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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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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长为留日学界领袖
杨度在1902年初次到日本游学时，留学生总数不过五百多人，等到杨度第二次逃往日本时，各省赴日游学者络绎不绝，人数逐年激增。1904年初留日学生有一千三百余人，1905年初总计三千多人，到年底统计已达八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当时出使日本国大臣兼管理游学生总监督杨枢的密折分析了留学生激增的原因：
朝廷号令于上，疆吏奉行于下，可谓盛矣。然其所以骤增之故，犹有数端：诏停科举注重学堂，而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一也。自天津上海至日本东京仅六七日之程，较之由府县入省会学堂，由省会入京师学堂，其劳逸相等，二也。
清楚地说明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留日学生激增。清政府于1905年正式下诏废除科举，改兴学校，传统的进身途径断绝了，考验录用游学毕业生政策的实施，使留学海外成了获得上升机会的重要途径。政府倡导、民间鼓励的日本更是成为当时留学的热门，不管是为了获取新知，还是单纯只怀有功名利禄之心，全把日本作为进阶的捷径。
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东京的神田区，这里作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地，几乎可称之为留学城。中国留学生会馆总部就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这座会馆于1902年建成，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里面设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研室和俱乐部等，留学生会馆不仅是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还是留学生编译书刊杂志的总部。这里是留学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在日本的缩影。关于留学生的公共事务，经常是在这里商议决定，清政府到日本视察学务的人员，也会循例会晤这里的干事。留学生会馆的干事拥有相当的权威，除了协商处理在日本发生的问题外，还负责照顾新来日本的留学生。毫无疑问，留学生会馆及其干事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戊戌维新以后，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维新党，一旦有政治危险，大多立即逃往日本，这似乎成了当时的公式。一方面是由于地近费省、来往较易，另一方面也因为留日学生逐渐增多，汲取新知和开展活动都比较方便。许多政治犯到日本后多进入学校学习，成为留学生，而不少到日本的留学生饱吸西学新知后，又成了激进政治人物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可以称之为中国革命的舞台。
留日学生在日本编译的杂志，除了鼓吹极端的“暴力革命”外，大多数都以开发民智、输入新思想新知识、倡导改革，激发爱国精神为主，不仅在内容、质量方面远远高于国内杂志，而且发行数量也较国内杂志为多。
当时中国的留日教育有两种特征，一是教授的内容是普通学科而非专门学科；二为教育的性质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废科举兴学堂的举措实行以后，眼界渐开的人们对中国内忧外患日益感到焦虑，迫切谋求革新，开始舍弃向西洋直接学习，转而向取得西方富强经验的日本学习，所以希望日本能提供速成教育。职是之故，日本当时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大体上多为“某某速成科”。杨度第一次赴日游学时就在弘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科旁听，流亡日本后又于1904年5月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期学习，1905年6月毕业。
法政速成科是驻日公使杨枢与东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联合议定，在该学校内特设法政速成科来专门教授游学官绅，创办于1904年。“所谓速成科者，系将法理之所以然及各国法律之得失互相比较，择其适于中国之用者，则详加讲授，其余姑置不论，以免多费时日学非所用。”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修业期限议定六个月为一学期，满三学期便可毕业，教授内容大致分为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四科，主要课程包括《日本宪法与各国宪法比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警察法》、《地方行政法》、《商法大意》、《经济学》、《财政学》、《外交史》、《政治学》等。所聘请的授课教师都是日本最有名的法学学士、博士，使用日语授课，专门有翻译用华语转述，此外“尚有实地体验之法”，该学科的学生还经常到日本的司法行政衙门和其他相关单位参观，“藉资考证”获得实际的感受。
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学生大多为游学官绅，这些人虽都有相当的学问基础，但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了解却极为有限，因此非常用功，甚至有连暑假都不休息的学习风气。故虽然是短期，但其成绩却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生，更为优异。在这批法政速成科的留学生中，涌现了大批在清末和民初时期中国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如清末各地谘议局的议员多是留日的法政速成科学生，革命派的主要理论家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也都进入法政速成科学习。胡汉民称法政速成科的“同学多俊秀，非囊日可比”，同其他“俊秀”的同学相比，杨度无论旧学还是新知的水平都远远超迈群伦，是当时留学生群体中公认的才华渊溢、识见超群的佼佼者，要知道在杨度的同学中间，有大批的进士、举人，甚至有几名获得最高功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可见杨度绝非浪得虚名。因此，许多留学生经常到杨度那里商讨各种救国的方略，切磋对学问的不同看法，杨度的寓所也几乎成了留东学生俱乐部。当时湖南人在东京的留学生特别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杨笃生、蔡锷等，都是经常和他往来的朋友，他的寓所成了湖南同乡往来集会之所，又有湖南会馆之称。1904年底，湖南留日学生召集同乡会，讨论兴学问题，了解到当时鄂督张之洞曾札饬各州县免解赔款留办学堂，希望湖南也能仿此办理，因此湖南留日同乡会联名三百七十多人，推举杨度为总代表。受众人推举的杨度于是代表湖南留日学生致电张之洞，“拟请仿鄂例，将此款如数拨还湖南为学堂捐，以办学堂、派游学，并兴工商实业。”
1904年春末，杨度与蔡锷、范源濂、杨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荐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评议员，任期自本年的5月至11月。1904年10月，杨度又被举荐为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活动，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奔走宣传，多次致电政府诸公力陈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重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方针，并会晤粤汉铁路“华美合办”的倡议者前广西巡抚王之春，讨论废约自办问题。在上海期间，杨度于11月7日参加了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上海余庆里的集会，这次集会主要商讨反清方略，“拟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12月5日杨度与杨毓麟一起自上海返东京。杨度回日本后又立即到箱根听讲义，年底回到东京，把在箱根听课时写的怀念故国、哀念苍生的三首诗送给梁启超，梁读过这三首时后认为杨度的道心有所增进，并将这三首诗刊发在《新民从报》的第三年第十三号。
1905年初，湖南僧人笠云、道香、筏喻三人被日人邀请赴东游历，日本方面对这三位僧人备极欢迎。留日学界洞悉日人阴谋，知道日本采取各种措施“谋值潜势力于我国”，为粉碎日人的图谋，留日学界遂公宴湘僧，晓以民族大义。杨度在席间当场赋诗二首赠游日湘僧并怀寄禅和尚：
每看大海茫茫月，却忆空林卧对时。忍别青山为世苦，醉游方外更谁欺？浮生断梗皆无著，异国倾杯且莫辞。此地南来鸿雁少，天童消息待君知。
知君随意驾扁舟，不为求经且浪游。大海空烟亡国恨，一湖青草故乡愁。慈悲战国谁能信？老病同胞尚未廖。此地从来非极乐，中原回首众生忧。
杨度在诗中指出日本的假慈悲，此地并非中国人的极乐世界，每一念及衰弱危亡的祖国就令人伤悲不已。杨度在诗中所怀的寄禅和尚是他的同乡奇僧，寄禅和尚在1904年8月曾寄给杨度一首感怀诗：
借问吾湘杨皙子，一身去国归何时？故山猿鹤余清怨，大海波涛动远思。独抱沉忧向穷发，可堪时局似残棋。秋风莫上田横岛，落日中原涕泪垂。
杨度可能是在公宴湘僧之时想起了寄禅和尚的感怀诗，这或许算是对他“远思”的回应。
1905年5月7日，湖南同乡会在东京一川桥帝国教育会内召开第二次选举会，选举同乡会总理。这天到会的湖南留学生有二百多人，投票的结果是黄兴得票数最多为87票，其次是杨度得82票。黄兴坚决推辞当同乡会总理，众人推举得票第二的杨度出任同乡会总理，杨度也坚决不干。因争执不下，又投了一次票，最后定了这次得票最多的刘耕石为总理，随后又选举了同乡会的各类职员才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议。本月底，湖南又有近百名留学生到日本留学，杨度的妹妹杨庄也是这批留学生之一。6 月 7 日这天是西历的星期日，湖南留学生开同乡大会欢迎新来日本的湖南同乡，出席的有三百多人，杨度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杨度即席演讲，阐发了道德二字的意义，热情鼓动湖南留学生要勤学救国，以道德自励。
1905年7月下旬，革命领袖孙中山自欧洲经东南亚抵日本，这时留日学生已近八千人，颇有不少倡言反满的革命者。孙中山这次在日本分别会晤了当时留日学界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如黄兴、杨度、邓家彦、陈天华等人，希望把这些人都聚拢在自己革命排满的旗帜下来，共举大事。孙中山知道杨度是留学生中的才气纵横之士，带着程家柽等人往访于杨度的富士见町寓所，两人的谈话情况《孙中山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
两人聚议三昼夜不歇，满汉中外，糜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先生认为：“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杨度则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他引英日两国皆以君主立宪而强为例，“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倘待有为者出而问世，施行君主立宪，则事半功倍。”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鞯随公，窃愧未能。”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无论打通那一条路线，总比维持现状的好。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孙中山与杨度两人经过长时间的谈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放弃主见，最后杨度向孙中山推荐了同样力主革命的湖南同乡黄兴，“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多次会晤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
1905年9月初，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第六届干事改选，杨度以七百四十余票，独得多数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因为受当时一个无名揭帖攻击，杨度遂愤然辞职，其他被选诸君也相继辞职，留学生会馆几乎处于解散状态。当时很多留学生想了各种办法挽留劝说，但杨度仍坚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名四川留学生，同盟会会员雷铁崖专门撰写了《杨度辞会馆干事之是非》一文，规劝杨度不应为一人之毁誉所左右，雷铁崖首先指出世间虽毁誉无常、好恶不定，但应以人数多少为定评：
天下事公则众，私则小，有公事公非之众人好之誉之，而岂一二人以私怨私憾恶之毁之，遂得以混淆其是非哉！杨子为七百余票所举，是得七百余人好之誉之矣，为一无名揭帖所辱，是得一人恶之毁之矣。岂此一人之见高出七百余人之上邪？盖亦挟私见而然耳。杨子不因七百余人之誉而留，反因一人之毁而去，是不以七百余人之公是公非为定，而以一人之私意为定，何其重视此一人，而轻彼七百余人也？
指责杨度畏一人反对而置七百余人于不顾，是怯懦畏葸，没有大丈夫气概。雷接着强调留学生会馆是留学生团体的枢纽，干事为留学生的代表，“无干事则无代表，无代表则无枢纽，无枢纽则留学生之团体解，”而留学生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兴亡。如果杨度坚决辞职，“吾数千学生之团体立即解散，是杨子区区为一身，而坏中国大事，杨子将何以谢天下？”并建议杨度毅然接职，“举吾分所应尽之事，尽心为之，使吾磊落光明之行昭如日星，则前日之毁不辩而自去。”况且古来圣贤皆不免毁，“断不能自抑其行以副其毁”，何去何从，杨度当不难决断。或许是在读了雷铁崖的文章后，杨度决定出任留学生会馆总干事。发表此文的《广益丛报》编者即持此说，“杨君得书，感愧无以自解说，乃立出就职，大加整顿，留学生总会焕然一新，团体益较前固，盖强半出此书之力。”这场辞职风波充分说明杨度在当时留日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不主张暴力排满革命的杨度虽然拒绝与革命派在组织上进行合作，但并非与革命党人处于敌对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但只是相信不同的救国道路，在爱国的程度上杨度一点不逊于革命者，而且杨度也与不少革命者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中国同盟会刚成立几天后，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因为刊发了一篇《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日本警察遂查封了该杂志，不但禁止发卖，而且一再向宋教仁追问《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稿何在，宋教仁就慌称已寄往上海、香港。因留日学生会馆担负着讨论决定留日学生中发生的重要事情，宋教仁就到留学生会馆把《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稿交给了干事长杨度，由杨度主持评议员会议议决《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禁的处理办法。革命党刘道一在萍、浏、澧起义中被捕，消息于1907年初传到日本，刘道一的哥哥刘揆一请宋教仁到杨度寓所探听情况，杨度外出不遇，这说明革命党人对杨度相当信任。
朝廷号令于上，疆吏奉行于下，可谓盛矣。然其所以骤增之故，犹有数端：诏停科举注重学堂，而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一也。自天津上海至日本东京仅六七日之程，较之由府县入省会学堂，由省会入京师学堂，其劳逸相等，二也。
清楚地说明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留日学生激增。清政府于1905年正式下诏废除科举，改兴学校，传统的进身途径断绝了，考验录用游学毕业生政策的实施，使留学海外成了获得上升机会的重要途径。政府倡导、民间鼓励的日本更是成为当时留学的热门，不管是为了获取新知，还是单纯只怀有功名利禄之心，全把日本作为进阶的捷径。
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东京的神田区，这里作为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地，几乎可称之为留学城。中国留学生会馆总部就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这座会馆于1902年建成，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物，里面设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研室和俱乐部等，留学生会馆不仅是策划留学生全体活动的机关，还是留学生编译书刊杂志的总部。这里是留学生的世界，仿佛是中国在日本的缩影。关于留学生的公共事务，经常是在这里商议决定，清政府到日本视察学务的人员，也会循例会晤这里的干事。留学生会馆的干事拥有相当的权威，除了协商处理在日本发生的问题外，还负责照顾新来日本的留学生。毫无疑问，留学生会馆及其干事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戊戌维新以后，不论是革命派还是维新党，一旦有政治危险，大多立即逃往日本，这似乎成了当时的公式。一方面是由于地近费省、来往较易，另一方面也因为留日学生逐渐增多，汲取新知和开展活动都比较方便。许多政治犯到日本后多进入学校学习，成为留学生，而不少到日本的留学生饱吸西学新知后，又成了激进政治人物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可以称之为中国革命的舞台。
留日学生在日本编译的杂志，除了鼓吹极端的“暴力革命”外，大多数都以开发民智、输入新思想新知识、倡导改革，激发爱国精神为主，不仅在内容、质量方面远远高于国内杂志，而且发行数量也较国内杂志为多。
当时中国的留日教育有两种特征，一是教授的内容是普通学科而非专门学科；二为教育的性质是速成教育而非正式教育。废科举兴学堂的举措实行以后，眼界渐开的人们对中国内忧外患日益感到焦虑，迫切谋求革新，开始舍弃向西洋直接学习，转而向取得西方富强经验的日本学习，所以希望日本能提供速成教育。职是之故，日本当时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大体上多为“某某速成科”。杨度第一次赴日游学时就在弘文学院的速成师范科旁听，流亡日本后又于1904年5月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期学习，1905年6月毕业。
法政速成科是驻日公使杨枢与东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联合议定，在该学校内特设法政速成科来专门教授游学官绅，创办于1904年。“所谓速成科者，系将法理之所以然及各国法律之得失互相比较，择其适于中国之用者，则详加讲授，其余姑置不论，以免多费时日学非所用。”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修业期限议定六个月为一学期，满三学期便可毕业，教授内容大致分为法律、政治、理财、外交四科，主要课程包括《日本宪法与各国宪法比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警察法》、《地方行政法》、《商法大意》、《经济学》、《财政学》、《外交史》、《政治学》等。所聘请的授课教师都是日本最有名的法学学士、博士，使用日语授课，专门有翻译用华语转述，此外“尚有实地体验之法”，该学科的学生还经常到日本的司法行政衙门和其他相关单位参观，“藉资考证”获得实际的感受。
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学生大多为游学官绅，这些人虽都有相当的学问基础，但对新思想和新知识的了解却极为有限，因此非常用功，甚至有连暑假都不休息的学习风气。故虽然是短期，但其成绩却是意外的良好，比三年制的正科生，更为优异。在这批法政速成科的留学生中，涌现了大批在清末和民初时期中国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如清末各地谘议局的议员多是留日的法政速成科学生，革命派的主要理论家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也都进入法政速成科学习。胡汉民称法政速成科的“同学多俊秀，非囊日可比”，同其他“俊秀”的同学相比，杨度无论旧学还是新知的水平都远远超迈群伦，是当时留学生群体中公认的才华渊溢、识见超群的佼佼者，要知道在杨度的同学中间，有大批的进士、举人，甚至有几名获得最高功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可见杨度绝非浪得虚名。因此，许多留学生经常到杨度那里商讨各种救国的方略，切磋对学问的不同看法，杨度的寓所也几乎成了留东学生俱乐部。当时湖南人在东京的留学生特别多，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杨笃生、蔡锷等，都是经常和他往来的朋友，他的寓所成了湖南同乡往来集会之所，又有湖南会馆之称。1904年底，湖南留日学生召集同乡会，讨论兴学问题，了解到当时鄂督张之洞曾札饬各州县免解赔款留办学堂，希望湖南也能仿此办理，因此湖南留日同乡会联名三百七十多人，推举杨度为总代表。受众人推举的杨度于是代表湖南留日学生致电张之洞，“拟请仿鄂例，将此款如数拨还湖南为学堂捐，以办学堂、派游学，并兴工商实业。”
1904年春末，杨度与蔡锷、范源濂、杨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荐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评议员，任期自本年的5月至11月。1904年10月，杨度又被举荐为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活动，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奔走宣传，多次致电政府诸公力陈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重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方针，并会晤粤汉铁路“华美合办”的倡议者前广西巡抚王之春，讨论废约自办问题。在上海期间，杨度于11月7日参加了黄兴等革命党人在上海余庆里的集会，这次集会主要商讨反清方略，“拟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12月5日杨度与杨毓麟一起自上海返东京。杨度回日本后又立即到箱根听讲义，年底回到东京，把在箱根听课时写的怀念故国、哀念苍生的三首诗送给梁启超，梁读过这三首时后认为杨度的道心有所增进，并将这三首诗刊发在《新民从报》的第三年第十三号。
1905年初，湖南僧人笠云、道香、筏喻三人被日人邀请赴东游历，日本方面对这三位僧人备极欢迎。留日学界洞悉日人阴谋，知道日本采取各种措施“谋值潜势力于我国”，为粉碎日人的图谋，留日学界遂公宴湘僧，晓以民族大义。杨度在席间当场赋诗二首赠游日湘僧并怀寄禅和尚：
每看大海茫茫月，却忆空林卧对时。忍别青山为世苦，醉游方外更谁欺？浮生断梗皆无著，异国倾杯且莫辞。此地南来鸿雁少，天童消息待君知。
知君随意驾扁舟，不为求经且浪游。大海空烟亡国恨，一湖青草故乡愁。慈悲战国谁能信？老病同胞尚未廖。此地从来非极乐，中原回首众生忧。
杨度在诗中指出日本的假慈悲，此地并非中国人的极乐世界，每一念及衰弱危亡的祖国就令人伤悲不已。杨度在诗中所怀的寄禅和尚是他的同乡奇僧，寄禅和尚在1904年8月曾寄给杨度一首感怀诗：
借问吾湘杨皙子，一身去国归何时？故山猿鹤余清怨，大海波涛动远思。独抱沉忧向穷发，可堪时局似残棋。秋风莫上田横岛，落日中原涕泪垂。
杨度可能是在公宴湘僧之时想起了寄禅和尚的感怀诗，这或许算是对他“远思”的回应。
1905年5月7日，湖南同乡会在东京一川桥帝国教育会内召开第二次选举会，选举同乡会总理。这天到会的湖南留学生有二百多人，投票的结果是黄兴得票数最多为87票，其次是杨度得82票。黄兴坚决推辞当同乡会总理，众人推举得票第二的杨度出任同乡会总理，杨度也坚决不干。因争执不下，又投了一次票，最后定了这次得票最多的刘耕石为总理，随后又选举了同乡会的各类职员才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议。本月底，湖南又有近百名留学生到日本留学，杨度的妹妹杨庄也是这批留学生之一。6 月 7 日这天是西历的星期日，湖南留学生开同乡大会欢迎新来日本的湖南同乡，出席的有三百多人，杨度担任这次大会的主席。杨度即席演讲，阐发了道德二字的意义，热情鼓动湖南留学生要勤学救国，以道德自励。
1905年7月下旬，革命领袖孙中山自欧洲经东南亚抵日本，这时留日学生已近八千人，颇有不少倡言反满的革命者。孙中山这次在日本分别会晤了当时留日学界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如黄兴、杨度、邓家彦、陈天华等人，希望把这些人都聚拢在自己革命排满的旗帜下来，共举大事。孙中山知道杨度是留学生中的才气纵横之士，带着程家柽等人往访于杨度的富士见町寓所，两人的谈话情况《孙中山年谱》中有详细的记载：
两人聚议三昼夜不歇，满汉中外，糜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先生认为：“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杨度则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他引英日两国皆以君主立宪而强为例，“清政府虽不足以有为，倘待有为者出而问世，施行君主立宪，则事半功倍。”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橐鞯随公，窃愧未能。”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无论打通那一条路线，总比维持现状的好。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孙中山与杨度两人经过长时间的谈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放弃主见，最后杨度向孙中山推荐了同样力主革命的湖南同乡黄兴，“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多次会晤后，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
1905年9月初，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第六届干事改选，杨度以七百四十余票，独得多数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因为受当时一个无名揭帖攻击，杨度遂愤然辞职，其他被选诸君也相继辞职，留学生会馆几乎处于解散状态。当时很多留学生想了各种办法挽留劝说，但杨度仍坚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名四川留学生，同盟会会员雷铁崖专门撰写了《杨度辞会馆干事之是非》一文，规劝杨度不应为一人之毁誉所左右，雷铁崖首先指出世间虽毁誉无常、好恶不定，但应以人数多少为定评：
天下事公则众，私则小，有公事公非之众人好之誉之，而岂一二人以私怨私憾恶之毁之，遂得以混淆其是非哉！杨子为七百余票所举，是得七百余人好之誉之矣，为一无名揭帖所辱，是得一人恶之毁之矣。岂此一人之见高出七百余人之上邪？盖亦挟私见而然耳。杨子不因七百余人之誉而留，反因一人之毁而去，是不以七百余人之公是公非为定，而以一人之私意为定，何其重视此一人，而轻彼七百余人也？
指责杨度畏一人反对而置七百余人于不顾，是怯懦畏葸，没有大丈夫气概。雷接着强调留学生会馆是留学生团体的枢纽，干事为留学生的代表，“无干事则无代表，无代表则无枢纽，无枢纽则留学生之团体解，”而留学生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兴亡。如果杨度坚决辞职，“吾数千学生之团体立即解散，是杨子区区为一身，而坏中国大事，杨子将何以谢天下？”并建议杨度毅然接职，“举吾分所应尽之事，尽心为之，使吾磊落光明之行昭如日星，则前日之毁不辩而自去。”况且古来圣贤皆不免毁，“断不能自抑其行以副其毁”，何去何从，杨度当不难决断。或许是在读了雷铁崖的文章后，杨度决定出任留学生会馆总干事。发表此文的《广益丛报》编者即持此说，“杨君得书，感愧无以自解说，乃立出就职，大加整顿，留学生总会焕然一新，团体益较前固，盖强半出此书之力。”这场辞职风波充分说明杨度在当时留日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不主张暴力排满革命的杨度虽然拒绝与革命派在组织上进行合作，但并非与革命党人处于敌对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当时的中国必须进行大幅度的变革，但只是相信不同的救国道路，在爱国的程度上杨度一点不逊于革命者，而且杨度也与不少革命者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中国同盟会刚成立几天后，宋教仁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因为刊发了一篇《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日本警察遂查封了该杂志，不但禁止发卖，而且一再向宋教仁追问《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稿何在，宋教仁就慌称已寄往上海、香港。因留日学生会馆担负着讨论决定留日学生中发生的重要事情，宋教仁就到留学生会馆把《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原稿交给了干事长杨度，由杨度主持评议员会议议决《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禁的处理办法。革命党刘道一在萍、浏、澧起义中被捕，消息于1907年初传到日本，刘道一的哥哥刘揆一请宋教仁到杨度寓所探听情况，杨度外出不遇，这说明革命党人对杨度相当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