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安
前言
光阴荏苒，倏忽已届 之年（八十又六）。
数十年风云沧桑，历史变迁，若干往事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书写于此，供有关亲属及亲友一读。目的在于使其了解我是如何来的，做了些什么，又经历了多少劫难和欢乐。
这不是传记，而是按历史的时期、事件性质而记述的人生片段。亦不拟眷写及打印，只将手稿复印数份。
文稿中可能文字上有讹错。由于年龄关系，字也不能写得工整，在一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上，记忆可能有错。但仅为手稿，并非正式出版资料，望大家谅解。
一.命途多舛的童年
我生于1924年7月30（农历六月廿九），出生于江苏盐城市盐都县楼王镇东北的一个农村小镇，名叫北老舍（现 楼王镇三组）。这个只有近10户的小村，大部分为王姓，均属同族同宗，平常均以叔伯婶嫂等相称。
我出生后10个月，生母就逝世，据后来祖父母告诉我是死于腹水（家乡称膨胀病），死前曾多次抽放腹水，每次有一盆。当时也没有照相，只留有一个王成氏夫人之位的木牌，我长大会常看这个木牌，头脑中想，这就是我的亲妈？头脑中根本没有生母的一点印象，以后从我的姨妈和舅舅的形象，大致设想我的生母生前的模样。所以，我出生以后从未吸过一次母乳，也没有奶粉和牛奶。农村条件有限，只能靠大米粉糊喂养，有时加一点白糖及香油。所以，我年幼时身体极度衰弱，经常生病，常患腹泻，便秘，有时脱肛，得由大人用手指寨进去。还容易感冒，那时农村还比较落后，有病只靠一些中草药对付。最痛苦的是每年夏秋季易患虐疾（俗称打摆子），因农村蚊虫多，有时一年患两至三次，每次高烧寒颤，贫血严重。那时还没有奎宁丸，只用些中药治洽，以后有了奎宁丸，才控制住此病。
我幼年失母后，即随祖父母生活，他们从喂养一直到生活照顾，无徵不至，让我在童年略感幸福，我和他们感情很深，一直到十多岁时还睡在他们的床上，我祖父是位仁厚豁达的老人，对我从不呵斥，有时带我到镇上浴室洗澡，亲自帮我搓洗，在回家的途中有时给我买点糖果。祖母是一位慈样的老人，持家有方，对我十分关心，有时把年幼时我的情况告诉我，她对我怜惜地说：“这孩子养不大，养了玩玩而已！”没想到我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首先要感谢祖父母的关爱，我继母的精心抚育和照护。
幼年时由于体弱多病，加上农村卫生条件较差，我经常有皮肤感染，如疱疖，脓疱疮，及体癣，至今仍在体表遗留不少疮疤，尤其使我难受的是头癣，头上有许多白屑脱落，奇痒，头发易于脱落，手抓即掉下一把，形成头上斑秃，不仅形象难看，也十分痛苦，直到年岁稍大，经常涂一些中药膏才痊愈。农村把这种病叫做“蛀毛癣”。
我们这个家族，据族谱记载，在明洪武年间，此地水灾，大部分都淹没，由苏州阊门王氏二弟兄移民到此。民间传，二氏由山西洪洞县移民至苏州，所以，兄弟间有时称“五百年前是一家“。
二. 严师慈母
我生后不久我生母即辞世，一段时间由祖父母抚养，大概2岁左右，滕氏母亲进门，她随即抚育了一段时间，自有斌弟后，才继续由祖父母养育。滕氏母亲，名叫兆鸾，字瑞青，出生于江苏盐城县城，她父亲是一名举人，她成年后即在县城女子中学读书，接受当时属于较先进的思想，如不缠足，剪短发，不留发辫和结髻。宣传识字学习，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
她对我们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而在教育方面却非常严格，但从不体罚，有时会引起有关后妈的虐待的误传，她也不计较。她在我大概四岁时，就教我识字，那时是用一种叫字方的工具，就是一片白色方纸上印有标准的汉字，每认识一个字，就奖励一块圆形小芝麻饼，至今我仍喜欢吃食这种茶点。她经常在晚饭后，乘凉时给我们讲故事，引用古代一些忠君爱困，孝敬父母的故事。她最欣赏曾国落所著的《曾文正公家书》一书，经常给我们讲这些道理，让我们学会懂礼貌有文化，知道孝敬父母，有时讲些关于二十四孝道的故事，但他从来不讲那些神奇鬼怪的故事，正面教育人。
那时一个大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十几口人，全靠她操持家务，买菜由一位女保姆去办，做菜均由她亲自掌勺，我们都喜欢吃她做的菜，每到春节，她就主持磨米粉做年糕，做饼，并让我们送给四邻及一些孤寡老人，所以邻里关系相处很好。我们和全家的衣、鞋都靠她亲自制作，每逢冬夏拆洗被褥，她都累的够呛。在家庭变故以后，每次搬迁和逃难，都是她操持，家迁至无锡后，更使她操碎了心，那时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但她从不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她坚持让我、斌弟和蕴仪妹完成了高等教育，遗憾的是那时蕴华妹未能接受更多的学习，她为i我们牺牲了自己，至今我们仍念念不忘，终生抱憾。她时常教导我们，不要追求达官显贵，但一定要有一技之长，所以我们都先后从事科技和医疗的工作，这完全得益于她平时的教诲。
1952年她患脑溢血不治病故。但她对我的影响终生受益，至今不忘。
（据滕氏母亲所写回忆文章述。我的生母成氏夫人，生于1896年腊月廿九日，故于1926年五月二十二日，享年30岁。那时我姐7岁，我仅周岁。）
三．严父仁心
我父亲名王学本，字道生，青年时曾就读于江苏第三农业学校（在江苏淮安），所以他也接受了当时的现代教育，头脑中封建的东西不多。以后在家执掌家业，称为乡绅，邻里间每有个什么家产纠纷，经济纠纷等都请他去评断调解，大多获得公正解决，所以在乡里间声誉较高，家乡解放后曾任当时政权的县参议员。1950年病逝于无锡。
他这人表面看起来非常严肃，从不苟言笑，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但其内心却非常善良，与邻里相处相当融洽，从不摆架子，也乐于助人。
有几件事对我的印象很深，那个年头，家乡常有灾害，有兵灾，那时国民党收兵游勇常蹿到乡间抢劫；匪灾，离我家不远，就是芦苇荡，里面藏了很多土匪，常在夜间或白天出来抢，有时还绑架：日本鬼子扫荡，到乡下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种时候，都是我父亲抱着我逃避，我印象最深最感动的是这个时候，他累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我因为幼年失母，父亲也就格外怜爱一些，每逢生病时都是他领着我去镇上的西医诊所或中医就诊，有时去镇上常给我带些必须的药品回来，如药片，药膏，或中药方剂。如我在上门牙中长了一多生牙，他领我找西医在局麻下拔除，使我的牙恢复功能。
有事他带着我去镇上的澡堂洗澡，他气喘吁吁的帮我搓洗。
我父亲也很热心公益事业，有时灾年，就买些棉衣，救济难民，亲戚之间有困难也常资助。灾年就组织捐献。
四. 我的兄弟姐妹
我共有兄弟姐妹五人，我的大姐王韻和，长我5岁，和我一起是成氏母亲所生。她早年就读于盐城某女中，毕业后做过一段时间教书工作，后在商业部门工作，于前两年因患糖尿病病故。她爱人是盐城县一个中学的校长，亦已病逝。我在家庭子女中排行第二。能斌弟生于 1929年，比我小5岁，他中学毕业于扬州中学，后考取中央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后任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及计算机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在国外女儿处。二妹王蕴华，长期在江苏省体委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也已退休，小我10岁。三妹王蕴仪，中学时代无锡上学，后考取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系博士生导师，教授，现已退休，小我12岁。他们三人均居住南京，他（她）们系滕氏母亲所生。
幼年时我们相处很融洽，因我比他（她）们大几岁。他（她）们小时候我常抱着他们，有时背着，或搀着，中间并无异母的隔阂。
成家后虽远隔千里，但不断联系，通信，电话或造访，连下一辈大家都很关爱。这些恐怕和以前的家庭教育有关。他（她）们三人均为共产党员。
五、解放前夕在南京
南京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那时是国民觉反动政府即将倾覆之前夕，我还在南京上学，亲眼目睹了许多事件和新闻。
那时我正在医院实习，往文昌桥学生宿舍。4月 23日黎明，隐约听到下关方向有炮声，以后听说是解放军过江后在浦口附近叫浦镇的地方，与国民党军队有了短暂的接触交火，不久国民党军队即迅速溃败南逃.凌晨以后，大家即在鼓楼附近中山路上见到了解放军队伍进城，秩序井然、秋毫无犯，许多老百姓夹道欢迎。以后街上贴了布告，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迅速接管国民党政府首脑机关及各部委机构，中央大学也军管，改名南京大学，医学院改为第五军区大学，不久即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合并统称第四军医大学。
大概是1948年10月或11月，国民党政府为粉饰太平及标榜民主，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地点在长江路的国民大会堂，任务是蒋介石引退后，竞选总统、副总统，那时有李宗仁、孙科竞选，为了拉票，各自的老婆都分别站在大会堂门口，与代表们握手献笑，真是丑态百出。为了拉票，南京当时的公共汽车和大的饭店都由他们出钱包下，代表们凭发的有关证件，可以免费到饭店吃饭及坐车。在开会期间，有些代表竞抬着棺材去中山陵哭灵，真是一场闹丑剧。
那时通货膨胀，大家手里的货币不久就贬值，于是出现了许多银元贩子，就在文昌桥宿舍和中大东门之间的小桥及马路旁，兜售银元。在鼓楼的中央银行，为了挤兑银元及金条，竞发生了践踏死人的事。
那时（1948 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被围困，粮食奇缺，据说饿死了不少人，加上那时天降大雪，也冻死了不少。国民党政府就下令南京的糕饼店不准对外营业，一律生产圆形大饼，准备给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的军队空投，这事我们都亲眼见到。听说一些空投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1947年的5.20日游行，我也参加了，在现在的长江路上，（那时叫中正路，国府路）伪总统府附近，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就在这次游行中，军警镇压，并当场枪杀一名同学，我记得是一位高个同学，遭枪杀后躺在马路上，以后中大学生会还力他开了追悼会。
1948年的4.1游行，那次的地点也在这条路上，当时的目的是向反动政府请求拨款买粮，以应急需。
中央大学在解放前夕，成立了校应变委员会，梁希老教授是名誉主任，应变委员会做了以下一些事情。
1. 通过4.1游行，反动政府拨了了一些款项，，用以购买应变粮，以备一旦战事发生断根断水，同时在文昌桥宿會的小河边建了一个临时房屋，儲备堆放粮食，并在离河边不远打了两口水井。
2. 组织同学巡逻，并从学校北面保泰街上的伪警察厅捡了散失的枪支，以防坏人抢粗及反动军警抓捕进步学生。因伪警察均已逃跑，枪支弹药丢失满地。
3. 组织检查血型，以备战争发生伤亡时应用。我们当时是医学院的学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为全校师生检查血型。地点在学校东门传达室北面的一个屋内，可能检查了数百人至千人。
六.天灾天祸，民不聊生
大家现在生活在幸福的社会里，很难想像旧社会人们遭受了何等的苦难和委屈.
旧社会是活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境界中，天灾有涝、旱、风、雹等灾害，人祸大致有兵灾，匪灾。
由于河道年久失修，我们家乡有十年九早之说，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旱灾难以忘却的是1928年和1929年两次早灾，那时我们虽然年幼，但仍见到一些。这两年连续干旱，河道干涸，可以走人，海水倒灌，使河道内只有几十厘米宽的剩水，全是海水，还可见小的水母在水中漂游，人们饮水成了问题，庄稼也绝收，到秋季播种一些荞麦和绿豆，我们每餐都吃绿豆，肚子胀的要命，还大便困难，大家一起在地里挖一个深坑，靠渗点水饮用。1931 年又发生水灾，连续大雨，河水上涨外溢，造成水灾，我们住的房子都浸泡在水中，一家人用木棍和门板做床，用木凳搁起，大家就蜷缩在上面。那时我们年幼，见到大水还高兴，驾着漂浮的木板上划着玩，可是家长们都愁坏了。
那时国民觉的一些军队的散兵游勇就成了土匪，所谓兵匪一家。随时到乡间烧杀抢劫，我的祖父就曾被土匪绑架，以后用钱赎回，在绑架期间还遭到悬吊毒打，逼他向家属要钱求释。许多乡民由于生活无着，每到冬季就用土块把门封闭，全家用一小木船逃往江南及上海等地谋生，做苦力，干重活，或做些小买卖，勉强糊口，一直到春耕时节才回来种地。
所谓兵灾，主要为日本兵的凶残，他们每个据点人数不多，用铁丝网围成，还抓老百姓修砌炮楼。他们常下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时还有日本人的帮凶，所谓“和平军”，也是到处奸淫烧杀，老百姓称他们是狗腿子，是我们民族的败类。
七. 我所见到的日本鬼子
我们家乡从1938年一直到1945年，都有日本鬼子侵占，到处建立据点，在我们家乡附近的城镇就有3-4个据点，据说每个据点也就4-5个到7-8个日本兵，有时把一些伪军的士兵冒充日本鬼子。每个据点周围都按有铁丝网，并挖壕沟。由于人数少，又常遭新四军游击队的袭击，夜间常鸣枪壮胆。由于交通不便，他们的给养没有保证，就常常下乡扫荡，抢劫老百姓的粮食及禽畜，作为饮食。有些老百姓走过据点时，就将他们视枪靶，举枪射击至死，有时为了练身体，他们把老百姓抓进据点，举起双手，从头上甩过去，再从后面甩向前，如此几次就将人摔死。他们就是这样对付中国人，真是野蛮至极，我们家乡是平原地区，到处是小河，汽车、摩托车以及自行车都不能应用。骑马也不行，每次下乡扫荡，都是乘汽艇，把机枪架在船顶上，每当见到河堤上有人，就立即开枪打死。到了乡下，除了抢东西，有时还糟蹋妇女。见人就杀，每次下乡，都要死若干人，老百姓为了逃命，常到偏僻地区的亲戚家避难，我记得我们家就因逃难搬家至少五次。有时那个地区又有了日本鬼子，就又搬迁。7-8年时间就这样折腾躲避，时时处于苦难之中。
1946 年我到南京，就在原中央大学（现在东南大学）的地方参加先修班学习，准备高考。原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曾是日本兵的医院，我们去时，还见到许多地方有打碎的玻璃药瓶及药品，遍地狼藉。我们去时，投降的日本兵还未全部撤回国，有些还住在中大的一些房子里，他们见到带黄铜纽扣军医的国民党兵，就弯腰屈膝，一付奴才相，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凶神恶煞的模样。
他们在据点之间拉了电话线，把竹竿插在田地里，上面架上铁丝，老百姓谁也不敢碰它，若遭到破坏，他们就将附近的居民杀光，房子烧光，就为这个也死了不少老百姓。
八.我平生的几次生死劫难
我虽然年幼失母，体弱多病，但总算活了下来了，但以后经历的几次生死劫难，令我终生难忘，使我体会到一个人要死也就几分几秒的事，但也不是每险必死，所以，要正确对待人生，切不要贪生怕死，但也不要把生命当儿戏，从不珍惜。
第一次的劫难，发生在 1938年，正是日本鬼子侵占期间，有一次下午，我和斌弟为逃避日寇的扫荡，躲避到我家西边的一户农民家里，正巧目寇抢劫烧杀完带着猪，牛和鸡鸭返回途中，经过我们藏身的房子门前，我们从门缝里看到这帮暴徒，脚上穿大皮鞋，肩扛步枪，上边也挂着鸡鸭，我们就开着门藏在门后，不敢出声，幸亏天色已近黄昏，他们急于返回，没有进屋，如果进了屋，我们俩肯定会被他们用刺刀刺死，躲过了一劫。
第二次发生在1946年，我们和另一亲友父子两人，从家乡去南京，那时交通不便，就雇用了一个小木船，运了些盐作为去南京后的生活来源，在经过长江从江北开往江南，船经过长江中流时，水流湍急，波涛汹涌，小船颠簸摇摆厉害，即将翻船，船上的玻璃瓶两边摇滚，我们就拼命地抓住船边的木板，作救命稻草，幸亏时间不长，就越过了激流，到达彼岸较平静区域，才平安到达南京，这又躲过了一劫，如果翻了船，那就命丧江中了。
第三次，也是1946年，在南京汤山学习期间，一天开车去南京，是一个带竹顶的卡车，一车有几十个人，那天正逢下雨，从一个山坡向下时，由于路滑，车控制不住，倒翻到山坡下，当时死了近10人，伤了十几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将我摔出了车外，幸免一死，只摔坏了眼镜。这又逃过了一劫。
第四次，是1971年，我院派医疗队，去山西省我院派往各省的医疗队，力他们解决疑难病的问题，一次我们乘车从山西省侯马市去沁水时，公共长途汽车在山坡上绕山坡转行，由于弯度大，我们坐的大客车与迎面而来的车互相看不见，几乎相撞，随即紧急刹车，我们坐的车在马路外侧，马路下是几十丈深的山谷，我们坐的车刹车时只距边缘10多个公分，几乎翻进山谷，如翻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出了一身冷汗，又逃过了一劫。
第五次，是1979年中越战争。我们派出十几人的医疗队专家组，前往云南，广西及四川各省的驻军野战医院，帮助解决疑难复杂的伤员的治疗。一次我们去了云南蒙自地区的野战医院，医院驻在一个叫草坝的地方，地处云南高原，没有河流，供水只靠坝上的一些水塘，由于水不流通，污染严重，水塘周围都长满了野草。由于云南地区气温特点，日夜温差大，我不适应，得了重感冒，体温 38-40C，寒战，于是就在那个野战医院住院治疗，他们给我用抗菌素和输液，这个野战医院设备简陋，输液的液体是自己制作的，用的是水塘里的水，未能很好除热原，输液后出现了严重的反应，体温上升，寒战，幸亏我知道这方面的知识，就立即将输液针头拔除，他们给我们用了点退烧药，将我从蒙自机场乘直升机转送昆明，住入军区总医院治疗，逐渐退烧，体力受到很大影响。严重的输液反应，常常会致人于死命，这次又算避免了一次死亡。
2006年国庆节前，我俩去天安门广场看花展，看完后准备到王府井大街买点东西，但出租车因路途太近而拒载，我俩只好步行到王府井大街，买完东西已过中午，我们就到王府井路南台基厂大街一个苏州菜馆就餐，那天天气闷热，我们要出租车也拒载，只好又步行前往，中间要两次穿行过街地道，走得我们满身大汗，疲惫不堪，肚子又饿又渴，到饭店吃饭不久，我就昏迷不醒，失去知觉，并小便失禁，经饭店联系，找来120 车将我送301医院急诊室，在车上输液接氧，约半小时后知觉恢复，休息后即返回家中，大量饮水，才逐步恢复。主要由于出汗引起缺水，肚子饿血糖低而引起，竟82岁的年龄，经不起过分劳累和饥渴，但幸亏抢救及时，才逃过一难。但事后很长时间体力衰退，以后才慢慢恢复。
2007年6月，因前列腺肥大不能排尿，急诊住院手术作全麻下前列腺切除手术还称顺利，术后差点丢了性命。手术后由于尿管吻合不严，发生尿漏，并渗透到腹部组织内且并发感染，以致高烧达39°—40°C，寒战并昏睡了一天，叫也叫不醒，孩子们及老伴都紧张得很，经过病房的治疗，终于恢复了意识，体温也渐渐下降，这算又逃过了一次死亡，但体重从 65公斤降至55公斤，无力走路，需人搀扶，经过2个月的休息，才逐渐好转，但从此体力大减，两腿乏力，不能远走，至今未恢复。虽然未死，但打击太大。
2008年在查血时发现一些肿瘤指标升高，并有大便潜血阳性，于是又在全麻下作了胃肠镜检查，发现结肠内有6个息肉，有几个较大，但尚未恶性变，经切除并作相关处理，2009年4月又作了一次胃肠镜复查，发现息肉已不见，各项指标也渐趋正常，这又过了一关。
通过这些劫难，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死亡，可能就在几秒之间，但也不是每险必死，所以要正视生死问题，死亡是人生的归宿，但要正确对待，不要怕死，但也不能践踏生命，把生命当儿戏，如酗酒、吸烟、狂赌，那是残害生命，毫无意义。
真所谓：历经劫难幸未死，乃悟人生艰险多。
九、我的求学过程
我自四岁时，即由滕氏母亲叫我识字，那便是学习的开始。以后因为我家位于农村，离市镇有好几华里路，年幼时到上学年龄，不能去上学，于是就在本村办了个私塾，有本村各家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入学学习，大概有十几个人，老师是镇上请来的，他们都上过学校，到初中阶段，因家庭经济关系，无力再继续上学，就到我村来教书，我家提供了私塾的房子，另外一家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用房。学习的内容，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当时小学的教材，如算术、历史、语文等。这样学习了3-4年，基本完成了初小的学习，从1935年就到镇上县立楼王小学，插班到五年级，1937年小学毕业，系住校学习。那时己经进入抗战时期，时局比较混乱，新四军已建立根据地，国民党还盘踞了一些地方，时常战事频繁，民不聊生。1938年考进我县私立亭湖中学，进初中部，由于日寇的骚扰，学习时断时续，人心不安，一直维持到1940年，才算毕业。这时时局更动荡，无法进行高中阶段的学习，这时有些因抗战被迫返乡的中学教师，自己组织了补习学社，但也因战事干扰，时聚时散，就算勉强完成了高中的学习，英语、数学基础都比较差。这期间还在家赋闲了两年。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于 1946年早春乘木船去南京，准备高考。刚到南京，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由于地区的差别，货币又不通用，由于家庭变故，又没有多少钱可以带去，生活无着落，只好临时居住在一个老乡的非直系亲戚的家里，不受欢迎，冷眼相看，只好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好给人家陪笑脸，晚上就在她家地板上睡觉，白天就吃一点厚脸饭，就出去转悠，找关系，肚子饿了就在街边的粥摊上喝上一大碗稀饭，吃点咸菜，贵的东西又吃不起。幸好遇到一位中学时候的同学，他帮忙找了一位同乡，他当时是中央大学临时先修班的教务长，才帮助进了先修班，准备高考课程，食宿也有了着落，据报刊报导，江泽民同志当时也在这个先修班。先修班结東后就报名投考了中央大学医学院牙科，当时有500多人参加考试，最后录取了 25名，我算是被录取了。倒不是我学习好，而是碰上了机遇，因当时报考的学生大部分都在抗战期间学习的中学课程，基础都不算好，矮子里面拔壮丁，我算是碰上了。入学以后就住在丁家桥学生宿舍，吃饭算是公费，大家在一个大饭厅内就餐，也没有凳子，站着吃，每天吃的都一样，红糙米饭，还有霉味，菜是水煮黄豆芽一碗，来晚了菜饭都完了，只好饿肚子，这样过了1-2年。进入后期学习阶段，将我们迁到文昌桥学生宿舍，条件稍好了一点，一间房8个人，四个铁床上下铺。于1950年6月毕业，这时已解放后中央大学军管，改名南京大学，以后医学院改为第五全军医大学，归总后勤部及华东军区卫生部管，第五军医大学存在不久即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合并，统称第四军医大学。
十、我的医疗工作过程
1950年6月南京大学毕业后，经人介绍组织批准安排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口腔科工作，这个医学院是国民党时期的国防医学院，解放后最初由华东军区卫生部接管，原名华东人民医学院，后改名为第二军医大学，医院称为附属医院，最后改名为长海医院。因门前的马路叫长海路。刚到该院，口腔科规模不大，也没有病床，我们去后规模才逐渐扩大，并筹建了病房，我是这个病房的首批住院军医，在学校也没有学过这些内容，一切从头学，虚心向兄弟科室学习，经验也逐渐丰富，病床也逐渐增多。那时是解放初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不久，遗留了不少严重的颌面部创伤，未能及时救治，远至红军时期，近至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都是颌面部由于战伤所造成的功能障碍及外形毁损，急需得到恢复治疗，接着又是抗美援朝战争转来大批伤员，需要救治。由于客观的需要，需要很多治疗这方面的人才和设备，所以我们的人员也逐渐增加，床位也逐渐增加。完成了许多伤员的治疗。一位特等残废的伤员，在战斗中炮弹将上颌骨前部炸掉，左眼完全缺损，上嘴唇内陷，说话不清，吃饭只能吃稀饭，情绪十分低落，终日忧容。我们经过几次手术，让他装上了假牙，这样就可以吃半流食，也可以和别人交谈了，情绪好了许多，接着我们又给他作骨移植，解决了鼻子塌陷问题，右眼又经皮肤移植，再造了上下眼脸，并安装了假眼球，这样外形明显改观，出院后回家乡，安排了做社区干部。对我们十分感激，每次来北京，都来看我们，他并将他的经历撰写了一本小册子，还专门给我寄来一册。一位县委书记，患上颌骨癌，我给他手术治疗，已存活了20年，他为了感激，请人专门写了一个匾额，给我寄来。还有其他伤病员，在治愈伤病后给我亲笔书写条幅，给我送米，以示感激之情。
1958年6月，我奉命调至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口腔科工作，后任主任医师，教授，直至1989年12月退休。
我从医四十余年，从来不收受病人的钱物，偶尔不好退却，事后就购买相应的礼物送他或寄去他家乡。我觉得一位医生，救死扶伤是其天职，决不应该随意收取病人钱物和红包，否则，我认为是趁人之危，敲诈勒索，无异于谋财害命。
十一、我的医疗队生活
作为一名解放军的医务人员，国家一旦有事，当然是首当其冲，服从命令，前往救护。
我从事医疗队工作40余年，大概有四、五次医疗队的任务，为灾区、农村、部队进行救治任务。
1969年，正值“文革”期间，为了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工作送到农村去”的号召，我院先后派出了三批医疗队，我是第一批，派往延安地区延川县。这是个贫困的山区县城，土地少，人口少，严重缺医少药，有病没处看，也看不起。全队有12名队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我担任队长职务，另外一名同志任指导员，我既要负责全队的医疗任务，还要学会做全队人员的业务指导和任务安排，有时还要做思想工作。
那时都有一种尽可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好的精神，自觉学习业务，掌握技术，由于医药缺乏，大部分用针灸治疗，但同时也尽量开展工作，我以前未做过的手术，边学边干，如绝育手术，眼睑倒睫手术，针拔法治疗白内障，还有身体各部位的疣、痣和小肿瘤的切除，有些较复杂的手术，就和县医院的外科医生合作。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病人的许多问题。病入很满意和感谢。称我们是解放军医生，女同志他们就称呼力解放军婆姨，婆姨是陕北农民对未婚女子的爱称。如一位老太太，多年患白内障，经过给她治疗她就能外出行走，多少年没有看到的高山，惊叫山好高啊。在我们离开时，给我们送来鸡蛋，那时是稀有食品，我们收了以后，付了钱给她。当我们完成往务后返北京时，送我们的卡车将离开时，许多贫下中农向我们车上扔柿饼、大枣等，真是一片军民鱼水情。
我们到达陕北，是冬天，那年因早灾粮食损失严重，农民严重缺粮，我们那时是派饭，每天轮流到农民家就餐，吃完后按标准交通用粮票和钱。那时农民实在也拿不出足够的粮食和食品给我们吃，于是我们也就控制饭量，农民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吃糠噎菜的滋味，所谓糠就是小米的外皮，菜就是山上平常的野菜，我们也叫不出名字，就这样每天还不能吃饱，晚上肚子饿了大家就喝碗水，农民也感到很难受，但也没有办法。这些东西吃了大便干结，拉不出大便。那时由于极左思潮，自己不能带东西去，就这样饿着。
就是这样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每天还有繁重的医疗任务，有时还要爬山，为农民种地，大家都逐渐消瘦，我原来56公斤的体重，半年下来就减到 48公斤。但大家精神状态都很好，主要由于精神力量的支持。
医疗队所住房子，是在山脚下一处村子里，靠近路边，夜间常听到狼嚎，并有时穿过门前，所以夜间大家都不敢外出，必须出去都是两人以上，并且手持木棍等作防护工具。有时进城时，在路上偶尔也碰到狼经过，但千万不能侵扰它，否则他就疯狂袭人，大家和平通过。
那个地区严重缺水，小河里的水不能饮用，因严重盐碱，吃了后撑肚子，有时女同志在河里洗个脸，老乡也说不可以，洗了后要生病。所以，我们经常一周不洗脸，早晨刷牙的水留着洗手洗脚，洗澡根本谈不上，我们一年没有洗澡，衣服上多少虱子，也没法数清，一次就捉了100多个，大家也顾不上去清理，白天劳累，晚上也睡的香。全村就靠一个山上路边的一个泉水，流量有限，只有一个小池塘，大家就靠这点水饮食，我们也一样困难，有时大家有空两个人用小铁桶去抬点水回来，大家分着饮用和刷牙。
一年的医疗队生活，使我们锻练de能吃苦耐劳，也体验了放下中衣的感情。这些情景是终生不忘。
我们于1970年底返回北京。1972年秋，我院派往山西的医疗队，有些疑难病例无法解决，院方就排一些高年资有经驗的医生组队前往协助解决，一队有近十人，人们戏称我们是“医疗队的医疗队”。我们走遍了有医疗队的县市，在一个队就停留1-2天，我帮助他们做了不少裂唇修补的事术（俗称豁咀）。在山西黄河边上的万荣县，我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位左面颈部一个大型混合瘤，全身麻醉加上局部麻醉，终于切除了重达5.5公斤的大肿瘤，这是一位67岁的老太太，瘤子长了 40年，从小到大，渐渐长成比西瓜还大的瘤，每天晚上睡眠时，想翻个身就要把瘤子搬着才能翻，这样坚持了几十年，有趣的是手术切除以后她睡觉翻身时还习惯地两手做搬瘤子的动作。手术后在兄弟队和农民之间传为美谈。我们虽然辛苦了一个多月，但确实也解决了不少贫下中农的疾病问题。
1974 年春节前一天，东北发生海城，营口地震，我院由一个副院长带队，前往参加营救地震伤员。那时正值严冬时节，大雪纷飞，我们顶风冒雪乘车前往，经过鞍山，过海城见房屋全部倒塌，因公路损坏，车辆很难爬行。我们的任务是前往营口，地方安排我们住在学校内，由于地震破坏，供1电供水设备失去作用，没有水没有电，更谈不上取暖，当时气温是-30°C以下，真是天寒地冻。吃饭成了问题，只好从冰厂买来冰块，化成水做点稀饭，大白菜也没法洗，只有切碎下锅，就这样克服了几天，睡觉就睡在学校的房子里，衣服也不敢脱，因随时有余震，我们就穿着皮大衣带着皮帽子，脚穿大头鞋，开着门睡，脚向着门，一有震情立即下地到室外。
以后，总后调拨了大型棉帐篷，情况就好了一些，在帐篷内雪地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男，女分开两边和衣而睡，以后又增加了个大炉，冷好多了，白天出走巡诊，协助地方救助伤员。经历一个多月才返回，我们就在冰天雪地中度过了春节。
1 979 年中，越边境发生战争，有了战争就免不了有伤员，我们又奉命组织医疗队前往协助该地区军队医院解决疑难危重伤员的救治问题，军区卫生部派了一名助理员陪同我们乘车前往在各地的野战医院，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急待救治的伤员的手术治疗。我们的车上都带有武器，因地处边境不时有越南武装偷袭军车，我们还算安全地完成了使命，这期间我生了一次病。以后，1984年老山战斗时我们又去了一次，时间不长。我们车子经过的地方，许多山头上都埋有牺牲将士并建立了公墓。
十二.我参加过的保健工作
这里所说的保健工作，就是对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在我参加的过程中先后有董必武董老、邓小平同志、毛主席的儿子、儿媳、林彪的儿子、杨尚昆同志、余秋里同志、张爱萍同志、罗瑞卿同志，李鹏同志的儿子的治疗工作，有时因为工作需要，还派车到他们家里去。当时各位中央领导不能直呼其名，都只能称X号首长。我曾经到邓家中去过一次，是一个很大的旧院子，庭院中种些花草，他在一间办公室内，隔壁是他秘书的房间，门外有一大厅，里面放着沙发、藤椅和电视机，平常他就在这厅内看电视，这地方别人不能随便进入，就是亲属也不能随意进出。我看后感觉，他虽有很多房子，有警卫、生活秘书和厨师，但我觉得也很寂寞，连个说话的聊天的人都没有，更不能轻易外出，我觉得不如我自由，我可以到处走走，见熟人说说，他可不行。他的口腔病是白斑，由于他每天要喝白酒，吸烟很多，又喜吃辣味，所以病变发展很快。为这病中央保健委员会安排了许多专家参与其治疗，分药物治疗、手术治疗两个组，药物治疗组参考国外经验，曾派人到美国、巴西、英国访问考察。我是手术组的成员，并担任秘书工作，负责记录会诊中专家的意见，并整理总结写成报告，报保健委员会。请了上海、成都、西安、北京等地的专家10余人，但会诊时不告知首长姓名，也不见本人，只听病情介绍和看石膏模型上画出的病变范围，最后经过专家们劝解，他大量减少吸烟、饮酒，病变停止发展，以后也就未考虑手术的问题。
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对外名安青，有精神疾病，类似痴呆，反映迟钝，一次由保健医生带来，让我给他拨牙，我给他注射麻药，他也没有反映，顺利完成。他的夫人邵华同志，面部有一黑痣，我也给他做了切除手术。
董老是三叉神经痛病，当时也找了国内的专家们会诊，因年事已高，药物封闭和手术截断都不能考虑，只有用药物治疗，这种药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只有用进口药，（名痛痉平），这种药对于症状控制有效，靠老按规定服药，凡外出参加活动就增服一片，以免活动期间疼痛发作。
一次为罗瑞卿同志拔牙，他因战伤口张不大，拔牙及注射麻药非常困难，但完服困难，终于完成了任务。他一脸严肃，皱着眉头，令人生畏。
以后还为张爱萍、余秋里同志先后做过手术。
保健工作表面看似光荣，但亲生经历者才知其中滋味，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丝毫不能马虎疏忽。否则是后果严重。
十三. 勤于思考，力求改善现状
我从小就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并非愚钝，而是以动脑动手来表现。几岁的时候，就用手用竹竿做成竹枪，内放小石头子为子弹，可以弹出数米，用它打蜻蜓，蝴蝶。大概十四岁左右，那时时有匪灾和兵灾，我父亲就把一座自鸣钟藏在谷糠中，待取出时里面好多谷糠，钟无法再走动，我就凭着一股牛劲，硬是把它拆开，清洗后又从新装上，那时农村买不到润滑油，就用豆油代替，工具也很缺乏，单靠毅力却把它修好，自己也感到高兴。到了40年代中学毕业后，掌握了一些数理化知识，就开始用这些知识，也进行科学实践动手动脑，那时还没有广播和电视，只有南京有广播电台，许多亲友都安装矿石收音机，我也买了些有关零件，动手安装了一个，居然能收听到广播，大家都感到惊奇。那时用钟表也无法校对时间，我又动手，按照报刊上的资料，做成了一个日晷，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时间也就比較准确了。
退休以后，我观察到老年朋友有腰痛腿痛的疾病，我参考报刊资料，动手制作了电热治疗垫，根据不同部位，做成不同大小，到处选购电源变压器和漆包线，自己动手绕制并缝合，可用于腰、腿、颈部疼痛的治疗，自己做了几个，又做了几个送给孩子们和亲友，大家反应都不坏。
以后又先后改良和制作了一些工具和器械，并获得了四项专利。目前还在进行一些医疗器械的改革和研制。
十四.我的退休生活
自1989年12月宣布退体命令以后，我被分配到院专家组，负责行政事务和科室的医务工作，偶尔也参加些保健工作的活动，及病房病人的疑难病人的会诊指导工作。又先后担任几个兄弟医院口腔科的顾问工作，如304医院，武警总医院等，有时也应一些单位的邀请，去该院会诊病人或参加指导手术，直到 1989年以后因住干休所交通不便，年岁渐高，也就基本上不出去了。
退休后如何用好这个空闲，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绘画、打牌，于是就着手总结经验，编辑成册，请出版社出版，先后编辑了两册，个人投入共约三万元。
我觉得从事医疗工作近50年，积累了若干经验，也免不了发生些错误，医疗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病人的痛苦和鲜血换来的，甚至牺牲了生命，这代价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我就将这些编写成册，使和我做一样工作的同事和后辈，在医疗实践中，尽量让病人少受痛苦少付代价，让他们少犯和我一样的错误。也算我对这些付出代价的可爱的伤病员同志们的一些补偿。所以，尽管自己出了一些钱，但心安理得，觉得，是一种安慰。我还将这些书籍赠送给家乡医疗单位的同事们，和一些认识的部队和地方的从事这次工作的同志。总的说来，反映还不错。
以后本来还想写一些，但由于年岁渐长，已没有这份精力去操持些事，即所谓力不从心。
接着就从事医疗器械改革研制的工作，几十年来我在诊病和手术中发现若干器械沿用若干年前外国人的式样，有些要从国外进口，什么我们不能研制改革这些东西，使其更适合，病人少受痛苦？于是就自己动手，购买器材及寻找协作工厂，请专业工程师绘制施工图纸。先后研制了四种带光源的手术器械并申报专利获准。但联系协作生产工厂并不容易，因工厂考虑的是利润问题，据告做一套磨具就要十几万元，还要我生产后包销，我哪有去推销的本领，为这事还去了一趟上海。但最终只好作罢，为这项工作从报专利到联系工厂，约花费了近5万元。
但我觉得，我做了应有的贡献，有些事不是我能解决的，聊以自慰。
近年来我主要研制简便实用的口腔用LBD 光源口镜，把小型 LBD 手电与口腔科检查治疗的口镜结合起来，轻便简捷，共制作了两个型号，第二次型号更轻便更使用简单，制作数个，给我的研究生们临床使用，反映很好。近来又应用这种方式，给耳鼻喉科应用的间接喉镜，也装备了这种装置，准备交该科医生试用。
退休后 20多年，一直没有闲过，总是“没事找事”，过得还算充实。现在年龄渐老，体力也越来越差，但只要脑子没有糊涂，手还能工作，就将不会休息，根据身体情况，力求做点能做的事，这样可以避免退休生活闲散无聊。当然这些工作也算不上什么贡献，只是调节心情，避免或推迟手脑衰退。
附录：家乡的民间谚语，方言和称谓
我在家乡生活了 22年，生活在亲属和乡亲中间，他们在长期与大自然斗争中编造了许多谚语，对天象、气象和其它自然现象观察，判断有一定参考意义，有些至今仍可能适用。现在凭记忆记述几首供大家一读。
那时农村没有钟表，更没有气象预报，只有观察天象，气象等变化和改变来大概估测一下这些，以便从事农耕工作。
我祖父虽识字不多，但仍可记住这些谚谱，以后在家里经常问我们说，有时看到天气变化，就用这些谚语来解释。
一、谚语
（1） 关于天气、天象方面
- 夏天不热，五谷不结。表明夏天天气不炎热，这一年的稻、麦收成不好，许多是空壳不结籽。
- 春雨贵如油。那时农业生产，如果缺雨少雪，就要干旱，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
- 最好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用力耕田。 说立春最好是晴天，这年可能是丰收。
- 东虹日头西虹雨
虹就是彩虹，我们家乡把虹读成杠（gang）音。表明东方有彩虹，可能天晴。如果西方有彩虹，可能有雨。 - 晚霞行千里，朝覆不出门。
如晚间黄昏前有彩霞，可能明天是晴天；
如果早晨日出前后有彩霞，表明可能要下雨。 - 大瓦风，小瓦雨。
农村把天空的白云块称作瓦，如白云块大可能要刮风，小瓦即小片白云，可能要下雨。 - 秋呆子
农村把立秋前后的连绵阴雨，叫做秋呆子，大概这种现象对秋收不利，出于憎恨而有这种叫法。 - 雪兆丰年
每年冬季或初脊连续几场雪，表明今年会是丰收年。 - 三日风，四日雨。 表明一个人情况多变，变化无常是一个贬义词。
- 弯起东风，明天暖烘烘。傍晚刮来东风，明天可能是晴天。
- 初三、初四不见月，糊里糊涂半个月。 一般农历每月初三、初四应见到弦月，如阴雨不断，可能上半个月会持续阴雨、
- 十七、十八坐地杀鸭，十八、十九坐地杀狗，二十一、二、三、月出两头担，二十七，八，九，亮月子出来扭一扭。 这是观天象，估计时间，那时农民没有钟表，只能观看月亮，大概估摸一下时间。如十七，十八月亮还比较亮，可以在月下宰杀鸭子，到了十八、十九月亮就光线暗了些，就只能在月下杀狗了，因狗比鸭大。二十一、二、三，月亮升起时大约是扁担（大约12时左右，）所以形象的叫“两头担”，两头即前半夜，后半夜的意思。到了廿七、八、九，月亮月亮出来已近天明，所以叫出来“扭一扭”。
1.把月亮叫做“亮月子。”
这种叫称，大家都这样，就成了约定俗成的叫法，多少年如此。
2．称谓
即家属，亲戚之间的称呼。
父亲叫做爷，妈妈叫做妈，继母叫娘。祖父叫爹爹，可能表示是父亲的爹，读音 dia dia 平音
姑妈叫做姑（读作 bu）第一个叫大姑，一次叫二姑……
姨妈叫姨娘 第一个叫姨娘，依次叫二姨娘，三姨娘
（3）一些生理部位和功能的叫法。
1 肛门叫做“屁眼”
可能是表示放屁的出口；
2. 肛门后部上方的一个光骨头，叫做“屁眼钩字”，大概是形状较突出，才有这叫法。解剖学上称力“尾骨”，是脊柱的最下端，可能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尾巴的残余；
3. 大便俗称“屎”，排大便叫“屙屎”，老百姓俗叫“拉粑粑”；
4. 小便的排尿，叫做“尿尿”，两个字读音不一样，前面的发平声，后面的发
去声；前面的表示动词，后面的是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