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争相印四人结帮！小平二出中南海(7)
在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过程中，军委迅速对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搞乱军队、大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调整了下去；同时要军队一些负责同志警惕“四人帮”。落实干部政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高级领导干部，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叶剑英1977年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正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贯彻会议精神，对于我们后来顶住“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后来在《丹心向党，功炳千秋》一文中，回顾了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同意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历史证明：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保持军队的纯洁和稳定，对于以后党和人民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十年动乱的混乱局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在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对国防工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8月3日到会讲话，提出了整顿国防工业的三条措施：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对于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办？”调整领导班子时，一定“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科技人员诬蔑为“臭老九”的不正常情况，邓小平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工业城市和三线工厂工人吃菜、吃肉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言简意赅，干脆利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国防工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中，批判了江青一伙帮派势力的活动。李先念在讲话中指出，企业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的讲话在国防工业系统深入贯彻以后，国防工业的面貌很快有了较大的改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整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破坏的农业战线，国务院于9月15日至10月19日，先在山西省昔阳县，后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
邓小平首先论述了搞好农业在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实行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邓小平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的这段话，一口气讲了八个方面的整顿。实际上是指向“四人帮”的宣战书，是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动员令，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冲锋号。他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在全党、全军、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无不觉得他讲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手称快。
在此期间，邓小平还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道：“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强调指出：“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各级党组织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各地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整顿后进社队。中央还专门发出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经过整顿，199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产185亿斤。绝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领域也都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得混乱不堪的科研机构、大中小学校、文艺团体开始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长期被诬蔑为“臭老九”“臭知识分子”“改造对象”的广大知识分子，从全面整顿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尤其是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老九不能走”的讲话贯彻以后，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各项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四位先锋”
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开展全面整顿时，曾解放、起用了一大批具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或者曾长期受到批斗，或者被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者“靠边站”……多年失去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力。一旦重新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他们勇挑重担，敢于负责，为全面整顿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批领导干部中，有被人民群众誉为全面整顿“四位先锋”的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和周荣鑫等。他们在1975年为全面整顿呕心沥血、冲锋陷阵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着。
铁道部长万里
万里，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在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从事抗日斗争。历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鲁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委副书记，冀鲁豫区二地委书记、七地委书记、八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南京解放后，任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长、建设局长。后随第二野战军（即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50年代调入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等职。万里是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建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成绩显著，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独立王国”，先遭改组，继而又被彻底冲垮。万里亦遭到批斗、监禁。“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批示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万里于1973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万里性格开朗，为人随和，在工作上有能力，有魄力，有主见，有胆识，敢于负责，勇于开拓，是一位具有大将风度的帅才。他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分管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长。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军大西南、管理大西南，万里一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邓小平对万里的才干、魄力都十分了解。所以，邓小平1975年搞全面整顿，首先选择铁路系统作为整个工交战线的“突破口”。
万里不负众望，一马当先，首先在铁路系统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成为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
万里过去从事过党务工作、经济工作，主管过工业、财政、城市建设，却惟独没主管过铁路。据万里说，开始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要他出任铁道部长时，他本想推脱，但看到重病住院的周恩来的信任、老领导邓小平的支持，一种责任感使他勇敢地担起了这付担子。四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万里就到铁道部走马上任。一面抓紧铁道部的组建工作（“文革”中铁道部一度与交通部合并），一面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1月28日，万里上任刚刚十天，邓小平就约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说：“你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谈一谈。”万里汇报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给铁路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情况，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二是事故惊人，三是机车车辆损失严重，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尤其是徐州、郑州两个铁路局问题更为严重。邓小平听了以后，就铁路的体制问题、干部管理问题、建立规章制度、保证安全正点问题，明确进行了指示。当万里表示，铁路问题复杂，派性问题严重，争取半年解决问题时，邓小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万里回铁道部后，立即主持召开了部党委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与会同志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赞成邓小平的意见。
2月6日，邓小平再次约见万里，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他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对文件如何起草作了明确要求。
万里回去后，立即与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一起，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稿。初稿完成后，送邓小平审定。邓小平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所有铁路职工，都要作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很显然，邓小平如此重视铁路的整顿工作，是要抓住铁路这个“麻雀”予以解剖，从中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搞好整个工交战线和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邓小平亲自改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圈阅”同意，于1975年3月5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5]9号”文件方式，迅速发往全党。这是全国开始全面整顿的第一份文件。它不仅对1975年的铁路整顿，而且对整个工交战线、对全国各行各业的整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番认真筹备，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到会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整顿铁路的一系列重要措施。
会后，万里主持铁道部以邓小平讲话和中共中央9号文件为依据，对铁路系统进行整顿。他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尚方宝剑”，多次在铁路工作的会议上强调，要把中央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响亮地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3月9日，万里前往徐州，传达中央9号文件，动员党员、干部，整顿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十天之后，使长期动乱不已、铁路堵塞的徐州分局，面貌焕然一新，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
接着，万里前往江西，调整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解决了南昌铁路局的问题。前往湖南，解决了铁道部株州机车车辆工厂的“老大难”问题，前往昆明，解决了长期“内战”不休的昆明铁路局的问题。三下河南，解决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派出以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黎光为组长的工作组前往甘肃，解决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在解决以上问题中，郑州铁路局是一个“硬仗”。“文化大革命”中，郑州铁路局的突出问题是宗派头头掌握了领导权。万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6月10日召开郑州铁路局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历数派性对郑州铁路局的危害和郑州局问题严重的症结所在，当场宣布对郑州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一、免去当时的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他在郑州局的一切领导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
二、由苏华同志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党委工作；由胡逸平同志负责郑州铁路局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很快解决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经过万里对铁路系统的有力整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终于被疏通了。很快达到了中央要求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
对于万里整顿铁路的魄力和成绩，也许来自人民群众的评价最真实、最有说服力、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万里，万里，日行万里！”
“铁路畅通万里行！”
这，就是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对万里1975年整顿铁路的评价。
语言虽然朴实，其中却蕴含着人民群众对万里整顿铁路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胡耀邦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自幼参加革命，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抗大一大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前往华北前线，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曾高度评价胡耀邦在华北战场的贡献。指出：胡耀邦“很善于抓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华北，讲形势说任务，宣传鼓动，使部队很活跃，士气高昂。与耀邦共事或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没有不称道的。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历经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十八兵团进军四川后，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奉调进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7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50年代末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胡耀邦首当其冲，受到批斗，后被送到设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逆境中，胡耀邦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科学等方面的著作，刻苦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使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都大大提高。
由于胡耀邦在五六十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情况，深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所了解，所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很快使“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
胡耀邦为人真诚，热情豪爽，忠诚坦白，大公无私，工作热情高，干劲大，方法多，善于宣传鼓动，有打开新局面的干劲和魄力。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被邓小平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派胡耀邦对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带动、促进对整个中国科技界的整顿。
1975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7月中旬，中央决定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尽快就中国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是一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物。7月18日到任后，立即深入院属各单位，找各级领导干部、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促膝谈心，广泛听取来自群众的反映和呼声。
“党中央派一个老红军到科学院主持工作来了！”
“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来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像春风一样很快传遍了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各个单位。
胡耀邦在召开院和所属单位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会，深入调查研究的同时，在多次讲话中，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强调“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要花大力气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
他针对“文化大革命”搞得科研单位不敢搞科研，知识分子无法搞科研，科研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的情况，大声疾呼：
“科研机构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
“我们搞了54年。28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26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
胡耀邦不但抓大事，也抓许多人不屑于抓的“小事”。他亲自关心过问和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如住房、托儿所、煤气罐等，送来党的温暖。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至今传为美谈。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了在科研系统中全面整顿、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系列正确主张。
9月26日，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代表中国科学院所作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正确主张。同时，邓小平对科学院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一、科研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的后腿。
二、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来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现在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少数人秘密搞，象犯罪一样。
三、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
四、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五、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
《科学院汇报提纲》和邓小平听取汇报时的重要指示，很快在整个科技界和教育界传开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互相传诵，一致认为，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和胡耀邦的《汇报提纲》，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听了真是大快人心。现在科技界、教育界有希望了，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挺起腰杆来，搞科研、搞教育，干四化了。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一篇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在1975年以后来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对受‘四人帮’破坏严重的中国科学院进行调查研究，他和李昌同志对各研究所都摸了底，特别是亲自与广大科技人员进行座谈，从而提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对于科技战线的成绩估价、组织领导、知识分子政策等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见解，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得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首肯。”
在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整顿下，中国科学院和整个科技界的工作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后来在《丹心向党，功炳千秋》一文中，回顾了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
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同意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历史证明：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保持军队的纯洁和稳定，对于以后党和人民顺利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十年动乱的混乱局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在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对国防工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8月3日到会讲话，提出了整顿国防工业的三条措施：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对于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办？”调整领导班子时，一定“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把科技人员诬蔑为“臭老九”的不正常情况，邓小平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工业城市和三线工厂工人吃菜、吃肉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言简意赅，干脆利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国防工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中，批判了江青一伙帮派势力的活动。李先念在讲话中指出，企业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的讲话在国防工业系统深入贯彻以后，国防工业的面貌很快有了较大的改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整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很大破坏的农业战线，国务院于9月15日至10月19日，先在山西省昔阳县，后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
邓小平首先论述了搞好农业在四个现代化中的重要意义。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实行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邓小平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邓小平的这段话，一口气讲了八个方面的整顿。实际上是指向“四人帮”的宣战书，是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动员令，是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冲锋号。他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在全党、全军、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无不觉得他讲得痛快淋漓，为之拍手称快。
在此期间，邓小平还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道：“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强调指出：“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各级党组织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各地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整顿后进社队。中央还专门发出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经过整顿，199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产185亿斤。绝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有所增长。
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领域也都进行了大量的整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得混乱不堪的科研机构、大中小学校、文艺团体开始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长期被诬蔑为“臭老九”“臭知识分子”“改造对象”的广大知识分子，从全面整顿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尤其是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指示“老九不能走”的讲话贯彻以后，广大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各项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四位先锋”
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开展全面整顿时，曾解放、起用了一大批具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或者曾长期受到批斗，或者被送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或者“靠边站”……多年失去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力。一旦重新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他们勇挑重担，敢于负责，为全面整顿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这一批领导干部中，有被人民群众誉为全面整顿“四位先锋”的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和周荣鑫等。他们在1975年为全面整顿呕心沥血、冲锋陷阵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着。
铁道部长万里
万里，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在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从事抗日斗争。历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鲁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地委副书记，冀鲁豫区二地委书记、七地委书记、八地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南京解放后，任市军管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长、建设局长。后随第二野战军（即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50年代调入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副市长等职。万里是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建设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成绩显著，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北京市委被打成“独立王国”，先遭改组，继而又被彻底冲垮。万里亦遭到批斗、监禁。“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周恩来批示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万里于1973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万里性格开朗，为人随和，在工作上有能力，有魄力，有主见，有胆识，敢于负责，勇于开拓，是一位具有大将风度的帅才。他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分管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长。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军大西南、管理大西南，万里一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邓小平对万里的才干、魄力都十分了解。所以，邓小平1975年搞全面整顿，首先选择铁路系统作为整个工交战线的“突破口”。
万里不负众望，一马当先，首先在铁路系统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成为全面整顿的“开路先锋”。
万里过去从事过党务工作、经济工作，主管过工业、财政、城市建设，却惟独没主管过铁路。据万里说，开始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要他出任铁道部长时，他本想推脱，但看到重病住院的周恩来的信任、老领导邓小平的支持，一种责任感使他勇敢地担起了这付担子。四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万里就到铁道部走马上任。一面抓紧铁道部的组建工作（“文革”中铁道部一度与交通部合并），一面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1月28日，万里上任刚刚十天，邓小平就约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说：“你了解的情况怎么样？谈一谈。”万里汇报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给铁路系统造成的严重破坏情况，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二是事故惊人，三是机车车辆损失严重，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尤其是徐州、郑州两个铁路局问题更为严重。邓小平听了以后，就铁路的体制问题、干部管理问题、建立规章制度、保证安全正点问题，明确进行了指示。当万里表示，铁路问题复杂，派性问题严重，争取半年解决问题时，邓小平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万里回铁道部后，立即主持召开了部党委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与会同志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赞成邓小平的意见。
2月6日，邓小平再次约见万里，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他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并对文件如何起草作了明确要求。
万里回去后，立即与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一起，组织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文稿。初稿完成后，送邓小平审定。邓小平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所有铁路职工，都要作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很显然，邓小平如此重视铁路的整顿工作，是要抓住铁路这个“麻雀”予以解剖，从中取得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全局，搞好整个工交战线和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邓小平亲自改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由毛泽东“圈阅”同意，于1975年3月5日以中共中央“中发[1975]9号”文件方式，迅速发往全党。这是全国开始全面整顿的第一份文件。它不仅对1975年的铁路整顿，而且对整个工交战线、对全国各行各业的整顿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番认真筹备，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到会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整顿铁路的一系列重要措施。
会后，万里主持铁道部以邓小平讲话和中共中央9号文件为依据，对铁路系统进行整顿。他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为“尚方宝剑”，多次在铁路工作的会议上强调，要把中央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响亮地提出：
“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3月9日，万里前往徐州，传达中央9号文件，动员党员、干部，整顿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十天之后，使长期动乱不已、铁路堵塞的徐州分局，面貌焕然一新，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
接着，万里前往江西，调整领导班子，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解决了南昌铁路局的问题。前往湖南，解决了铁道部株州机车车辆工厂的“老大难”问题，前往昆明，解决了长期“内战”不休的昆明铁路局的问题。三下河南，解决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派出以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黎光为组长的工作组前往甘肃，解决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在解决以上问题中，郑州铁路局是一个“硬仗”。“文化大革命”中，郑州铁路局的突出问题是宗派头头掌握了领导权。万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6月10日召开郑州铁路局干部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历数派性对郑州铁路局的危害和郑州局问题严重的症结所在，当场宣布对郑州局领导班子进行调整。
一、免去当时的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和他在郑州局的一切领导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
二、由苏华同志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党委工作；由胡逸平同志负责郑州铁路局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很快解决了郑州铁路局的问题。
经过万里对铁路系统的有力整顿，铁路――这个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终于被疏通了。很快达到了中央要求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
对于万里整顿铁路的魄力和成绩，也许来自人民群众的评价最真实、最有说服力、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万里，万里，日行万里！”
“铁路畅通万里行！”
这，就是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对万里1975年整顿铁路的评价。
语言虽然朴实，其中却蕴含着人民群众对万里整顿铁路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胡耀邦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自幼参加革命，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宣传部长，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抗大一大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前往华北前线，历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先后参加了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和宝鸡等战役。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曾高度评价胡耀邦在华北战场的贡献。指出：胡耀邦“很善于抓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华北，讲形势说任务，宣传鼓动，使部队很活跃，士气高昂。与耀邦共事或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没有不称道的。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历经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十八兵团进军四川后，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和川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奉调进京，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长期主持团中央的工作。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7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50年代末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5年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胡耀邦首当其冲，受到批斗，后被送到设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逆境中，胡耀邦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科学等方面的著作，刻苦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使理论水平和知识水平都大大提高。
由于胡耀邦在五六十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的工作情况，深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所了解，所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很快使“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
胡耀邦为人真诚，热情豪爽，忠诚坦白，大公无私，工作热情高，干劲大，方法多，善于宣传鼓动，有打开新局面的干劲和魄力。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被邓小平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的意图，是希望通过派胡耀邦对中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带动、促进对整个中国科技界的整顿。
1975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7月中旬，中央决定派胡耀邦等人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尽快就中国科学院的整顿问题提出意见。胡耀邦是一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物。7月18日到任后，立即深入院属各单位，找各级领导干部、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促膝谈心，广泛听取来自群众的反映和呼声。
“党中央派一个老红军到科学院主持工作来了！”
“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来了！”
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像春风一样很快传遍了中国科学院及所属各个单位。
胡耀邦在召开院和所属单位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会，深入调查研究的同时，在多次讲话中，大力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强调“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要花大力气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受到广大科技人员的热烈欢迎。
他针对“文化大革命”搞得科研单位不敢搞科研，知识分子无法搞科研，科研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的情况，大声疾呼：
“科研机构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他多次在会议上强调：
“我们搞了54年。28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26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江山不改变颜色。现在搞第三个伟大目标，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
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
胡耀邦不但抓大事，也抓许多人不屑于抓的“小事”。他亲自关心过问和帮助解决科技人员的实际生活困难，如住房、托儿所、煤气罐等，送来党的温暖。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至今传为美谈。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提出了在科研系统中全面整顿、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系列正确主张。
9月26日，邓小平听取了胡耀邦代表中国科学院所作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科学院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正确主张。同时，邓小平对科学院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一、科研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的后腿。
二、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来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现在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少数人秘密搞，象犯罪一样。
三、要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
四、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五、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
《科学院汇报提纲》和邓小平听取汇报时的重要指示，很快在整个科技界和教育界传开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互相传诵，一致认为，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和胡耀邦的《汇报提纲》，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听了真是大快人心。现在科技界、教育界有希望了，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挺起腰杆来，搞科研、搞教育，干四化了。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一篇文章中说：“耀邦同志在1975年以后来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对受‘四人帮’破坏严重的中国科学院进行调查研究，他和李昌同志对各研究所都摸了底，特别是亲自与广大科技人员进行座谈，从而提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对于科技战线的成绩估价、组织领导、知识分子政策等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见解，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得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首肯。”
在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整顿下，中国科学院和整个科技界的工作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