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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度早年的思想及演变脉络
（一）致力于传统学问
从杨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这五年间的日记来看，杨度除戊戌（1898）年北上赴京参加会试离家近一年外，其余时间均在家乡居。他平时主要的活动或是从王闿运问学，或是在家读书治学、临贴写大卷，或是与同乡及邻近的其它友人论学交游。
根据《杨度日记》记载，1896（丙申）年杨度读的书主要有：《八代诗选》、《王壮武公年谱》、《皇清经解》、杜诗、《说文》、《史记》、《春秋》、《初唐诗》、《汉书》、《真西山集》、武英殿丛书内《清汉对音》、《帝范》、《意林》、《易纬》等数种、《傅子》、《续后汉书》、《国策》、《诗经》、《国策》、《仪礼》、《国语》、《灵鹣阁丛书》、《西江杂诗》、《隋书》等，这些书都属于传统经史子集的范围。在这一年杨度既没有读任何西学新书，也很少关注维新之类的事情，只在五月二十三日记有：“近有上谕颁行，各省书院算学、格致各派二生，长沙已设洋学堂，此盖乡学遍行之渐”，八月二日：“饭后，泛湘觅舟，乃常宁矿务局银砂入省者，问其省城总局及各省分局，多孝廉秀才主之。日得银数十两，经济在是矣”，十二月十六日：“夜记清与倭奴战事”。
杨度在传统经史子集中最为关注的当是《春秋》一书。1896（丙申）年日记中多处记载他抄录《春秋》、读《春秋》、评《春秋》，向王闿运请业时问《春秋》，与朋友谈《春秋》，撰写了春秋卒葬表、春秋年表，在五月三日并有如下评论：春秋内治诸夏，以及夷狄，…凡以内不自治，无以治人，夷狄有君，中夏之耻。故亡国待之以初，而许夷狄不一而足。所谓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也。他的评论充分反映了1896年的杨度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天下主义之下的夷狄观，对清政府已被迫逐渐接受，一些开明士绅和维新官员已经了解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无所知。
翻检杨度1897（丁酉）年日记，他在读书治学方面似不如去年用功，这年日记中所纪录的读书数量和次数均明显少于1896（丙申）年。该年他所读的书籍主要有：《春秋》、《说文》、王湘绮《汉书》及《后汉书》评点本、《时务报》、顾亭林《音学五书》、《水经注》、《古韵通说》、《毛诗》、《东华录》、刘勰《文心雕龙》等。在这一年《春秋》依然是他阅读思考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书。似乎是从这年开始杨度接触了一些新学书籍，四月至长沙时到书肆“买得洋书数种”，在共赏书局买二十种书，不知有没有洋书。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年五月二十一日认真阅看了《时务报》，并作了大量摘录，这或许是他大量了解新知识新信息的开始，可能也是第一次知晓广东举人梁启超的名字。另外，他的朋友郭葆生赠给他西文地图股票一张，萨鄂送给他自己所画的地球扇，估计也会启发他对西方地理知识的了解，但从日记可以看出，他更为关注的是考辨《水经注》。
1897（丁酉）年二月，在当地号称才女的杨度妹妹杨庄嫁给了王闿运的第四子王代懿，这样杨度与王闿运在师徒关系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亲戚关系。可惜这桩联姻并非皆大欢喜，同杨度相若，杨庄也才华横溢，对才思不如自己的丈夫显得略有傲慢。王代懿积羞成怒，使用家庭暴力，酿成一场婚变。杨度在日记中记载这件事为：
王郎谓妇不妇，则宜遣归，季姬谓夫不夫，亦当下堂求去。二人均无言，而夫日横，妇日傲，其势将终决裂。
王闿运为了家庭和睦，鞭打儿子责其无能，借以安慰儿媳。杨度虽嘲笑妹婿“不知教妇以礼，而逞其蛮，则又可怜”，但也想出了解决此事的好方法，即先以母亲的名义迎接季姬回家看母，此时两人尚未决绝，过一段时间后尚可复合，并谓此为“拨乱反正之法也”，这个办法也得到了其师王闿运的赞同。杨度在处理这场家事时，援引《春秋》经义：
《春秋》与君臣贤曹羁有去之义，来归常事，义绝则去之，无强合之烈女也认为夫妇相处，离合应按照义的准则，即“合则留不合则去”，并评论说若按照宋儒的标准，这样的疙瘩就无法解开。杨度在这件事情上的思想和态度，体现了鲜明的反宋学色彩。在“三纲五常”说深为多数人所信服的时代，他的态度无疑非常开明，就此而言即便是现在也不落后。杨度也认识到自己观念的惊世骇俗，自谓是“自宋学入人深，此论鲜不惊俗矣”。
杨度在 1896（丙申）年时个人抱负并没有太多展露，只在读《王壮武公年谱》时，流露出对中兴诸公的慷慨任义有向往之心，与朋友同榻睡觉的时候“旷论形势，几欲起舞”。
到1897（丁酉）年后，杨度显得颇为踌躇满志，与朋友聊天时“露才扬己，高视阔步”。杨度在这时候虽尚未看过俞荫甫、康长素的书，就认为自己才学足以藐视此辈人，已经对他们颇为不屑了。前面已经指出，杨度的确才情横溢，年纪轻轻即已一举通过乡试，又有鸿儒名士耳提面命，遂有天下英才舍我其谁之感，自然便对康有为等人扬名天下士林颇为不服。杨度认为自己当前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地方士绅，但他认为超越康有为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余不敢轻量天下士，亦不敢妄自菲薄，有成与否，要之皓首而定”，当然他也很清楚康有为可能压根就不知道他的存在，遂又自嘲似的说：“其谓各不相知，互相藐视，或其然与？”这年十二月五日，杨度早晨尚未起床，听一位仆人说外面野桃开花，急忙起床察看，继而自笑认为这是宰相所关注的事，“牛喘气乖，宰相所惊，世方乐止，又非以山中宰相自命也”，实则心中已把自己作为未来的宰相了。
杨度胸怀大志，所思所学并非全为科考。本来他于1898（戊戌）年要赴京参加会试，按照一个普通士子的标准衡量，对这种决定自己乃至全家命运的三年才有一次的晋身机会，肯定会致力于读书应考，苦作八股了。但在1897（丁酉）年丝毫发现不了杨度为应考作准备的迹象，只是朋友欲刻拔贡卷，请他帮忙撰文，才撰一骈文应付，“久不作八股，就熟付以骈体”。不仅不练习八股时文应考，当检出以前所作的二簏八股时文时，还调侃这些时文代表国朝一代学问，但自己是“无所用之”，弃之恐误村塾，遂投之一炬。可见杨度对强调格式重于内容的时文颇不以为然，而重视真才实学，这时就已种下了他在次年会试中犯下十三场不能全骈的科场规条的种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杨度并非为功名利禄是求，而是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另一方面，也显得他过于托大，估计以自己的才学获取功名当如拾草芥般容易，实在太自负。
杨度不但不屑于作八股时文，对宋明理学亦颇不以为然。杨度在看《东华录》时，对于清朝树为天下士林楷模的理学诸臣李光地、汤斌、张履祥等并不欣赏，认为宋明理学皆为伪理学，又嘲讽“然既云理学皆此等人，无所谓真伪也”。被世人奉为圭臬、尊为文章泰斗的唐宋八大家同样不入杨度的法眼，认为自己幼时即能作出此等文章。同样他还奇怪于归有光、方苞等人竟能以文章名家，袁枚之流亦能以诗称名一世，只能怨他们同时代的文人学士过于无能只好仿效这些人了。
刘勰的《文心雕龙》倒是颇为杨度所赞赏，认为“殊多妙识”，并在日记中大量摘录精彩概要。杨度师从王闿运多年，堪称王的嫡传弟子，但他对王闿运并不盲从，与同门师兄张正旸论诗时，认为湘绮诗“灵于康乐而无其大”，不能超越齐、梁。有人把王誉为“诗之圣者”，杨度也不以此为然，客观地评价其师为“湘绮妙有诗心，由于天纵，故非明人所及”。
纵观杨度这五年的日记，可以说他与传统士绅几无二致，享受着传统绅士的特权，也尽力履行着应该承担的职责；虽然也阅读了一些谈及西学的新书，但所受影响几可忽略不计；仍然致力于传统学问，却无一般士子的酸腐和为功名是求的取向；天纵英才胸有匡国救民之大志，却又过于自负。这就是杨度在19世纪末期的思想状况，既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也反映了当时内陆普通绅士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二）乡居生活对杨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主导下的19世纪晚清社会，同以往时代一样，绅士阶层享有很多特权，特权的大小及能否有效利用与绅士本人所居住的地点有关联，绅士总倾向于移居行政驻地，因为绅士地位的上升往往与其所移居更重要的市镇有关。但也发生了不少新变化，原因在于西学的传播在通商口岸和内陆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别极大。就近代中国而言，绅士所居住的地点并不仅仅是只影响其地位的上升，更重要的是制约了其能否及时有效地了解外部的信息，从而会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杨度在赴日留学之前，大多数时间居住在湖南湘潭农村，从水路坐船到县城去须几个小时的时间，到省城长沙大约得一天多的时间。杨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之间，专程去长沙的次数并不多。1897（丁酉）年四月，杨度在长沙购买洋书数种，五月下旬时第一次翻阅《时务报》，此时距《时务报》发行已将近一年的时间。而《时务报》自问世不久，便风靡全国，普通士大夫争相自费购阅，地方大吏通令政府各部门用官款购报。就湖南而言，不仅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饬札住院诸生阅报，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是命令全省府厅州县书院订阅《时务报》。《时务报》在湖南共设有七所派报处，长沙为湖南矿务总局、校经书院等四处，此外常德、衡州共三处。长沙在1896（丙申）年下半年共销售《时务报》600 份，1897（丁酉）年上半年为 800 份，对有如此广泛影响的《时务报》，杨度竟然是在发行九个月后才看到，由此可见他对外界信息的了解是何等的闭塞和迟缓。1897（丁酉）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国夺取胶州、即墨等事，杨度是从朋友和伯父的的书信中才得以部分地了解。
居住乡间不能及时了解外界信息的缺陷，杨度并没有太介意，反而认为“山中迟于风闻，亦一乐也”。对于他所获取的极为有限的外部信息，仍根据其传统的合纵连横观念，判断时局为“四夷交侵，中国将强之时也”、“骎骎乎有向治之机矣”。为瓜分危机焦头烂额的中枢诸公，不知对杨度此论将会有如何感想。
杨度在传统经史子集中孜孜以求的时候，湖南维新运动在湘抚陈宝箴的支持和带领下正蓬蓬勃勃的开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秋浏阳算学社的成立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开始架设湖南到湖北的电线，全线竣工后，于第二年在长沙设立了电报局；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谭嗣同《仁学》撰写完稿，同年四月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大量介绍西学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自21册起改称《湘学报》）刊行）出版，同年底对湖南维新影响深远的时务学堂成立，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新局面的开始；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唐才常等在省府大吏支持下成立了南学会，这个兼学会和地方议会性质的新型学术团体，带动了全省各种学会的产生，并将湖南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以上所举均为杨度在湖南湘潭乡居时发生的，他不仅置身于这些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之外，而且这些维新事业对他也没有多少影响。举人的头衔虽然为杨度提供了与其他上层士绅交往的条件，但他资望尚浅，尚无任何令人注目的业绩，加上居住在湘潭乡村，远离全省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并没有与维新活跃人物相往还的机会。杨度这几年时相往来的人物，几乎全为王闿运门下弟子，从属于以王闿运为核心的交游网络。王闿运既没有参与湖南的这些维新活动，其思想也很少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不仅不主动汲取西学新知，反而视新学为鬼话，如有一次把两个后辈对时务的议论斥为“新学鬼话一络流”。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和交游网络，对其的思想发展乃至人生走向，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杨度这几年的思想，虽与其师略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在老师的思想笼罩之下，这样的生活情态决定了杨度当时的思想状况。
（三）杨度与梁启超的初次辩论
成为举人，只能说杨度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但还没有到达每个读书人都渴望的顶点。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杨度辞别母亲离家赴京参加会试。杨度第二天舟行至省城长沙，即向朋友探问省里的知名人物，朋友告诉他风头最健的是主讲时务学堂的梁启超，此人为康长素的弟子，杨度“正欲闻康氏之学”，“乃往访之”。 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面。这时的梁启超已经以一个天才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享誉全国，他任主笔的《时务报》成为那几年最有影响的刊物，他本人则为当时宣扬维新、倡导变法、介绍西学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正因为此，这个只有25岁的青年被聘请为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并受到湖南官绅的热烈推崇。同梁启超相比，此时杨度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子，且远离于维新大潮之外，本年正月六日见到钞电报时，尚认为电报“荒谬绝伦”，其用处是“徒以摇动人心”，就凭他的这一看法，给他扣上个“顽固保守派”的帽子恐怕也不为过。杨度抱着其传统的治国理念，鄙视萧曹，超迈管乐，正渴望着重建伊尹、吕尚治下那样的太平盛世。在这种情况下，杨度与宣扬西法倡导变革的梁启超开始了第一次思想交锋。
杨度和梁启超两人讨论了时务学堂章程和对《春秋》的不同理解，杨度原本对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颇为不屑，或许也知晓康有为曾受王门高足廖平影响的学术公案。在论辩之初，杨度即以经学大师王闿运门生的姿态居高临下，“与论《春秋》，能知圣人之非宋儒，其学盖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门者，欲为立名地耳”。当论及时务学堂章程时，对时务学堂章程先让学生各受《孟子》、继读《春秋》以合公法的规定，更是令杨度颇不以为然，遂雄辩滔滔、词气壮厉地与梁启超争论：
余谓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虽明，不能行于万国，第欲明其是非，则不合《春秋》，岂独公法一书哉。
两人有如此大的分歧毫不奇怪。梁启超以中西学并重教授学生，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对公法学作有具体说明，公法学为专门学三条目之一，分内公法和外公法，“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梁启超所说的公法已完全是在西学层面而言，是从民族国家之间互动的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的；杨度所言的公法是在传统中学层面上来说的，他仍是按照传统治乱秩序的角度来理解周边的世界。
杨度认为在这场辩论中自己完全压倒了对方，故在日记中记载梁为“初犹肆辩，后乃遁词”，为年少才美的梁启超“以《春秋》骗钱”连呼可惜。殊不知梁启超是靠他对西学的介绍及对维新的宣传所赢得的名声才得以出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认为梁是“以《春秋》骗钱”，只能说是杨度会错了意。把这场杨度颇为得意、自以为稳操胜卷的辩论称之为聋子与瞎子之间的对话恐怕亦不为过分。这次辩论几天后，杨度第二次到时务学堂时，恰逢梁启超“大病几死”，杨度颇有得意之色，认为是自己辩论压倒梁的结果，“卓如竟患疟疾，陈君移檄，何如杨子《春秋》”，或许这是他潜意识里有嫉妒梁启超的缘故。
杨度与梁启超都是少年神童、天纵英才，皆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向。而且两人治学不囿于八股时文，思维极其活跃，在思想状态上却有如此巨大差异。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两人生活环境的差异，梁启超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区，接触西学较早，且深受影响，而杨度在内陆乡村几乎没有受到西学的影响。二是两人的师友网络差别极大，梁师康有为热衷于从西学里汲取新知，思想激进，并以此传授学生，梁启超同门师弟都为对西学了解较多的人；而杨师王闿运却对西学一向拒斥，是当时很有典型性的保守人物，思想落后，与杨度相往还的同门师友都对西学所知无多。三是两人本身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有不同，但这一点就当时两人的辩论分歧而言，不是主要的，两人当时分歧的关键原因是前两点。
杨度此次赴京会试途经长沙共逗留了十二天，二月初一日适逢南学会第一次讲论之期，杨度“问其命意”，认为“亦未大谬”，但当听说讲期是“合于洋人礼拜”的每月四次，即“不禁失笑”。更令杨度颇为不屑的是南学会讲演竟然不请他的老师王闿运，遂断定南学会的讲演只不过是场“儿戏”，没有多少听讲的价值，于是就不去参加。被杨度视为儿戏的南学会，是一几乎团聚了湖南所有重要维新人物的新型政治学术团体，会员共分“议事会友”、“讲论会友”、“通信会友”三种，第一次讲演时官绅士民有300多人，省府大员不仅参加，且亲自登台宣讲，据《湘报》所载，这次的演讲有：皮锡瑞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论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谭嗣同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乔树楠讲《论公利私利之分》、陈宝箴讲《论为学必先立志》，这次讲演被《湘报》的报道者赞称为生平所未见的“三代盛仪”。
从上述杨度的言行可知，这个以“千秋王佐材”自诩的“潜龙”，不但远离于维新大潮之外，还停留于传统的思想状况。居住于内陆腹地的乡村，再加上有一个思想保守的老师王闿运，使杨度被笼罩在象征传统的王闿运的阴影之下，王闿运仍是他判断是非及高低的标准。王闿运对西学和西方科技排斥的态度，肯定会对杨度了解西学新知有相当的阻碍作用。能否走出偏僻的乡村广泛地接触西学，能否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脱离王闿运的藩篱，将会成为杨度人生及思想成长史上的界碑。
（四）会试失利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四日，杨度乘轮船离开长沙，途经上海走海路北上赴京参加会试。自长沙船行十天方至上海，杨度当夜即前往妓院访旧，但已“人面不知何处去矣”，只有“自哂多情”，并自称“坐中无妓，心中有妓”乃能不愧屋漏，方为“正心之要也”。
康有为在1879年（光绪五年）游香港时，大为叹服西洋人治国有法度，此后即不再以古旧夷狄看待西洋人。这次游览也成了康有为讲求西学的起点，看法的改变刺激了他开始认真学习西学。杨度停留上海期间，“出步夷市，电灯如月”，或许是想念妓院旧情的缘故，虽同样目睹了西方文明之盛，对他却还没有太大的思想刺激，自然仍是以古旧夷狄看待西洋人了。
杨度离开上海后，自海路又经七、八天，于二月二十七日到了北京。恰好在这天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倡导成立了保国会。此时距会试日期尚有十来天的时间，杨度拜会同乡京官，与朋友听戏游玩，倒也洒脱自在。三月八日这天会试开始，杨度接卷入号，首场为三艺，因自己三年不作八股，只得避生就熟，“三艺均以骈文了之”，在灯光帘影、万户寂然的考场中，想着各路士子在考卷上较量文彩学识，遂觉得“文场而有武营之象”。三艺之后的诗题为杨度专擅，早于其他士子作完。接着考经文，杨度照旧作了五篇骈文，早早作完后，虽然找不到同伴，杨度却也风流潇洒地独自出城听戏。最后一场考策论，杨度“只得仍以词章作骈体策”，完成了五篇策论。交卷回寓不久，听朋友说“十三艺全散与十三艺全骈皆犯科场条约”，就已自知不能中试了，但仍心存希望。一个多月后，考试结果公布，看到《题名录》上果然没有自己的名字，杨度还是难掩失望，遂嘲笑主持考试的四总裁有眼无识，慨叹自己“不遇良时空自嗟”。
毫无疑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是近代中国具有界碑性标志的一年，这一年的北京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杨度这一年前后在北京呆了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他和康梁等维新活跃人物没有任何往来，酬祚交往者多是同乡京官或士子。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杨度也渴望搏击政治风云，但所用方式与康梁差别甚大。杨度施展政治抱负的举措仍是继承传统式的“班杨之遗意”，作一寓含讽谏的《大阅赋》，照他自己的说法，“余身在此，不能无言，而直言极谏，宜于明主，昏朝以沽名则可耳，不纳则受其殃，止宜曲喻而已”。这种传统的讽谏式干政，因找不到代奏之人，他的《大阅赋》无法上达朝廷，杨度靠此博取政治名声和差使的希望也破灭了。杨度为解烦恼出游陶然亭，登高远望，“惟有黯然余照”，遥想燕王千金市骨的往事，自己“凄然有美人云端之感”。
虽然经受了此次会试失利的打击，杨度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依然信心十足。“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深信自己握有使中国转弱为强的治术宝法，但面对目前的尴尬，只好自欺欺人式的安慰自己“尧舜最苦，巢由最乐，余又不愿为伊、吕矣”。杨度颇不赞同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当得知皇上召见康有为，遂慨叹“自此有亡国之臣矣”！杨度原本就对康有为学识颇为不屑，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后，认为康有为“才足以辨伪经”，但“其识不足以治真经”。在返棹南还时，劝说此次高中榜眼的朋友夏午诒要韬光养晦，因为朝廷正在重用康有为之类的“巧人”，“露才将以取祸”。
杨度南还时经上海、过武汉，一路纵览山河之盛，聊得江湖之意趣。他目前虽落落不得志，但仍深信自己终有一展政治长才之机，“试掷腰间鹿庐剑，定作蛟龙跋浪游”。杨度自武汉北下，专程赶往时任南阳总兵的伯父处探望。在南阳总兵衙门，杨度可以较及时迅速地了解朝政大事，颇得电报这一现代化通讯工具之利。虽然他自己年初还认为电报“荒谬绝伦”、“徒以摇动人心”，此时却也安之若素地使用了。杨度对朝廷的维新举措，既非是“顽固保守”地反对，又非盲目地赞同，而是以己之见加以评论。如认为“以后不准复有教案”的谕旨，“窘谬可笑”；自己赞同废八股，却对改科举为策论的办法认为是“固愈于八股”；对于“民间如有能治洋器与著述二十万言以上者予官”的措施，颇不以为然，“洋务有何可谈？乃必二十万言”。从电报上得知皇太后垂帘训政，密旨严拿康有为，他虽一向对康不屑，却也赞赏康的勇气，“直言获罪，荣哉长素矣”。另外他对慈禧的复辟主张很不赞同，“复冗员、闭言路、复时文，又不如新政矣”，也不赞同当时多数人认为戊戌六君子死有余辜的看法，“复生等六人已为国人皆欲杀矣，余独以为未然”。听人传言是康“围园杀后”的举措导致了此次政变，认为“则长素之愚也”。在朝廷力图振作正需用人之纪，“为中国惜人才”，庆幸康逃过一死，但又把康有为的这次失败归结于自己没有教导康，“余在京时，屡欲教以谁与易之之道，未果，而长素竟败，是余之过也。”把这次康有为参与新政没有成功，设想成是自己没有给予指导的结果，幻想自己这个“骐骥”如果出山，就可以解决中国治乱兴衰的大问题，杨度也太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或许这也是政治人物通常都会犯的“政治自大症”。杨度在京时曾自谓“每一言必遭众谤”，他伯父也深知杨度好为“狂诞大言”的毛病，就告诫他在当今乱世莫谈时事，“当此时而思问世，是必名利之徒也。乱世小人自喜，而汝论多激直，大非所宜。”在杨度的伯父看来，任远之器无不谨慎小心，以“潜龙”自居的杨度自然应当小心从事，但对伯父的告诫杨度只是“任之而矣”，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在南阳住了约半年后，杨度辞归返家，路经武昌时，“数日专寻书肆，买洋务书数十种”，并托人买了皇朝三通，以至船上图书罗列，“仿佛米家船矣”。 返家后一友人致书杨度劝勿谈西学，并勉励他“乐道尧舜，风云不远”。这次北上会试的磨砺，使杨度对西学的认识已发生很大改变，不同意朋友戒谈西学的主张，于是写了一封回信详细阐明对西学的看法和自己的政治抱负：
奉惠书，猥辱明诲，周详恳至，回环持诵，感恧交集。以意逆志，若以雕虫之匪珍，启宋人之攸宝，而勉以风云非远，为天下幸，是何爱望之深，而致辞之过哉？今世士夫喜谈西务，名利所牿，亮如诲言。其高者则又摩顶放踵，以求一割，逆乎天命，冀行己志。梁子卓如，与余仅一日之雅耳，惜其才美，讽以盆成之事。今者逋逃海外，当念吾言矣夫。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也。顾以片言寸论，取上卿之位，握军机之权，书列于报章，声延于欧美，苟非其时，非所敢出。故通国之人皆曰长素可杀，而蒙仅以为至愚，惟足下知言不以为悖也。度幼嗜豪素，文章之事，窃有敝帚之宝焉。作赋云者，亦非欲雕文镂字，缋宫状猎，延洛阳之誉，拓班左之名耳。乃以贤士通经，以希致用，匡、董之后，鲜可以言，乃欲藉岛国之穷奇，遐洲之远烈，许之以伯政，衷之以王道，先民有言，礼失求野，度情而察物焉，倘亦得失之林也。…书词教以乐道尧舜，相期以有莘之事。度散材也，何足以言。然尝闻诸葛孔明躬耕南阳，仅自比于管、乐，心窃陋之。度虽不才，请事私语矣。夫何敢丧志于物化，或撄心于世网，菲薄自弃，以重知己之过哉！…
在信中杨度不甘于隐居，渴望搏击政治风云的抱负一展无遗。虽然他已认识到“兵家利器，无过西洋”，不赞成盲目地戒谈西学，但他所怀抱的治国法宝依然是传统的霸政和王道，他还没能看准时代发展的大潮，在“辍耕之事，当在何年”的追问中，他仍需要痛苦地徘徊摸索几年。
杨度才情恣肆，同侪中罕有其匹，在他十三、四岁时，他的老师王闿运就已赞其为神童。连号称一代儒宗的老师同他谈论诗文时对其识见赞不绝口，如在日记中记有，“夜与杨生谈诗，云阮诗径窄，不能平言，颇有理，向所未知也。”杨度经常与老师“同榻卧”评点天下英雄，而老师是曾同中兴诸公相往来眼空一切的大名士，耳濡目染之下，杨度也养成了恃才傲世、睥睨天下英豪的性格。王闿运对自己的爱徒倒是颇为了解，故经常告诫他“心志太大，但防颓废”，也老辣地看出了杨度眼高手低，“皙子论诗入微，及作，未能达副”。正如王闿运所指出的，杨度作诗并不能象论诗那样纵横自如，但王闿运和杨度都还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杨度实际的政治操作肯定也不会象他口头论政那样痛快淋漓，或许这也谶命似地预示着杨度未来的政治命运，虽然他论政鞭辟入微，他在现实的政治面前却照样软弱无力，不是他驾驭了政治，而是政治嘲弄了他。
（五）渐受西学熏染
自从接触洋务书后，杨度的思想逐步开始变化，但还没有对他发生太大的影响。他论学论人，仍是以能否通《春秋》经术大义为出发点，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治乱兴衰的圈子里。
杨度不仅想用《春秋》中的拨乱时务要旨来治理中国的乱世，而且还欲用中国礼教来救治西人，在他看来，没有象中国这样的礼教，西人现虽已富庶也必定会衰落。1898（戊戌）年正月，杨度劝朋友张正旸改治《春秋》，所据理由即为：
以其精于礼，而礼乐必在百年平定之后。今之西人亦已庶富，以无礼教，势将日衰，欲抱此以用世，中夏不行，必于外域。宋人章甫，易致越惊。《春秋》则皆拨乱时务之要者也，内外夏夷。六国之后，始有此全球之局。天下日益趋乱，经术将明之势，与前之不明，亦势所然耳。
有此怪论一方面是因为杨度与西学接触尚少，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太过于看重《春秋》的经世之用了。
杨度在京会试期间夜与朋友论学时，“久谈皆不能合，余谓彼迂，彼谓余诞。”因对方表示不知《春秋》，杨度遂断言对方“是必以圣人为宋儒，弊正在此矣。”接着又高扬《春秋》经义之重要以攻击宋学：
不知《春秋》则不知《通鉴》之非，故宋学易以愚人。求用于史而不于经，未有能知其大者也。
杨度看重《春秋》经义，认定“不通《春秋》，不知拨乱”。这种看法受了他老师王闿运相当大的影响，杨度曾在日记中记述王闿运的评论：
处世无经术，虽周公之材，不成一日之治。盗亦有道者，适成其为盗，非道无不在也。谋衣食自一事，学道自一事，汉唐贤臣亦只谋衣食而已，非能治也。盗不可以少贬，道家则务自贬。儒者无用，道大者莫容，不可等量而观。儒者入世，处处荆棘，由其志在功名，细人得而侮之。
在杨度眼中，“康生（指康有为——引者注）好利，不足以言经术”，已颇令杨度瞧不上了；又加上杨度认为康有为“其人心在名利，非真救世”，不仅对康有为鄙夷不屑，又进而断定康有为必败。
杨度已开始觉得有必要了解西学，但仍深信传统经术方为治国根本，若“言经术而不通，亦足偾事”。“海滨洋界之士”虽通西学，却不能倡经术，如他认为谭复生的父子平权、夫妇平权之说是假洋学，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父子向来平权，特夫妇否耳，欲其名正言顺，固必从谭议乎？”环顾天下，横比竖挑，能以经术治天下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了，“三代以下，惟余能言之，又非他人所能行也。”既然惟有自己一人才能足以通经致用，在康有为援墨入孔使“孔旨愈晦”的当下，杨度“欲不以道自任”，亦是“不可得也”的事情。
从上述杨度言论可以看出，杨度具有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自大症”，过于相信自己的识见和能力。也许每一个以匡济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人物，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总是深信不疑，这或许是他们能得以超迈于常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于自负的杨度当然有不少真知灼见。杨度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颇不以为然，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势不振之为患”，并非“异教惑人之为患”。认为康有为想把孔教推行到西洋各国以敌其侵略，是不知泰西政教两不相涉，西洋人护教的目的是推行其国力，并非乱吾孔教，何况“孔教自春秋以后，至今未明”，康有为不知己何所守即来攻伐异端，“是尤大可喷饭者矣”。杨度的这一看法颇有道理，不过即以此认定康“心在名利，非真救世”，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从日记来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闿运的《三国志赞》和《湘军志》是杨度在1899（己亥）年所读书中思索最多的。杨度虽不愿以文人的身份名扬天下，但他自认为是作史的大手笔，何况能“厕身兰台”，“亦千古盛业也”。受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影响，他开始撰写《日本传》。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称崩称诏，予以天子之礼”的写法，他认为是大谬不堪的，“大抵讲洋学人欲无乎不右洋人”，所以他仍是按照传统四裔列传的方式来写《日本传》。在他看来，“日本所求中国多宋儒书，故其人士著书谈性理者数百种，中土无其专精”，日本已成为一个“宋学之国”，讲西学的人大多钦服日本，“讲宋学者尤宜深服日本也”。对于世人认为日本学西方而强，中国未学西制独弱的看法，他并不赞同。“余谓西学与否，强弱固不在此”，指出日本传统国王与幕府之间的政治格局是日本转弱为强的重要因素，但又认为日本“不必西制，亦必强矣”，则为耳食之见了。由此可知，杨度仍是遵循“先自治而后治人，内其国而外诸夏”的《春秋》大义。他除对中外关系的看法不合时宜外，能自治方为治国大道的见解实为切中恳綮之言。杨度并不保守，积极参与农学会，认为“立会则财聚而力大”，对于这样的西人良法，“不妨效之”。
杨度认为中国与外国通商条约中准其利益均沾，而日本没有，这是中国的大病，也是中国败给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欠有国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有无生财之道，故大多数西方诸国有数倍于中国的国债，而中国独弱，其原因是中国“有债而无生财之道”。他开出的生财药方是：务财训农、通商惠工与除弊，却只字未提具体的办法和举措。
杨度在为老师的《三国志赞》作注时，论列三国人物常使他心生感叹。躬耕垄亩时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的诸葛孔明，是他颇为不屑的人，但不善用兵的诸葛竟也能名垂宇宙，真正善于用兵的周瑜却早死，这也只能让他无奈地追问：“功名之会，岂非命欤？”于是未免心生感慨，彷徨叹息自己修名不立。不过在与他的老师王闿运论时事“纵谈彻晓”后，又“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王闿运认为“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把杨度比作胡林翼，把自己的另一得意门生比作曾国藩，使杨度重新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表示“合手办事，知必有济”。
或许是老师把自己比作胡林翼的缘故，杨度在看《湘军志》时，总是对胡推誉倍至，认为胡才略气度均为中兴名将之首，曾左李诸人所不及，“看胡文忠遗书，以三十里巡抚而成大功，以湖北一省之地而养兵数万，应援不绝，盖奇才也。”“至其谨事总督，推美受过，曾（指曾国藩——引者）不能也。”“安庆既克之后，东南争鹜于功名，而胡公不见其盛，不为其易，天时人事，独任其难，曾（指曾国藩）有土而不之治，此其所以不及也。左（指左宗棠）、李（指李鸿章）登场最晚，皆所谓自兹巧懦，遂成功名者也。”杨度对曾左李诸公的评价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治国抱负。
1900（庚子）年是晚清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等诸多重大事件，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与政局的走向。杨度此时远离政局动荡的漩涡中心之外，尚为身处田间的湖南一布衣，他所了解的很多信息是道听途说辗转得来的，因而他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很不准确，有时还显得相当的可笑。如杨度认为义和团将战胜八国侵略军，“吾策洋人之必败”。他所担心的是无法安置击败洋人的义和团，“倚功恃众，无以封之，外侮既退，彼生心矣。天下之揭竿而起者皆其党也。”很显然杨度的这些判断距离事实的真相太远。当停战议和的消息传来，杨度积极为即将奔赴行在的好友夏午诒出谋划策，“度天下大事，为朝廷计，惟合川楚为一家，乃可有为。以川之财，济楚之兵，则富强甲天下矣。”杨度对自己的谋略虽相当自负，而这其实只是毫无实际可行性的大言空论。
1900（庚子）年的晚清政局凋敝破落，灾难频仍。这一年的杨度由于志业抱负无由施展而郁郁寡欢，个人生活相当的不如意。或许是 1898（戊戌）年会试败北，功名富贵遥遥无期，杨度的母亲也变得格外严厉，经常斥责他。有一次杨度因夏日酷暑辍课，遂在一天中遭受母亲的两次“怒责”，“以年将三十，迄无成立，闻之悲悚。”杨度因父亲早逝，寡母含辛茹苦抚养三兄妹长大成人，自小即对母亲极为孝敬。杨度因自己“修名不立”，惹母亲不快，心情甚是苦闷彷徨，“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不管杨度自以为才能如何超迈常人，但在他没有取得让母亲满意的功业之前，看来遭受斥责是避免不了的。早晨起床稍晚了一会，“母甚怒，泣谢乃解。”晚上睡觉时慨叹居贫无以养亲，既无法让母亲高兴，自己也无颜面以立于天下。“夜睡梦啼醒，遂于邑不能自止。”天明时虽非常疲劳，怕又因晚起惹母亲生气，“遂收泪而起。”
蜗居乡间，哀叹自己是“英俊沉下僚”的杨度，在寻求着一展长才的机会。同前几年相比，杨度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存杨度1900（庚子）年的日记虽只有半年，却已充分表明杨度对西学具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年八月份杨度翻阅了广东名儒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认为“颇多通论”，不仅认真地阅读思考，而且在日记中作了大量的抄录。对勘《杨度日记》和《无邪堂答问》可以清楚地看出，杨度在日记中抄录的全部是有关新学的内容，属于传统学问方面的内容一概没有抄录。朱一新讨论西学、西法以及具有大量新知识的边防舆地之学的部分，无一例外地都引起了杨度的兴趣，他几乎把这些内容全文抄入日记。如近两万字的《论景教流行中国碑》，杨度一字不落的抄在日记里。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引用的许多书籍可能是杨度以前从未看到的，譬如《外国地理备考》、《瀛环志略》、《海国图志》、《航海述奇》、《外国史略》、《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史记》、《中西纪事》、《几何原本》、《指迷阐原》等。朱一新认为西学和西教源出中土的看法，以及他对西方民主和铁路作用等许多问题的评论，有些不仅不正确，而且还显得相当的荒谬，但这也恰恰适合杨度当时的接受水平。即便朱一新的西学知识并不高明，《无邪堂答问》中所谈论的这些西学观念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对杨度的思想肯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自此之后，杨度对西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杨度的伯母携堂弟等人返乡居住以躲避战乱，杨度在家设塾出任两位堂弟的老师，他不仅积极地向懂得英文的堂弟学习英文字母，还同堂弟一起向延聘来教导堂弟的老师学习算术和开平方，赞叹算术“其理玄邃，不可思议矣。”杨度受西学的影响愈来愈大，开始向脱离传统学问藩篱的路上迅跑。
§§第二章 由传统士绅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
从杨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这五年间的日记来看，杨度除戊戌（1898）年北上赴京参加会试离家近一年外，其余时间均在家乡居。他平时主要的活动或是从王闿运问学，或是在家读书治学、临贴写大卷，或是与同乡及邻近的其它友人论学交游。
根据《杨度日记》记载，1896（丙申）年杨度读的书主要有：《八代诗选》、《王壮武公年谱》、《皇清经解》、杜诗、《说文》、《史记》、《春秋》、《初唐诗》、《汉书》、《真西山集》、武英殿丛书内《清汉对音》、《帝范》、《意林》、《易纬》等数种、《傅子》、《续后汉书》、《国策》、《诗经》、《国策》、《仪礼》、《国语》、《灵鹣阁丛书》、《西江杂诗》、《隋书》等，这些书都属于传统经史子集的范围。在这一年杨度既没有读任何西学新书，也很少关注维新之类的事情，只在五月二十三日记有：“近有上谕颁行，各省书院算学、格致各派二生，长沙已设洋学堂，此盖乡学遍行之渐”，八月二日：“饭后，泛湘觅舟，乃常宁矿务局银砂入省者，问其省城总局及各省分局，多孝廉秀才主之。日得银数十两，经济在是矣”，十二月十六日：“夜记清与倭奴战事”。
杨度在传统经史子集中最为关注的当是《春秋》一书。1896（丙申）年日记中多处记载他抄录《春秋》、读《春秋》、评《春秋》，向王闿运请业时问《春秋》，与朋友谈《春秋》，撰写了春秋卒葬表、春秋年表，在五月三日并有如下评论：春秋内治诸夏，以及夷狄，…凡以内不自治，无以治人，夷狄有君，中夏之耻。故亡国待之以初，而许夷狄不一而足。所谓王者欲一乎天下，必自近者始也。他的评论充分反映了1896年的杨度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天下主义之下的夷狄观，对清政府已被迫逐渐接受，一些开明士绅和维新官员已经了解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无所知。
翻检杨度1897（丁酉）年日记，他在读书治学方面似不如去年用功，这年日记中所纪录的读书数量和次数均明显少于1896（丙申）年。该年他所读的书籍主要有：《春秋》、《说文》、王湘绮《汉书》及《后汉书》评点本、《时务报》、顾亭林《音学五书》、《水经注》、《古韵通说》、《毛诗》、《东华录》、刘勰《文心雕龙》等。在这一年《春秋》依然是他阅读思考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书。似乎是从这年开始杨度接触了一些新学书籍，四月至长沙时到书肆“买得洋书数种”，在共赏书局买二十种书，不知有没有洋书。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年五月二十一日认真阅看了《时务报》，并作了大量摘录，这或许是他大量了解新知识新信息的开始，可能也是第一次知晓广东举人梁启超的名字。另外，他的朋友郭葆生赠给他西文地图股票一张，萨鄂送给他自己所画的地球扇，估计也会启发他对西方地理知识的了解，但从日记可以看出，他更为关注的是考辨《水经注》。
1897（丁酉）年二月，在当地号称才女的杨度妹妹杨庄嫁给了王闿运的第四子王代懿，这样杨度与王闿运在师徒关系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亲戚关系。可惜这桩联姻并非皆大欢喜，同杨度相若，杨庄也才华横溢，对才思不如自己的丈夫显得略有傲慢。王代懿积羞成怒，使用家庭暴力，酿成一场婚变。杨度在日记中记载这件事为：
王郎谓妇不妇，则宜遣归，季姬谓夫不夫，亦当下堂求去。二人均无言，而夫日横，妇日傲，其势将终决裂。
王闿运为了家庭和睦，鞭打儿子责其无能，借以安慰儿媳。杨度虽嘲笑妹婿“不知教妇以礼，而逞其蛮，则又可怜”，但也想出了解决此事的好方法，即先以母亲的名义迎接季姬回家看母，此时两人尚未决绝，过一段时间后尚可复合，并谓此为“拨乱反正之法也”，这个办法也得到了其师王闿运的赞同。杨度在处理这场家事时，援引《春秋》经义：
《春秋》与君臣贤曹羁有去之义，来归常事，义绝则去之，无强合之烈女也认为夫妇相处，离合应按照义的准则，即“合则留不合则去”，并评论说若按照宋儒的标准，这样的疙瘩就无法解开。杨度在这件事情上的思想和态度，体现了鲜明的反宋学色彩。在“三纲五常”说深为多数人所信服的时代，他的态度无疑非常开明，就此而言即便是现在也不落后。杨度也认识到自己观念的惊世骇俗，自谓是“自宋学入人深，此论鲜不惊俗矣”。
杨度在 1896（丙申）年时个人抱负并没有太多展露，只在读《王壮武公年谱》时，流露出对中兴诸公的慷慨任义有向往之心，与朋友同榻睡觉的时候“旷论形势，几欲起舞”。
到1897（丁酉）年后，杨度显得颇为踌躇满志，与朋友聊天时“露才扬己，高视阔步”。杨度在这时候虽尚未看过俞荫甫、康长素的书，就认为自己才学足以藐视此辈人，已经对他们颇为不屑了。前面已经指出，杨度的确才情横溢，年纪轻轻即已一举通过乡试，又有鸿儒名士耳提面命，遂有天下英才舍我其谁之感，自然便对康有为等人扬名天下士林颇为不服。杨度认为自己当前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地方士绅，但他认为超越康有为辈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余不敢轻量天下士，亦不敢妄自菲薄，有成与否，要之皓首而定”，当然他也很清楚康有为可能压根就不知道他的存在，遂又自嘲似的说：“其谓各不相知，互相藐视，或其然与？”这年十二月五日，杨度早晨尚未起床，听一位仆人说外面野桃开花，急忙起床察看，继而自笑认为这是宰相所关注的事，“牛喘气乖，宰相所惊，世方乐止，又非以山中宰相自命也”，实则心中已把自己作为未来的宰相了。
杨度胸怀大志，所思所学并非全为科考。本来他于1898（戊戌）年要赴京参加会试，按照一个普通士子的标准衡量，对这种决定自己乃至全家命运的三年才有一次的晋身机会，肯定会致力于读书应考，苦作八股了。但在1897（丁酉）年丝毫发现不了杨度为应考作准备的迹象，只是朋友欲刻拔贡卷，请他帮忙撰文，才撰一骈文应付，“久不作八股，就熟付以骈体”。不仅不练习八股时文应考，当检出以前所作的二簏八股时文时，还调侃这些时文代表国朝一代学问，但自己是“无所用之”，弃之恐误村塾，遂投之一炬。可见杨度对强调格式重于内容的时文颇不以为然，而重视真才实学，这时就已种下了他在次年会试中犯下十三场不能全骈的科场规条的种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杨度并非为功名利禄是求，而是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另一方面，也显得他过于托大，估计以自己的才学获取功名当如拾草芥般容易，实在太自负。
杨度不但不屑于作八股时文，对宋明理学亦颇不以为然。杨度在看《东华录》时，对于清朝树为天下士林楷模的理学诸臣李光地、汤斌、张履祥等并不欣赏，认为宋明理学皆为伪理学，又嘲讽“然既云理学皆此等人，无所谓真伪也”。被世人奉为圭臬、尊为文章泰斗的唐宋八大家同样不入杨度的法眼，认为自己幼时即能作出此等文章。同样他还奇怪于归有光、方苞等人竟能以文章名家，袁枚之流亦能以诗称名一世，只能怨他们同时代的文人学士过于无能只好仿效这些人了。
刘勰的《文心雕龙》倒是颇为杨度所赞赏，认为“殊多妙识”，并在日记中大量摘录精彩概要。杨度师从王闿运多年，堪称王的嫡传弟子，但他对王闿运并不盲从，与同门师兄张正旸论诗时，认为湘绮诗“灵于康乐而无其大”，不能超越齐、梁。有人把王誉为“诗之圣者”，杨度也不以此为然，客观地评价其师为“湘绮妙有诗心，由于天纵，故非明人所及”。
纵观杨度这五年的日记，可以说他与传统士绅几无二致，享受着传统绅士的特权，也尽力履行着应该承担的职责；虽然也阅读了一些谈及西学的新书，但所受影响几可忽略不计；仍然致力于传统学问，却无一般士子的酸腐和为功名是求的取向；天纵英才胸有匡国救民之大志，却又过于自负。这就是杨度在19世纪末期的思想状况，既有他自己的鲜明特色，也反映了当时内陆普通绅士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二）乡居生活对杨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主导下的19世纪晚清社会，同以往时代一样，绅士阶层享有很多特权，特权的大小及能否有效利用与绅士本人所居住的地点有关联，绅士总倾向于移居行政驻地，因为绅士地位的上升往往与其所移居更重要的市镇有关。但也发生了不少新变化，原因在于西学的传播在通商口岸和内陆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别极大。就近代中国而言，绅士所居住的地点并不仅仅是只影响其地位的上升，更重要的是制约了其能否及时有效地了解外部的信息，从而会在根本上决定了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
杨度在赴日留学之前，大多数时间居住在湖南湘潭农村，从水路坐船到县城去须几个小时的时间，到省城长沙大约得一天多的时间。杨度自1896（丙申）年到1900（庚子）年之间，专程去长沙的次数并不多。1897（丁酉）年四月，杨度在长沙购买洋书数种，五月下旬时第一次翻阅《时务报》，此时距《时务报》发行已将近一年的时间。而《时务报》自问世不久，便风靡全国，普通士大夫争相自费购阅，地方大吏通令政府各部门用官款购报。就湖南而言，不仅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饬札住院诸生阅报，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是命令全省府厅州县书院订阅《时务报》。《时务报》在湖南共设有七所派报处，长沙为湖南矿务总局、校经书院等四处，此外常德、衡州共三处。长沙在1896（丙申）年下半年共销售《时务报》600 份，1897（丁酉）年上半年为 800 份，对有如此广泛影响的《时务报》，杨度竟然是在发行九个月后才看到，由此可见他对外界信息的了解是何等的闭塞和迟缓。1897（丁酉）年下半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国夺取胶州、即墨等事，杨度是从朋友和伯父的的书信中才得以部分地了解。
居住乡间不能及时了解外界信息的缺陷，杨度并没有太介意，反而认为“山中迟于风闻，亦一乐也”。对于他所获取的极为有限的外部信息，仍根据其传统的合纵连横观念，判断时局为“四夷交侵，中国将强之时也”、“骎骎乎有向治之机矣”。为瓜分危机焦头烂额的中枢诸公，不知对杨度此论将会有如何感想。
杨度在传统经史子集中孜孜以求的时候，湖南维新运动在湘抚陈宝箴的支持和带领下正蓬蓬勃勃的开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秋浏阳算学社的成立揭开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序幕，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开始架设湖南到湖北的电线，全线竣工后，于第二年在长沙设立了电报局；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谭嗣同《仁学》撰写完稿，同年四月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大量介绍西学的《湘学报》（原名《湘学新报》，自21册起改称《湘学报》）刊行）出版，同年底对湖南维新影响深远的时务学堂成立，标志着湖南维新运动新局面的开始；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初谭嗣同、唐才常等在省府大吏支持下成立了南学会，这个兼学会和地方议会性质的新型学术团体，带动了全省各种学会的产生，并将湖南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以上所举均为杨度在湖南湘潭乡居时发生的，他不仅置身于这些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之外，而且这些维新事业对他也没有多少影响。举人的头衔虽然为杨度提供了与其他上层士绅交往的条件，但他资望尚浅，尚无任何令人注目的业绩，加上居住在湘潭乡村，远离全省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并没有与维新活跃人物相往还的机会。杨度这几年时相往来的人物，几乎全为王闿运门下弟子，从属于以王闿运为核心的交游网络。王闿运既没有参与湖南的这些维新活动，其思想也很少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他不仅不主动汲取西学新知，反而视新学为鬼话，如有一次把两个后辈对时务的议论斥为“新学鬼话一络流”。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和交游网络，对其的思想发展乃至人生走向，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杨度这几年的思想，虽与其师略有不同，但基本上还是在老师的思想笼罩之下，这样的生活情态决定了杨度当时的思想状况。
（三）杨度与梁启超的初次辩论
成为举人，只能说杨度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但还没有到达每个读书人都渴望的顶点。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杨度辞别母亲离家赴京参加会试。杨度第二天舟行至省城长沙，即向朋友探问省里的知名人物，朋友告诉他风头最健的是主讲时务学堂的梁启超，此人为康长素的弟子，杨度“正欲闻康氏之学”，“乃往访之”。 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面。这时的梁启超已经以一个天才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享誉全国，他任主笔的《时务报》成为那几年最有影响的刊物，他本人则为当时宣扬维新、倡导变法、介绍西学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正因为此，这个只有25岁的青年被聘请为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并受到湖南官绅的热烈推崇。同梁启超相比，此时杨度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士子，且远离于维新大潮之外，本年正月六日见到钞电报时，尚认为电报“荒谬绝伦”，其用处是“徒以摇动人心”，就凭他的这一看法，给他扣上个“顽固保守派”的帽子恐怕也不为过。杨度抱着其传统的治国理念，鄙视萧曹，超迈管乐，正渴望着重建伊尹、吕尚治下那样的太平盛世。在这种情况下，杨度与宣扬西法倡导变革的梁启超开始了第一次思想交锋。
杨度和梁启超两人讨论了时务学堂章程和对《春秋》的不同理解，杨度原本对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颇为不屑，或许也知晓康有为曾受王门高足廖平影响的学术公案。在论辩之初，杨度即以经学大师王闿运门生的姿态居高临下，“与论《春秋》，能知圣人之非宋儒，其学盖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门者，欲为立名地耳”。当论及时务学堂章程时，对时务学堂章程先让学生各受《孟子》、继读《春秋》以合公法的规定，更是令杨度颇不以为然，遂雄辩滔滔、词气壮厉地与梁启超争论：
余谓公法之不合《春秋》者多矣，即以《春秋》正之，是非虽明，不能行于万国，第欲明其是非，则不合《春秋》，岂独公法一书哉。
两人有如此大的分歧毫不奇怪。梁启超以中西学并重教授学生，在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中对公法学作有具体说明，公法学为专门学三条目之一，分内公法和外公法，“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梁启超所说的公法已完全是在西学层面而言，是从民族国家之间互动的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的；杨度所言的公法是在传统中学层面上来说的，他仍是按照传统治乱秩序的角度来理解周边的世界。
杨度认为在这场辩论中自己完全压倒了对方，故在日记中记载梁为“初犹肆辩，后乃遁词”，为年少才美的梁启超“以《春秋》骗钱”连呼可惜。殊不知梁启超是靠他对西学的介绍及对维新的宣传所赢得的名声才得以出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认为梁是“以《春秋》骗钱”，只能说是杨度会错了意。把这场杨度颇为得意、自以为稳操胜卷的辩论称之为聋子与瞎子之间的对话恐怕亦不为过分。这次辩论几天后，杨度第二次到时务学堂时，恰逢梁启超“大病几死”，杨度颇有得意之色，认为是自己辩论压倒梁的结果，“卓如竟患疟疾，陈君移檄，何如杨子《春秋》”，或许这是他潜意识里有嫉妒梁启超的缘故。
杨度与梁启超都是少年神童、天纵英才，皆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向。而且两人治学不囿于八股时文，思维极其活跃，在思想状态上却有如此巨大差异。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两人生活环境的差异，梁启超在沿海通商口岸地区，接触西学较早，且深受影响，而杨度在内陆乡村几乎没有受到西学的影响。二是两人的师友网络差别极大，梁师康有为热衷于从西学里汲取新知，思想激进，并以此传授学生，梁启超同门师弟都为对西学了解较多的人；而杨师王闿运却对西学一向拒斥，是当时很有典型性的保守人物，思想落后，与杨度相往还的同门师友都对西学所知无多。三是两人本身就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有不同，但这一点就当时两人的辩论分歧而言，不是主要的，两人当时分歧的关键原因是前两点。
杨度此次赴京会试途经长沙共逗留了十二天，二月初一日适逢南学会第一次讲论之期，杨度“问其命意”，认为“亦未大谬”，但当听说讲期是“合于洋人礼拜”的每月四次，即“不禁失笑”。更令杨度颇为不屑的是南学会讲演竟然不请他的老师王闿运，遂断定南学会的讲演只不过是场“儿戏”，没有多少听讲的价值，于是就不去参加。被杨度视为儿戏的南学会，是一几乎团聚了湖南所有重要维新人物的新型政治学术团体，会员共分“议事会友”、“讲论会友”、“通信会友”三种，第一次讲演时官绅士民有300多人，省府大员不仅参加，且亲自登台宣讲，据《湘报》所载，这次的演讲有：皮锡瑞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论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谭嗣同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乔树楠讲《论公利私利之分》、陈宝箴讲《论为学必先立志》，这次讲演被《湘报》的报道者赞称为生平所未见的“三代盛仪”。
从上述杨度的言行可知，这个以“千秋王佐材”自诩的“潜龙”，不但远离于维新大潮之外，还停留于传统的思想状况。居住于内陆腹地的乡村，再加上有一个思想保守的老师王闿运，使杨度被笼罩在象征传统的王闿运的阴影之下，王闿运仍是他判断是非及高低的标准。王闿运对西学和西方科技排斥的态度，肯定会对杨度了解西学新知有相当的阻碍作用。能否走出偏僻的乡村广泛地接触西学，能否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脱离王闿运的藩篱，将会成为杨度人生及思想成长史上的界碑。
（四）会试失利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四日，杨度乘轮船离开长沙，途经上海走海路北上赴京参加会试。自长沙船行十天方至上海，杨度当夜即前往妓院访旧，但已“人面不知何处去矣”，只有“自哂多情”，并自称“坐中无妓，心中有妓”乃能不愧屋漏，方为“正心之要也”。
康有为在1879年（光绪五年）游香港时，大为叹服西洋人治国有法度，此后即不再以古旧夷狄看待西洋人。这次游览也成了康有为讲求西学的起点，看法的改变刺激了他开始认真学习西学。杨度停留上海期间，“出步夷市，电灯如月”，或许是想念妓院旧情的缘故，虽同样目睹了西方文明之盛，对他却还没有太大的思想刺激，自然仍是以古旧夷狄看待西洋人了。
杨度离开上海后，自海路又经七、八天，于二月二十七日到了北京。恰好在这天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倡导成立了保国会。此时距会试日期尚有十来天的时间，杨度拜会同乡京官，与朋友听戏游玩，倒也洒脱自在。三月八日这天会试开始，杨度接卷入号，首场为三艺，因自己三年不作八股，只得避生就熟，“三艺均以骈文了之”，在灯光帘影、万户寂然的考场中，想着各路士子在考卷上较量文彩学识，遂觉得“文场而有武营之象”。三艺之后的诗题为杨度专擅，早于其他士子作完。接着考经文，杨度照旧作了五篇骈文，早早作完后，虽然找不到同伴，杨度却也风流潇洒地独自出城听戏。最后一场考策论，杨度“只得仍以词章作骈体策”，完成了五篇策论。交卷回寓不久，听朋友说“十三艺全散与十三艺全骈皆犯科场条约”，就已自知不能中试了，但仍心存希望。一个多月后，考试结果公布，看到《题名录》上果然没有自己的名字，杨度还是难掩失望，遂嘲笑主持考试的四总裁有眼无识，慨叹自己“不遇良时空自嗟”。
毫无疑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是近代中国具有界碑性标志的一年，这一年的北京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杨度这一年前后在北京呆了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他和康梁等维新活跃人物没有任何往来，酬祚交往者多是同乡京官或士子。同康有为、梁启超一样，杨度也渴望搏击政治风云，但所用方式与康梁差别甚大。杨度施展政治抱负的举措仍是继承传统式的“班杨之遗意”，作一寓含讽谏的《大阅赋》，照他自己的说法，“余身在此，不能无言，而直言极谏，宜于明主，昏朝以沽名则可耳，不纳则受其殃，止宜曲喻而已”。这种传统的讽谏式干政，因找不到代奏之人，他的《大阅赋》无法上达朝廷，杨度靠此博取政治名声和差使的希望也破灭了。杨度为解烦恼出游陶然亭，登高远望，“惟有黯然余照”，遥想燕王千金市骨的往事，自己“凄然有美人云端之感”。
虽然经受了此次会试失利的打击，杨度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依然信心十足。“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深信自己握有使中国转弱为强的治术宝法，但面对目前的尴尬，只好自欺欺人式的安慰自己“尧舜最苦，巢由最乐，余又不愿为伊、吕矣”。杨度颇不赞同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当得知皇上召见康有为，遂慨叹“自此有亡国之臣矣”！杨度原本就对康有为学识颇为不屑，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后，认为康有为“才足以辨伪经”，但“其识不足以治真经”。在返棹南还时，劝说此次高中榜眼的朋友夏午诒要韬光养晦，因为朝廷正在重用康有为之类的“巧人”，“露才将以取祸”。
杨度南还时经上海、过武汉，一路纵览山河之盛，聊得江湖之意趣。他目前虽落落不得志，但仍深信自己终有一展政治长才之机，“试掷腰间鹿庐剑，定作蛟龙跋浪游”。杨度自武汉北下，专程赶往时任南阳总兵的伯父处探望。在南阳总兵衙门，杨度可以较及时迅速地了解朝政大事，颇得电报这一现代化通讯工具之利。虽然他自己年初还认为电报“荒谬绝伦”、“徒以摇动人心”，此时却也安之若素地使用了。杨度对朝廷的维新举措，既非是“顽固保守”地反对，又非盲目地赞同，而是以己之见加以评论。如认为“以后不准复有教案”的谕旨，“窘谬可笑”；自己赞同废八股，却对改科举为策论的办法认为是“固愈于八股”；对于“民间如有能治洋器与著述二十万言以上者予官”的措施，颇不以为然，“洋务有何可谈？乃必二十万言”。从电报上得知皇太后垂帘训政，密旨严拿康有为，他虽一向对康不屑，却也赞赏康的勇气，“直言获罪，荣哉长素矣”。另外他对慈禧的复辟主张很不赞同，“复冗员、闭言路、复时文，又不如新政矣”，也不赞同当时多数人认为戊戌六君子死有余辜的看法，“复生等六人已为国人皆欲杀矣，余独以为未然”。听人传言是康“围园杀后”的举措导致了此次政变，认为“则长素之愚也”。在朝廷力图振作正需用人之纪，“为中国惜人才”，庆幸康逃过一死，但又把康有为的这次失败归结于自己没有教导康，“余在京时，屡欲教以谁与易之之道，未果，而长素竟败，是余之过也。”把这次康有为参与新政没有成功，设想成是自己没有给予指导的结果，幻想自己这个“骐骥”如果出山，就可以解决中国治乱兴衰的大问题，杨度也太过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了，或许这也是政治人物通常都会犯的“政治自大症”。杨度在京时曾自谓“每一言必遭众谤”，他伯父也深知杨度好为“狂诞大言”的毛病，就告诫他在当今乱世莫谈时事，“当此时而思问世，是必名利之徒也。乱世小人自喜，而汝论多激直，大非所宜。”在杨度的伯父看来，任远之器无不谨慎小心，以“潜龙”自居的杨度自然应当小心从事，但对伯父的告诫杨度只是“任之而矣”，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在南阳住了约半年后，杨度辞归返家，路经武昌时，“数日专寻书肆，买洋务书数十种”，并托人买了皇朝三通，以至船上图书罗列，“仿佛米家船矣”。 返家后一友人致书杨度劝勿谈西学，并勉励他“乐道尧舜，风云不远”。这次北上会试的磨砺，使杨度对西学的认识已发生很大改变，不同意朋友戒谈西学的主张，于是写了一封回信详细阐明对西学的看法和自己的政治抱负：
奉惠书，猥辱明诲，周详恳至，回环持诵，感恧交集。以意逆志，若以雕虫之匪珍，启宋人之攸宝，而勉以风云非远，为天下幸，是何爱望之深，而致辞之过哉？今世士夫喜谈西务，名利所牿，亮如诲言。其高者则又摩顶放踵，以求一割，逆乎天命，冀行己志。梁子卓如，与余仅一日之雅耳，惜其才美，讽以盆成之事。今者逋逃海外，当念吾言矣夫。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也。顾以片言寸论，取上卿之位，握军机之权，书列于报章，声延于欧美，苟非其时，非所敢出。故通国之人皆曰长素可杀，而蒙仅以为至愚，惟足下知言不以为悖也。度幼嗜豪素，文章之事，窃有敝帚之宝焉。作赋云者，亦非欲雕文镂字，缋宫状猎，延洛阳之誉，拓班左之名耳。乃以贤士通经，以希致用，匡、董之后，鲜可以言，乃欲藉岛国之穷奇，遐洲之远烈，许之以伯政，衷之以王道，先民有言，礼失求野，度情而察物焉，倘亦得失之林也。…书词教以乐道尧舜，相期以有莘之事。度散材也，何足以言。然尝闻诸葛孔明躬耕南阳，仅自比于管、乐，心窃陋之。度虽不才，请事私语矣。夫何敢丧志于物化，或撄心于世网，菲薄自弃，以重知己之过哉！…
在信中杨度不甘于隐居，渴望搏击政治风云的抱负一展无遗。虽然他已认识到“兵家利器，无过西洋”，不赞成盲目地戒谈西学，但他所怀抱的治国法宝依然是传统的霸政和王道，他还没能看准时代发展的大潮，在“辍耕之事，当在何年”的追问中，他仍需要痛苦地徘徊摸索几年。
杨度才情恣肆，同侪中罕有其匹，在他十三、四岁时，他的老师王闿运就已赞其为神童。连号称一代儒宗的老师同他谈论诗文时对其识见赞不绝口，如在日记中记有，“夜与杨生谈诗，云阮诗径窄，不能平言，颇有理，向所未知也。”杨度经常与老师“同榻卧”评点天下英雄，而老师是曾同中兴诸公相往来眼空一切的大名士，耳濡目染之下，杨度也养成了恃才傲世、睥睨天下英豪的性格。王闿运对自己的爱徒倒是颇为了解，故经常告诫他“心志太大，但防颓废”，也老辣地看出了杨度眼高手低，“皙子论诗入微，及作，未能达副”。正如王闿运所指出的，杨度作诗并不能象论诗那样纵横自如，但王闿运和杨度都还没有认识到的一点是，杨度实际的政治操作肯定也不会象他口头论政那样痛快淋漓，或许这也谶命似地预示着杨度未来的政治命运，虽然他论政鞭辟入微，他在现实的政治面前却照样软弱无力，不是他驾驭了政治，而是政治嘲弄了他。
（五）渐受西学熏染
自从接触洋务书后，杨度的思想逐步开始变化，但还没有对他发生太大的影响。他论学论人，仍是以能否通《春秋》经术大义为出发点，他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治乱兴衰的圈子里。
杨度不仅想用《春秋》中的拨乱时务要旨来治理中国的乱世，而且还欲用中国礼教来救治西人，在他看来，没有象中国这样的礼教，西人现虽已富庶也必定会衰落。1898（戊戌）年正月，杨度劝朋友张正旸改治《春秋》，所据理由即为：
以其精于礼，而礼乐必在百年平定之后。今之西人亦已庶富，以无礼教，势将日衰，欲抱此以用世，中夏不行，必于外域。宋人章甫，易致越惊。《春秋》则皆拨乱时务之要者也，内外夏夷。六国之后，始有此全球之局。天下日益趋乱，经术将明之势，与前之不明，亦势所然耳。
有此怪论一方面是因为杨度与西学接触尚少，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太过于看重《春秋》的经世之用了。
杨度在京会试期间夜与朋友论学时，“久谈皆不能合，余谓彼迂，彼谓余诞。”因对方表示不知《春秋》，杨度遂断言对方“是必以圣人为宋儒，弊正在此矣。”接着又高扬《春秋》经义之重要以攻击宋学：
不知《春秋》则不知《通鉴》之非，故宋学易以愚人。求用于史而不于经，未有能知其大者也。
杨度看重《春秋》经义，认定“不通《春秋》，不知拨乱”。这种看法受了他老师王闿运相当大的影响，杨度曾在日记中记述王闿运的评论：
处世无经术，虽周公之材，不成一日之治。盗亦有道者，适成其为盗，非道无不在也。谋衣食自一事，学道自一事，汉唐贤臣亦只谋衣食而已，非能治也。盗不可以少贬，道家则务自贬。儒者无用，道大者莫容，不可等量而观。儒者入世，处处荆棘，由其志在功名，细人得而侮之。
在杨度眼中，“康生（指康有为——引者注）好利，不足以言经术”，已颇令杨度瞧不上了；又加上杨度认为康有为“其人心在名利，非真救世”，不仅对康有为鄙夷不屑，又进而断定康有为必败。
杨度已开始觉得有必要了解西学，但仍深信传统经术方为治国根本，若“言经术而不通，亦足偾事”。“海滨洋界之士”虽通西学，却不能倡经术，如他认为谭复生的父子平权、夫妇平权之说是假洋学，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中国父子向来平权，特夫妇否耳，欲其名正言顺，固必从谭议乎？”环顾天下，横比竖挑，能以经术治天下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了，“三代以下，惟余能言之，又非他人所能行也。”既然惟有自己一人才能足以通经致用，在康有为援墨入孔使“孔旨愈晦”的当下，杨度“欲不以道自任”，亦是“不可得也”的事情。
从上述杨度言论可以看出，杨度具有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自大症”，过于相信自己的识见和能力。也许每一个以匡济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人物，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总是深信不疑，这或许是他们能得以超迈于常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过于自负的杨度当然有不少真知灼见。杨度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颇不以为然，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势不振之为患”，并非“异教惑人之为患”。认为康有为想把孔教推行到西洋各国以敌其侵略，是不知泰西政教两不相涉，西洋人护教的目的是推行其国力，并非乱吾孔教，何况“孔教自春秋以后，至今未明”，康有为不知己何所守即来攻伐异端，“是尤大可喷饭者矣”。杨度的这一看法颇有道理，不过即以此认定康“心在名利，非真救世”，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从日记来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王闿运的《三国志赞》和《湘军志》是杨度在1899（己亥）年所读书中思索最多的。杨度虽不愿以文人的身份名扬天下，但他自认为是作史的大手笔，何况能“厕身兰台”，“亦千古盛业也”。受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影响，他开始撰写《日本传》。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称崩称诏，予以天子之礼”的写法，他认为是大谬不堪的，“大抵讲洋学人欲无乎不右洋人”，所以他仍是按照传统四裔列传的方式来写《日本传》。在他看来，“日本所求中国多宋儒书，故其人士著书谈性理者数百种，中土无其专精”，日本已成为一个“宋学之国”，讲西学的人大多钦服日本，“讲宋学者尤宜深服日本也”。对于世人认为日本学西方而强，中国未学西制独弱的看法，他并不赞同。“余谓西学与否，强弱固不在此”，指出日本传统国王与幕府之间的政治格局是日本转弱为强的重要因素，但又认为日本“不必西制，亦必强矣”，则为耳食之见了。由此可知，杨度仍是遵循“先自治而后治人，内其国而外诸夏”的《春秋》大义。他除对中外关系的看法不合时宜外，能自治方为治国大道的见解实为切中恳綮之言。杨度并不保守，积极参与农学会，认为“立会则财聚而力大”，对于这样的西人良法，“不妨效之”。
杨度认为中国与外国通商条约中准其利益均沾，而日本没有，这是中国的大病，也是中国败给日本的重要原因之一。欠有国债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有无生财之道，故大多数西方诸国有数倍于中国的国债，而中国独弱，其原因是中国“有债而无生财之道”。他开出的生财药方是：务财训农、通商惠工与除弊，却只字未提具体的办法和举措。
杨度在为老师的《三国志赞》作注时，论列三国人物常使他心生感叹。躬耕垄亩时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的诸葛孔明，是他颇为不屑的人，但不善用兵的诸葛竟也能名垂宇宙，真正善于用兵的周瑜却早死，这也只能让他无奈地追问：“功名之会，岂非命欤？”于是未免心生感慨，彷徨叹息自己修名不立。不过在与他的老师王闿运论时事“纵谈彻晓”后，又“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王闿运认为“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把杨度比作胡林翼，把自己的另一得意门生比作曾国藩，使杨度重新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表示“合手办事，知必有济”。
或许是老师把自己比作胡林翼的缘故，杨度在看《湘军志》时，总是对胡推誉倍至，认为胡才略气度均为中兴名将之首，曾左李诸人所不及，“看胡文忠遗书，以三十里巡抚而成大功，以湖北一省之地而养兵数万，应援不绝，盖奇才也。”“至其谨事总督，推美受过，曾（指曾国藩——引者）不能也。”“安庆既克之后，东南争鹜于功名，而胡公不见其盛，不为其易，天时人事，独任其难，曾（指曾国藩）有土而不之治，此其所以不及也。左（指左宗棠）、李（指李鸿章）登场最晚，皆所谓自兹巧懦，遂成功名者也。”杨度对曾左李诸公的评价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但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治国抱负。
1900（庚子）年是晚清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以及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等诸多重大事件，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与政局的走向。杨度此时远离政局动荡的漩涡中心之外，尚为身处田间的湖南一布衣，他所了解的很多信息是道听途说辗转得来的，因而他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很不准确，有时还显得相当的可笑。如杨度认为义和团将战胜八国侵略军，“吾策洋人之必败”。他所担心的是无法安置击败洋人的义和团，“倚功恃众，无以封之，外侮既退，彼生心矣。天下之揭竿而起者皆其党也。”很显然杨度的这些判断距离事实的真相太远。当停战议和的消息传来，杨度积极为即将奔赴行在的好友夏午诒出谋划策，“度天下大事，为朝廷计，惟合川楚为一家，乃可有为。以川之财，济楚之兵，则富强甲天下矣。”杨度对自己的谋略虽相当自负，而这其实只是毫无实际可行性的大言空论。
1900（庚子）年的晚清政局凋敝破落，灾难频仍。这一年的杨度由于志业抱负无由施展而郁郁寡欢，个人生活相当的不如意。或许是 1898（戊戌）年会试败北，功名富贵遥遥无期，杨度的母亲也变得格外严厉，经常斥责他。有一次杨度因夏日酷暑辍课，遂在一天中遭受母亲的两次“怒责”，“以年将三十，迄无成立，闻之悲悚。”杨度因父亲早逝，寡母含辛茹苦抚养三兄妹长大成人，自小即对母亲极为孝敬。杨度因自己“修名不立”，惹母亲不快，心情甚是苦闷彷徨，“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不管杨度自以为才能如何超迈常人，但在他没有取得让母亲满意的功业之前，看来遭受斥责是避免不了的。早晨起床稍晚了一会，“母甚怒，泣谢乃解。”晚上睡觉时慨叹居贫无以养亲，既无法让母亲高兴，自己也无颜面以立于天下。“夜睡梦啼醒，遂于邑不能自止。”天明时虽非常疲劳，怕又因晚起惹母亲生气，“遂收泪而起。”
蜗居乡间，哀叹自己是“英俊沉下僚”的杨度，在寻求着一展长才的机会。同前几年相比，杨度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存杨度1900（庚子）年的日记虽只有半年，却已充分表明杨度对西学具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年八月份杨度翻阅了广东名儒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认为“颇多通论”，不仅认真地阅读思考，而且在日记中作了大量的抄录。对勘《杨度日记》和《无邪堂答问》可以清楚地看出，杨度在日记中抄录的全部是有关新学的内容，属于传统学问方面的内容一概没有抄录。朱一新讨论西学、西法以及具有大量新知识的边防舆地之学的部分，无一例外地都引起了杨度的兴趣，他几乎把这些内容全文抄入日记。如近两万字的《论景教流行中国碑》，杨度一字不落的抄在日记里。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引用的许多书籍可能是杨度以前从未看到的，譬如《外国地理备考》、《瀛环志略》、《海国图志》、《航海述奇》、《外国史略》、《列国岁计政要》、《万国史记》、《中西纪事》、《几何原本》、《指迷阐原》等。朱一新认为西学和西教源出中土的看法，以及他对西方民主和铁路作用等许多问题的评论，有些不仅不正确，而且还显得相当的荒谬，但这也恰恰适合杨度当时的接受水平。即便朱一新的西学知识并不高明，《无邪堂答问》中所谈论的这些西学观念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对杨度的思想肯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自此之后，杨度对西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杨度的伯母携堂弟等人返乡居住以躲避战乱，杨度在家设塾出任两位堂弟的老师，他不仅积极地向懂得英文的堂弟学习英文字母，还同堂弟一起向延聘来教导堂弟的老师学习算术和开平方，赞叹算术“其理玄邃，不可思议矣。”杨度受西学的影响愈来愈大，开始向脱离传统学问藩篱的路上迅跑。
§§第二章 由传统士绅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