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与任何人谈好任何事

第六章 怎样摆脱困窘

　　所谓困窘是这样的：当你身穿靓丽鲜艳的双面针织毛衣，抵达傍晚举行的婚宴上，却发现其它所有客人都穿着深色的长礼服，外套着进餐用的短上衣。

　　所谓困窘是这样的：当你拿起一件精美可爱的工艺品，询问女主人这东西的来历时，她回答说：“它是老祖母留给我的宝贝。”而这时，你却不小心把它掉落在地上，跌成碎片。

　　所谓困窘还指这样的事：当你偷偷地告诉在场的一群人，说你昨天晚上碰见了史密斯瑞特先生和他的太太，史密斯瑞特夫人长得真是太漂亮了，这时，一个矮胖、邋遢的女人站起来，说：“那真奇怪。我就是史密斯瑞特太太，我昨天晚上一直待在家里。”

　　你可以装聋卖傻，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你可以比这做得更好，你应该敏捷地应付过去。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会告诉新娘的母亲，来此之前，你不得不参与另一件事务，发现更换服饰已来不及了，因此你只好这个样子过来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你要向女主人赔罪，让她知道你感到是多么地糟糕，然后第二天要到商店四处寻找，直到你找到一些你中意的装饰品。把这些工艺品送给她，并附上一封便笺，说你知道这些小玩意代替不了那个打碎了的宝贝，但你希望她喜欢这些小玩意。

　　至于第三种情况，你可以告诉史密斯瑞特太太你肯定是碰到了另一位史密斯瑞特——因为那位女人的丈夫是二十六岁，满脸大胡子，是不是因车祸而拄着一副拐杖？不是吗？噢，好了，完全不是。如果这一切太迟了，如果你已确定是他而不能装作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的话，你就说你记起来了那个骚女人早巳嫁给别人了。然后过不久，把史密斯瑞特太太拖到其它地方去。这或许不能让人相信，但至少拯救了史密斯瑞特太太的自尊心。

　　有些人性格乖戾，难以接触，就象人在意外事故弄断了胳膊和腿因而变得怪癖起来一样。他们是这样一类人，当他们谈到一个臃肿、难看的人的时候，马上会从他们嘴里蹦出“少吃点”、“二吨半”、“肥猪”之类的词儿来，潜意识的恶意？也许吧。

　　羞怯拘谨的人经受着另一种困境。坐在人群中他们不知道怎样才好，他们丧失自信，他们看到这房里就他一个人缺乏机智，没有风度。绝望笼罩了他们，他们动作呆滞、麻木。他们走路踉踉跄跄，啜饮吞咽滚烫的咖啡，慌得连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不幸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两种困境都深有感受。我们谈话都太匆忙急促，都尝过自己扇自己耳光的滋味，我们都感到无可救药。

　　偶然的过错，让人丧失勇气，不敢再去尝试。或许你会走运，现场有人机智地为你打圆场，这可是一份价值千金的礼物。这里有一个著名的榜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女主人，当她的一位客人弄翻了自己的葡萄酒杯，感到手足无措，她应该帮他收拾几分钟，然后弄倒自己的酒杯。

　　玛丽安·贾维茨，一位参议员的妻子，她让约翰尼·卡逊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当时，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开晚宴，他俩坐在一起，约翰尼是个异常拘谨和羞怯的人，在上第一道莱时就把汤弄翻了，后来又把一些肉汁溅在自己的领带上。此时，装作不知的话，不会减轻约翰尼的困窘，而因此焦急会让他感封更加难堪，玛丽安适时地就此事“讲”了个笑话，约翰尼变得轻松了，两人结果相互说笑起来。

　　当东西泼了出来，一些物品被弄断，肇事者往往吓呆了。他们象孩子一样手足无措，羞愧难言，痛恨自己。作为一位女主人的职责是，即时的、尽可能使这人轻松起来。让他感觉到打碎的物品并不重要。女主人应大笑道：“谢天谢地，这讨厌的东西终于打碎了。我已经嫌烦它多年了！”尽快而又随便扫除它，重新拾起被它打断的话头。

　　如果麻烦是你惹出来的，是你打碎了物品而又能偿还的话，那么不久之后要尽快偿还。如果这物品只溅上了一些污点，或许你能第二天把它清洗干净。如果这些办法觉得不妥的话，那么就送上一束花或一些礼品，并附上一封道歉的便笺。

　　另一种困境就是失言，我曾在《今天秀》几百万观众前触犯了一些美好善良的东西。不久以前，一位嘉宾谈到了阿尔伯特·史怀哲，我快活地问老博士史怀哲现在过的咋样。这位客人诧异地盯着我，说，“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准备用一个老生常谈的俏皮话，弥补这个疏忽，“我甚至不知道他生病了”，这句话在我的头脑里一闪而过。但我知道我必须得放弃这个“笑弹”。我坦白地承认：“我太窘了，我真是笨头笨脑。当然，我应该记得前些时候，他去世了。”这之后，我问下一个问题。

　　我估计嘲弄的信件会象雪崩一样涌来，但事实上没有一封信提及我的这个大错误。我想大部分观众是宽容的，能体谅人的，或许他们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也许是他们欣赏我的诚实。

　　有一点我要指出：不要去欺骗。除非碰上象史密斯瑞特太太的情况，即他人感到自己被扯了进去。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使你丢脸，反而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了。

　　不要询问丈夫或者妻子为何未来，这样可以减少尴尬的危险，当然你对这人相当了解则另当别论。“我们已经离婚”，这话很难说得出口。如果别人如此回答你的疑问时，解释他的婚姻已经破裂，不要说你感到遗憾——也许，他很轻松愉快。要说：“请原谅，我不知道”，然后改变话题。

　　一位我认识的女人为自己惹出的麻烦不安好久。她凑巧被介绍给一对夫妇，比尔和南茜，她迫不及待地告诉南茜她俩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南茜以前的同一寝室的一位女友。南茜一时间不知所措地看着她，然后解释说：“我很遗憾，你肯定想的是我的丈夫的第一个妻子。她也叫南茜。”

　　我的朋友冷静地说：“噢，今晚我失言了。”迅速地询问比尔和南茜现住什么地方，是否喜欢那里。

　　这种无心之过容易理解，但许多后果却难以原谅。一位妇女嘲笑一些事务如此简单，声称：“就是白痴也能做，”后来知道当时有两位客人正好是一个白痴孩子的父母亲。当然，决不应该拿生理缺陷开玩笑。杰里·李维斯模仿面部痉挛的举动吓住了我，尽管我知道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并且骨瘦如柴，我希望他不要利用这个特点弄得大伙哄堂大笑。

　　如果你惹了大麻烦，要道歉赔罪。告诉人们你毫无疑问已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训。他们会明白你受到了痛苦的煎熬；有时候有些深厚的友情正是从种种大麻烦中建立起来的。

　　你夸夸其谈发表如下评论，“我正好看了你也看过的那篇臭不可闻的垃圾，那就是弗雷特·富勒的专栏文章。”人群中一个陌生人叫道：“我就是弗雷特·富勒，你指的是哪一篇？”当你的话获得回应，要告诉他这是一种人身攻击，或者告诉他你是全国最没文学修养的家伙，或者告诉他你很高兴请他顺道到酒吧喝一杯，因为你已在自己的酒杯里放满了砒霜。

　　我碰见一位嘴上抹了蜜的人，他告诉我他每天清晨都在收看《今天秀》，愉快地看到我怀孕的肚子一天一天地大起来，直到我宣告生下了我们的小宝宝，才松了一口气。我那些在场的朋友都变得紧张不安，他们知道我们的女儿是抱养的，但我丝毫不怪罪此人。我认识到这人只是想表明他的关心，当他知道自己的错误时，显得惶惶不安。我反而为他担忧不已。

　　事实上，被冒犯的人比冒犯他的人处境要好一些。受伤害者只是片刻受到冲击，然后可以显示自己的宽大和善良，而冒犯者始终陷于追悔莫及的境地。我注意到犯了错的人常常需要温暖和热情，伤害他只会让他自暴自弃。

　　如果你在交际上惹了祸，要坦率地赔罪，希望他人宽宏大量，然后闭口不语。不要浪费晚上休息时间去讲述自己做的臭事，不要公开忏悔，因为内疚而弄得筋疲力尽。应在沉默中反省自己的错误；你最终会挽回损失的一切，也许会做得更棒。

　　最大的尴尬是到达一个正式典礼的聚会，却身着不合礼仪的便装，或者正好相反，不过现在差不多没什么禁忌也没有了。头戴大礼帽不再是女人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了，甚至在葬礼和婚礼上也是如此，只有在一些小镇上，戴着上等羊羔皮的雪白手套才算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才荣耀无比，大多数社交聚会只是迷你裙、旗袍，拖地长裙的一锅烩，你甚至可以穿着睡袍走来走去，但没人会大惊小怪。

　　奇装异服现在是人们追求的时尚，他们对三件套的夹克敬而远之，穿着高领套头毛线衣，居然系上一条领带，在一些场合，下身穿着鹿皮裤，上身穿着法兰绒夹克，肩头早已磨成光板一条，居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但通常，大多数人穿着并不喜欢招摇，喜欢和别人一起待在屋子里。

　　我听到我的朋友康斯坦丝·霍普，一位纽约的顶级的公共关系顾问和一位极为出色的女主人，漂亮地让一位前来赴宴的客人摆脱掉尴尬，只有他穿着夜礼服，打着合乎礼仪的黑领带。康斯坦丝向他致意，关心他的困窘，她紧握他的手，嘟哝着：“你好。我告诉每个人，要他们系上黑领带，但他们全都忘了。你是唯一做得正确的人。”

　　如果你感到穿着不对而很不自在的话，告诉女主人你还要去办另一件事（这样可以解释为何如此打扮），然后尽早离开。

　　生病是社交中的另一种困窘。我决不会忘记年前我的丈夫和我举办的一次结婚周年纪念，那段时间纽约流行性感冒横行肆虐。聚会的那天，电话机响个不停，我真是穷于应付。不是妻子打电话说她丈夫患了流感，就是丈夫说妻子生病了。宴会只好缩小规模，我离开宴会地点，重新更换节目单。

　　赶过来的客人挤在餐桌中间，全国广播公司的本·格诺离开桌子。我量了一下他的体温，老天，40度！在一些客人相互挤在一起取暖之后，其它一些人则摊手摊脚地躺在床上、沙发上。我们邀请了二十个人，但最后只来了十一个人。我开始感到我们正在做一件糟透了的事。

　　在此紧要关头，显而易见的是，女主人的首要任务是悉心照料她那些痛苦的客人们。你要马上腾出一间安静的卧室，好让客人躺一躺。如果感冒超过了头痛脑热的程度，他会考虑还是离开的好，派车送他回去就可以了。第二天早上，要打电话问候一下，感觉是否好一些。

　　但避免大惊小怪的情形出现，也是感觉身体不适的客人的责任。如果你能熬得住的话，就要说没问题，并且一直待下去。如果你感到实在撑不住了，就要悄悄地向女主人解释，不用向其它客人打招呼而悄悄离开。第二天送一封便笺过去，表示提前离开这样一次盛会真是又抱歉又遗憾。

　　如果在宴会之前你已感到病了，那么打电话女主人，告诉他，“我们现在不能过来了”。不要说，“我到不了了”，也不要说，“乔治病了，他不能来参加你的宴会，”因为这两种话都让人感到身体健康的人希望单独前来。如果餐桌位置好安排或者她已安排好聚会，女主人会要你赴宴。不过后二种话的好处在于，你可以进退自如，随机应变，决定自己去，或者是不去。

　　另一种可能的麻烦是社交中的辩论。但我常常想我们对论辩太过担忧了。我认为一场好的辩论对辩论者和观众都精彩而有趣。在《今天秀》上我们常常安排辩论。比如说，当极端自由主义者本杰明·斯波克到我们节目里宣传他的新书《一本正经和猥亵不堪》时，我们同时邀请极端保守主义者威廉·贝克莱与他对垒恶战。

　　当两个人为一个问题论辩起来，不要觉得你必须让他们停下来，要观察和估计。主要还是为那群客人们带来的、斗得一锅粥的小家伙们费心，看是否有那一个会有伤害举动。如果论辩热烈而不乏理智，让他们吵去，不要参与，不要袒护哪一方；说到底，他们是一群大孩子。

　　如果你被扯进争论，评头论足。你能控制住自己？对方能吗？当一方屡战屡胜，或者一方节节败退，情绪难免就失控。

　　如果论辩情形恶化，演变成人身攻击和荒唐胡闹之时，要马上制止。“嗨，伙计们”，你要用善良而又严厉的女教师的口吻说，“这离题太远了。你们吵得我们都受不了，现在让我们把讨论搁在一边吧。”

　　差不多更糟的困窘是一群人坐在一起谁也不作声。屋子里的气氛沉闷窒息，人们坐立不安，瞪着他们的饮料杯。有人小声地说这天气真够闷的，有些人回应，呵不是，“你说的对，“确实闷得很。“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这可怜的静默之后又有人最后评论道，”我上个星期在图尔萨城，天气也是如此糟糕。这之后彻底无声无息了，大家都在倾听冷饮杯中小冰块融化爆裂的声音。

　　打破沉默的最好希望是提出一个趣闻轶事的话头。它起码让人们活泼兴奋起来，让大家变得相互信任和热情。告诉他们你从电视里听到的最新时事，问每个人是否关心此事。谈一些你读到的有关教育、电脑或者暴行的事情，询问对他的看法。也可以谈谈有关你的家庭一些日常琐事，把它引导到对大问题的讨论——例如，“我那读高中的孩子今天回家了，你们猜猜她问我什么来着，我结婚前是否是个处女。你们想想这该怎么回答？”我经常这么做。

　　喜剧演员使用同样的技巧来暖场。他这样开头，“来戏院的路上我碰见了一件让人捧腹大笑的事情……”从这个插曲他能迅速进入他所选择的任何话题。你也能运用相似的办法让冷场的局面变得活跃热烈：提出一个有趣的话题，诱使每个人都参与回答。

　　这一招很是能显示女主人的机敏，特别是相互不相识的人聚在一起时更是有效，对当前时局或者本地事件趋势的预测能够激发大家交谈。不要等冷场到了极点再使用这招——一开始就用诙谐的话谈论图尔萨市的天气来活跃气氛。

　　偶尔你会发现有人谈话在撒谎。那问你：你应该告诉他编造的那个曲折有趣的故事中主人公就是你的邻居？你知晓这一切，或者你会为他的谎言而坐在一旁气得七窍生烟？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请我把注意力转到沃尔特·克朗凯特身上。

　　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新闻主持人的克朗凯特，让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很是钦佩。不过他还这样评论过克朗凯特，“他在观察文人再造历史时，会有一种玻璃镜般的表情。”

　　我说沃尔特·克朗凯特好样的，我佩服他的力量，他毫不容情直斥人们的虚妄。当谎言损害了别人的名誉或者这谎言深深地把你牵扯进去，你应该反击。如果这只是无意的消遣游戏，那么大多数人只会笑笑而已，不以为忤。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从不把一种奇闻怪事用同一种方式讲述两次，他喜欢添枝加叶，总在最精彩的部分添油加醋。他的目的是让人快乐；一位伟大的作家是难得为真实操心的。

　　有些社交上的困境是没法补救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解决，只能无可奈何，听之任之。

　　我年轻时曾闹了一次笑话，当时我为NBC报道约翰逊总统的女儿——露茜·本丝·约翰逊的婚礼，没有一位记者被允许进教堂去报道。当宾客们从教堂退场出来，我冲上前拉住走出来的第一批客人。我将话筒伸到一位仪态威严的绅士面前，说：“我是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新闻记者。您愿意告诉我，您对婚礼有何看法？”

　　“我倒没什么”，他回答，“我是弗兰克·斯坦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

　　这与我的一位好友的经历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当时她与一位大人物在聚会上谈话，为了想使谈话变得活泼欢快起来，于是百无聊赖地说道：“瞧，那个身披圆点花衣的狐狸精，她是多么地糟糕。”而对方却说：“那是我的妻子。”

　　这位朋友问我，在如此情况下应该咋办。我回答道：“你自杀吧！”

　　实战场景之一：与名流夫妇打得火热——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

　　“和他们挑选的任何人在一起做事，这我都能行”，芭芭拉在麦吉去世三个月之后说这番话。“这样说并不武断——即使他们真的挑了一个我很痛恨的人，我相信他们让他来并非想掐我的脖子”。

　　如果说弗兰克·麦吉从芭芭拉职业生涯中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么吉姆·海兹开始进入芭芭拉的视野。这人脾气温和，随遇而安，无论外貌和品行看起来都像一位天使，1974年7月，他被确定为芭芭拉的联合主持人，让骚动不安的《今天秀》安静下来。麦吉和芭芭拉那种紧张对立的关系不复存在了，芭芭拉和海兹这对新搭档让观众也觉得心平气和，但收视率也变得“心平气和”了，这是始料未及之事，美国广播公司模仿《今天秀》的一个节目《早安，美国》也开播了。

　　海兹是一位34岁的俄克拉何马人，一直受到麦吉的裁培；麦吉是让他又敬又畏的导师。如同麦吉，他也有曾任分支机构电视记者的经历和底子——他们称他为“图尔萨的老虎”——很快以能干、正派而受赏识。和麦吉一起，一起被调回任电视台总部。他追随麦吉一起，报道同类新闻。在麦吉主管《今天秀》时候，他偶尔替换一下弗兰克·布莱尔的角色。

　　但和麦吉不一样，海兹这人性格温和，并且也喜欢芭芭拉。

　　“吉姆这人很甜，芭芭拉对他没什么异议”，简，勋伯格说。

　　“至于芭芭拉和麦吉的对抗或许有过”，海兹说；芭芭拉和我现在成为搭档却不会有很大的竞争兴趣。我要在《今天秀》上去做的东西，她不会予以指责和哼些不成调的歌子去嘲弄。我喜欢走出去做些东西。我做的一个新闻是关于挪威渔民在纽芬兰的浮冰上猎取海豹——芭芭拉不会有这个耐心，穿上笨重厚实的大棉袄，然后在零下三十度的户外去像我这样做节目。

　　在庆祝建国二百周年期间，我喜欢出国，做些这样的节目。她不会特别关心二百周年。她绝对不会去做这样的旅行。我喜欢以这种方式庆祝建国二百周年。芭芭拉则对基辛格之类的那些魅力四射的名流大腕更感兴趣。

　　那些扣人心弦的访谈现在成了芭芭拉的专利了。1975年5月，她与具有世界影响的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访谈，把这个人带到庞大的美国电视观众面前。“芭芭拉在哪里？”当陪同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一起访问的十四人记者代表团到达时，这位领导人如此询问。芭芭拉又一次赢得了一个独家新闻，她和这个大胡子独裁者一起坐着吉普车在乡间四处穿行。它制造了一次壮观的电视画面。

　　现在芭芭拉已是联合主持人了，她感到缺乏激情和压力，对节目制作有点厌倦，决定暂时去度假。约翰，洛德观察到芭芭拉抑郁寡欢，度假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压抑”，他说，“它就停在这里”。没有其他人觉察，芭芭拉明白它在哪里，她说，“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也许唯一的一个问题，追求任何快乐我都会感到自责。我不得不学会偶尔强迫自己去快乐”。

　　芭芭拉这样去了海地，她到那里是想忘掉一切，忘掉忧虑，忘掉烦恼。

　　芭芭拉决定到“宝贝博士海滩”去，这是斯塔瑞特和简·勋伯格最喜爱的地方，芭芭拉手下的政治记者南希，洛乌还有不少人随行。他们住在奥尔弗森的格兰特宾馆，这宾馆装饰得很是豪华，就座落在首都太子港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这座七十层的大厦中部是各种名人和有趣角色聚会的好去处。这个宾馆是勋伯格的好友爱尔和苏·塞茨的产业，他们居然把它说成是“原始人的露营地”，这地方实际上充满了魅力和奢华；人们为它的优美风景而留连忘返，并非为了高规格的服务设施。这里气侯宜人，擦汗的毛巾是派不上用处的。塞茨的口头禅是“我们的）客人总是极为耐心”。

　　不过芭芭拉讨厌这个国家和这个宾馆却不让任何人感到惊讶。简·勋伯格说，“这里人民贫穷，社会黑暗，生活艰辛，一个野蛮的国度，不是芭芭拉呆的地方。”

　　从她一到达奥尔弗森，芭芭拉就开始抱怨种种不适：房间里没服务员，没有电话，没有漂亮的商店，没有桑拿按摩，没有落地穿衣镜。当她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名人在此居住，她站在门廊上大声叫道，“好哇，人在哪里？有人来这里吗？”

　　爱尔，塞茨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想到她居然是这样一个讨厌的傻瓜。她瞧不起最好的房间，她讨厌海地的所有的地方，我们带她赴宴的地方，她都认为下贱俗气。那可都是些味道做得好极了的餐厅。吃完后连声该死的谢谢都不说。”

　　苏·塞茨从芭芭拉到海地的第一个夜晚时就对她反感。那天晚上，塞茨夫妇，勋伯格夫妇，还有洛乌，带芭芭拉到一个新的豪华旅馆，他们住进房间。

　　“这才是我呆的地方”。芭芭拉热心地告诉苏·塞茨。谈到他俩在奥尔弗森那幢著名的大厦，芭芭拉说，“现在你明白，那个地方我不会带人去，我希望你不会介意。”

　　苏·塞茨听到芭芭拉这种话，几乎跳了起来，她说，“真的不想这样做，我们一个客人怎么会这样，我想真是完全不懂礼貌”。

　　芭芭拉完全不理睬塞茨，继续说，“我认为我说是一个事实”。

　　“这种话极不友善，但她居然讲了出来。”塞茨说。“她喜欢自顾自的夸张，她不会想是对他人的冒犯，因为她从来如此。”

　　后来芭芭拉忙碌起来，她喜欢东跑西逛到处进商店购物。太子港是购物者的天堂，到处是价廉物美、色彩艳丽的海地工艺品，服装的款式多种多样。塞茨经营一家叫“小贝壳”的小礼品店，就靠在宾馆附近，她和一个搭档经营的这家店铺很是红火，买的都是手工做的小玩意。

　　尽管价钱如此低廉，“芭芭拉买我们的东西仍杀价杀到底，弄得无利可言”，塞茨说，“我亲手作的一件长袍简直就是白送，她非常喜欢那长袍中间绣着一个小小的犹太女人。在不少方面，尽管买卖是双方的，结果成了她说怎样就怎样了”。

　　芭芭拉从不否认自己小气吝啬——甚至还自吹自擂，自鸣得意——她有时说她从录制现场回家不去“打的”而宁愿坐公汽回家。“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她有一次说。“我总是担心超支”。她向一位朋友抱怨纽约的环境真是够呛，这位朋友建议她去买辆大奔驰，但芭芭拉告诉她这太费钱了，她养不起。尽管她的父亲在生意场上是胆大妄为的赌棍。当他赢了的时候，花钱如流水，不过她成家立业后一直很节俭。

　　简·勋伯格说，芭芭拉常常让秘书“拿着她的外套参加聚会。秘书到那里去不是一个客人而是一个服务员。她总这样干，她总是用公司的轿车去商店购物和派人派车把私人用品带来带去，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的”。

　　这容易让人笑话芭芭拉这人真抠门，这种糟糕的情况实际上是芭芭拉自我怎么也控制不住的不安全感。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和少女时，她父亲作为一个生意人和赌棍，弄得家庭收入总是颠簸不定，上下起伏。这并不让人惊讶，如果她的血汗钱稍微有点危险时，她连忙要攥得紧紧的。即使她买一件极为昂贵的衣服时，她几乎从不给小费。芭芭拉有次为了讨好那些社会名流——花费了二万八千五佰美元——此事一直让她耿耿于怀，结果还弄出逃税和骗税的事。

　　芭芭拉和全国广播公司订立的新合同——《今天秀》联合主持人的工作——她可以决定节目的形式和安排：为了做好《今天秀》，她决定减少在《不仅仅为了妇女》节目中的出场次数，她在这个节目的地位开始下降了，芭芭拉感到她在这个节目获得的好处已足够了。她为了发挥自己的天才现在需要一个更大更好的谈话舞台。1975年6月，芭芭拉说服她的朋友休·唐斯重返电视舞台，成为《今天秀》的替换主持人，这样她能抽身去做别的事和抢制特别节目。最后使她能放心大胆地离开去旅行。

　　就在这一年，芭芭拉和汤姆·赛耶德联合主持了一场三小时的大型节目，这场节目叫《女人和男人》，是有关妇女解放运动的。这台节目办得有声有色，芭芭拉在三个小时节目中换了一套又一套长袍——从猩红的到带花纹的深黑——在电视里从各个方面评论大男子主义，指责新闻界缺乏女性头面人物，指出这台节目是她第一次参与社会政党团后活动。（她显然忘记她在北方鲱鱼保护协会举办的大型活动上露面，她主持这台特别节目。）《纽约时报》评论员约翰·奥康纳称这台节目“触及的东西太肤浅……浅薄的咒骂贯穿了三个小时”。

　　第二年，芭芭拉接受公司的对头美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霍华德·柯赛尔的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他主持的周末晚间节目，这档子节目叫（周末之夜——和霍华德·柯塞尔一起度过》。她在对头电视台中露面弄得谣言满天飞，从电视界到观众都认为她是一位女强人。

　　但她最大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她又新设立了一个节目。但这节目招来的只是批评，至少公司内部是这样。

　　这个节目在1975年9月25下午一点半开播，这个节目叫《芭芭拉·沃尔特斯和名流夫妻聊天》。从好的一面说，这是后来她在美国广播公司主持的那个极为成功的《芭芭拉·沃尔特斯脱口秀》的先声和雏型；从糟的方面来说，它是那个丑恶而又风魔至今的《名利双收》的先驱，它由一位前街头小报记者罗宾·里奇主持。

　　芭芭拉这个九十分钟的节目是全国广播公司孤注一掷的大投入。不仅是投资巨大的冒险——在欧洲拍摄的成本是每一刻钟就是一百万元美元——而且一开始电视台就有两个月一个在黄金时段讨好大众，然后是赚钱——一个小时的小栏目是《我们的生活》，半个小时的小栏目是《导师》。

　　节目的卖点在于——大肆炫耀奥尔良公爵夫人和一个“混混”他们那富丽堂皇而又卖弄花哨的生活方式，那个混混冒充国王，登上了法王的宝座，还有丹麦女王马格丽特和她的丈夫，亨利克亲王——这期望打破《今天秀》的收视率的纪录，芭芭拉还要报道由查尔斯王子出席的安妮公主的婚礼，还有伊朗国王举行的珀塞波利斯宫殿落成2500年的庞大庆典。

　　当芭芭拉看到如此多的人观看这些节目，她心花怒放、地希望再跟着创设一个新节目《芭芭拉·沃尔特斯看世界》，一个结合表演和新闻的节目。

　　“我清楚”，她说，“人们需要魔法和传说，但还需要加上一点点真实的东西。因此随时需要一位公司最高头头和我一起发疯，他会问我又要弄些什么古怪的事，我会很乐意地谈起来。”

　　最后，全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林·波伦和董事长鲍勃·霍华德听取了芭芭拉的意见，“为了打开局面，同意这样去做。”

　　挑选艾美奖获得者制片人露茜·雅维斯担纲作总导演。从一开始，就需要协调这一小团体的一个关键人物，在两个女人之间既有紧密的默契也有小心眼的妒忌她们的主要冲突来自对节目的内容的看法不一。

　　伊夫·圣洛朗为芭芭拉制作一件宝蓝雪纺绸的礼服；她上镜却用了红玉色礼服和卡蒂埃公司提供的钻石项链，她在镜子面前打扮自己，象个公爵夫人，说起话来喜欢说“我亲爱的，那真可怕”。伴随着小提琴家演奏的小夜曲，摄像机镜头对准芭芭拉和她的朋友爱历爱克斯·林奇与那个“混混”和公爵夫人用餐；庆祝舞会在凡尔赛宫举行，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给这皇家生活方式致了开场白；芭芭拉向电视观众展现了皇后玛丽·安东瓦内特的“真实的”卧室——“钱啊！金子啊！绫罗绸缎啊！”她热奔放地倾诉，“孩子，等芝麻，芝麻开门吧，我的母亲就会看到我大包小包的搬回家。”

　　唐老鸭也许会热爱这玩意，可评论家们可不乐意。

　　约翰·奥康纳在《纽约时报》上说这档子节目星“这一季难得的荒唐宝贝……沃尔特斯小姐所谓‘高雅生活’的魔法和财富故事的即兴随笔，她发现‘它不太费力就可体验一下’。”

　　《纽约时报》驻洛杉矶电视评论家玛丽·莫芬这样评论；“制片人让沃尔特斯从凡尔赛宫的一个窗子又一个窗子伸进头去加入一出法国闹剧中。需要指出的是当你祈求节目快快完蛋时，我们这些人会宽恕芭芭拉装模作样的所造成的不快。问题是这帮制片人如此草率地就把芭芭拉推上宝座，而欧洲当代皇家生活方式，我们了解不多，影响更谈不上。沃尔特斯是美国最有威望的女新闻主持人，居然让她到欧洲去访谈那些王族，而她呢也变成一个喜欢咕咕乱叫、大惊小怪的女高中生。这是芭芭拉漫游奇境记”。

　　甚至连关系要好的《每日新闻》的坎·嘉德纳也惊愕不已，称这档节目“虚伪、自负”，观察到观众“对那伙相互亲嘴的王族无动于衷”。

　　一位观众向嘉德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穿过圣洛朗的长袍、戴过卡蒂埃的钻石项链、和王族共进午餐之后，芭芭拉能否回到《今天秀》那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呢？嘉德纳自然也回答不了，他也没有先见之明。

　　斯塔瑞特·勋伯格感到海兹“给《今天秀》带来了温暖、明智、稳定和祥和。”可这对新搭档每天嘟在失去观众。海兹这个人太平庸了；他和芭芭拉之间碰撞不出耀眼夺目的火花。对于这件事，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总裁理查德·瓦尔德多次训导海兹，“告诉他站起采，要驾驭场上的气氛，要把握着话筒的手贴近下巴，然后再凑近摄像机前”。弗兰克·布莱尔说。

　　此外，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来势汹汹，比起《今天秀》，他们更为新鲜，更为花。肖，主持人显得更为从容自如。其结果是《今天秀》的收视率不断滑坡，不过这种情况麦吉死之前已经开始了，但现在下降速度越来越快。最终，下跌了30%。

　　“我们正在穿越一个让人手忙脚乱、面红耳赤的时光遂道，”海兹说，“我不知道收视率究竟出了什么麻烦，没有一个人有一个痛快的答案。公司乱成一团。斯塔瑞特更是累得慌。他呆在办公室，自言自语，他已筋疲力尽了，但他还得做些其它的事”。

　　1975年3月，弗兰克·布莱尔离开了《今天秀》，然后承认他已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几乎每天早上，他都在撰写回忆录，“我讨厌吃饭，我以喝（酒）代吃（饭）”。

　　在演播现场，芭芭拉——当她正式成为海兹的联合主持人——是她一个人在指挥。她现在常常第一个提问，轮换着开始和结束节目。她还首先播报重大新闻。以前这部是麦吉干的事，勋伯格并不同意她去干这事，说她缺乏威望，她说话有点轻微口吃，这不大合适。

　　当芭芭拉正在为收视率的跌落焦虑不安，也回天无力的时候，她的星运却在上升。她赢得了艾美大奖的脱口秀节目的奖杯，国际广播协会和电视协会的年度奖，《时代》周刊也对她青睐有加，另眼相看，将她列进现在美国一百个最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之中。

　　这个得意洋洋的时期，只有一块乌云笼罩，那就是弗兰克·西那特拉嘲弄了她，他向所有新闻界人士喷毒。他称芭芭拉是·电视里最丑陋不堪的浪荡女人。“她听到此话呆若木鸡，黯然神伤，她对《唱片》杂志说，”我总是以为我们关系挺好。我的父亲对弗兰克很是友善。我真是弄不明白“过去了许多年，芭芭拉在《老蓝眼》又提及此事。他称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汪汪哇哇……一头口齿不清的傻驴，并且还要她多上几堂如何学会发音的课程。

　　1975年圣诞节，她的合同离期满不到一年了，芭芭拉开始极为秘密地私下与全国广播公司的总裁就自己在公司的前途作了接触。这种聊天气氛友好，含义暖昧，口吻都很当真。当李·斯蒂文斯向公司总裁表达这个电视皇后的合同要求后，让在场的人惊呆了。

　　芭芭拉提出了一个电视新闻界前所未有的价码，合同签七年，年薪一百万美元；主管《今天秀》；有权不经公司认可自己制片的权利；家庭招待宴会发补贴，为私人雇用评论家、发型师，为私人轿车司机发放工资。这价码让公司头头惊跳起来，对是否答应条件犹豫不定，不过其它要求侵害了新闻部的权利和《今天秀》制片人的权利，这显然不能答应。对增加薪水这倒无人表示反对。每个人觉得她作为《今天秀》联合主持人应该很不错了。可实际上她想要的是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联合主持人的顶级宝座。

　　全国广播公司的人们觉得谈判的回旋的全地很大，不能首先让步。李·斯蒂文斯说那好哇，然后让他们知道，他打算“检验一下市场，看看别的电视台对芭芭拉的有何想法”。

　　实战场景之二：找个梯子下台阶——且战且退，脸面有光

　　芭芭拉和哈里初次上镜不足半年内，ABC新闻部的头头们知道他们绝对已陷入了麻烦和灾难之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这牵扯了太多的人员和名角；大错业已酿成，没有人再敢动第二次大手术。他们想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难题会自然消失，芭芭拉和哈里会象简和瓦德·克利福一样变得融洽起来。比起哈里·里森纳的冷嘲热讽来，芭芭拉的联合主持人的合同显得更为苛刻。在评论家眼里，芭芭拉和哈里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金钱和傲慢”的“黄金”搭档了。

　　一九七七年上半年，芭芭拉被她要卷铺盖走路的小道消息四面包围了，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电视指南》发表前所未有的社论，劝告她辞职下台。“问题就在于她不适合这一角色”，杂志说，建议她应该回到访谈的位置上。

　　“把芭芭瓦瓦（对芭芭拉名字的滑稽模仿——译注者）扔了出去，让环绕城市上空的声音变得靓起来。”《村夫之声》杂志的专栏作家咆哮着。棕榈滩的《时代邮报》对此表示赞赏：“男人们吼叫着，称她是一枚臭弹……女人们咒骂她的播报的声音就象刮瓦缸般的糟糕，她的上唇简直结冰了，一动不动，他们忍受不了她的黑眼圈或者她的耳环……（到处流传）芭芭瓦瓦和喉咙里嗯呃咕噜的笑话”。

　　在这糟糕的时期，芭芭拉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长期卧病之后，刘·沃尔特斯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五日于迈阿密去世。（后来，她姐姐杰姬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去世，她母亲一九八八年六月去世。）

　　嘲弄芭芭拉声音缺陷的笑话来自于一家叫《万岁！》的妇女杂志，上面一篇短文是这样描述芭芭拉的，“她口舌不清，一副高中生与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犹太人腔调，她或许不会把发型侍弄得漂亮点，那看起来仿佛头上顶着一摞纸片似的，她的下唇突出来了，说起话来，活象橡皮抖个不停。在电视上，她穿的那套行头难看极了，就象早被熨斗烫焦了，就象一本翻翘边的花名册。”后来作者声称他从未写过上述文字，那是编辑们的胡乱加工。

　　芭芭拉仿佛变成了一个专横粗暴的美国泼妇，甚至被丑化成了一个长着公牛眼的野心勃勃的男人了。她成了电视界每一件错误的替罪羊。如此吓人的局面，令她专门雇请保镖去保护她的女儿。

　　谣言声称ABC想把芭芭拉派到华盛顿，那里她继续做联合主持人，里森纳则留在纽约，二百五十英里的距离好象能让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芭芭拉就此事回答“这些传说的口气倒象说如此做法可防止你揍扁你的老婆”。里森纳对另一位记者说：“我们可不是酒桌上的哥们姐们。”

　　就在比尔·希恩告诉一名记者他不会反对芭芭拉工作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几小时后，芭芭拉打电话给他表明了自己的想法。他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芭芭拉愿意留在纽约。

　　此时，里森纳自有一套计划，并获得可实行的保证，但此事对芭芭拉却保密。

　　“我和哈里有一笔交易，如果一年半内仍无起色的话”，希恩坦承道。他将自由地离开。

　　这是他要的东西和期限，‘好吧，如这段时间内还不行的话，我们将另想办法。’

　　在骚动的漩涡中，芭芭拉仍象以前那样拼命工作。她制作了她的第一个特别节目，她采访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赢得了行家的高度赞赏，她面对面主持福特和卡特二人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访谈；她报道了伊丽莎白女王银婚纪念，还有不少高度引人注目的节目。

　　结局的收场是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的。

　　差不多七个月以前，干练的ABC体育部老总鲁尼·阿利奇提升为新闻部的头头，希恩的位置已被取而代之了，希恩马上辞职走人。里森纳后来说阿利奇是来“打捞弗雷德·皮尔士弄沉的船的残骸的”。在希恩辞职的同一时间，玛丽娜·桑德斯去了CBS。

　　在芭芭拉拼命工作之时，领导层正进行权力争逐。里森纳说：“我们这对搭档在骚动中垮台了。”

　　阿利奇的任务是扭转《晚间新闻》的局面，他加快节目的改进步伐，雇佣更多的职员，大量使用电子设备。芭芭拉更多地被派去到外地和摄影棚制作访谈节目和事件追踪报道——这样她就从哈里分开出去了。

　　在一月份以前，阿利奇从里森纳嘴里听到他和希恩的口头协议。这让阿利奇别无选择，里森纳决定重返CBS，从一月一日正式离开ABC。他已在这里担任主持人快八个年头了，这让他恋恋难舍。

　　交易还提到了如何解决芭芭拉难题，阿利奇设想出一套实际上没有主持人的新闻广播方式，这样就避免芭芭拉陷于窘境，并且也没有违反与芭芭拉签定的合同。新的节目叫《今晚世界新闻》，有三张桌子，三个板块——一个是外国新闻，由彼得·詹宁斯在伦敦播报，一个国内新闻，由马克斯·罗宾逊在芝加哥播报，另一张桌子放在华盛顿，由弗兰克·鲁德斯主持，他是“马戏团”的领班。

　　芭芭拉在纽约总部，她的新职务是明星采访记者，专门追踪访谈大牌人物，但不去读和介绍新闻。实际上她由世界级的新闻播报员降级为世界级的女采访记者。里森纳称新的安排方式叫“阿利奇龙舟竞赛”，还再加上一句，“他或多或少地成功地让芭芭拉从主持人的位置消失了。”

　　但芭芭拉马上支持这浑身发光的阿利奇，她快乐地宣称：“从我到这里来，这正是我想做的事。从我接受任职的那一天，我就要求不要把我放在播报的位置上。”

　　“芭芭拉拥有的优势，保证了她的行动，”比尔·希恩说。“鲁尼喜欢她，保持她的参与，保证她掌握重大新闻采访权。我们决没有浪掷一百万美元的感觉。这不用惊奇，她处于巅峰状态，因为她工作极为刻苦。她不会消遥自在，也不会停下来，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不到一年内，芭芭拉在晚间新闻里从每周露面三次到每周一次，到最后，只在重大新闻才露面。她的特别节目和联合主持的《20/20》给她带来巨大声誉和威望。

　　里森纳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自传《彩色消失之前》的书中，坚持聘请芭芭拉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并非因为她是一个女主持人，并非芭芭拉这个人糟糕，这个主意糟就糟在，想试一试她是不是灵丹妙药，把她理解为灵丹妙药。”

　　实战场景之三：抓住卡特总统，大影星史翠珊不放——充耳不闻，排除万难

　　在一九七六年的喧哗与骚动中，ABC宣布芭芭拉主持四个黄金时段的特别节目正在运行。有些媒体重提往事说起她在NBC主持的《夫妻名流》特别节目的失败，因此所有评论家或者电视专栏作家都不对新安排的特别节目抱很大希望，断定了这回ABC要当冤大头了，还有芭芭拉的下场，十二月将会播放第一个电视特别节目，大家都拭目以待。

　　还是很早以前，弗雷德·皮尔士就深切地感到《芭芭拉·沃尔特斯特别节目》就象一只不断地围着他转、摇晃着尾巴的狗。

　　“当时每个人都对这个特别节目不看好”，皮尔士十年后说。“他们认为这只是安慰一下芭芭拉。但当时我知道，这些节目会有许多价值——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公司形象上的。这些节目为ABC立下了汗马功劳。聘用芭芭拉恰好避免了公司走下坡路的危险”。

　　但实际在芭芭拉签写合同之前，这些节目都很有保证的。

　　“在芭芭拉来到之前，这四个节目就很有卖点，很受大众欢迎——利润付给了她的薪水和节目组和其它东西，”马丁·鲁宾斯坦披露说。“从成就这个角度看，它是皮尔士方式的象征”。

　　当芭芭拉知道节目的广告时段已卖出去，“她兴奋极了”，鲁宾斯坦回忆说。“她为有人购买她主持的黄金时间的广告时段高兴得发狂”。

　　在芭芭拉成为ABC联合主持人之前，也就是去年夏天，第一个特别节目的工作已经开始筹备了，芭芭拉并不在乎《夫妻名流》的教训，任命露茜·贾维茨为第一个特别节目的制片人，因为“彼此各有优势并且彼此佩服”，节目组的一个成员说。但这次变了——在拍摄和剪辑期间，芭芭拉和贾维茨发生了剧烈的摩擦。第一次特别节目，芭芭拉决定采访她的一个偶像芭芭拉·史翠珊和她的美容师情人扬·彼得斯（芭芭拉知道怎样成为史翠珊的优秀弟子）；另一个则是采访总统侯选人吉米·卡特和他的妻子罗塞琳，他们住在乔治亚州的普莱斯市，芭芭拉从曼哈顿的公寓坐飞机过去。

　　在洛杉矶市，拍摄史翠珊，问题立刻暴露了。“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位置”，导演约翰·戴斯蒙德说，“挑剔的芭芭拉·史翠珊拥有片子的最后决定权”，而史翠珊和芭芭拉一样，是个完美主义者，为拍摄过程和片子的每一个细节都担忧不已。史翠珊一个有权力的手下，塞·梅格斯按她的要求负责监督。

　　在录像期间，芭芭拉向史翠珊问了一些私人性质的问题，这显然不符合她们之间的协定，史翠珊对最后的剪辑工作很是担忧。“赛·梅格斯对此极为愤怒，一直跟在芭芭拉身后，但她却不为琐事烦恼，”这位导演说，“芭芭拉对他说：‘不，当然，我告诉芭芭拉，我们不会使用这些材料的’。梅格斯完全被芭芭拉戏弄了。史翠珊则弄得很是难堪。”

　　芭芭拉在节奏疯狂、事务繁多的巨大压力下，去完成她的节目，因此她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工作上，忽视——但不忘记——私人之间的爆发的冲突。大众欢迎什么，她对此很是敏锐，第一次特别节目的播放时间安排一年中广告的最佳黄金时间——圣诞节前夕。她要求整个节目没有瑕疵。芭芭拉因为她那天价的年薪和晚间新闻联合主持人的位置，牛皮吹得够足了。

　　在普莱斯，卡特夫妇毫无准备地受到好莱坞风格的访谈袭击——音响和灯光技师们，摄像师们，导演，制片人，助理导演，化妆师，还有好像几英里的长的电缆扯得地板上到处都是。屋外面，工作人员放置了发电机，还停满了控制摄像运作的拖车。卡特夫妇习惯于对双方的新闻工作人员颐指气使，但怎么也比不上芭芭拉·沃尔特斯到达那样气派。“我们下来了，”制片人耀安戈德堡说，“那口气简直象成吉思汗。”

　　在普莱斯飞进飞出既艰难又危险，天气不好时，芭芭拉和同事使用一架单引擎飞机。在访谈的前一天晚上，飞回纽约去播报晚间新闻。第二次清晨四点钟又不可思议地飞回来，因飞机起降的空地上还笼罩着雾。“我要进化妆室”，戴斯蒙德说，“去看她怎样了。她说，‘不要问，不要问，我马上好了，马上好了。’她总是满不在乎。”

　　在芭芭拉访谈期间，她的节目摄制组完全侵占了卡特的家庭，总统侯选人的各种事务都搅和在一起。“当有什么重要事务时，我们走出屋外，好让他打电话，走回化妆室，以便他能进行内阁秘密会议”，戈德堡回忆道。“他不能从我们中间离开。他总是寻找一个角落，去处理政务。”

　　回到纽约，最后一部还拍摄了芭芭拉的公寓。这是芭芭拉的马基雅维里式狡诈权谋。为以后的特别节目考虑，为赢得名人们继续邀请她到家里去访谈的艰难的第一步，她决定将自己的公寓展示在镜头前出来以便获得一个融洽对等的关系，通过这样办法，她觉得，她不会去问名人一些连她也不愿回答的问题：

　　在录像剪辑时，麻烦又来了。美国作家协会大厦，芭芭拉的节目组有一间办公室，史翠珊派来的人检测剪辑的过程；“我们从史翠珊的录像带上剪辑成成品”。导演说，“常常是她这个人非常难得通融”。因为几个镜头拍摄，很难合成。“按照芭芭拉·史翠珊的指令，我们已没特点可言了。”

　　一位职员回忆有天夜里他正在家剪辑史翠珊的录像，接到一个电话说：“芭芭拉·史翠珊告诉我，我们有责任去拍摄她屋子前的一盆秋海棠”。这位职员说：“我想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并不害怕单独前往，因此我打电话给史翠珊，这主意（真是）她的。”

　　多年以后，芭芭拉公开声称史翠珊“担心所有的事——我说的是我问的每一个问题，她使用的每一个词。”

　　在剪辑期间，芭芭拉和贾维茨发生了争吵。芭芭拉对贾维茨所处理的片头不满意，戴斯蒙德说，他看见她们争得不可开交，距首次播放特别节目的十二年以后，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她的第五十个特别节目开幕式上，她还特别强调片头“可怕”。

　　“她们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摩擦不断，声音高亢起来，丧失了镇定”，戴斯蒙德说，“我走了进去，叫：‘都住嘴！’夫人们顺从了。芭芭拉走了出去，我责备了露茜，她们都保卫着自己的版图，芭芭拉对她的第一个特别节目极为担忧，露茜认为这是她的作品”。

　　《芭芭拉·沃尔特斯特别节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晚十点钟向全国播放，有几百万美国观众收看了这个节目。已不再是联合主持人的里森纳，声称“外出喝酒去了”。大部分评论家猛烈抨击这台节目。《杂耍》杂志说：“通篇都是陈腔滥调……如果这是未来沃尔特斯特别节目的小试牛刀的话……那么她简直无可救药了，她丧失了新闻记者的敏锐了……只有一件事会很容易，她会象史翠珊那样成为媒体明星，但对新总统的提问简直太粗鲁了”。

　　但评论家们知道些什么？芭芭拉赢得了电视观众的百分之三十六的收视率——这是黄金时间的一个收视率的最高纪录，节目成功了。

　　与此同时，芭芭拉欣喜欲狂，和她获得创纪录的年薪和联合主持人一样激动。因为她提出的一个重磅炸弹的问题和总统侯选人的问答，在全国激起巨大反响。评论家们惊得目瞪口呆，观察家们犹如被电击了一下。当芭芭拉说：“我不知道怎样去问这个问题，因此我将提出它……你们是睡双人床还是两张单人床？”总统侯选人看着他的妻子，哈哈地笑起来，说：“双人床。总是这样。偶尔我们挤在单人床上。但它没有双人床舒服”。但紧接着向总统侯选人的第二个问题引起的更多是愤怒了。她激情高昂，她要卡特“对我们聪明一些，州长，对我们好一些。”

　　在私下场合里，ABC的新闻部的头头们都惊骇不已。你会呕吐的，马丽娜·桑德斯回忆她的当时的反应。

　　叫得最响要算CBS的默里·萨菲，他主持《默里·萨菲新闻》，全国有270个广播电台联播他的节目，他报道：“她可是第一个美国女长老向新红衣主教祝福”。萨菲宣称芭芭拉“已从新闻报导的同行里撤走了”，她现在出现了马戏团场上，她的工作已变成了一种“明目张胆的马戏表演赛”。

　　“访谈卡特州长真正地断送了沃尔特斯小姐的短暂的记者生涯，把自己紧紧地捆在下贱的……什么行当？和默文·格里菲斯、约翰尼·卡逊一类？为什么一定要‘对我们聪明一点，对我们好一点？’为什么不对我们凶一点，对我们怪怪的一点，或者甚至对我们滑稽一点……这好像卡特先生变成了路易十四了，没有教皇芭芭拉的祝福，他会愚弄我们，瞧不起我们。”

　　对芭芭拉展示她的公寓，他讥笑道：也许是经济优裕的表示，以表明她的祝福是够格的。一块夹在卡特夫妇的精白面包和史翠珊粗糠面包的三明治肉馅，我们可以把沃尔特斯小姐自己当那块五香熏牛肉片。

　　在这段时间内，芭芭拉拒绝去反击。“他有品头论足的权利”。她还说和卡特访谈很愉快，因为“向那些不熟悉新总统的人们，表达了他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十二年之后，芭芭拉说：“我从来还未听到过有人把那事忘了。”

　　在特别节目播发不到二个月，新闻界已知道芭芭拉和露茜，贾维茨的严重争执，但没必要弄清究竟为什么。

　　理查德，多利，一位纽约律师，声称贾维茨告诉他，她掌握着原始的录像带，准备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剪辑。

　　多利说，他是在花边专栏作家辛迪·亚当斯和她的丈夫简耶的二十五周年婚庆上，第一次碰见贾维茨的，那是在罗伊，柯亨的家里，那时芭芭拉特别节目刚播不久。多利建议贾维茨为他的朋友阿丽娜·米海尔制作一个特别节目。

　　在他们交谈过程中，多利说：“露茜告诉我她掌握原始录像带，到巴黎去，在里兹饭店工作了两个星期，重新按她的方式剪辑。这是那两个电视自大狂中更为疯狂的一位。”

　　这开始的特别节目，损害芭芭拉的名声。在随后的年代里，芭芭拉请进名人的家里并不容易。实际上，最初几年，登堂人室采访名人很困难，因为很多名人担心芭芭拉对他们粗鲁无礼，他们担心落得骑虎难下的境地。

　　芭芭拉和她的职员四处推销她们的节目，告诉未来的宾客们，特别节目是一个软性媒体，展示的是他们光明美好的一面，回答争论，或反击责难。这会实实在在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最后修改剪辑的权利或者控制内容的权利，宾客要求芭芭拉承诺不去发问超过他们划定的谈话范围。

　　但在摇动的摄像机前，芭芭拉常常高兴地发现名人慢慢会从自我限制的谈话范围中解脱出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因为最主要的是，芭芭拉有本事让他们信任；她在新闻中露面，她是一位受到理查德·尼克松和中东领导人信任的妇女，还有那些重量级的喜剧明星、摇滚歌手，或男演员信任她。

　　这结果是新闻名气推动了特别节目，反过说也是一样：芭芭拉发现重大新闻人物多数对她的访谈要求欣然同意，他们看到她有能力带来巨大的观众群。

　　一九八二年春季，尽管特别节目声誉日隆和收视率极高，没有重要杂志或报纸对特别节目作一个深入地的评论，那是芭芭拉内心渴求的东西。新闻界仅仅只对它的四个节目的形式发表了一些评论，大多数媒体仍持否定态度。

　　“新闻界对特别节目完全没有真正的注意，”耀安·戈登堡说：“绝对没有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没有人想了解它，没有人询问它的发展情况。”

　　当芭芭拉找到一个新闻事件，她对新闻界很是顾虑，她担心脚本的写作碰上一个羊皮狼心的新闻记者。在芭芭拉的头脑里，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不可靠，因此她不得不仔细挑选。

　　芭芭拉渴望在理查德·科尔曼和雪利·科尔曼的沙龙中寻求机会。科尔曼的宅邸离芭芭拉的住处555公园大街有几个街区，那里常常举办高雅的社交宴会，总是有纽约的新闻媒体、政治家、商界精英参与其间，威廉·贝克莱，大卫，哈布斯塔，亨利·基辛格，爱德加·布隆菲曼，亨利·哥瓦德，芭芭拉·沃尔特斯和其它一些小有名气的人物。

　　理查德·科尔曼一直是《时代》周刊集团的新闻部总裁。他的妻子雪利·科尔曼则与克劳内·布斯·卢斯关系亲密，-后者是美国大使，女国会议员和作家，还是《时代》周刊集团联合创始人之一的亨利·卢斯的遗孀。雪利则任《人物》杂志的助理编辑。这头衔是一种假象。科尔曼实际上是《人物》杂志的宣传和推广的中坚人物——使用她的实权和关系促进推广杂志的形象，帮它进行各种出版交易，接纳各种设想，打通关系和寻找新闻线索。

　　得知芭芭拉正在为特别节目寻找新闻故事，科尔曼为她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邀请了芭芭拉和帕西亚·瑞安，他是《人物》的新执行主编。“我对芭芭拉说：‘你知道，我们能够为你做点事。’我觉得芭芭拉这人非常有趣和迷人”，瑞安说。“我喜欢她，她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棒的新闻故事。”

　　瑞安不能马上得到首肯，因为芭芭拉的余怒未消，二年前，《人物》拒绝刊登一篇有关她的故事的稿子，她对《人物》总编理查德·斯托尔怨气冲天，他和他的记者察瑞尔·麦克科尔穿一条裤子。

　　另一个没有马上同意的原因是斯托尔自己就曾和芭芭拉差点有过交易。芭芭拉一直记恨他。雪利·科尔曼曾在宅邸里为芭芭拉和斯托尔举办过一个小型宴会，但因为芭芭拉和另一位客人言辞上发生冲突而不欢而散，那位客人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新闻记者和作家大卫·海勃斯曼。

　　在科尔曼的晚宴上，芭芭拉在屋子里工作着，她机警巧妙地向每一个宾客发问，为日益接近的访谈里根总统的节目作准备。芭芭拉神情专注地向环绕着她的人们提问，要求他们回答。

　　当她走向海勃斯曼，他很干脆地回答他不想回答问题。海勃斯曼作为一名记者，讨厌看到芭芭拉用提问款待别人而弄出新闻，因此拒绝去玩她的提问游戏。

　　在餐桌上，芭芭拉和海勃斯曼为以色列发生激烈争辩。变得意气用事和相互攻击，芭芭拉找到了恰当的时机，辩解一下，为自己下台，要斯托尔到她的家里去。为他们的合作寻找机会。起码在芭芭拉头脑里，认为自己斗败了。

　　但雪利·科尔曼坚持《人物》会给她一个公正的待遇的。芭芭拉对此同意。

　　帕西亚·瑞安并不知晓芭芭拉和《人物》的宿怨，派察瑞尔·麦克科尔去采访《芭芭拉·沃尔特斯特别节目》的专稿。

　　麦克科尔和一名摄影师跟随芭芭拉一行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采访一名当地歌手威勒·尼尔森。麦克科尔然后跟随芭芭拉前去洛杉矶观看后期剪辑。《人物》报道的专稿将和芭芭拉的第二十次特别节目一同播发。这次特别节目采访的是卡洛尔·伯内特和克林德·伊斯特伍德。

　　一进入奥斯汀市，芭芭拉和麦克科尔之间就有了麻烦。芭芭拉带着秘书和耀安·戈登堡游览市区。一心一意地研究资料，由一位制片人搜集尼尔森的生活经历的资料，芭芭拉通知最动人的生活经历，用到麦克科尔的专稿中。撰写这篇专稿的过程中，麦克科尔和威勒，还有他的妻子康妮变成了好朋友，跟芭芭拉相处得不太好，在奥斯汀市旅馆，芭芭拉欢迎首次前来的尼尔森，她要麦克科尔他们退到幕后去。芭芭拉走上前欢迎并握手致意。但威勒看到麦克科尔站在远处，他的脸放着光，迅速直接走到她身边，给麦克科尔一个紧密拥抱和亲吻，让这位访谈明星，很是尴尬，她变得非常生气，因为威勒显然表示他看到麦克科尔比看到这位采访他的明角更为高兴。

　　在洛杉矶，芭芭拉和节目组经过严格检查住进了贝弗利山庄。

　　当芭芭拉询问麦克科尔为何不用她作的尼尔森的笔记一页记录时，麦克科尔解释她计划陪伴尼尔森和他的妻子一起参加他们的一部新片首演式，芭芭拉将那页记录一扔。“小姐！”芭芭拉大叫道：“如果你做错了一件事，如果你的专稿有一丁点错误，我将打电话你的主编，因为你没有专业精神。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我在一起。你的报导的是我，不是威勒！”

　　麦克科尔表明看了芭芭拉的所作的笔记后，她就结束了对她的采访报导。而且叫道：“我自有判断力！我不是你的女儿！我不是你的手下！我并不为你工作！”

　　不到三十岁的麦克科尔，认为芭芭拉完全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有经验的记者看待。

　　这完全象一出母亲和女儿的闹剧，就好象女儿离家出走，这如何伤害了母亲，要让我感到内疚、自责。她惊人地操纵一切，她是一个迫害狂。她动用她军火库里海一样东西向我叫喊，责备我，她不向她的职员这样，因为他们是她的部属，她只需命令他们。发号施令就行了。她用快而愤怒的语言对他们指手划脚。

　　她这人傲慢自大。她对待人们粗鲁无礼，就好象这些人是她的仆从。和她同样有成就的名人她不这样，事实上，没有这些名人，她什么用也没有。她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觉得世界在围着她转。她以极端利已主义的观点看待每件事。

　　第二天早上，麦克科尔让芭芭拉审定有关威勒·尼尔森的稿件，她刚刚离开就听到芭芭拉为昨夜之事诅咒她。

　　“滚开！”，麦克科尔拨通了芭芭拉房间的电话后叫道，“你知道这太孩子气了，没有一点专业精神。”芭芭拉听着，没吐一个词。最后，麦克科尔说：“我们马上结束这一切。我建议另请高明从头到尾再做一遍。如果你不想结束这一切，我现在马上回纽约”。

　　芭芭拉让步了，麦克科尔留了下来。当访谈结束，麦克科尔飞回纽约去写她的报导。

　　当专稿编辑修改之时，帕西亚·瑞安接到《时代》周刊总编亨利·哥瓦德的电话。芭芭拉向他诉苦，声称整篇刊出来的专稿卑鄙下流。哥瓦德为“芭芭拉的惊骇而惊骇”，他要亲自解决这个问题，瑞安说。

　　“我不记得这篇专稿有什么特别损人之处，”专稿的资深编辑罗丝·达瑞克说，“文章中某些地方我预料芭芭拉会抗议，她的举动我并不惊奇，她有点小小的力量，这不出我的意料。”

　　“节目组的人基本上对她很反感，她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破坏了所有的新闻行规。”麦克科尔声称，她打了个此方，她解释道：“如果我从ABC把录像带偷出来，展示原貌，我要给ABC头头们去看，芭芭拉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她诉苦，情况会更糟。她不把自己和别的记者一样看待，她认为规则不是为她而设的。”

　　这件事由瑞安作内部处理，而《人物》其他编辑坚决反对处理麦克科尔，雪利·科尔曼把这些情况泄露给芭芭拉。

　　“在读了那篇专稿之后，雪利说要和芭芭拉调解一下，因此她马上打电话给芭芭拉。”科尔曼的一位好友说。“然后芭芭拉又打电话给哥瓦德，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