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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帅的风格
在当代世界知名的外交人物中，杜勒斯以精明独断、冷酷苛刻著名，维辛斯基（苏联外长）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口才闻世，梅农（印度外长）的急躁孤傲能拒人千里，霍姆的温和世故又使人微觉大英帝国的衰落。那么，中国外长陈毅，属于他的外交风格又在何处呢？
擅于评头论足的西方记者只能这样评论他：“一个西方人捉摸不透的人。”
周总理却不止一次地谈起：“陈毅同志在他的活动范围内又有他的鲜明色彩，独到之处，无论工作之得力，思想之开阔，知识之深广，眼力之锐敏，胆略之服人，言谈之切中，都有他的新创造、新境界。”
以总理与陈毅共事之久，相交之深，这番评论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尤其是在外交工作中，两人有时渊源相承，有财通力合作，有时不分彼此，有时又互为表里各具千秋。陈毅的用心良苦，总理最明澈；陈毅的风格特色，总理也最熟悉。
1.牢记总理训令：“外事工作，授权有限”
1954年，刚接手外交工作，周总理就对陈毅讲了“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八个字。这即是说，外交部工作与其它各部相比，其独立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大事小事，都不能擅自作决定；一举一动，都不能脱离中央确定的轨道。外交工作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纪律，严格的、无情的、铁一般的纪律。
这八个字，陈毅奉为金科玉律，然而，那个坦率、爱冲动、直言快语的陈毅，又该往哪儿摆呢？也许陈毅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这一面，所以上任之前他对自己有过这样的担心：“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感情一上来就冲口而出。”
后来他还是上任了，结果如何呢？——当他自觉地控制了“冲口而出”的弱点，将这弱点转化为美德时，他的直言无讳、襟怀坦荡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日本人称之为“高姿态外交”。
他可以当面告诉哈里曼，不喜欢他代表美国在会上作的发言。他也可以对来访的外国记者说，中国今年歉收了多少亿斤粮食，“你们不要光看好的，那样要上当！”他恳切希望国际友人抱求实态度来报道中国。他说：“你们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中国吧，你们不要满足于我们口头讲的话，要看事实，看行动。”他求实、坦荡的勇气和自信，赢得了英国《经济学家》记者的盛赞：“出自他的口的经过推敲的答复就象成熟的石榴一样，发出一股北京的谈话一向所没有的那种香味。”
陈毅用诚恳、坦率和真实征服了世界；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什么话都能告诉外国人，杰出的外交家必须具备在某个问题或某种时刻守口如瓶而又守得巧妙的本领。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突然问陈毅：“中国最近打下了美制U—2高空侦察机，请问是用的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遇到这样涉及机密的提问，一般可用一句“本人无可奉告”作答，但陈毅却不。他举起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动作，告诉记者说：“我们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全场一阵大笑，记者们在笑声中被折服了。这位年纪只有六十出头的中国元帅，看来已达到了中国古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既能从心所欲又能不逾方圆，如丸之走盘，陈毅这一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周总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陈毅深知，外交事务动辄关系国家声誉和世界局势，所以他绝不自作主张，在日内瓦，人们只看到他应答如流，谈吐不拘一格，却不知他每日亲自草拟电文，向中央详细报告情况，更看不到他每日深夜守候，等待北京发来指示的情景。他恪遵这些指示，并在第二天把它们巧妙体现在一连串生动活泼的谈话中。
每次从国外回来，他都必先向周总理口头汇报，然后将总结材料报告中央。如果回国后需要先在外地耽搁休息几天，或顺路去某省市看看，他也毫无例外地事先向周总理请假。在中南海陈毅办公的书房里，秘书常见到这样的情形：陈毅伏案工作，处理文电报告，有时遇上没把握的事，便一个人坐着静静地想。想着想着，往往站起身把公文包往胳膊下一夹，说声：“走，请示总理去！”便径直奔总理家去了。
总理家离陈毅的住处不远，两家关系异常亲密，陈毅更敬总理如兄长如良师，感情十分深笃。但陈毅对总理绝没有因为亲密而不严格遵守请示汇报制度，相反，有总理作直接领导，陈毅觉得是一种幸福，每逢他单独会见了重要外宾，只要为时尚早，他总是驱车直赴总理处，将谈话情况及时报告一下。出访远行归来，陈毅想见总理一吐为快的心情总是那样急切。天气好时，他们会像年轻时漫步在塞纳河畔一样，并肩漫步在中南海的湖水边，畅谈无忌，朗朗的笑声不时传出。
有一次，两人一同从国外归来，在成都看一出话剧。剧中有位热情单纯的姑娘，大声宣布自己伟大的理想：“我要做一个外交家！”周总理哈哈大笑，对旁边的陈毅说：“你听，她要向你看齐，接你的班！”陈毅摇摇头：“真正的外交家，那要数你呀！”
论秉性气质，这两人是不同的。总理严谨、细致、周全，是个“当家人”；陈毅豪放、洒脱、热情，更像个“行吟诗人”。论外交风格，这两人则是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他们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全身心，如今在风云际会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他们又密切合作，和谐相处，将中央的思想和方针发挥到了完美的程度。在他们身上，找不到“既生瑜，何生亮”那样狭隘的感慨。
对毛主席，陈毅更是敬重。他不但深入领会主席的外交思想，还注意学习他的外交方法和艺术。特别是主席接见外宾谈话时，他总是记下要旨，会其深意。1955年10月15日下午，陈毅陪同主席会见日本客人后，便写下了这样的话：“毛主席又一次表现了大政治家的风格，提出问题非常尖锐透辟，不作敷衍门面语，每句话打动人的心。谈话方式，庄谐杂陈议论风生，使人忘倦，……我在旁学习，似乎对与外宾接谈有所体会。”
为了能让更多的外交工作人员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方法，每当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陈毅总是想方设法，让主席接见这些长期在异国工作的人员。之所以如此，不但是要让驻外使节们感到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更重要的是要让主席的外交思想更好地运用到外事工作中去。
有时，在主席那里研究国际局势直至天明，散会后他不是回家休息，而是从中南海把车子径直开往外交部，并兴致很高地把党组成员召集来开会，说：“我这个人忘性大，现在刚从会场回来，趁着印象还新鲜，赶快把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传一传。”显然，陈毅的遵守纪律、执行指示是自觉主动的，是闻令乐从的，并且充满着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天性中蕴含着诗人的热忱与激情，但后天的经历赋予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优秀品质。所以，他一直奉“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句话为座右铭，信守不渝——他知道，只有这有形之矩内，他个人的风格，外交工作的特色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2.蒙哥马利的远见
60年代初，英国前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蒙哥乌利来华访问，周总理设宴招待。在陈毅为他安排的陪客阵容中，这位英国元帅发现了一些令他不胜意外而又大感兴趣的人物。
他们中有身材瘦小，穿着普通蓝色制服的溥仪，这位中国末代皇帝自抗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露面，他开朗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新人，现在在植物园工作。我是新的、自食其力的溥仪了。”一位仪表堂堂、卷发乌黑的中年人则被介绍说：“这是荣毅仁先生——中国最大的资本家。”
最使蒙哥马利印象深刻的，还是去年秋天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出现。周总理介绍他时颇诙谐地说：“他同陈毅作过战。”
“噢？”蒙哥马利略微偏头，看见陈毅正微笑着和他过去的敌人握手，他不禁很有兴致地问：“你们谁战胜了？”
总理指着陈毅元帅：“他获胜了。”
蒙哥马利转而问杜聿明将军：“在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
“有一百万。”
“拥有一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可是陈毅元帅有两百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
听到此处，所有客人都放声大笑起来。从这些经历不同、身份各异的人身上，蒙哥马利看到了中国历史和革命的一页“提要”。中国，这个在西方人眼中神秘落后的国度，正在向蒙哥马利撩起面纱，展示她新的容颜。
蒙哥马利听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直率的陈毅预言：“在我们这个年纪可以看见的未来，是不会发生一场全力以赴的核大战的，因为那样一来，使用核武器的人也要被毁灭。”当然，陈毅也对世界各地存在的战争威胁表示了不安，他问道：“阁下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蒙哥马利于是谈了他著名的三项主张：一是必须有两个德国、两个柏林；二是只能有一个中国；三是一切外国武装部队撤回他们自己的国境。陈毅听后，幽默地说：“可能会有人对你的话不高兴，……美国在全世界有那么多军事基地！”
这位头脑敏锐、战绩赫赫的英国元帅，对中国的所见所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本题为“三大洲”的访问记中，他写道：“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国家必须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他也忘不了那位别出心裁、谈吐风趣的元帅外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他说：“外交部长陈毅是一个最和蔼、最愉快的人，他很有幽默感。”
3.名誉七段与中日民间外交
“天涯是处有亲朋”，作为中国外长，陈毅四方努力就为创造这样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与中国关系一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陈毅不能不为之抱憾。如何架这座桥呢？陈毅看得很远，看得很开，官方没有往来，可以搞民间友好嘛；政治上谈不拢，可以谈贸易嘛；一步不可能到位，可以渐进、积累嘛。
一次，陈毅陪总理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提了一条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在陈毅看来，这些不仅仅是供消遣的技艺，而且是传播友谊的媒介，有时，它甚至能起到政治外交所不能起的作用。
于是，1960年6月，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陈毅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亲自倡导中日围棋交流活动，这不能不在日本各界人民中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日，一些右翼议员反对中国，但又是围棋迷，最后在双方安排下，他们很乐意与中国棋手对弈，交谈棋道——谁能说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会因此而改变呢？到了1964年，日本29位最著名的围棋手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3000万人签名运动，因为妨碍两国棋手进一步往来的最大障碍是两国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接着，许多著名棋手走上了街头宣传中日友好。——谁能说这些对日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发挥作用呢？
陈毅自己就是个围棋迷，只是他的棋盘不囿于这黑白方寸之间。在中日关系这盘棋上，陈毅不拘一格独辟蹊径，因而别开生面。1963年9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时，代表日本棋院和日本关西棋院分别赠送给陈毅元帅名誉七段称号的证书。日本围棋界授予国外人士以这样高的荣誉，这还是第一次。更值得一提的是，到陈毅去世后的1973年，日本棋院又追赠陈毅荣誉八段称号，并以一个特殊的日期——日中两国联合声明发表的日期，作为荣誉证书的填写日期，以纪念陈毅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所做的杰出贡献。
4.“东方歌舞团”的由来
陈毅的“新创造”平淡中见奇，山重水复中的又一村。他深知文化艺术工作在外交中的作用，他曾经把舞蹈演员称为文艺方面特殊的外交使节，事实证明这一创新是他外交艺术方面的又一鲜明特色。
1960年底，总理、陈毅率一个包括歌舞队、体育队共四百人的大型代表团访问缅甸。中国东方歌舞班的十名青年演员以精湛的技艺赢得了盛赞，她们除了演中国的歌舞之外，还能够演出亚非拉不少国家的歌舞，她们逼真动人的演出在外交上获得了极佳效果，这是政治斗争所达不到的。回国后，总理、陈毅便商量要为这十位年轻的文化外交“特使”庆功，最后决定由陈毅夫妇出面，请演员们在紫光阁吃饭。
那天晚上，东方歌舞班的全体成员都到了。陈毅说：“今天是个慰劳会，你们在缅甸的演出很成功，这也是支援了我们的外交工作，因此非常感谢你们。”
为什么这样说呢？陈毅接着道：“过去西方不承认东方的舞蹈音乐，但我们党和主席重视提倡东方艺术。亚非拉的艺术，将来是会被世界承认的，这也是我们的胜利。艺术家就起了政治作用。艺术家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她们为民族苦难控诉和斗争，为民族的欢乐幸福生活而歌颂，艺术是最好的表达工具。”
这些话，有的演员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的甚至已暗下决心，要把一生都献给东方歌舞。
一年之后，在总理、陈毅的关心下，“东方歌舞团”正式成立。坦桑尼亚副总统来京访问，看到演出的坦桑尼亚舞蹈，问：“这是我们坦桑尼亚人演的吗？”演出后上后台一看，才知竟是中国姑娘扮演的。为了梳好那种坦桑尼亚妇女在头上打许多小结的发式，姑娘们光是梳头每人就花去三个多小时。这位副总统感动得几至落泪：“你们中国人太伟大了！”
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来中国访问，陈毅陪他观看东方歌舞团演出的“几内亚舞”等节目。当那些肤色黑亮的姑娘、小伙在台上欢歌起舞时，塞古·杜尔被深深打动了。演出结束和演员握手时，他轻轻摸了摸一个演员的皮肤，动情地说：“在西方是歧视我们黑种人的，没想到你们中国人愿意把黑色涂在你们自己身上，来表演我们几内亚人的舞蹈！”
中国演员学习外国舞蹈，看来是分内之事。然而，在陈毅看来，这却是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巧借艺术小舞台连接起国际斗争的大舞台，从而在中外人民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彩桥。每逢在京演出时，东方歌舞团演到哪一个国家的歌舞，那个国家的大使就会高兴得鼓掌致谢，甚至感动得热泪长流。这就不仅是单纯的艺术力量或感情交流了，这是通过艺术表现的友谊的共鸣。这也是陈毅精心创造的一种新的外交境界。
5.外交部就是“门市部”
走上了外交战线，陈毅也就远离了他所统辖的晓勇善战的大军，可他仍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统帅。为什么呢？——周总理说过：“外交队伍是一支不穿军装的军队。”眼下，陈毅就是这支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员。
陈毅还常说，“外交工作就是门市部的工作。它是我们对外国人展示中国的窗口。”作为外交门市部的主任，他又是如何领兵做好工作的呢？
1954年，初来外交部的陈毅，有一点很引人注意，那就是他单身一人由沪来京，未带任何老部下或亲信助手，甚至连秘书也没带一个。他的两位秘书，都是到京后由外交部为他选配的。对外交部内各野战军和各大区、各省市抽调来的干部，陈毅均一视同仁。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只有对他熟悉的干部更严格一点。因此，外交部的干部公认：“陈老总真正是搞五湖四海的。”这一表率作用自然会对干部产生深刻有力的影响。
先从己做起，然后呢？陈毅感到第一要紧的，是让干部们及时了解、掌握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世界政局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对每一变动都要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这反应的信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从中枢传到神经末梢。有时，陈毅在中南海开会至天明，就直接驱车前往外交部，“趁着印象还新鲜，赶快把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传一传。”这种传达被干部们称作“趁热吹风”。其结果，是使整个对外工作增强了方向性和主动性。
搞外交的人，政治灵敏度必须很高，陈毅在这点上对部下尤其严格。1960年中苏关系还未破裂之前，我国一位驻东欧国家的大使说，他所驻国与苏联关系有点僵，建议中国出面作些调解，都是兄弟党嘛。陈毅一听可就来火了，他即刻回复说：麻木不仁，不动脑筋！身在东欧，布加勒斯特在开会你们知不知道？会上出了什么事你们知不知道？——这位大使赶紧飞到了布加勒斯特，才知道中苏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问题。假若不是陈毅及时指出他思想上的迟钝，可能会造成大的损失。事后他说：“觉得陈总严一点，非常好，是对一个同志的爱护。”
工作起来，陈毅的作风是干脆、利落、快当。他见不得那种不论大事小事，动不动搞个文件，圈过来批过去的文牍主义作风。他这样要求部下：“公家给你们配了汽车，就是叫你们办公用的，有事就直接找我，当面解决，不要腿懒，动不动写文件。”在他的带动和督促下，外交部工作中很少推诿拖拉、敷衍塞责，处理问题的效率很高。
对外交人员的精神状态，陈毅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一次出国访问，陈毅到我们驻该国的使馆看望工作人员，他随便与其中的一位交谈，问道：“多大啦？”“三十五啰！”陈毅似乎从这个“啰”字里听出了点什么——“三十五就三十五，还‘啰’什么？”他笑着拍拍这位工作人员的肩膀，“三十五，正当年嘛，不要想那么多，将来要靠你们接我们的班！”后来，这位工作人员到了四十五岁、五十五岁，仍然记得这件芝麻点儿大的小事，把它说给年轻的工作人员听。
三军贵在统帅。由这样的外交部长带领的外交队伍，必是一支立场坚定、政治敏锐、作风纯正、情绪饱满的大军。
戴高乐总统曾对人说，一个领袖人物要树立权威，就必须与他周围的人保持某种距离。这位法国杰出的领袖平素就很少跟人坦诚相见，这恐怕是他从政多年的经验之谈。若照此经验，陈毅的形象就很有优势：那两道浓浓的眉，一派凛然威严的目光，再加上宏亮的嗓音，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也难怪他刚到外交部时就有人议论：新来的部长是不是脾气大，爱骂人？
但，陈毅的权威需要保持这种距离感来树立吗？恰恰相反，陈毅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人不要有距离。
1958年，外交部在搞整风运动。大字报、小字报挂满了一屋子，刚上任不久的陈毅部长也来看大字报了。突然，一张小字报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的内容是批评他在外交场合不注意礼貌礼节的：过去周总理向外宾敬酒，酒杯总是低于外宾，为什么陈部长敬酒，总是把酒杯举得比人家高呢？这样不够尊重人家，反映了外交作风问题。
陈毅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说，他看了看小字报的署名，不认识。有人告诉他，这是个部里新来的英文翻译，年纪很轻。
下午部里开大会，陈毅讲到了这张小字报：“有同志提我的意见，说我向外宾敬酒时酒杯举得太高。同志哥，你才不懂哟，酒杯举得比人家高，这才叫尊敬人家嘛！总理举得低，是因为他手臂受过伤。”说到这里，他嘴角透出笑意，接着说：“不过，这位同志观察很细致，批评很尖锐，精神可嘉！”
散会后，陈毅又叫人把这位英文翻译单独留了下来。经过一席交谈，陈毅得知他是哈佛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因为英文好，回国后便到外交部工作。陈毅更起爱才之心，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常带他一起出国访问，亲自安排他担任重要会谈的翻译。二十年后，这位年轻的翻译已成为我驻国外的一位高级外交官——他的名字叫浦寿昌。他常常念念不忘地谈起这件事：“那时我很年轻很幼稚。陈老总也是直来直去。我批评得不正确，他就憋不住要说。可是他对我一点不抱成见，完全像对后辈一样鼓励和爱护我。这就是他的为人啊。”
“管中窥豹，见其一斑”，看来，陈毅并非不近人情高高在上。他的秘书这样回忆说：“他从没对我们发过脾气。有时我们办错了什么事，他叫一声‘同志哥’就表示很不满意了，最多加一句‘怎么搞的嘛’，就不吭声了。不像些电影里描绘的那样，动不动就‘熊’人。”当然，陈毅也有红脸“熊”人的时候，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孩童式的淳朴，喜惊或恼怒，爱慕或憎恶，他常溢于言表，不夸张也不藏匿，有时当怒气如夏日的阵雨过去之后，他会坦坦荡荡地向人道歉或和言悦色地讲道理。大开大阖、流露真我，陈毅就是这样的人，但他的威望和形象并未因此有一丝一毫的损害。
统兵率将，各有其方。与戴高乐不同，陈毅统率起这支不穿军装的队伍，靠的是以身作则，练兵有素而又体贴下情，爱兵如子。
陈毅曾把外交工作比为“门市部”工作，这儿是一个窗口，是一个内外交流的通道。陈毅的使命，既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要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责任和使命。无疑，陈毅的工作完成得是出色的，陈毅的风格在外交舞台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他的风格是谨慎与从容的统一体。所谓谨慎，是指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意图领会甚深，于中央的指示遵守甚严；所谓从容，则是指他在自己的一方领域内挥洒自如不拘一格，同时他还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外交队伍。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临深而惧有余闲”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他的意志弥老弥坚，他的魅力弥久弥醇，亦使他的风格有元帅之勇，外长之智，诗人之笑傲江山之势……
擅于评头论足的西方记者只能这样评论他：“一个西方人捉摸不透的人。”
周总理却不止一次地谈起：“陈毅同志在他的活动范围内又有他的鲜明色彩，独到之处，无论工作之得力，思想之开阔，知识之深广，眼力之锐敏，胆略之服人，言谈之切中，都有他的新创造、新境界。”
以总理与陈毅共事之久，相交之深，这番评论无疑是最有权威性的。尤其是在外交工作中，两人有时渊源相承，有财通力合作，有时不分彼此，有时又互为表里各具千秋。陈毅的用心良苦，总理最明澈；陈毅的风格特色，总理也最熟悉。
1.牢记总理训令：“外事工作，授权有限”
1954年，刚接手外交工作，周总理就对陈毅讲了“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八个字。这即是说，外交部工作与其它各部相比，其独立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大事小事，都不能擅自作决定；一举一动，都不能脱离中央确定的轨道。外交工作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纪律，严格的、无情的、铁一般的纪律。
这八个字，陈毅奉为金科玉律，然而，那个坦率、爱冲动、直言快语的陈毅，又该往哪儿摆呢？也许陈毅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这一面，所以上任之前他对自己有过这样的担心：“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感情一上来就冲口而出。”
后来他还是上任了，结果如何呢？——当他自觉地控制了“冲口而出”的弱点，将这弱点转化为美德时，他的直言无讳、襟怀坦荡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日本人称之为“高姿态外交”。
他可以当面告诉哈里曼，不喜欢他代表美国在会上作的发言。他也可以对来访的外国记者说，中国今年歉收了多少亿斤粮食，“你们不要光看好的，那样要上当！”他恳切希望国际友人抱求实态度来报道中国。他说：“你们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中国吧，你们不要满足于我们口头讲的话，要看事实，看行动。”他求实、坦荡的勇气和自信，赢得了英国《经济学家》记者的盛赞：“出自他的口的经过推敲的答复就象成熟的石榴一样，发出一股北京的谈话一向所没有的那种香味。”
陈毅用诚恳、坦率和真实征服了世界；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什么话都能告诉外国人，杰出的外交家必须具备在某个问题或某种时刻守口如瓶而又守得巧妙的本领。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突然问陈毅：“中国最近打下了美制U—2高空侦察机，请问是用的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遇到这样涉及机密的提问，一般可用一句“本人无可奉告”作答，但陈毅却不。他举起双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动作，告诉记者说：“我们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全场一阵大笑，记者们在笑声中被折服了。这位年纪只有六十出头的中国元帅，看来已达到了中国古人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既能从心所欲又能不逾方圆，如丸之走盘，陈毅这一独特风格的形成，与周总理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陈毅深知，外交事务动辄关系国家声誉和世界局势，所以他绝不自作主张，在日内瓦，人们只看到他应答如流，谈吐不拘一格，却不知他每日亲自草拟电文，向中央详细报告情况，更看不到他每日深夜守候，等待北京发来指示的情景。他恪遵这些指示，并在第二天把它们巧妙体现在一连串生动活泼的谈话中。
每次从国外回来，他都必先向周总理口头汇报，然后将总结材料报告中央。如果回国后需要先在外地耽搁休息几天，或顺路去某省市看看，他也毫无例外地事先向周总理请假。在中南海陈毅办公的书房里，秘书常见到这样的情形：陈毅伏案工作，处理文电报告，有时遇上没把握的事，便一个人坐着静静地想。想着想着，往往站起身把公文包往胳膊下一夹，说声：“走，请示总理去！”便径直奔总理家去了。
总理家离陈毅的住处不远，两家关系异常亲密，陈毅更敬总理如兄长如良师，感情十分深笃。但陈毅对总理绝没有因为亲密而不严格遵守请示汇报制度，相反，有总理作直接领导，陈毅觉得是一种幸福，每逢他单独会见了重要外宾，只要为时尚早，他总是驱车直赴总理处，将谈话情况及时报告一下。出访远行归来，陈毅想见总理一吐为快的心情总是那样急切。天气好时，他们会像年轻时漫步在塞纳河畔一样，并肩漫步在中南海的湖水边，畅谈无忌，朗朗的笑声不时传出。
有一次，两人一同从国外归来，在成都看一出话剧。剧中有位热情单纯的姑娘，大声宣布自己伟大的理想：“我要做一个外交家！”周总理哈哈大笑，对旁边的陈毅说：“你听，她要向你看齐，接你的班！”陈毅摇摇头：“真正的外交家，那要数你呀！”
论秉性气质，这两人是不同的。总理严谨、细致、周全，是个“当家人”；陈毅豪放、洒脱、热情，更像个“行吟诗人”。论外交风格，这两人则是各有所长，相得益彰。他们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全身心，如今在风云际会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他们又密切合作，和谐相处，将中央的思想和方针发挥到了完美的程度。在他们身上，找不到“既生瑜，何生亮”那样狭隘的感慨。
对毛主席，陈毅更是敬重。他不但深入领会主席的外交思想，还注意学习他的外交方法和艺术。特别是主席接见外宾谈话时，他总是记下要旨，会其深意。1955年10月15日下午，陈毅陪同主席会见日本客人后，便写下了这样的话：“毛主席又一次表现了大政治家的风格，提出问题非常尖锐透辟，不作敷衍门面语，每句话打动人的心。谈话方式，庄谐杂陈议论风生，使人忘倦，……我在旁学习，似乎对与外宾接谈有所体会。”
为了能让更多的外交工作人员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方法，每当驻外大使回国述职时，陈毅总是想方设法，让主席接见这些长期在异国工作的人员。之所以如此，不但是要让驻外使节们感到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更重要的是要让主席的外交思想更好地运用到外事工作中去。
有时，在主席那里研究国际局势直至天明，散会后他不是回家休息，而是从中南海把车子径直开往外交部，并兴致很高地把党组成员召集来开会，说：“我这个人忘性大，现在刚从会场回来，趁着印象还新鲜，赶快把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传一传。”显然，陈毅的遵守纪律、执行指示是自觉主动的，是闻令乐从的，并且充满着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他天性中蕴含着诗人的热忱与激情，但后天的经历赋予他立场坚定、是非分明的优秀品质。所以，他一直奉“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这句话为座右铭，信守不渝——他知道，只有这有形之矩内，他个人的风格，外交工作的特色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2.蒙哥马利的远见
60年代初，英国前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蒙哥乌利来华访问，周总理设宴招待。在陈毅为他安排的陪客阵容中，这位英国元帅发现了一些令他不胜意外而又大感兴趣的人物。
他们中有身材瘦小，穿着普通蓝色制服的溥仪，这位中国末代皇帝自抗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露面，他开朗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新人，现在在植物园工作。我是新的、自食其力的溥仪了。”一位仪表堂堂、卷发乌黑的中年人则被介绍说：“这是荣毅仁先生——中国最大的资本家。”
最使蒙哥马利印象深刻的，还是去年秋天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出现。周总理介绍他时颇诙谐地说：“他同陈毅作过战。”
“噢？”蒙哥马利略微偏头，看见陈毅正微笑着和他过去的敌人握手，他不禁很有兴致地问：“你们谁战胜了？”
总理指着陈毅元帅：“他获胜了。”
蒙哥马利转而问杜聿明将军：“在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
“有一百万。”
“拥有一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可是陈毅元帅有两百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
听到此处，所有客人都放声大笑起来。从这些经历不同、身份各异的人身上，蒙哥马利看到了中国历史和革命的一页“提要”。中国，这个在西方人眼中神秘落后的国度，正在向蒙哥马利撩起面纱，展示她新的容颜。
蒙哥马利听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直率的陈毅预言：“在我们这个年纪可以看见的未来，是不会发生一场全力以赴的核大战的，因为那样一来，使用核武器的人也要被毁灭。”当然，陈毅也对世界各地存在的战争威胁表示了不安，他问道：“阁下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蒙哥马利于是谈了他著名的三项主张：一是必须有两个德国、两个柏林；二是只能有一个中国；三是一切外国武装部队撤回他们自己的国境。陈毅听后，幽默地说：“可能会有人对你的话不高兴，……美国在全世界有那么多军事基地！”
这位头脑敏锐、战绩赫赫的英国元帅，对中国的所见所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本题为“三大洲”的访问记中，他写道：“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国家必须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他也忘不了那位别出心裁、谈吐风趣的元帅外长，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他说：“外交部长陈毅是一个最和蔼、最愉快的人，他很有幽默感。”
3.名誉七段与中日民间外交
“天涯是处有亲朋”，作为中国外长，陈毅四方努力就为创造这样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与中国关系一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陈毅不能不为之抱憾。如何架这座桥呢？陈毅看得很远，看得很开，官方没有往来，可以搞民间友好嘛；政治上谈不拢，可以谈贸易嘛；一步不可能到位，可以渐进、积累嘛。
一次，陈毅陪总理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提了一条建议：“围棋、乒乓、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在陈毅看来，这些不仅仅是供消遣的技艺，而且是传播友谊的媒介，有时，它甚至能起到政治外交所不能起的作用。
于是，1960年6月，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陈毅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亲自倡导中日围棋交流活动，这不能不在日本各界人民中产生深远广泛的影响。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日，一些右翼议员反对中国，但又是围棋迷，最后在双方安排下，他们很乐意与中国棋手对弈，交谈棋道——谁能说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会因此而改变呢？到了1964年，日本29位最著名的围棋手号召日本800万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3000万人签名运动，因为妨碍两国棋手进一步往来的最大障碍是两国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接着，许多著名棋手走上了街头宣传中日友好。——谁能说这些对日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没有发挥作用呢？
陈毅自己就是个围棋迷，只是他的棋盘不囿于这黑白方寸之间。在中日关系这盘棋上，陈毅不拘一格独辟蹊径，因而别开生面。1963年9月，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时，代表日本棋院和日本关西棋院分别赠送给陈毅元帅名誉七段称号的证书。日本围棋界授予国外人士以这样高的荣誉，这还是第一次。更值得一提的是，到陈毅去世后的1973年，日本棋院又追赠陈毅荣誉八段称号，并以一个特殊的日期——日中两国联合声明发表的日期，作为荣誉证书的填写日期，以纪念陈毅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所做的杰出贡献。
4.“东方歌舞团”的由来
陈毅的“新创造”平淡中见奇，山重水复中的又一村。他深知文化艺术工作在外交中的作用，他曾经把舞蹈演员称为文艺方面特殊的外交使节，事实证明这一创新是他外交艺术方面的又一鲜明特色。
1960年底，总理、陈毅率一个包括歌舞队、体育队共四百人的大型代表团访问缅甸。中国东方歌舞班的十名青年演员以精湛的技艺赢得了盛赞，她们除了演中国的歌舞之外，还能够演出亚非拉不少国家的歌舞，她们逼真动人的演出在外交上获得了极佳效果，这是政治斗争所达不到的。回国后，总理、陈毅便商量要为这十位年轻的文化外交“特使”庆功，最后决定由陈毅夫妇出面，请演员们在紫光阁吃饭。
那天晚上，东方歌舞班的全体成员都到了。陈毅说：“今天是个慰劳会，你们在缅甸的演出很成功，这也是支援了我们的外交工作，因此非常感谢你们。”
为什么这样说呢？陈毅接着道：“过去西方不承认东方的舞蹈音乐，但我们党和主席重视提倡东方艺术。亚非拉的艺术，将来是会被世界承认的，这也是我们的胜利。艺术家就起了政治作用。艺术家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她们为民族苦难控诉和斗争，为民族的欢乐幸福生活而歌颂，艺术是最好的表达工具。”
这些话，有的演员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有的甚至已暗下决心，要把一生都献给东方歌舞。
一年之后，在总理、陈毅的关心下，“东方歌舞团”正式成立。坦桑尼亚副总统来京访问，看到演出的坦桑尼亚舞蹈，问：“这是我们坦桑尼亚人演的吗？”演出后上后台一看，才知竟是中国姑娘扮演的。为了梳好那种坦桑尼亚妇女在头上打许多小结的发式，姑娘们光是梳头每人就花去三个多小时。这位副总统感动得几至落泪：“你们中国人太伟大了！”
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来中国访问，陈毅陪他观看东方歌舞团演出的“几内亚舞”等节目。当那些肤色黑亮的姑娘、小伙在台上欢歌起舞时，塞古·杜尔被深深打动了。演出结束和演员握手时，他轻轻摸了摸一个演员的皮肤，动情地说：“在西方是歧视我们黑种人的，没想到你们中国人愿意把黑色涂在你们自己身上，来表演我们几内亚人的舞蹈！”
中国演员学习外国舞蹈，看来是分内之事。然而，在陈毅看来，这却是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他巧借艺术小舞台连接起国际斗争的大舞台，从而在中外人民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彩桥。每逢在京演出时，东方歌舞团演到哪一个国家的歌舞，那个国家的大使就会高兴得鼓掌致谢，甚至感动得热泪长流。这就不仅是单纯的艺术力量或感情交流了，这是通过艺术表现的友谊的共鸣。这也是陈毅精心创造的一种新的外交境界。
5.外交部就是“门市部”
走上了外交战线，陈毅也就远离了他所统辖的晓勇善战的大军，可他仍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统帅。为什么呢？——周总理说过：“外交队伍是一支不穿军装的军队。”眼下，陈毅就是这支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员。
陈毅还常说，“外交工作就是门市部的工作。它是我们对外国人展示中国的窗口。”作为外交门市部的主任，他又是如何领兵做好工作的呢？
1954年，初来外交部的陈毅，有一点很引人注意，那就是他单身一人由沪来京，未带任何老部下或亲信助手，甚至连秘书也没带一个。他的两位秘书，都是到京后由外交部为他选配的。对外交部内各野战军和各大区、各省市抽调来的干部，陈毅均一视同仁。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只有对他熟悉的干部更严格一点。因此，外交部的干部公认：“陈老总真正是搞五湖四海的。”这一表率作用自然会对干部产生深刻有力的影响。
先从己做起，然后呢？陈毅感到第一要紧的，是让干部们及时了解、掌握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世界政局无时无刻不在变动，对每一变动都要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这反应的信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从中枢传到神经末梢。有时，陈毅在中南海开会至天明，就直接驱车前往外交部，“趁着印象还新鲜，赶快把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传一传。”这种传达被干部们称作“趁热吹风”。其结果，是使整个对外工作增强了方向性和主动性。
搞外交的人，政治灵敏度必须很高，陈毅在这点上对部下尤其严格。1960年中苏关系还未破裂之前，我国一位驻东欧国家的大使说，他所驻国与苏联关系有点僵，建议中国出面作些调解，都是兄弟党嘛。陈毅一听可就来火了，他即刻回复说：麻木不仁，不动脑筋！身在东欧，布加勒斯特在开会你们知不知道？会上出了什么事你们知不知道？——这位大使赶紧飞到了布加勒斯特，才知道中苏关系已发生了严重问题。假若不是陈毅及时指出他思想上的迟钝，可能会造成大的损失。事后他说：“觉得陈总严一点，非常好，是对一个同志的爱护。”
工作起来，陈毅的作风是干脆、利落、快当。他见不得那种不论大事小事，动不动搞个文件，圈过来批过去的文牍主义作风。他这样要求部下：“公家给你们配了汽车，就是叫你们办公用的，有事就直接找我，当面解决，不要腿懒，动不动写文件。”在他的带动和督促下，外交部工作中很少推诿拖拉、敷衍塞责，处理问题的效率很高。
对外交人员的精神状态，陈毅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一次出国访问，陈毅到我们驻该国的使馆看望工作人员，他随便与其中的一位交谈，问道：“多大啦？”“三十五啰！”陈毅似乎从这个“啰”字里听出了点什么——“三十五就三十五，还‘啰’什么？”他笑着拍拍这位工作人员的肩膀，“三十五，正当年嘛，不要想那么多，将来要靠你们接我们的班！”后来，这位工作人员到了四十五岁、五十五岁，仍然记得这件芝麻点儿大的小事，把它说给年轻的工作人员听。
三军贵在统帅。由这样的外交部长带领的外交队伍，必是一支立场坚定、政治敏锐、作风纯正、情绪饱满的大军。
戴高乐总统曾对人说，一个领袖人物要树立权威，就必须与他周围的人保持某种距离。这位法国杰出的领袖平素就很少跟人坦诚相见，这恐怕是他从政多年的经验之谈。若照此经验，陈毅的形象就很有优势：那两道浓浓的眉，一派凛然威严的目光，再加上宏亮的嗓音，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也难怪他刚到外交部时就有人议论：新来的部长是不是脾气大，爱骂人？
但，陈毅的权威需要保持这种距离感来树立吗？恰恰相反，陈毅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人不要有距离。
1958年，外交部在搞整风运动。大字报、小字报挂满了一屋子，刚上任不久的陈毅部长也来看大字报了。突然，一张小字报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的内容是批评他在外交场合不注意礼貌礼节的：过去周总理向外宾敬酒，酒杯总是低于外宾，为什么陈部长敬酒，总是把酒杯举得比人家高呢？这样不够尊重人家，反映了外交作风问题。
陈毅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说，他看了看小字报的署名，不认识。有人告诉他，这是个部里新来的英文翻译，年纪很轻。
下午部里开大会，陈毅讲到了这张小字报：“有同志提我的意见，说我向外宾敬酒时酒杯举得太高。同志哥，你才不懂哟，酒杯举得比人家高，这才叫尊敬人家嘛！总理举得低，是因为他手臂受过伤。”说到这里，他嘴角透出笑意，接着说：“不过，这位同志观察很细致，批评很尖锐，精神可嘉！”
散会后，陈毅又叫人把这位英文翻译单独留了下来。经过一席交谈，陈毅得知他是哈佛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因为英文好，回国后便到外交部工作。陈毅更起爱才之心，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常带他一起出国访问，亲自安排他担任重要会谈的翻译。二十年后，这位年轻的翻译已成为我驻国外的一位高级外交官——他的名字叫浦寿昌。他常常念念不忘地谈起这件事：“那时我很年轻很幼稚。陈老总也是直来直去。我批评得不正确，他就憋不住要说。可是他对我一点不抱成见，完全像对后辈一样鼓励和爱护我。这就是他的为人啊。”
“管中窥豹，见其一斑”，看来，陈毅并非不近人情高高在上。他的秘书这样回忆说：“他从没对我们发过脾气。有时我们办错了什么事，他叫一声‘同志哥’就表示很不满意了，最多加一句‘怎么搞的嘛’，就不吭声了。不像些电影里描绘的那样，动不动就‘熊’人。”当然，陈毅也有红脸“熊”人的时候，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种孩童式的淳朴，喜惊或恼怒，爱慕或憎恶，他常溢于言表，不夸张也不藏匿，有时当怒气如夏日的阵雨过去之后，他会坦坦荡荡地向人道歉或和言悦色地讲道理。大开大阖、流露真我，陈毅就是这样的人，但他的威望和形象并未因此有一丝一毫的损害。
统兵率将，各有其方。与戴高乐不同，陈毅统率起这支不穿军装的队伍，靠的是以身作则，练兵有素而又体贴下情，爱兵如子。
陈毅曾把外交工作比为“门市部”工作，这儿是一个窗口，是一个内外交流的通道。陈毅的使命，既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要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责任和使命。无疑，陈毅的工作完成得是出色的，陈毅的风格在外交舞台上也是独树一帜的。
他的风格是谨慎与从容的统一体。所谓谨慎，是指他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意图领会甚深，于中央的指示遵守甚严；所谓从容，则是指他在自己的一方领域内挥洒自如不拘一格，同时他还带出了一支高水平的外交队伍。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临深而惧有余闲”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他的意志弥老弥坚，他的魅力弥久弥醇，亦使他的风格有元帅之勇，外长之智，诗人之笑傲江山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