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家礼仪

3.经筵、视学礼仪

3.1 人所以能区别于禽兽，最主要的标志就在于人可以教化。通过教化，人可以扬弃原始的生命形式而达到自我意识的觉醒，自觉地认识到人的崇高尊严，从蒙昧向文明升华。因此，《国语·晋语》引用栾共子的话说：人生在世，要立于人世之间，必须有父母的生养，老师的教化。不如此，那么就无以为“人”。因此，即使古代的圣王，也不能没有老师。传说中的黄帝的老师是大尧，尧的老师是子州支父，舜的老师是许由，禹的老师是大成贽。而正史也曾记载，商汤以伊尹为老师，文王以吕尚为老师，齐桓公以管仲为老师，晋文公以狐偃为老师，齐威王以孙膑为老师，东汉明帝以大儒桓荣为老师。这些帝王对待自己的老师都礼遇有加。如汉明帝的老师桓荣，年过八十，明帝还不允许他退休。一次明帝驾临太常官署，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学生数百人，请桓荣坐在西首面东的客位，为他摆设好老年人用的几案、手杖，明帝亲自捧书求教。学生中有人向明帝求教经书中的疑难问题，明帝谦逊地说：“大师在这里，怎么轮得到我来解答呢？”桓荣病重，明帝亲自去探病，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他刚走进桓荣所居的里巷，就下车步行。桓荣死后，明帝还换了素衣，临丧送葬。

宋代以后，为了培养皇帝研究经史、治国理政的能力，朝廷特设了御前讲席“经筵”。经，指经书。筵，本义为竹席，后引申为坐席之义。经筵之名始于北宋，但汉唐已有萌芽，到北宋正式形成制度。设经筵的主要目的是延请名儒、饱学之士为皇帝讲解儒学义理，灌输治国之道、安民之策。宋朝规定：每年春季二月至端午节，秋季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名称春讲、秋讲，由讲官轮流入侍进讲。宋明诸儒与统治者对经筵颇为重视，故有“君德成就责经筵”的说法。清以前，内阁大臣一般不兼任经筵讲官。从顺治九年（1652）起，开始以大学士知经筵事，以尚书、左都御史、大理卿等二人侍讲，进讲仪式是：先设御案、讲官案，放置好讲章及进讲副本，左放《四书》，右放《诗经》。届时皇帝御文华殿，讲官等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礼，鸣选官宣布“进讲”，讲官就先后在讲席就座进讲。进讲完毕，皇帝发表御论，各官跪听，行礼。经筵结束后，皇帝亲临文渊阁，赐讲官座、赐茶，又在本仁殿赐宴。宴后，讲官谢恩。清康熙十年（1671），康熙大帝认为：经筵仅在春、秋两季举行，间隔太久。于是，下令由翰林院延请饱学大臣与士人每天在弘德殿进讲，冬至、夏至前一天辍讲，称“日讲”。乾隆十四年（1749），因为“日讲”只进呈经史，渐成具文，无实际效用，就谕令停止进行。咸丰时，应曾国藩的请求，朝廷恢复日讲旧典，由翰林院、詹事府诸臣轮流进讲，皇帝亲自出题，臣僚撰写讲义，分日进呈皇帝御览。同治、光绪时，仍依此例。随着清王朝的覆没，这种御前讲座也就寿终正寝，灰飞烟灭了。

3.2 玉石不经过雕琢就不能变成玉器，人不经过学习就不会明白道理。因此，中国古代的所谓英君明主，在立国建邦，君临百姓时，都以立教立学为先务。希图通过教化，确立一种尊卑有异、长幼有序、亲疏有渐、贫富有别的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以此来保持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等级秩序，使上下相固，国祚永存。因此，他们不但要在朝廷设立御前讲座，而且在中央及地方设置了各级各类各不相同的学校，用来传授礼仪及儒家义理，替他们培养各类“教化”人员。

相传夏商时便有被称为“庠”、“序”一类的学校，据说这些早期学校，既是供族众乡民集会、议事与娱乐的场所，又是幼童接受师长的教诲训诫，学习成人生活与知识技艺的地方。到西周时，学校便发展为“国学”与“乡学”两大系统，而“国学”又分为“大学”与“小学”两个不同等级。大学指天子所设的辟雍与诸侯所设的泮宫，小学指宫廷贵胄小学和郊区贵族子弟小学。而“乡学”按闾、党、州、乡设置塾、庠、序、校。当时学子所习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所谓的“六艺”。其中“大学”最受重视，大学的学生主要由十五岁以上的贵族胄子组成，即《尚书大传》所列举的“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一类人物。据《礼记·学记》记载，周代的太学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礼仪伦理规定：太学开学时，太学负责人要身穿皮弁服，用芹澡祭先师，以此来表示对道艺的崇敬。演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歌，作为开学初的教育。入学后，太学负责人击鼓召集学生，打开书箧，出示书籍等东西，使学生们能以谦逊、恭顺的态度对待学业。用夏、楚这两种木制的扑打学生的刑具来警戒、鞭策学生，使学生有所畏惧，能够自觉地约束他们的威仪。夏天不举行追祭始祖礼仪时，天子不到太学视察，使学生们情绪悠闲，确立志向。教学时常提示而不讲解，使学生们自己能有所得。年幼的学生只能听讲，不得发问。并制定了严格的考校制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大成”之后，经有关部门选拔出优秀人才，要授予官禄。由此可见，周代的太学不但负有“教化”贵族子弟的责任，而且承担有为国家储备人才的义务。因此，天子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去亲临视察。

3.3 春秋以后，社会急剧动荡，“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下私门”。孔孟、叔向、邓析等兴办私学的人越来越多。然而，曾几何时，曾称雄天下的齐国统治者“揽天下诸侯宾客”，“不任职而论国事”，创立了“稷下学宫”，前后历时一百四十多年，繁盛时学宫达“千有余人”。这一由政府创办的讲学辩说、传道授业的场所，在齐威王、齐宣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四方学士汇聚，不治而议论，田齐统治者对其中的优秀人物常常授予“博士”、“学士”称号，或赐列第为上大夫，也表现出了最高统治者对“礼仪教化”的重视态度。汉武帝时重兴太学，至成帝时，太学弟子已至三千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由一介书生变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自然也知道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不但立国不久就下诏修太学，而且在建武五年（29）十月，太学建成后，还亲自前往视察。建武十九年（43），刘秀又亲临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除了洛阳京师太学外，地方郡国也纷纷办学，班固《东都赋》形容此时的盛况时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汉明帝时，皇帝不但经常亲临太学，封经学大师为侯，本人还亲自到太学讲学。汉顺帝时重修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本初元年（146），梁太后诏令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的子弟，全部入太学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曾“亲临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后秦苻坚“广修学宫”，“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孝文帝更是常在清徽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南朝的宋文帝，不但下令重建国子学，命皇太子到国学讲《孝经》，而且还亲临国学策问儒生五十九人，给予奖励。梁武帝也曾两次亲临国学策试学生，并明令太子到国学行释奠礼。唐太宗更是重视学校教育，早在做秦王时，就开文学馆，设十八学士。贞观二年（628）又下诏停周公为先圣，而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恢复学校中祭孔的仪式。并多次亲临国学，听祭酒、博士讲论，甚至曾与孔颖达辩论曾参与闵子谁孝。此后科举盛行，学校更受统治者青睐。北宋开国伊始，赵匡胤就在后周国子监原址增修学舍，并“聚生徒讲学”。招收包括低级官员在内的寒素子弟学习。明太祖朱元璋依靠儒生出谋划策，夺取天下，更是深知办学的重要性。因此，洪武元年（1368）就驾幸太学，行释奠礼。洪武十五年（1382）又亲定视学仪制，并在国子监颁布学规。清初世祖顺治皇帝就亲临国子监行释奠礼，定视学仪，康熙八年（1669）又重颁视学礼仪。因此，历代皇帝临雍视学礼仪中，以清代最为完备，也最具代表性。

所谓的临雍视学礼仪，是指天子亲临辟雍视察时举行的礼仪。雍，本系沼池，《诗·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毛注“雍，泽也”。周天子设射宫于王城南郊，周围为水泽环绕，外围有森林包围，故称之为雍，或辟雍。辟雍是周初太学的别称，即中央政府设立的最高学府，汉代以后，以传授儒学经义，培养政府官员为主要任务。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多数帝王，为了显示自己对儒学的尊重以及对礼仪教化的重视，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视察太学。为了使帝王的视察活动能合于礼仪，服务于教化，历代都要在帝王视学时举行一定的礼仪。各代所行礼仪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说，社会越发展，礼仪形式越完备。因此，清代的视学礼仪堪称中国古代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礼仪。在此，以清代礼仪为线索，对中国古代的帝王视学礼仪作一概述。

（1）视学前，内阁或其他有关部门草拟有关儒学经典的讲章或礼仪规范进呈皇帝御览，请皇帝裁定。

（2）视学前一日，皇帝在宫中斋戒，陪同视学、释奠的王公大臣在府第斋戒。

（3）视学日，太学祭酒、司业等率领学生清晨即起洒扫厅堂。衍圣公、五经博士、圣贤后裔、官学师生、进士、举人等身穿礼服，前往观礼。

（4）太学祭酒会同有关部门官员在彝伦堂或辟雍殿内设黄幄御座，座前摆放御案，左右两旁设置讲案。按礼制规定，中国古代君主不以对待臣下的态度来对待臣下有两种情况：一是当臣做尸的时候，一是当臣做君主老师的时候。因此太学学规规定，大臣即使给天子授课，也不面北居臣位。所以，不但在经筵御讲时主讲者不面北称臣，而且在皇帝视察太学时，讲案也只能设在皇帝御案的左右两旁，而不设在面北的位置。然后由祭酒将讲章、进讲副本按照《书》左、《经》右的要求，分别放置到左右两旁的讲案上。

（5）皇帝身穿礼服，在仪仗、护卫的导从下，乘御舆前往太学。太学祭酒、司业率领官学诸生跪在成贤街左边迎接御驾。皇帝到达国学，在彝伦堂前的黄幄御座上休息时，有关官员要在大成殿为皇帝安排好拜褥，然后礼部官员引导皇帝由大成中门进入大成殿，并从中间的台阶登上大殿，来到设有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前，面北而立。王公大臣等陪祀官员，跟随在皇帝后面，从左右二门进入大成殿，从左右两边的台阶登上大殿，面北排列在皇帝左右两边。典仪、唱乐、舞生等办事人员各就各位。典仪高唱：奏乐。乐队开始演奏《迎神乐》。通赞官高喊：跪！叩头！兴！皇帝对着孔子的牌位行二跪六叩头礼，其余陪礼官员也随之行礼。礼毕，乐队停止奏乐。典仪高唱：行释奠礼！乐队奏乐。献帛官跪在皇帝右边，捧着帛恭敬地进献给皇帝，皇帝站着接过帛，然后面对至圣先师牌位，拱手行献帛礼。礼毕交给献帛官，献帛官跪着接过帛，站起身来到先师牌位前，将帛献于先师牌位前。然后，献爵官跪到皇帝右边，捧着爵恭敬地进献给皇帝，皇帝站着接过爵，然后面对至圣先师牌位，拱手行献爵礼。礼毕交给献爵官，献爵官跪着接过爵，站起身来到先师牌位前，将爵献于先师牌位前。接着，东西四配、两廊十哲分献官九员，按次序向四配、十哲献爵、释奠。献爵结束，乐队停止奏乐，献官各归原位。典仪高唱：送神！乐队奏送神乐，皇帝与陪祀王公大臣再向至圣先师行二跪六叩头礼。礼毕，典仪高唱：捧帛恭送燎炉！献帛官来到至圣先师孔子牌位前，一跪三叩头捧帛由大成殿中门出，把帛送入燎炉内。赞引官启奏皇帝礼毕。导引皇帝由大成殿中门出，乐队停止奏乐。

（6）皇帝来到彝伦堂前的黄幄内更换衮冕服，诸王站在大成殿门前等候。陪祀官员及衍圣公、五经博士等先期进入彝伦堂，在堂阶下东西分班按次序站立。祭酒、司业率领太学其他职员与学生一起在太学门内阶下，东西分班，按次序站立。一切准备就绪，礼部堂官奏请皇帝幸彝伦堂。皇帝出黄幄，来到太学门外，乘辇再进入太学门，诸王在后随行，文武官员与太学生都跪着迎候圣驾。皇帝经过后，他们才能起立。皇帝到达彝伦堂后，升坐御座。诸王站立台阶之上，文武官员、衍圣公、五经博士、太学祭酒、学官、学生东西分班，侍立在台阶下，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皇帝赐座。

（7）诸王叩头谢座，文武官员、衍圣公由左右门入堂，叩头谢座。然后由太常或鸿胪寺官员高唱：进讲。太学祭酒、司业由左右门入堂，面北而立。皇帝赐座，祭酒、司业叩头谢座。祭酒面西就座于东讲案后，司业面东就座于西讲案后，然后依次宣讲。有的朝代则先请皇帝宣讲，如唐太宗李世民、汉明帝、北魏孝文帝都曾亲临太学讲学。五经博士、学官、学生等都拱手站在堂内听讲。讲毕，群臣与太学生跪着听皇帝训示。有的皇帝则向讲官问难、辩疑。如甘露元年（265），魏帝曹髦幸太学，曾向博士淳于俊问难《周易》。又《旧唐书·礼仪志》载，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幸太学听完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后，向孔颖达问难说：孔子的弟子中，曾子和闵子都以大孝著称，现在为什么只讲曾子的孝道而不讲闵子的孝道呢？孔颖达回答说：曾子在孝道方面可以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了，故我要宣讲曾子的孝道。太宗反驳说：我曾听人说《孔子家语》有这样的记载，一次曾参之父曾皙让曾参锄瓜，曾参锄断了瓜蔓，其父大怒，就用大木棍打他的背，曾参被打倒在地，过了一会儿才苏醒。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对他的门徒说，一会儿曾参来了别让他进来。曾参求教老夫子为何如此。孔子训诫他说，舜侍奉父母时，他的父母让他常在身边，并时刻想杀他。舜既善事父母，又只受父母的小责罚，当父母用大木棍打他的时候，他就逃走了。现在你曾参在父亲大怒时不逃走，让他把你打得昏了过去，这是陷他于不义之地，也是你最大的不孝。由此来看，怎能说他比闵子骞更孝呢？孔颖达不能回答。太宗又对随从官员、学官、学生们说：有些儒生讲孝道，但不理解圣人所说的孝的本质，结果总是牵强附会，劳而无功。我认为，所谓的孝就是要善待父母、忠于国君，与朋友以信相处，遇到战阵能英勇无敌，扬名显亲。

（8）皇帝赐群臣茶，群臣受饮。饮毕，皇帝升辇，乐队奏乐，皇帝在仪仗导从的护持下离开太学还宫，太学祭酒率领学官、学生跪送皇帝，皇帝行远后，各自起立，各行其是。

（9）皇帝视学后的第二天，太学祭酒、学官、太学生都要上表感谢皇帝亲临督导的恩德，表明今后要努力从事学业的态度。皇帝赐衍圣公及其他官员在礼部用宴，并赐衍圣公、祭酒、博士、司业、助教等衣物，赐太学生钱各有等差。

历代帝王为了显示自己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为了倡导教化百姓循规矩、守礼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也为了笼络儒生这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官僚后备军，引导社会舆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都非常重视视察太学、尊孔。有时，为了加强对思想界的控制，有些皇帝还专门召集天下名儒讨论儒家经典，并亲自裁定经义，如“白虎堂之议”和“石渠阁”之会，即是如此。统治者如果善于引导、利用，就可使太学成为自己的有力工具，如汉武帝、唐太宗等。如果不善于引导，不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就会使太学成为反对自己统治的中心，推翻现行政权的指挥部，如东汉末年的太学“清议”与“党锢之祸”，明末的“东林党人”与“复社”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