁迫中国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把包括青岛在内的、周围半径约50公里的胶州湾领土租让给德国,并攫取了修筑胶济铁路和在山东开采矿山的权利,将山东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侵占胶州湾以后,列强纷纷效仿,掀起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旅顺、大连、九龙、威海、广州湾、福建相继被划为俄、英、法、日等国的势力范围。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灾难在中国触发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领导这一运动的是秘密团体“义和团”。19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包围各国使馆并杀死德国公使冯·克林德。西方列强决定联合出兵镇压,组成英、法、德、日、俄、美、意、奥八国联军,以德国将领瓦德西伯爵为统帅,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侵华战争。在联军的野蛮镇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陷于失败。1901年9月7日,随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半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德国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活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同时,它与其他列强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化了。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辽阔的太平洋水域,德国长期以来渴望得到一块海军基地。自189年以来一直由英美德三国共同管辖的萨摩亚群岛,首先成为德国试图完全独占的一个目标。1898年7月,德国曾利用美西战争之机,向美国提出结束共管、移交德国单独占领的要求。在遭拒绝后,它又利用次年英布战争爆发的机会向英国敲诈。德国既在群岛制造内让,以损害共管的声誉,又在外交上不断对英国进行恫吓。结果,鉴于英布战争后英国的困难处境,英国被迫让步,最后以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划归德国,结束了这场纠纷。德国得到了英国的施舍,但却加深了英德之间的对抗。正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惯常对来访的德国客人所说的:“您为您的友谊要求的代价太高了。”德国世界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是太力扩充海军。海洋是建立世界性扩张体制的保证,英国正是借助其海上霸主地位成为世界性殖民帝国的。德国要想争得世界霸权,必然要打破英国的海洋垄断地位,并且只有扩充相当的海军力量,才能迫使英国在殖民地方面作出让步。

  威廉二世宣称:“德国殖民目的,只有在德国已经成为海上霸主的时候方能达到”,“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惯于领会威廉意图的标洛也在国会演说中大力为发展海军进行鼓动,他说:“与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海洋已成为国家生活中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它已成为一条生死枚关的神经,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蒸蒸日上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变成一个老气横秋的衰朽民族,我们就不能允许这条神经被切断”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代表了从威廉二世到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宣传机构的共同意愿。正是在一片民族沙文主义的鼓噪声中,德国的海军军备建设步步升级,成为对外扩张争霸的重要工具。

  1897年6月17日,冯·蒂尔皮茨(1849-19〕年)出任海军大臣是德国大力扩充海军的重要信号。蒂尔皮茨原为德国远东舰队司令,上台伊始,不仅制订了庞大的海军扩充计戈9和技术方案,而且通过创办“商业参谋部”、海军协会、出版《航海年鉴》,在全德迅速拥起了一股建设强大海军的狂热浪潮。在新闻界、知识界、工商界,他有系统地运用一切宣传挂巧,甚至引用汉撒同盟古老的航海传统来唤起人们对海洋崇拜的浪漫情怀。威廉二世终于发现,他已恰当地任用了一位足以把位居世界第七的德国“婴儿舰队”提升为可向不列颠海军挑战的合适人选。

  1898年3月17日,德国帝国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蒂尔皮茨提交的第一个海军扩建法案。该法案规定了 7 年海军预算,计划到 1904 年德国海军舰队应配有主力舰19艘,海防装甲舰8艘,巡洋舰42艘,拟耗资48亿马克。190年6月12日,鉴于两年前的法案已不能适应海军发展的要求,国会又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新法案几乎把海军舰只装备数目扩大了一倍,规定到1915年,德国海军将拥有34艘战列舰、艘重型巡洋舰、34艘轻型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加上其他预备役军舰,总耗资18.6亿马克。英国为保持海上优势,加紧舰队升级。1906年,英国第一艘体积和航速都超越旧式军舰的巨型“无畏舰”下水。英国海军部估计,无论技术水平还是基尔运河的深度,都制约着德国建造此类军舰,德国海军将无法超越英国海军。但是英国估计错了:德国很快着手建造无畏舰,并深挖了基尔运河。1906年,德国国会通过第三个海军法案,无畏舰开始在德国港口下水,并且今后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的军舰。到1908年德英无畏舰的比例已达3:4.此时,蒂尔皮茨又向国会提出第四个海军法案,计划从 1908 年至 191 年每年建造4艘无畏舰。

  英国决心保持“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吨位不少于两个大国海军吨位的总和),决定德国每建造一艘无畏舰,英国就建造两艘。双方的海军军备竞赛已进人白热化阶段。

  德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增长和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不禁令列强特别是英帝国备感威胁。为了摆脱困境,应付挑战,英国被迫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着手调整对外关系。1902年1月,英国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正式迈出与大国结盟的第一步。此后,英国又争取与法国接近,以图联法抗德英王爱德华七世(19011910年)是18世纪以来英国国王中惟一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欧洲局势的发展以及德国的强大对英国的威胁早有认识;而法国当局渴望收复阿尔萨斯一洛林的要求也推动他们走向英法和解。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最终达成新的谅解,并于 1904 年 4 月签订了英法协定。英法协定标志着英国正式与法俄集团勾结起来,成为准备对德战争的重大步此在远东的矛盾已经减弱;此外,由于德东的扩张也使两国感受到彼此合作的必月,英俄签订协定,调整了它们在波斯力范围,最终由对抗走向合作。英俄协定英、法、俄“三国协约”的最终形成。三,及其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相着欧洲已裂变为尖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同的。英法两国由于参与三国协约最终摆脱了德国威胁下的孤立;在东亚扩张受挫的俄国通过限制自己在中亚的行动,开始借助协约的力量重新追求其在东南欧的目标;意大利虽加人同盟国集团,却因谋求地中海的利益,日益向协约国靠拢;德意志帝国除了与日渐衰落的奥匈结伴之外,在事实上已陷于完全的孤立。它所谋求的世界政策,由于一连串的外交失误和对自身力量的过高估计,已经走向失败。日益迫近的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德国悲剧性失败的结局。但是,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所指出的:“整个国家仍然陶醉在军事荣耀之中,在一场大灾难使我们清醒之前,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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