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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杨度的科举仕进和乡绅生活
（一）杨度的家世与师承
1875年1月10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乡村，原名承瓒，后自取名为度，号皙子。杨度出生时的清朝政府在经过内忧外患后，政局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变动，曾国藩和以他为首的湘军集团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势力突兀崛起，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由此“天下几成湖南人之天下”。杨度的父祖辈都是湘军集团的成员。他的祖父杨礼堂，在湘军兴办之初，就应募入伍，隶属于李续宾部，于1858年（咸丰八年）在安徽三河镇战役中阵亡。杨礼堂共有四子，其中第二、三子早年去世，长子名杨瑞生，第四子杨懿生是杨度的父亲。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在十五岁时就随父参军打仗，父死后因袭父职，后因战功累迁至总兵，镇守归德、朝阳等地。杨懿生虽天分很高，但身体羸弱，且好与友朋诗酒往还，家计生活多靠哥哥帮助。杨瑞生帮杨度的父亲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把他介绍到曾国荃幕中司职文书，杨懿生一段时间后即因饮酒过多吐血而抱病，1884年（光绪十年）去世于江南。杨度的父亲去世后，其寡母李氏，抚养着三个幼小的孩子，靠着杨度伯父的接济过活。
杨度自小聪颖过人，在私塾读书过目不忘，少小有大志，被人目为神童。杨度十三、四岁时从学于一代名儒王闿运，受王闿运影响极深，成了王闿运极为赏识的嫡传弟子。王闿运初见杨度时，就赞其为少年才俊，再加上杨度聪明绝顶而又勤奋刻苦，视杨度为自己的衣钵传人，倾己所有尽心传授杨度。杨度天资聪颖读书努力，加上名师的耳提面命，年纪轻轻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问根柢。
王闿运为有清一代学士文人最后之灵光，不仅为大文豪，且以一代名士见重于当时，“举凡四千年之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其蕴蓄造诣之深，可於《湘军志》、《庄子注释》、《湘绮楼文集》，及其他等身之著作中见之。出其门下者颇多，皆一时之俊秀也。”。王闿运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自谓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不得施展，每嗟感遇。他在给左宗堂的一封信中说：
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
另在与一朋友书中亦云：
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衷曲，曷名钦佩！
杨度跟随这样的一个大学者大名士从学多年，经常抵足而眠听老师谈中兴诸公事，不仅学问大增，在狂傲自负、睥睨群伦等诸多方面亦不让乃师，慨然有经营天下之志。
杨度是不幸的，由于父亲在他十岁时就已去世，童年时没能受到太多父爱的照顾与关怀。杨度又很幸运，因为有一个视他如己出的伯父。杨度的伯父长期担任总兵之职，有远见且又有足够的财力照料杨度一家，使杨度的幼年生活与读书并没受太大的影响。杨度与有“抚孤之德”的伯父感情极深，为伯父奔丧事颇能说明这一点。杨度第二次在日留学期间得知伯父去世的消息后，当日即回国奔丧，其挽伯父联为：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杨度对伯父的深痛追思及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此联中表达无遗。
（二）由科考成为上层士绅
杨度的早期生活，处于前述科举制度变革的第一阶段，虽然中西文化大规模接触已达半个世纪之久，但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未变，西学影响主要局限在通商口岸地区。科举制度依然发挥着整合社会、提供上升渠道的作用，科举仕进还是当时读书人最主要的出路。尤其是在内陆腹地，西力东侵与西学传播所打下的烙印并不深，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思维和生活主要受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体系规范着。绅士阶层仍然是近代中国社会构成的核心和中坚，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国家一方面依赖绅士阶层来控制和管理社会，并依赖于它提供行政官员，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上升性的加入绅士集团的渠道，在制度上对绅士加以节制并以此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制度的节制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双管齐下，因此绅士同国家的关系有双重性质，即支撑着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虽然科举制度并不平等，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有一种“平等精神”，这种认识与确实存在的某种社会地位的变动性两者一起，有助于稳定社会和维持既定的状况。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生活于湖南乡村的杨度自然也是沿着科举之路，竭力想成为绅士集团的一员了。杨度的伯父在外居官多年，深谙科举捷径，为了使杨度的进学之路更加顺畅，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为其捐了监生的功名，使杨度靠“异途”成为下层绅士集团的一员。这样杨度就不用参加竞争激烈的生员考试，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并且可以在中举可能性更大的顺天府参加乡试，这无疑为他科举仕进之途铺平了道路。杨度不负众望，1894 年（光绪二十年），年仅二十岁时中顺天乡试第五十五名举人，成为受人尊敬的“正途”出身的上层绅士。
据张仲礼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士子中榜时的平均年龄，生员约为24岁，举人约为30岁，进士约为35岁，对一个幸运者来说，从生员升至进士，平均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应考，而更多的人则可能是终生考试不售。相对而言，在整个科举制度的三级考试中，乡试是最难通过的一关，通过乡试即可由下层绅士侪身于上层绅士的行列。“举人的功名是儒林中地位高的一种标志，这一等级防范严密，任何时候都不容鬻卖的侵害。”因此同绝大多数绅士阶层的人相比，杨度是极为幸运的一个。他不仅在年仅二十岁时就顺利通过乡试，而且师从名满天下的文豪王闿运问学，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杨度少年中举的春风得意，设想中的美好前程，助长了他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风。此时的杨度踌躇满志，甚至以“山中宰相”自居，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
（三）杨度作为一名绅士的社会活动
杨度中举后成为上层绅士集团中的一员，他的交游与治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现有的杨度早年日记，恰好提供了他刚登上新台阶的的宝贵史料。现存杨度从1896 年到 1900年（光绪二十二年到光绪二十六年）的早期生活日记，翔实记载了他的湖南乡居生活，精彩生动地描述了杨度在19世纪末作为一个湖南乡绅的生活实录全景，呈现了一个有经营天下之志的青年才俊的读书交游情况，从这些宝贵的资料中可以窥见其活跃于政治舞台前的思想行动脉络。杨度早年日记所反映的杨度生活和文化思想状况，是考察19世纪末社会政治变动的一个样板，而且通过这种微观研究的个体实证分析，也提供了一个检测上述宏观概述的具体例证。
绅士群体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构成中是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阶层，平时的日常活动主要是读书应试，此外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责，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承担许多公益活动，如排解邻里纠纷、兴修水利工程、组织地方团练等，并且担负起文化上的领袖作用，是儒学社会价值观念的承担者和传播者。
杨度在家乡居期间除读书治学交游之外，也是尽职尽责地履行着其应该担负的社会使命。当时绅士所享有的特权之一是，当家族祭祖时，身为绅士的家族成员就特别被推崇为族中领袖人物，某些家族的族规还明确规定，每年一度的各种祭礼必须由有绅士身份者主持。杨度在 1897（丁酉）年家族祭祀时，虽没有出任主祭，却对祭祀时的礼制安排有相当的发言权，“夜与八叔祖论作光公祠礼制”，“清检飨堂器物”。到1899年时，杨度出任家族祭祀时的主祭，期间主持算结祠堂花费，重新选派祠堂总理，并向恋栈的原总理“厉色以索所捐田契、屋基契，”在群为缓颊的情况下，“乃许其还家取交，寻皆送来。”
绅士作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但他们对在家族和地方上发生的纠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并且具有卫护传统纲常伦纪的职责。杨度在主祭期间，主持调停了家族内一户的分田析产，成功地化解了矛盾，达到了田产均分的目的。此外，杨度对不尊重族中长辈的“刺头儿”，不仅“怒责之”，而且有行使家法的权力，“闻作霖语益无状，侵及八太爷，怒欲笞之于祠，”“涕泣叩头谢罪，犹欲笞之，以正家法。”在众人劝说下，才暂且饶恕了他。他虽然用“拨乱反正”之法，把纷繁复杂的家族矛盾都一一化解，但在夜月独游时，仍有些许感慨，“旬朔以来，日与人接，则皆拨乱之世，至是独游，居然太平之世，亦一笑也。”
杨度身为当地一名有相当地位的绅士，除要应对处理家族内的事务之外，对地方上的诸多事务亦较为关心。1896（丙申）年正月，杨度与一位朋友谈起当地因长时期不下雨，致使野有饥民，于是“思设法以萌其乱心，约与倡议富室派谷，平粜济贫，责重都甲团总，各安所辖，如有流民入临境者，彼境禀控甲总，冀互相联络，以安一乡，俟期会都甲团总言之。”对这次可能因旱而致乱的灾荒设想了周密的解决办法，并在几天后为当地百姓撰写祈雨的《祭乡神胡公文》：
古者，天旱不雨则祷于山川、神坻，将以民生饥苦之状，流离号救之声，默达神慈，以为乞命者也。…尊神为一乡所钦瞻，生民所寄命，使年谷不登，乡闾流散，饥病困苦，如前所云。民以神为父母，神以民为赤子，顾此孩提，其能忍乎？如此乡之民，作孽尚浅，非无可活之理，则祈更赐以雨，使得安业，以终神之德。
从这一事情可以看出，杨度在认真履行着一个地方绅士应负的职责，按照古已有之的方式，面对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除积极平粜济贫萌其乱心外，亦只能敬天祭神，求为乡民钦瞻寄命的乡神赐雨降福。很显然杨度尚未感受到时代变局的影响，在通商口岸地区传布很久的西学科技书籍他仍没有接触到，和以往的乡村绅士并没什么差别。
在19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社会局势还相对安定，清政府有效地控制着军队和治安力量，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由于政府军队的腐败，绅士逐渐成为地方武装组织团练的军事首领。上层绅士通常负责地方团练的组织和筹款，并且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下层绅士在地方团联组织中拥有的控制权则相对较小。1900（庚子）年清政府政局动荡不安，各地纷纷倡议兴办团练，作为一名有治国安邦之宏愿的地方绅士，杨度也积极参与了当地兴办团练的活动。对大多数人练团只为保身家的想法，杨度斥为“浅论”，他对兴办团练有一宏大的设想：
度意欲以五百人三月一换，尽遣再募，一年而得两千人。三月之中，令宝生切实训练，其意不重练兵，而重求将，才具长短，心地狡朴，三月必可尽知。十中得一，三月而得五十人，一年而得二百人，天下有事，将此二百人者，尽为偏裨，立地招募，一呼成军，一营布以五人，营官一，哨官四，一营五人，十营五十人，二百裨将可成四十营，人满两万矣。即得其半，不犹多于江东八千乎？况未必仅一年也。偏裨得力，臂指相使，虽招市人，亦不练而自整。
在设想这一办法之初，杨度豪情满怀，对未来有着极为美好的憧憬，想借此次兴办团练之机，练成他日自己经营天下的根本人才，“曾侯初起，兵数犹不及此，而能横行天下，况济之以时势，任之以权力乎？”但杨度多日为此奔波，却毫无头绪。一方面是“湘潭人多市侩气，避费避事”，任事诸公无“任事意”，而杨度本人在兴办团练的决策权上所能起到的影响又极为有限，他的这一远大计划只得落空，杨度也认识到“论团练事，徒儿戏身”，最后就不再参加兴办团练的活动。
1875年1月10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三日），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乡村，原名承瓒，后自取名为度，号皙子。杨度出生时的清朝政府在经过内忧外患后，政局发生了千古未有之变动，曾国藩和以他为首的湘军集团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势力突兀崛起，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由此“天下几成湖南人之天下”。杨度的父祖辈都是湘军集团的成员。他的祖父杨礼堂，在湘军兴办之初，就应募入伍，隶属于李续宾部，于1858年（咸丰八年）在安徽三河镇战役中阵亡。杨礼堂共有四子，其中第二、三子早年去世，长子名杨瑞生，第四子杨懿生是杨度的父亲。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在十五岁时就随父参军打仗，父死后因袭父职，后因战功累迁至总兵，镇守归德、朝阳等地。杨懿生虽天分很高，但身体羸弱，且好与友朋诗酒往还，家计生活多靠哥哥帮助。杨瑞生帮杨度的父亲捐了个候补县官，后又把他介绍到曾国荃幕中司职文书，杨懿生一段时间后即因饮酒过多吐血而抱病，1884年（光绪十年）去世于江南。杨度的父亲去世后，其寡母李氏，抚养着三个幼小的孩子，靠着杨度伯父的接济过活。
杨度自小聪颖过人，在私塾读书过目不忘，少小有大志，被人目为神童。杨度十三、四岁时从学于一代名儒王闿运，受王闿运影响极深，成了王闿运极为赏识的嫡传弟子。王闿运初见杨度时，就赞其为少年才俊，再加上杨度聪明绝顶而又勤奋刻苦，视杨度为自己的衣钵传人，倾己所有尽心传授杨度。杨度天资聪颖读书努力，加上名师的耳提面命，年纪轻轻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问根柢。
王闿运为有清一代学士文人最后之灵光，不仅为大文豪，且以一代名士见重于当时，“举凡四千年之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其蕴蓄造诣之深，可於《湘军志》、《庄子注释》、《湘绮楼文集》，及其他等身之著作中见之。出其门下者颇多，皆一时之俊秀也。”。王闿运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自谓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不得施展，每嗟感遇。他在给左宗堂的一封信中说：
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
另在与一朋友书中亦云：
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衷曲，曷名钦佩！
杨度跟随这样的一个大学者大名士从学多年，经常抵足而眠听老师谈中兴诸公事，不仅学问大增，在狂傲自负、睥睨群伦等诸多方面亦不让乃师，慨然有经营天下之志。
杨度是不幸的，由于父亲在他十岁时就已去世，童年时没能受到太多父爱的照顾与关怀。杨度又很幸运，因为有一个视他如己出的伯父。杨度的伯父长期担任总兵之职，有远见且又有足够的财力照料杨度一家，使杨度的幼年生活与读书并没受太大的影响。杨度与有“抚孤之德”的伯父感情极深，为伯父奔丧事颇能说明这一点。杨度第二次在日留学期间得知伯父去世的消息后，当日即回国奔丧，其挽伯父联为：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杨度对伯父的深痛追思及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此联中表达无遗。
（二）由科考成为上层士绅
杨度的早期生活，处于前述科举制度变革的第一阶段，虽然中西文化大规模接触已达半个世纪之久，但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未变，西学影响主要局限在通商口岸地区。科举制度依然发挥着整合社会、提供上升渠道的作用，科举仕进还是当时读书人最主要的出路。尤其是在内陆腹地，西力东侵与西学传播所打下的烙印并不深，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思维和生活主要受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体系规范着。绅士阶层仍然是近代中国社会构成的核心和中坚，他们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并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国家一方面依赖绅士阶层来控制和管理社会，并依赖于它提供行政官员，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上升性的加入绅士集团的渠道，在制度上对绅士加以节制并以此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种制度的节制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双管齐下，因此绅士同国家的关系有双重性质，即支撑着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虽然科举制度并不平等，但人们通常认为它有一种“平等精神”，这种认识与确实存在的某种社会地位的变动性两者一起，有助于稳定社会和维持既定的状况。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生活于湖南乡村的杨度自然也是沿着科举之路，竭力想成为绅士集团的一员了。杨度的伯父在外居官多年，深谙科举捷径，为了使杨度的进学之路更加顺畅，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为其捐了监生的功名，使杨度靠“异途”成为下层绅士集团的一员。这样杨度就不用参加竞争激烈的生员考试，直接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并且可以在中举可能性更大的顺天府参加乡试，这无疑为他科举仕进之途铺平了道路。杨度不负众望，1894 年（光绪二十年），年仅二十岁时中顺天乡试第五十五名举人，成为受人尊敬的“正途”出身的上层绅士。
据张仲礼的统计分析表明，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士子中榜时的平均年龄，生员约为24岁，举人约为30岁，进士约为35岁，对一个幸运者来说，从生员升至进士，平均要花十年以上的时间应考，而更多的人则可能是终生考试不售。相对而言，在整个科举制度的三级考试中，乡试是最难通过的一关，通过乡试即可由下层绅士侪身于上层绅士的行列。“举人的功名是儒林中地位高的一种标志，这一等级防范严密，任何时候都不容鬻卖的侵害。”因此同绝大多数绅士阶层的人相比，杨度是极为幸运的一个。他不仅在年仅二十岁时就顺利通过乡试，而且师从名满天下的文豪王闿运问学，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杨度少年中举的春风得意，设想中的美好前程，助长了他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风。此时的杨度踌躇满志，甚至以“山中宰相”自居，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
（三）杨度作为一名绅士的社会活动
杨度中举后成为上层绅士集团中的一员，他的交游与治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现有的杨度早年日记，恰好提供了他刚登上新台阶的的宝贵史料。现存杨度从1896 年到 1900年（光绪二十二年到光绪二十六年）的早期生活日记，翔实记载了他的湖南乡居生活，精彩生动地描述了杨度在19世纪末作为一个湖南乡绅的生活实录全景，呈现了一个有经营天下之志的青年才俊的读书交游情况，从这些宝贵的资料中可以窥见其活跃于政治舞台前的思想行动脉络。杨度早年日记所反映的杨度生活和文化思想状况，是考察19世纪末社会政治变动的一个样板，而且通过这种微观研究的个体实证分析，也提供了一个检测上述宏观概述的具体例证。
绅士群体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构成中是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阶层，平时的日常活动主要是读书应试，此外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责，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承担许多公益活动，如排解邻里纠纷、兴修水利工程、组织地方团练等，并且担负起文化上的领袖作用，是儒学社会价值观念的承担者和传播者。
杨度在家乡居期间除读书治学交游之外，也是尽职尽责地履行着其应该担负的社会使命。当时绅士所享有的特权之一是，当家族祭祖时，身为绅士的家族成员就特别被推崇为族中领袖人物，某些家族的族规还明确规定，每年一度的各种祭礼必须由有绅士身份者主持。杨度在 1897（丁酉）年家族祭祀时，虽没有出任主祭，却对祭祀时的礼制安排有相当的发言权，“夜与八叔祖论作光公祠礼制”，“清检飨堂器物”。到1899年时，杨度出任家族祭祀时的主祭，期间主持算结祠堂花费，重新选派祠堂总理，并向恋栈的原总理“厉色以索所捐田契、屋基契，”在群为缓颊的情况下，“乃许其还家取交，寻皆送来。”
绅士作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但他们对在家族和地方上发生的纠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并且具有卫护传统纲常伦纪的职责。杨度在主祭期间，主持调停了家族内一户的分田析产，成功地化解了矛盾，达到了田产均分的目的。此外，杨度对不尊重族中长辈的“刺头儿”，不仅“怒责之”，而且有行使家法的权力，“闻作霖语益无状，侵及八太爷，怒欲笞之于祠，”“涕泣叩头谢罪，犹欲笞之，以正家法。”在众人劝说下，才暂且饶恕了他。他虽然用“拨乱反正”之法，把纷繁复杂的家族矛盾都一一化解，但在夜月独游时，仍有些许感慨，“旬朔以来，日与人接，则皆拨乱之世，至是独游，居然太平之世，亦一笑也。”
杨度身为当地一名有相当地位的绅士，除要应对处理家族内的事务之外，对地方上的诸多事务亦较为关心。1896（丙申）年正月，杨度与一位朋友谈起当地因长时期不下雨，致使野有饥民，于是“思设法以萌其乱心，约与倡议富室派谷，平粜济贫，责重都甲团总，各安所辖，如有流民入临境者，彼境禀控甲总，冀互相联络，以安一乡，俟期会都甲团总言之。”对这次可能因旱而致乱的灾荒设想了周密的解决办法，并在几天后为当地百姓撰写祈雨的《祭乡神胡公文》：
古者，天旱不雨则祷于山川、神坻，将以民生饥苦之状，流离号救之声，默达神慈，以为乞命者也。…尊神为一乡所钦瞻，生民所寄命，使年谷不登，乡闾流散，饥病困苦，如前所云。民以神为父母，神以民为赤子，顾此孩提，其能忍乎？如此乡之民，作孽尚浅，非无可活之理，则祈更赐以雨，使得安业，以终神之德。
从这一事情可以看出，杨度在认真履行着一个地方绅士应负的职责，按照古已有之的方式，面对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除积极平粜济贫萌其乱心外，亦只能敬天祭神，求为乡民钦瞻寄命的乡神赐雨降福。很显然杨度尚未感受到时代变局的影响，在通商口岸地区传布很久的西学科技书籍他仍没有接触到，和以往的乡村绅士并没什么差别。
在19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社会局势还相对安定，清政府有效地控制着军队和治安力量，但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由于政府军队的腐败，绅士逐渐成为地方武装组织团练的军事首领。上层绅士通常负责地方团练的组织和筹款，并且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下层绅士在地方团联组织中拥有的控制权则相对较小。1900（庚子）年清政府政局动荡不安，各地纷纷倡议兴办团练，作为一名有治国安邦之宏愿的地方绅士，杨度也积极参与了当地兴办团练的活动。对大多数人练团只为保身家的想法，杨度斥为“浅论”，他对兴办团练有一宏大的设想：
度意欲以五百人三月一换，尽遣再募，一年而得两千人。三月之中，令宝生切实训练，其意不重练兵，而重求将，才具长短，心地狡朴，三月必可尽知。十中得一，三月而得五十人，一年而得二百人，天下有事，将此二百人者，尽为偏裨，立地招募，一呼成军，一营布以五人，营官一，哨官四，一营五人，十营五十人，二百裨将可成四十营，人满两万矣。即得其半，不犹多于江东八千乎？况未必仅一年也。偏裨得力，臂指相使，虽招市人，亦不练而自整。
在设想这一办法之初，杨度豪情满怀，对未来有着极为美好的憧憬，想借此次兴办团练之机，练成他日自己经营天下的根本人才，“曾侯初起，兵数犹不及此，而能横行天下，况济之以时势，任之以权力乎？”但杨度多日为此奔波，却毫无头绪。一方面是“湘潭人多市侩气，避费避事”，任事诸公无“任事意”，而杨度本人在兴办团练的决策权上所能起到的影响又极为有限，他的这一远大计划只得落空，杨度也认识到“论团练事，徒儿戏身”，最后就不再参加兴办团练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