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8)
张爱萍，四川达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总队长，红三军团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南征北战，屡立战功。长征胜利后，任军委骑兵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军委书记，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苏皖纵队政治委员，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常胜九旅”旅长，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参与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务。是陈毅、粟裕指挥下的华东战场的一员名将。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担任华东军区东海前线总指挥，指挥人民解放军首次实施陆海空诸军兵种联合立体作战，攻取一江山岛，获得上下大陈列岛战役的完全胜利，使东海水域完全回到人民手中。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1960年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1962年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张爱萍红军时期曾在红三军团工作，是彭德怀的老部下，而被林彪一伙诬指为“彭德怀的黑干将”，并加上其他莫须有的罪名，长期监禁，百般迫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与叶剑英一起，任命张爱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整顿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混乱不堪的状态，研制国防建设急需的新型战略武器。
张爱萍能文能武，军政兼备，运筹帷幄，指挥千军，赋诗填词，挥毫泼墨，无所不通，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造就出来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
他到国防科委上任后，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狠抓了对各方面的整顿。3月25日，他在七机部干部会议上指出：
“广大的同志急于要改变七机部的面貌，这和党中央的号令是一致的。必须要整顿，要进行政治上的整顿、技术上的整顿、生产规范的整顿、财务上的整顿……全面的整顿……首先从政治上，从干部开始整顿！什么‘你管不着’‘我管不着’！不按党性、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办事，什么人我都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们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小丑跳梁。他们闹不成什么气候！那些伎俩，哼，说句老话：何足道哉！”
“整顿是为了什么？就是要集中我们国家现有的科学技术力量、国民经济力量，在中央、在军委统一领导和组织下，争取在这几年，在最近，拿出象样的武器来。打谁？谁敢对我们中国下毒手，我们就打谁！打他的致命处，打他的老窝！过去，我们中国受了那么多的欺负，难道今天再受欺负还忍气吞声？不！哪个再敢对中国伸一下罪恶的手，坚决还手毫不留情！我亲爱的同志们，比起这个利益这个目标，你的那个派性怎么样啊？你的眼还闭得住吗？”
张爱萍的讲话，声情并茂，掷地有声，如迅雷，似闪电，震动了七机部，震动了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了“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反对，他们暗中组织人马，贴出大字报，诬蔑张爱萍是搞“复辟”，是“复辟狂”等等。
张爱萍对派性的干扰不屑一顾，在邓小平、叶剑英的坚决支持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大力整顿机关、工厂、科研院所，组织制定了远程、中远程、中程导弹研制的技术方案，安排了中国第一颗回收式侦察卫星的发射日程，使七机部的工作、科研、生产重新走上了正常轨道。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后，张爱萍又全力以赴，召开了国防科委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军队进行整顿。在会议期间，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调整科研人员队伍……把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一一落到实处。
1975年10月27日，张爱萍亲自组织指挥了在戈壁深处进行的中国地下核试验。1975年11月29日，在张爱萍亲自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回收式卫星，发射回收圆满成功。卫星按时返回地面，舱体完好地降落在贵州关岭。
张爱萍对国防科研系统的整顿，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又增加了一块可靠的盾牌。
教育部长周荣鑫
周荣鑫，山东蓬莱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人们称为“三八式”的抗战干部出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干事，中共河北省行唐县委组织部长，张家口平绥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教务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中共华北局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书记，浙江大学校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周荣鑫是一位知识分子型领导干部，好学深思，处事稳重，事业心强，在国务院工作期间，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得力助手，深为周恩来总理所信任。在四届人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教育部长人选时，江青一伙竭力想把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迟群安插到教育部长的位置上，妄图由“四人帮”一伙来长期独霸教育阵地。周恩来总理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在教育部长人选问题上寸步不让，经与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反复研究，毅然决定派熟悉教育事业、热心教育事业的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长。
教育系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是深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区，被“四人帮”糟踏得不像个样子。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学校，都是校舍破旧，门窗破烂，校园里荒草遮地，门可罗雀。大批学校被解散、关闭、迁移，校舍被挪作它用。无论大、中、小学校的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批斗、迫害，大批学有专长的、有事业心责任感的骨干教师，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黑干将”扫地出门，在校的教师不敢教，学生不能学……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摧残，教育事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简直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中国的教育事业急待彻底整顿！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荣鑫肩负着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交给的整顿教育事业的重任，到教育部上任了。
周荣鑫自担任教育部长以后，首先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对改变教育界现状的意见。他多次召开教育部和部属单位、大专院校的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深入了解教育界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主张。在调查研究中，他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界的危害太严重了，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整顿。
周荣鑫在一系列讲话中，严厉批驳了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对教育界、对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诬蔑，说：
“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
周荣鑫大胆地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痛斥了“四人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诬蔑，说：
“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
“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荣鑫认为，办学校就是要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不然办大学干什么？他说：
“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5）
“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
周荣鑫尖锐地抨击了“文化大革命”把过去抓教学质量全盘否定为“智育第一”的错误作法，说：
“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
“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
周荣鑫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等谬论说：
“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
周荣鑫旗帜鲜明地质问“四人帮”一伙在教育界的帮派骨干：
“总理的讲话（指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周荣鑫关于整顿教育的一系列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否定教育、摧残教育、毁灭教育的罪恶行径，触及到了教育界问题严重的实质，说出了教育界广大干部、教师、知识分子的心里话，也说出了广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心里话。振聋发聩，使人耳目一新，受到教育界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和学生家长的热烈欢迎。
在深入、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7月19日至8月15日，周荣鑫主持召开了在国务院研究长远规划的务虚会上成立的文教规划务虚小组会议，会议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研究了文化教育长远规划的方针、政策、综合平衡、奋斗目标和为此而应采取的重大措施等重要问题。会议在整顿教育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指出：要从指导思想等方面，解决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忽视基础科学，以及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等倾向。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曾指出：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又说：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能调动积极性？邓小平还提出：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直接入科技大学。
邓小平针对教育界问题讲的重要指示，对周荣鑫、对整个教育界震动很大，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对于加快教育界的整顿步伐，是个强有力的推动。10月份，在周荣鑫的主持下，教育部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向国务院汇报后，经过中央批准发向全国，大刀阔斧地对教育界进行彻底整顿。
在教育界的整顿，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大学开始讲授基础课、专业课，中、小学开始按照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正规化教学。在许多中学，地理、外语等早已被取消了的课程又重新被恢复起来。教学秩序逐步走向正规，校园里又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当1977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大学招生制度后，七七级、七八级两届大学生中间，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来自1975年教育整顿中的中学生。正是他们在那几年学到的基础知识，在考大学时派上了用场。这些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跃入“龙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考试招入大学的最早两届大学生。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1975年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时，还有许许多多像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样的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脊梁”的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奋战在全国全面整顿的各个“战场”上。
他们重新恢复工作以后，看到各个方面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混乱不堪，无不痛心疾首，寝食不安。邓小平下令整顿，正合他们的心愿。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和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各个领域的混乱局面，他们一个个像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那样，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精神，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冲锋陷阵，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写下了一篇篇气冲霄汉的壮丽篇章。他们在1975年整顿中所体现的那种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一切困难、藐视一切困难的拼搏精神，堪为一切领导干部的楷模。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全面整顿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起点。邓小平当时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和讨论的意见，3月5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9号文件）。决定指出：“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要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评”；“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邓小平3月5日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着重强调了要坚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这三条方针。他还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了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10万人大会，反复宣传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对于极个别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坚决给予打击，逮捕法办。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打击面过宽。这些措施深得人心。
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到4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国家计划。铁路的整顿立竿见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全国工交战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根据上述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落实干部政策是很不彻底的，但是毕竟放了人，对于促进形势继续朝着较为有利的方向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又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他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害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泽东也是很痛心的。这一批示又推动了干部政策工作的落实。
毛泽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萧条的景况，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5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的来信的批语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书面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2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反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大加指责，指使文化部于3月10日提出报告，给《创业》加上了“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十条罪名，并且停止在全国放映，组织批判。7月18日，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重新上演。7月24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些讲话、批示，并不是每一条都完全正确（如周扬一案是错案，不存在“从宽处理”的问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若干具体问题上能够纠正错误。
5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万里在会上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根据铁路整顿的经验和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
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
在5月29日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历史地看，当时不提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邓小平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6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批转了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央批示说：中央今年9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石油工业一直领先，近两个月煤炭生产、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欠产的状况，欠产多的，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几个大钢厂，这些企业的有关领导要认真检查：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否已予以有力的打击？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冶金工业部要帮助各地党委抓好重点企业，国务院应即充实和加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班子。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与叶剑英一起，任命张爱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整顿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混乱不堪的状态，研制国防建设急需的新型战略武器。
张爱萍能文能武，军政兼备，运筹帷幄，指挥千军，赋诗填词，挥毫泼墨，无所不通，是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造就出来的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
他到国防科委上任后，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狠抓了对各方面的整顿。3月25日，他在七机部干部会议上指出：
“广大的同志急于要改变七机部的面貌，这和党中央的号令是一致的。必须要整顿，要进行政治上的整顿、技术上的整顿、生产规范的整顿、财务上的整顿……全面的整顿……首先从政治上，从干部开始整顿！什么‘你管不着’‘我管不着’！不按党性、不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办事，什么人我都要管！如果说你是玉皇大帝，我们请孙悟空把你搬下来。我就不怕牛鬼蛇神、小丑跳梁。他们闹不成什么气候！那些伎俩，哼，说句老话：何足道哉！”
“整顿是为了什么？就是要集中我们国家现有的科学技术力量、国民经济力量，在中央、在军委统一领导和组织下，争取在这几年，在最近，拿出象样的武器来。打谁？谁敢对我们中国下毒手，我们就打谁！打他的致命处，打他的老窝！过去，我们中国受了那么多的欺负，难道今天再受欺负还忍气吞声？不！哪个再敢对中国伸一下罪恶的手，坚决还手毫不留情！我亲爱的同志们，比起这个利益这个目标，你的那个派性怎么样啊？你的眼还闭得住吗？”
张爱萍的讲话，声情并茂，掷地有声，如迅雷，似闪电，震动了七机部，震动了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了“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反对，他们暗中组织人马，贴出大字报，诬蔑张爱萍是搞“复辟”，是“复辟狂”等等。
张爱萍对派性的干扰不屑一顾，在邓小平、叶剑英的坚决支持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大力整顿机关、工厂、科研院所，组织制定了远程、中远程、中程导弹研制的技术方案，安排了中国第一颗回收式侦察卫星的发射日程，使七机部的工作、科研、生产重新走上了正常轨道。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后，张爱萍又全力以赴，召开了国防科委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对军队进行整顿。在会议期间，他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调整科研人员队伍……把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一一落到实处。
1975年10月27日，张爱萍亲自组织指挥了在戈壁深处进行的中国地下核试验。1975年11月29日，在张爱萍亲自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回收式卫星，发射回收圆满成功。卫星按时返回地面，舱体完好地降落在贵州关岭。
张爱萍对国防科研系统的整顿，使中国的国防力量又增加了一块可靠的盾牌。
教育部长周荣鑫
周荣鑫，山东蓬莱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人们称为“三八式”的抗战干部出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干事，中共河北省行唐县委组织部长，张家口平绥铁路局党委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教务主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中共华北局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浙江大学委员会书记，浙江大学校长，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周荣鑫是一位知识分子型领导干部，好学深思，处事稳重，事业心强，在国务院工作期间，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得力助手，深为周恩来总理所信任。在四届人大召开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教育部长人选时，江青一伙竭力想把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迟群安插到教育部长的位置上，妄图由“四人帮”一伙来长期独霸教育阵地。周恩来总理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在教育部长人选问题上寸步不让，经与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反复研究，毅然决定派熟悉教育事业、热心教育事业的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长。
教育系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是深受“四人帮”之害的重灾区，被“四人帮”糟踏得不像个样子。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学校，都是校舍破旧，门窗破烂，校园里荒草遮地，门可罗雀。大批学校被解散、关闭、迁移，校舍被挪作它用。无论大、中、小学校的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律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批斗、迫害，大批学有专长的、有事业心责任感的骨干教师，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黑干将”扫地出门，在校的教师不敢教，学生不能学……具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摧残，教育事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简直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中国的教育事业急待彻底整顿！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荣鑫肩负着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交给的整顿教育事业的重任，到教育部上任了。
周荣鑫自担任教育部长以后，首先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对改变教育界现状的意见。他多次召开教育部和部属单位、大专院校的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深入了解教育界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主张。在调查研究中，他深深地感到“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界的危害太严重了，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整顿。
周荣鑫在一系列讲话中，严厉批驳了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中，对教育界、对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诬蔑，说：
“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
“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
周荣鑫大胆地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痛斥了“四人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诬蔑，说：
“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针？”
“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荣鑫认为，办学校就是要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不然办大学干什么？他说：
“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
第一节 西花厅老人拒住院道不和斗争愈剧烈（5）
“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
周荣鑫尖锐地抨击了“文化大革命”把过去抓教学质量全盘否定为“智育第一”的错误作法，说：
“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
“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
周荣鑫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等谬论说：
“有知识的是私有，没有知识的就公有？那不要学校好了！”
周荣鑫旗帜鲜明地质问“四人帮”一伙在教育界的帮派骨干：
“总理的讲话（指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他们为什么不贯彻？”周荣鑫关于整顿教育的一系列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四人帮”否定教育、摧残教育、毁灭教育的罪恶行径，触及到了教育界问题严重的实质，说出了教育界广大干部、教师、知识分子的心里话，也说出了广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心里话。振聋发聩，使人耳目一新，受到教育界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和学生家长的热烈欢迎。
在深入、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7月19日至8月15日，周荣鑫主持召开了在国务院研究长远规划的务虚会上成立的文教规划务虚小组会议，会议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研究了文化教育长远规划的方针、政策、综合平衡、奋斗目标和为此而应采取的重大措施等重要问题。会议在整顿教育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指出：要从指导思想等方面，解决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忽视基础科学，以及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等倾向。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曾指出：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又说：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能调动积极性？邓小平还提出：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直接入科技大学。
邓小平针对教育界问题讲的重要指示，对周荣鑫、对整个教育界震动很大，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对于加快教育界的整顿步伐，是个强有力的推动。10月份，在周荣鑫的主持下，教育部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向国务院汇报后，经过中央批准发向全国，大刀阔斧地对教育界进行彻底整顿。
在教育界的整顿，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大学开始讲授基础课、专业课，中、小学开始按照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正规化教学。在许多中学，地理、外语等早已被取消了的课程又重新被恢复起来。教学秩序逐步走向正规，校园里又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当1977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大学招生制度后，七七级、七八级两届大学生中间，有相当多的一批人，是来自1975年教育整顿中的中学生。正是他们在那几年学到的基础知识，在考大学时派上了用场。这些专业知识帮助他们跃入“龙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考试招入大学的最早两届大学生。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1975年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时，还有许许多多像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样的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脊梁”的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奋战在全国全面整顿的各个“战场”上。
他们重新恢复工作以后，看到各个方面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混乱不堪，无不痛心疾首，寝食不安。邓小平下令整顿，正合他们的心愿。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和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各个领域的混乱局面，他们一个个像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那样，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精神，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冲锋陷阵，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写下了一篇篇气冲霄汉的壮丽篇章。他们在1975年整顿中所体现的那种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一切困难、藐视一切困难的拼搏精神，堪为一切领导干部的楷模。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全面整顿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起点。邓小平当时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2月1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和讨论的意见，3月5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9号文件）。决定指出：“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要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评”；“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邓小平3月5日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着重强调了要坚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这三条方针。他还明确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了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召开几千人、几万人、10万人大会，反复宣传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集中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派性特别严重的领导干部进行严肃的批判，限期改正，到期不改，采取撤职、调离原单位等果断的组织措施，重新配备领导班子。对于极个别煽动闹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的坏人坚决给予打击，逮捕法办。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防止打击面过宽。这些措施深得人心。
经过一、两个月的整顿，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改观。到4月份，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大为提高。问题最为严重的徐州铁路分局，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三天完成了国家计划。铁路的整顿立竿见影，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对全国工交战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
根据上述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落实干部政策是很不彻底的，但是毕竟放了人，对于促进形势继续朝着较为有利的方向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又将贺诚之女写给他要求给他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作了安排。5月17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贺诚的任职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害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毛泽东也是很痛心的。这一批示又推动了干部政策工作的落实。
毛泽东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萧条的景况，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5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指出：“老九不能走。”7月2日，毛泽东在林默涵的来信的批语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书面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他还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2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反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大加指责，指使文化部于3月10日提出报告，给《创业》加上了“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十条罪名，并且停止在全国放映，组织批判。7月18日，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重新上演。7月24日，毛泽东在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些讲话、批示，并不是每一条都完全正确（如周扬一案是错案，不存在“从宽处理”的问题）；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若干具体问题上能够纠正错误。
5月8日至2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万里在会上介绍了铁路整顿的经验。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两次讲话，根据铁路整顿的经验和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
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
在5月29日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历史地看，当时不提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是绝对不可能的。实际上，邓小平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6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批转了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央批示说：中央今年9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石油工业一直领先，近两个月煤炭生产、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欠产的状况，欠产多的，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几个大钢厂，这些企业的有关领导要认真检查：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否已予以有力的打击？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冶金工业部要帮助各地党委抓好重点企业，国务院应即充实和加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班子。
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