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

一、金铁主义

　　杨度在19世纪末期时，思想还主要是受传统的天下主义观念所左右，自从接触西学书后，受新的思想资源影响，思想逐渐变化。进入二十世纪，杨度经过第一次游学生活后，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成为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第二次在日本期间，杨度又经过几年的学习思考，对当时世界和中国的状况都有相当客观的认识，并且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夷夏观念。

　　杨度自己是从传统的天下观念转变而来，对这种传统观念何以形成，而国家观念为何没有产生，有独到的剖析：

　　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杨度用世界一词指代天下——引者注），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盖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但近百年来，西方人用炮舰击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传统的观念不得不随之改变：

　　数千年闭关自守，以世界自命者，乃不得不矍然而惊，瞠然而视。仰嘱遥天之风云，俯视大洋之波涛，始自觉其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中为一部分而已。

　　中国用多次战败赔款、丧权辱国的沉重代价才换来了传统观念的转变，而且只有在进入20世纪之后，才开始进行全面的新政改革，抛弃维护传统旧形势的愚蠢想法。

　　中国在丧失几十年的发展机遇之后，各列强对中国已经由土地均分政策转变为财产均分政策，由武力侵略为主一变而为经济侵略为主，由瓜分土地变为保全领土，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杨度对列强这些政策的侵略性实质洞若观火：

　　夫所谓保全支那领土者，即不欲均分土地之谓也；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者，即欲瓜分财产之谓也。门户者，中国财产之门户；机会者，各国于中国财产之机会；门户开放者，中国财产之门户不可任其闭之，而为中国所自有也；机会均等者，中国财产虽不自有，然各国于此亦不可使一国独有，而当利益均沾，为各国所共有也。

　　也就是说，中国现正处于列强的经济侵略政策之下，杨度形容中国当时境况为“漫天之恶云压地而至，巨海之怒涛拍岸而来”，这与中国传统的自大观念截然相对，杨度不由得大发感慨：“盖已以中国为世界各国之中国，而非复中国人之中国，此其与昔者吾人所谓中国即世界之观念，其相击刺、相反对为何如乎？”

　　杨度根据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事实，认为当时有文明的国家，但却没有文明的世界，各文明国国内的法律虽然都是以自由、平等为原则，但国际之间的法律却是由强国所创立，只是“铁炮的说话而已”。列强之间的交涉，多是以两利为原则，合于人道主义，但这仅见于强国之间，贫弱的国家则没有份。就像中国，“与各国历年所订立之条约，类皆权利属人，义务属我，无一可云两利者。”由此在杨度看来，中国所遇的国家是文明国家，但中国所处的世界却是野蛮的世界。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念，被杨度认为是人世间所有事都不能逃脱的公例，依照这种观念，杨度在对当时野蛮的世界情状斟酌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强国观念。中国要想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生存，必须用世界的国家主义对中国进行改造，这也是当时中国所应采取的立国之道。杨度眼中世界的国家主义，也就是经济的军国主义。因为当时各强国都是靠着经济势力和军事势力才得以披靡世界，“盖彼等之所谓文明国者，其实质盖无一而非经济国，又无一而非军事国，合言之即经济战争国也。”中国若不能为经济国，则必然会劣败于经济战争之中，将会亡国；如果不能为军事国，则也必然会劣败于经济战争之中，仍然会亡国。因此，中国必须“兼备二者而成为经济战争国”。在此天演的世界，“全以自由竞争为原则，即以人为竞争为原则，而优胜劣败从此判焉。”中国地广人多，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之所以败于列强，不是天然条件差，而是“人为之劣败”，是不能“利用其固有之资格以至劣败”。

　　既然世界已进入经济战争之时代，单有军事力而无经济力，仍然不适于生存，“而为劣败之俄罗斯”。所以，如果要用经济的军国主义来救中国，必须改变紊乱腐败的国内政治，“非取各文明国之所以治内者大改革而一新之，不足以发达国民之能力，使于世界各国之国民相见。”对这种经济的军国主义，杨度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金铁主义”对其进行概括：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杨度使用金铁主义的新名词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不与俾斯麦的铁血主义相混淆，主要是想强调在当时世界必须经济和军事并重方能立国。

　　杨度是在综合考虑国家的内因和外缘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金铁主义，“是此主义者，原所以在内而谋其自立，在外而谋其自存，通乎内外而言之者也。”他使用了一个图表来解释金铁主义观念的内容：

　　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

　　一、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

　　一、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

　　杨度认为当前各列强汲汲皇皇对我进行经济侵略，“其经济战争之方法，由商而工，由工而矿，由矿而农，步步为营，得寸则寸，而于铁道、航路等有关于经济之交通事业，亦争之无所不至。”中国惟有急谋发达经济事业与之相抗，否则中国人将沦为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在目前情况下，应以生产为急，分配为后，“姑以此抵制外人”。杨度主张的工商立国，希望使国内的生产事业日趋发达，在经济战争中由

　　劣败反于优胜，先来解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国内的贫富不均问题。至于军事立国，是因为处于世界的经济战争之中，不得不为此。“合工商立国策、军事立国策而实行之，则经济的军国以立，而金铁主义以成矣。”

　　杨度根据世界各强国的历史指出只有民权发达，经济才能发达，“欲国民之经济发达，不可不使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使其生命财产日有危险之虞而无安全之乐，则万无经济发达之望。”中国若以工商立国，必须扩张民权，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宁。但当时的清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希望这种政府来巩固国权，“其国权必至为朝鲜第二”。所以巩固国权也是当时的重要国事，但非有“民权扩张之结果，则无由巩固国权”，也就是说，只有先扩张民权，然后才能巩固国权。中国在内治不进、欧祸日迫的情况下，扩张民权的办法，“不得不采取文明制度以移植于我国”，如此一来，“自由人民不可不发生，责任政府不可不改造矣。”

　　从以上论述可知，杨度金铁主义救国论的提出，是因为中国所遇的列强是文明国家，则不文明不足以与彼对立；中国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总之，今日之世界，为经济战争之世界，中国不能为经济战争国，则但劣败而无优胜，故吾之主义，于内以此自立，即于外以此图存也。”杨度特别强调对内对外的救国方法只有先后次第之别，而没有轻重之分。

　　杨度对自己的金铁主义救国论非常自信，认为中国若想适于世界生存，不仅在野者应该以此提倡国民，政府也应该以此作为大政方针，“外而使国权之日张，内而使民权之日起，以求金铁主义之发达焉。”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天职，但当时的清政府却对内偷钱对外送礼，“其偷堕无耻至于如此，无论若何腐败之国，恐未至如此之甚。”11这样的政府很显然不能持金铁主义来完成民富国强的重任，必须首先对其进行改造。

　　传统的君主专制政体大都以君权神授为护符，以神话神权为根据，自称为上帝之子，受命于天而得此权利，杨度对这种说法痛加驳斥，指出不仅在理论上毫无可以研究的价值，“即于事实亦毫无可以符合之凭据”。不仅于君主立宪国的事实不符，和君主专制国的事实也不符。杨度比较了中国君主专制和俄国君主专制的区别，指出两者差别的原因是由于学术和事势的不同。西洋一切学术皆以权利为根本，中国一切学术皆以道德为根本。以权利为根本，则国家的权利为其一己之权利；以道德为根本，则无论如何无道都以深仁厚泽相标榜。

　　专制政体有两种：一为开明专制，一为野蛮专制。“开明专制者，以强力而行所谓仁民之事；野蛮专制者，以强力而行所谓不仁民之事。”清政府既非开明专制，也不是俄国那样的野蛮专制，杨度辛辣地讽刺其内而偷钱外而送礼，除此之外无所事事，所谓的仁民爱物之说，“乃八股文中所用以应试者，而岂其能适用于政治也！”杨度专门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放任专制”，来形容清政府这种既非野蛮又非开明的专制形式：

　　中国政府者，蒙昧之政府也，惟其蒙昧，故不开明。中国政府者，消极之政府也，惟其消极，故不野蛮。彼因蒙昧而益消极，又因消极而益蒙昧，合之以成一放任之现象，此中国所独有，而他国之所皆无者。一言以蔽之曰：不负责任之政府也。面对这样的不负责任政府，杨度大声疾呼，真正的豪杰之士，不应该徘徊于不足轻重之浮名，奔走于不足轻重之末利，坐视举国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而应“日悬仁民爱国四字于心目中，痛治其放任心，而奋发其责任心，誓当改造一责任政府，组织一文明国家。”杨度强调这才是今日救中国的唯一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