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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龙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积极作用
吴承越李胜豪
龙云于清光绪十年十月初二日（1884年11月19日），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县炎山区松乐村下营盘，原名登云，字志舟，彝族。他的彝名是纳吉乌梯。
龙云出生于彝族土司家庭，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以后在滇军中历任重要职务。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参加过讨袁、护法斗争。1929年起，他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并宣布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后，龙云依靠蒋介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对龙云来说，这在当时是比较稳当的出路；对蒋介石来说，鞭长莫及，只得先羁縻利用，再待机行动。龙云控制了云南，很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家乡人民做点事，“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往往要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
因此，龙云依靠蒋介石是有条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迟早要表面化。蒋介石曾经几次利用机会，企图控制云南，都因受到龙云的抵制而没有得逞。
抗日战争开始后，龙云积极响应，派出部队参加抗日。他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团结对敌。武汉沦陷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龙云在云南没有附和这些阴谋活动。当时，随着北方一些大学的内迁，大批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集结在昆明，给云南的抗日民主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使运动得以蓬勃地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派华岗同志到昆明，同龙云建立联系，进行帮助，使他对蒋介石铲除地方势力、排斥异己的一贯手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抗战期间，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是同龙云先生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国共两党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抗战，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2年初，又制造“一·二八”事变，全面进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征服中华民族，霸占我国领土。在中华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一切政党和政治军事力量，理所当然地应毫不犹豫一致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但当时控制着南京中央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竟采取不抵抗主义，置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中国共产党鉴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于9月21日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二八”事变后，又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呼吁和号召影响下，1933年11月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各团体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因此《八一宣言》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时局得到了根本性转变。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确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表示了抗战的意愿。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慑于中国全民团结抗战局面开始形成，悍然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9月21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就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的争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推动云南投入全民抗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早在抗战之前即已开始。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在上海的滇籍中共党员陈康雅，以云南旅沪同乡会名义写信给龙云，提醒他警惕蒋介石乘机消灭异己，劝告他不要与过境红军为敌。1936年，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云南，中共又托请贵州着名爱国人士周素园写信给龙云和滇军将领，希望他们给红军让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这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云南就是更加注意做对龙云的争取和团结工作。1937年8月8日，龙云乘飞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经西安，龙云在西安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会面，并同机抵达南京。在南京，朱德、叶剑英和龙云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反复交换了意见。龙云受到极大的启发，热情地表示要派出20万兵力，支援全国抗战，还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并要求和延安建立电讯联系。龙云由于受到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和中共高层人士的启发鼓励，对参加抗战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和决心。他在南京对旅京云南同乡会的人们发表谈话时说：他“代表云南1300万民众表达爱国护国之赤诚，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鉴于龙云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参加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勇气，继续对他进行鼓励和支持。1938年8月21日，朱德致函龙云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三、龙云的积极作用
1938年，龙云电邀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园（时受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到昆明，聘为省政府咨议。中共中央委托周素园做龙云的工作，营救被关押在云南的一批共产党员出狱。在此期间，在《云南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编发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大量文章，云南地方当局采取了默许态度。1939年4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加强对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马子卿担任省工委书记，原省工委书记李群杰不再任书记，专搞统战及情报工作。李群杰通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的关系，进入省政府当秘书，做龙云身边一些要员的工作，间接地向龙云宣传了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
1940年日寇南进后，9月26日、27日，朱德、吴玉章又分别以师生、故交关系，写信给云南的国民党元老、着名爱国人士李根源，盛赞他的爱国热情，向他陈述中共对抗战的看法和主张，吁请他发挥影响，策动抗御日军南进。11月，《新华日报》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李根源，龙、李都表示了要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积极努力做争取、团结龙云的工作，国民党顽固派则一再竭力逼迫龙云反共。1940年4月，国民政府委员、参谋总长何应钦专程到昆明，责成龙云在云南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的防范和镇压。龙云有意拖延，迟迟不办。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中共云南省工委及时将皖南事变真相告知，并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人的文电分发给龙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昆明，逼迫龙云镇压中共云南地下党，龙云只口头应付，并不行动，实际采取了中立态度。7月，何应钦再次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并带来了黑名单，命龙云搜捕共产党人。龙云被迫成立了由他负责并指定地方人士参加的党政军联席汇报会，抵制了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李群杰被任命为汇报会的秘书，并拿到了何应钦带来的列有100多人的黑名单，中共云南省工委得知后，作了紧急疏散。由于龙云拒绝与国民党特务合作，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始终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民先”、“民青”、“工盟”等地下党外围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
在此期间，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向龙云提出了十条建议：“一、坚持团结抗日，才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对国家作出贡献。二、与川康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合作，互相支援。三、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四、与民主爱国人士多接近，帮助其解决困难，争取支持。五、对中央军进驻云南要加以限制防范，如杜聿明部在昆明的防守司令部，其醉翁之意是明显的。六、蒋介石把中央特务和宪兵十三团派到云南，主要是对龙，因此要限制宪特的活动。七、要搞好社会秩序，明文规定昆明治安由地方宪警维持，其他任何机关不得在市区搜查、捕人。八、增强地方军事实力，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九、独立自主办好地方经济。十、支持办好地方性、进步性报纸。”龙云对十条建议是理解和接受的，后来他大体上是根据十条建议来进行工作的。龙云曾为此下令保护社会团体，严禁非法捕人，并对大学教授和贫困知名人士给予生活补贴等。龙云的措施，限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有利于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稳定了云南政局，也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在反控制斗争中的力量。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推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龙云于清光绪十年十月初二日（1884年11月19日），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县炎山区松乐村下营盘，原名登云，字志舟，彝族。他的彝名是纳吉乌梯。
龙云出生于彝族土司家庭，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以后在滇军中历任重要职务。在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参加过讨袁、护法斗争。1929年起，他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并宣布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后，龙云依靠蒋介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对龙云来说，这在当时是比较稳当的出路；对蒋介石来说，鞭长莫及，只得先羁縻利用，再待机行动。龙云控制了云南，很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家乡人民做点事，“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往往要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
因此，龙云依靠蒋介石是有条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迟早要表面化。蒋介石曾经几次利用机会，企图控制云南，都因受到龙云的抵制而没有得逞。
抗日战争开始后，龙云积极响应，派出部队参加抗日。他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主张团结对敌。武汉沦陷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龙云在云南没有附和这些阴谋活动。当时，随着北方一些大学的内迁，大批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集结在昆明，给云南的抗日民主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使运动得以蓬勃地开展起来。中国共产党派华岗同志到昆明，同龙云建立联系，进行帮助，使他对蒋介石铲除地方势力、排斥异己的一贯手段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抗战期间，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是同龙云先生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
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国共两党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战，并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抗战，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
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2年初，又制造“一·二八”事变，全面进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征服中华民族，霸占我国领土。在中华民族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一切政党和政治军事力量，理所当然地应毫不犹豫一致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但当时控制着南京中央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竟采取不抵抗主义，置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中国共产党鉴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于9月21日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2日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二八”事变后，又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在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呼吁和号召影响下，1933年11月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各团体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因此《八一宣言》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时局得到了根本性转变。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确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表示了抗战的意愿。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慑于中国全民团结抗战局面开始形成，悍然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5日，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9月21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就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中国共产党对龙云的争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推动云南投入全民抗战，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早在抗战之前即已开始。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过云南时，在上海的滇籍中共党员陈康雅，以云南旅沪同乡会名义写信给龙云，提醒他警惕蒋介石乘机消灭异己，劝告他不要与过境红军为敌。1936年，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进入云南，中共又托请贵州着名爱国人士周素园写信给龙云和滇军将领，希望他们给红军让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全面高涨。这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在云南就是更加注意做对龙云的争取和团结工作。1937年8月8日，龙云乘飞机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途经西安，龙云在西安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会面，并同机抵达南京。在南京，朱德、叶剑英和龙云就团结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反复交换了意见。龙云受到极大的启发，热情地表示要派出20万兵力，支援全国抗战，还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并要求和延安建立电讯联系。龙云由于受到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和中共高层人士的启发鼓励，对参加抗战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和决心。他在南京对旅京云南同乡会的人们发表谈话时说：他“代表云南1300万民众表达爱国护国之赤诚，愿将全部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决心为国家民族神圣抗战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鉴于龙云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参加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勇气，继续对他进行鼓励和支持。1938年8月21日，朱德致函龙云说：“抗战军兴，滇省输送20万军队于前线，输助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在将来抗战中，在争取最后（胜利）的搏斗中，云南将肩负更大责任，成为抗战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三、龙云的积极作用
1938年，龙云电邀随红军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园（时受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到昆明，聘为省政府咨议。中共中央委托周素园做龙云的工作，营救被关押在云南的一批共产党员出狱。在此期间，在《云南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编发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大量文章，云南地方当局采取了默许态度。1939年4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加强对云南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由马子卿担任省工委书记，原省工委书记李群杰不再任书记，专搞统战及情报工作。李群杰通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袁丕佑的关系，进入省政府当秘书，做龙云身边一些要员的工作，间接地向龙云宣传了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
1940年日寇南进后，9月26日、27日，朱德、吴玉章又分别以师生、故交关系，写信给云南的国民党元老、着名爱国人士李根源，盛赞他的爱国热情，向他陈述中共对抗战的看法和主张，吁请他发挥影响，策动抗御日军南进。11月，《新华日报》派记者到昆明访问龙云、李根源，龙、李都表示了要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积极努力做争取、团结龙云的工作，国民党顽固派则一再竭力逼迫龙云反共。1940年4月，国民政府委员、参谋总长何应钦专程到昆明，责成龙云在云南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的防范和镇压。龙云有意拖延，迟迟不办。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中共云南省工委及时将皖南事变真相告知，并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人的文电分发给龙云，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昆明，逼迫龙云镇压中共云南地下党，龙云只口头应付，并不行动，实际采取了中立态度。7月，何应钦再次到昆明，敦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并带来了黑名单，命龙云搜捕共产党人。龙云被迫成立了由他负责并指定地方人士参加的党政军联席汇报会，抵制了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李群杰被任命为汇报会的秘书，并拿到了何应钦带来的列有100多人的黑名单，中共云南省工委得知后，作了紧急疏散。由于龙云拒绝与国民党特务合作，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始终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民先”、“民青”、“工盟”等地下党外围组织也没有遭到破坏。
在此期间，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向龙云提出了十条建议：“一、坚持团结抗日，才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对国家作出贡献。二、与川康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合作，互相支援。三、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四、与民主爱国人士多接近，帮助其解决困难，争取支持。五、对中央军进驻云南要加以限制防范，如杜聿明部在昆明的防守司令部，其醉翁之意是明显的。六、蒋介石把中央特务和宪兵十三团派到云南，主要是对龙，因此要限制宪特的活动。七、要搞好社会秩序，明文规定昆明治安由地方宪警维持，其他任何机关不得在市区搜查、捕人。八、增强地方军事实力，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九、独立自主办好地方经济。十、支持办好地方性、进步性报纸。”龙云对十条建议是理解和接受的，后来他大体上是根据十条建议来进行工作的。龙云曾为此下令保护社会团体，严禁非法捕人，并对大学教授和贫困知名人士给予生活补贴等。龙云的措施，限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有利于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稳定了云南政局，也加强了地方实力派在反控制斗争中的力量。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推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