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制裁叛徒白鑫行动的过程
本系列内容来自网上的一些文章、书籍和回忆录，如（《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叶孝慎著），我加以摘录编辑成文，很难具体列出那段内容来自什么参考资料，一些人物的介绍是根据资料另加的，仅供参考。
一
广州起义失败后，柯麟一直与叶剑英在一起，他们一起从广州撤到香港，又一起从香港到上海。后来叶剑英赴莫斯科学习，柯麟留在了上海。
红二师、红四师幸存人员被护送到香港后，贺诚、周越华夫妇护送受伤的颜昌颐到了上海，徐向前、聂鹤亭、陈同生、白鑫夫妇也到了上海。徐向前被派往鄂东北苏区，聂鹤亭被派去江西苏区，陈同生回到四川老家疗伤养病，白鑫夫妇留在上海，驻守江苏军委机关并担任彭湃的秘书。
贺诚是四川三台人，曾就读于北京国立医专，与钱壮飞、张振华夫妇是校友。柯麟，广东海丰人，与彭湃是同学至交，曾就读于广东公医大学（解放后任中山医学院院长，一级教授）。
到上海后贺诚化名贺雨生、柯麟化名柯达生，组织关系都转入中央特科。由于两人都学医，中央特科总务科长洪扬生租下了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五洲药房楼上二楼、三楼的房子，开设了“达生医院”，贺诚、柯麟为医生，周越华做护士。五洲药房、达生医院的对面是“三民照相馆”，这里是中央特科存储武器的一个秘密机关，负责人是范梦菊。
柯麟单身，与李一氓同住在西摩路一处房子中，彭湃调来上海后，与柯麟经常见面。当时彭湃住在大西路百禄里，“1929年四五月间，组织上决定黄文容一家与彭湃一家搬到静安寺路万袜里的一幢单独的两层楼房里。黄以房东身份住在楼下，彭以房客身份住在楼上。”
当时与彭湃同住二楼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许冰及小儿子彭小沛，彭湃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江苏省委军委的秘密机关设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驻守机关的白鑫夫妇住在一楼，二楼的亭子间摆设了一张麻将桌，那便是彭湃开会和看文件办公的地方。
白鑫体弱多病，在部队时经常患病，一病就到当时的医务主任柯麟处就诊，因此两人关系很好。到上海后白鑫也时常找柯麟看病，一次就谈到了彭湃曾在大南山枪毙了一个开小差逃跑的干部，这个干部是白鑫的亲戚，白鑫等人当时都为其求情，但彭湃没有接受。白鑫对柯麟讲到此处，“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
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来医院时，柯麟曾对杨殷谈论过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但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就有了中央派白鑫到江苏军委当彭湃的秘书决定。
1929年8月20日，彭湃来到柯麟家中，柯麟留彭湃在家里吃饭，饭间彭湃告诉柯麟，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他的军委书记一职将由伤愈后的颜昌颐接任，中央军事部将在近日召开会议进行宣布并办理工作移交。
柯麟听后很高兴，对彭湃说道：“你能到苏联去，越快越好！”然而柯麟内心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驻守机关的白鑫夫妇暗中早已叛变投敌，白鑫通过自己的胞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一张大网已经悄悄张开，而被捕捉者却一无所知。
当白鑫得到8月24日下午3点将在机关召开有周恩来、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此张际春是黄埔一期的，不是曾任西南军区副政委的张际春）等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通知后，立即将此信息传递给了范争波。因范争波的市党部特务机关与杨登瀛所在的调查科是分属两个系统的平行机关，所以杨登瀛对开会时间和地点已暴露一事也一无所知。
周恩来当天因有其他事未能参加会议，他派人通知杨殷会议照常召开。开会期间与会者被公共租界新闸武装巡捕与国民政府上海公安局包探堵住逮捕，后被引渡到国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
杨登瀛接到陈赓的通知后，很快就把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白鑫夫妇是内鬼，此案由市党部范争波主抓。
此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制定并参与了武装营救的计划：顾顺章与陈赓住进了新世界饭店，李强到水仙庙侦缉队附近进行侦察和监视，项与年去打听何时从拘留所移送龙华看守所，以备营救，关向应负责通知柯麟，一旦白鑫来找他来看病，一是稳住，二是打电话到大世界饭店某某房间……
由于彭湃、杨殷等五人在28日清晨突然被从拘留所转到了龙华看守所，中央特科预备的营救方案和措施全部失效。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他们遇害后，中共中央即发表抗议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的反共行为。193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红旗日报》上发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指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之很大损失！”沉痛悼念烈士们的英勇牺牲。
黄埔一期的张际春被蒋介石派来的曾扩情保出，并被安排到南京中央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目的是分化参加共产党的黄埔学生。两年之后，张际春郁郁而死。
二
中央特科接到了对白鑫的必杀令，立誓要把白鑫干掉。
陈赓利用柯麟、杨登瀛一明一暗两条线侦查白鑫的行踪，顾顺章则抓紧遴选行动人员。刚刚从山东锄奸回来的张英是合适人选之一。
张英，原名马宗显，山东潍县人，自幼习武，20岁即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兵，1925年与王智涛等24人被选送至苏联基辅步校学习，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校深造。
中共六大结束，王智涛、马宗显、刘安恭被召集到共产国际总部，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分别找三人谈话。
谈话后的1928年底，马宗显与刘安恭回到国内，刘安恭被派到红四军，马宗显留在上海，化名张英。1929年3月与王昭功一起被派往山东，制裁出卖邓恩铭等人的叛徒王复元。
王昭功抵达山东后不久即被捕牺牲，张英赴济南、青岛，历经五个月，排除千难万险，终于不辱使命，制裁了叛徒丁惟尊、王复元。
刚刚由刘披云从重庆护送到上海、由霍步青安排到中央特科的旷继勋也是合适人选。旷继勋曾任川军旅长，是蓬溪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总指挥，枪法奇准，善用双枪。
大家爱称“邵麻子”“蔡麻子”的神枪手邵达夫，有军队经历的项与年以及经验丰富，行动干净利落的谭忠余都入选红队。
当时陈毅在上海代为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后，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即将结束。周恩来、李立三在欧阳钦、蔡菱香夫妇的法式咖啡馆中为陈毅饯行送别。周恩来、李立三要陈毅放下包袱，按中央指示精神，诚心诚意的请回“养病”中的毛泽东，让他仍留前委工作，仍任前委书记。陈毅马上表态，回去之后一定请毛泽东复出，由他来指挥红四军。
针对陈毅提到的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问题，周恩来告诉他，我方的无线电设备正在加紧攻关，即将制造成功，通讯技术人员也在培训之中，密码本也已编好，不久的将来，中央的指示、苏区的情况就可以即发即收。同时叮嘱陈毅，红军在打胜仗后一定要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特别强调要优待无线电技术人员。
陈毅走仅半个月时间，在李强、蔡叔厚、张沈川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制造成功，经测试，收报性能良好。成功造出第二台后，李强带着黄尚英等人抵达香港，建好了中共的第二部电台，两部电台呼通成功，所有参与人员无不兴奋异常。
这时，柯麟接到了白鑫的电话，让他到范争波的公馆里去给他治病。柯麟从范公馆出诊回来后，即到大世界饭店向顾顺章、陈赓汇报了这一情况，说白鑫夫妇住在霞飞路和合坊四弄43号三楼，范争波、范争洛兄弟住二楼，并画了一个室内草图。顾顺章、陈赓马上叫人在白鑫所住弄堂的最后一家、紧靠白鑫住处的27号三楼租了两间房子，派人设了监视哨。
白鑫曾躲过了特科布置在达生医院、西摩路柯麟家和白宫饭店的伏击，这次将躲不过去了。
事又凑巧，这天张道藩叫杨登瀛陪他一起去范公馆会见范争波和白鑫，在谈话中，杨登瀛获悉白鑫将于11月11日夜间乘船逃往意大利。
杨登瀛将此情报告知安娥后，安娥即让连德生速向陈赓汇报。特科决定在白鑫出逃那天执行制裁。
行动前两天，周恩来亲到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听取行动方案、提出了改进意见，要求红队务必击杀叛徒。
11日晚上，特科精兵强将几乎全体出动，顾顺章、陈赓临阵协调指挥，张英、旷继勋、邵达夫、谭忠余担任主射手，
项与年、陈养山、连德生、王德明、蔡飞、胡兰波、赵一帆、吴蓝甫等或担任副射手、或担任放哨联络和外围警戒等任务。
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提出申请，要参加此次制裁叛徒的行动，陈赓布置他两个任务，一是测定从最近的嵩山路巡捕房开车到和合坊需要多少时间，二是待行动结束之后，验证白鑫是否被当场击毙。
11月11日，“至夜10点多钟，只见范争波的汽车开进弄堂，他的保镖又到霞飞路苏州汽车公司，雇来一辆号码是6730号的汽车。两辆汽车都停放在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不久就由保镖和佣人搬行李上车。11时许，白鑫由范争波弟兄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随保镖等共七人，从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
化装成小商小贩的、埋伏在暗处的红队队员立时冲出，散成扇形，对准白鑫等人就开枪射击，枪响后，白鑫拔腿就跑，保镖韩云秀欲拔枪还击，枪弹尚未射出已被一枪爆头，当即倒地毙命，余人皆争相逃命，在连续速射中，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身中六枪，当场毙命；王容川左足中弹，倒在地上装死，看门巡捕林汉臣、王宝元赶来增援，林被当场击毙，王则抱头逃窜。“白鑫这时拼命狂奔，同时拔出手枪顽抗，红队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死在71号门根下，弹由前额洞穿后脑，登时倒地死掉。打死白鑫以后，红队马上撤离现场。”
三
对彭、杨等人被捕牺牲和制裁白鑫过程多人有过回忆讲述：
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这样写道：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铁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
《霞飞路侧的枪声》一文记述：“隔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帮子人把白鑫也‘抓’走了。”
周恩来这天本来也要参加这次会议，因“临时有事”或“生病”的原因未来，逃过了这一劫。
“彭湃被捕的第二天早晨，关向应来到柯麟家里，告知白鑫叛变出卖彭湃的事情。同时告诉柯麟：白鑫这两天正患疟疾，估计可能会来找你看病，你应当有所准备。
不久，陈赓又来告诉柯麟：已派联络员在你们医院附近设点，有事就去找联络员；陈赓还留下自己在新世界饭店所住房间号码。叫他不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去饭店汇报。”
逮捕事件第二天即明确锁定白鑫是叛徒，是杨登瀛的功劳，但拘捕事件杨登瀛为什么没能事先知道呢？
“原来，白鑫的胞弟白云深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白鑫暗中叫他老婆前往南京去同白云深牵线，很快就勾搭上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后，为了攫取一大笔奖金和投靠国民党的资本，就把中央和江苏省委负责人于8月24日在他家里开会的消息密告敌人了。”
范争波与杨登瀛各自负责的特务机关是两个平行单位，所以杨登瀛事先并不知道范争波的这次行动。但事情发生后，要查出谁是告密者，对杨登瀛来说是件容易的事。
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三天即8月26日，被引渡至城内公安局，进行连续审问，并从广东调来证人指证彭湃和杨殷，彭杨二人才公开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国民党当局为防意外，定于8月28日早上将彭杨等人从看守所“转解警备司令部”。
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马上命令顾顺章调集中央特科的全部力量，半道截车，武装营救。”
李强回忆：“这次营救彭湃的行动规模较大，红队人手不够，周恩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都出动。参加营救工作的约有20人。他们接到任务后，连夜进行营救前的准备工作。上街购买了一些急用器材，如敲开铁铐用的工具等。
28日清早，天下大雨，中央特科的同志集合在同孚路的中央特科机关里，待范梦菊骑机器脚踏车把枪运到后，他们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发现里面的驳壳枪全部涂着一层黄油，不能使用，便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掉，再涂上生发油，这样用去了一两个小时。一切准备妥当后，乘卡车出发了。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架子上摆了一个拍电影的机器，假装是拍电影外景的。卡车开到囚车必经之路的一个名叫枫林桥的三岔路口停下来，大家分散开，准备行动。可是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开过来。”
根据《周恩来在上海》一书记述：27日晚上，由陈立夫下令，将彭湃等人连夜从看守所移送到了警备司令部龙华监狱，缘由是27日晚上发生了一起神秘的刺杀蒋介石案。
纪录片《没脸的人：蒋介石卫队（1）》记述：27日当晚，蒋、宋夫妇就宿于西摩路369号宋氏老宅中，蒋的侍卫（陈鹏飞、庞永成）直接参与了此次暗杀行动，他们首先朝大门外开枪，把侍卫们引出门外，乘大门空虚之际，刺客乘坐汽车进入蒋介石官邸，但负责接送刺客的司机害怕了，汽车开进官邸后就逃跑了，刺客见撤离后路已断，蒋介石夫妇又被惊醒，落荒而逃，刺杀便没有成功。但这次刺杀事件闹出的动静，使宋美龄受到惊吓并流产，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也明确写道“妻病流产。”
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对这次暗杀事件的第一反应，自然要归到共产党头上，于是连夜将彭湃等人转移牢房，并导致彭湃等人被快速处决。
周恩来在《经过》一文中还写道：“（27日）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上至熊式辉，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
于是（彭湃等）五同志在押的3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密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
也正是在这三天中，黄慕兰在狱中见到了彭湃并领受了彭湃的指示，彭湃等人也从狱中传递出诸多信件。
龙华监狱的看守中有一班长曾参加过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他不忘旧情，除暗通外面消息、告知彭湃等人已定死罪之外，也传出了彭湃等人的书信，因“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
彭湃在传出的信中这样写道：“冠生（周恩来化名）暨家中老少：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此外，慕兰我们亦与之通讯，亦嘱她向守卫我们的特务队方面作活动。”
信中确定，白鑫是出卖他们的叛徒，黄慕兰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30日，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七天，在装模作样的一次复审后，彭、杨、颜、邢四人被“着即枪毙”。
“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
中央特科制裁叛徒白鑫行动的过程
毛囡 (2026-04-12 06:30:30) 评论 (0)中央特科制裁叛徒白鑫行动的过程
本系列内容来自网上的一些文章、书籍和回忆录，如（《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叶孝慎著），我加以摘录编辑成文，很难具体列出那段内容来自什么参考资料，一些人物的介绍是根据资料另加的，仅供参考。
一
广州起义失败后，柯麟一直与叶剑英在一起，他们一起从广州撤到香港，又一起从香港到上海。后来叶剑英赴莫斯科学习，柯麟留在了上海。
红二师、红四师幸存人员被护送到香港后，贺诚、周越华夫妇护送受伤的颜昌颐到了上海，徐向前、聂鹤亭、陈同生、白鑫夫妇也到了上海。徐向前被派往鄂东北苏区，聂鹤亭被派去江西苏区，陈同生回到四川老家疗伤养病，白鑫夫妇留在上海，驻守江苏军委机关并担任彭湃的秘书。
贺诚是四川三台人，曾就读于北京国立医专，与钱壮飞、张振华夫妇是校友。柯麟，广东海丰人，与彭湃是同学至交，曾就读于广东公医大学（解放后任中山医学院院长，一级教授）。
到上海后贺诚化名贺雨生、柯麟化名柯达生，组织关系都转入中央特科。由于两人都学医，中央特科总务科长洪扬生租下了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五洲药房楼上二楼、三楼的房子，开设了“达生医院”，贺诚、柯麟为医生，周越华做护士。五洲药房、达生医院的对面是“三民照相馆”，这里是中央特科存储武器的一个秘密机关，负责人是范梦菊。
柯麟单身，与李一氓同住在西摩路一处房子中，彭湃调来上海后，与柯麟经常见面。当时彭湃住在大西路百禄里，“1929年四五月间，组织上决定黄文容一家与彭湃一家搬到静安寺路万袜里的一幢单独的两层楼房里。黄以房东身份住在楼下，彭以房客身份住在楼上。”
当时与彭湃同住二楼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许冰及小儿子彭小沛，彭湃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江苏省委军委的秘密机关设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驻守机关的白鑫夫妇住在一楼，二楼的亭子间摆设了一张麻将桌，那便是彭湃开会和看文件办公的地方。
白鑫体弱多病，在部队时经常患病，一病就到当时的医务主任柯麟处就诊，因此两人关系很好。到上海后白鑫也时常找柯麟看病，一次就谈到了彭湃曾在大南山枪毙了一个开小差逃跑的干部，这个干部是白鑫的亲戚，白鑫等人当时都为其求情，但彭湃没有接受。白鑫对柯麟讲到此处，“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
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来医院时，柯麟曾对杨殷谈论过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但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就有了中央派白鑫到江苏军委当彭湃的秘书决定。
1929年8月20日，彭湃来到柯麟家中，柯麟留彭湃在家里吃饭，饭间彭湃告诉柯麟，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他的军委书记一职将由伤愈后的颜昌颐接任，中央军事部将在近日召开会议进行宣布并办理工作移交。
柯麟听后很高兴，对彭湃说道：“你能到苏联去，越快越好！”然而柯麟内心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驻守机关的白鑫夫妇暗中早已叛变投敌，白鑫通过自己的胞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一张大网已经悄悄张开，而被捕捉者却一无所知。
当白鑫得到8月24日下午3点将在机关召开有周恩来、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此张际春是黄埔一期的，不是曾任西南军区副政委的张际春）等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通知后，立即将此信息传递给了范争波。因范争波的市党部特务机关与杨登瀛所在的调查科是分属两个系统的平行机关，所以杨登瀛对开会时间和地点已暴露一事也一无所知。
周恩来当天因有其他事未能参加会议，他派人通知杨殷会议照常召开。开会期间与会者被公共租界新闸武装巡捕与国民政府上海公安局包探堵住逮捕，后被引渡到国民政府上海市公安局。
杨登瀛接到陈赓的通知后，很快就把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白鑫夫妇是内鬼，此案由市党部范争波主抓。
此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制定并参与了武装营救的计划：顾顺章与陈赓住进了新世界饭店，李强到水仙庙侦缉队附近进行侦察和监视，项与年去打听何时从拘留所移送龙华看守所，以备营救，关向应负责通知柯麟，一旦白鑫来找他来看病，一是稳住，二是打电话到大世界饭店某某房间……
由于彭湃、杨殷等五人在28日清晨突然被从拘留所转到了龙华看守所，中央特科预备的营救方案和措施全部失效。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他们遇害后，中共中央即发表抗议文章，强烈谴责国民党的反共行为。1930年8月30日周恩来在《红旗日报》上发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指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之很大损失！”沉痛悼念烈士们的英勇牺牲。
黄埔一期的张际春被蒋介石派来的曾扩情保出，并被安排到南京中央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目的是分化参加共产党的黄埔学生。两年之后，张际春郁郁而死。
二
中央特科接到了对白鑫的必杀令，立誓要把白鑫干掉。
陈赓利用柯麟、杨登瀛一明一暗两条线侦查白鑫的行踪，顾顺章则抓紧遴选行动人员。刚刚从山东锄奸回来的张英是合适人选之一。
张英，原名马宗显，山东潍县人，自幼习武，20岁即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兵，1925年与王智涛等24人被选送至苏联基辅步校学习，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校深造。
中共六大结束，王智涛、马宗显、刘安恭被召集到共产国际总部，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分别找三人谈话。
谈话后的1928年底，马宗显与刘安恭回到国内，刘安恭被派到红四军，马宗显留在上海，化名张英。1929年3月与王昭功一起被派往山东，制裁出卖邓恩铭等人的叛徒王复元。
王昭功抵达山东后不久即被捕牺牲，张英赴济南、青岛，历经五个月，排除千难万险，终于不辱使命，制裁了叛徒丁惟尊、王复元。
刚刚由刘披云从重庆护送到上海、由霍步青安排到中央特科的旷继勋也是合适人选。旷继勋曾任川军旅长，是蓬溪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总指挥，枪法奇准，善用双枪。
大家爱称“邵麻子”“蔡麻子”的神枪手邵达夫，有军队经历的项与年以及经验丰富，行动干净利落的谭忠余都入选红队。
当时陈毅在上海代为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后，他的这次上海之行即将结束。周恩来、李立三在欧阳钦、蔡菱香夫妇的法式咖啡馆中为陈毅饯行送别。周恩来、李立三要陈毅放下包袱，按中央指示精神，诚心诚意的请回“养病”中的毛泽东，让他仍留前委工作，仍任前委书记。陈毅马上表态，回去之后一定请毛泽东复出，由他来指挥红四军。
针对陈毅提到的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问题，周恩来告诉他，我方的无线电设备正在加紧攻关，即将制造成功，通讯技术人员也在培训之中，密码本也已编好，不久的将来，中央的指示、苏区的情况就可以即发即收。同时叮嘱陈毅，红军在打胜仗后一定要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特别强调要优待无线电技术人员。
陈毅走仅半个月时间，在李强、蔡叔厚、张沈川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制造成功，经测试，收报性能良好。成功造出第二台后，李强带着黄尚英等人抵达香港，建好了中共的第二部电台，两部电台呼通成功，所有参与人员无不兴奋异常。
这时，柯麟接到了白鑫的电话，让他到范争波的公馆里去给他治病。柯麟从范公馆出诊回来后，即到大世界饭店向顾顺章、陈赓汇报了这一情况，说白鑫夫妇住在霞飞路和合坊四弄43号三楼，范争波、范争洛兄弟住二楼，并画了一个室内草图。顾顺章、陈赓马上叫人在白鑫所住弄堂的最后一家、紧靠白鑫住处的27号三楼租了两间房子，派人设了监视哨。
白鑫曾躲过了特科布置在达生医院、西摩路柯麟家和白宫饭店的伏击，这次将躲不过去了。
事又凑巧，这天张道藩叫杨登瀛陪他一起去范公馆会见范争波和白鑫，在谈话中，杨登瀛获悉白鑫将于11月11日夜间乘船逃往意大利。
杨登瀛将此情报告知安娥后，安娥即让连德生速向陈赓汇报。特科决定在白鑫出逃那天执行制裁。
行动前两天，周恩来亲到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听取行动方案、提出了改进意见，要求红队务必击杀叛徒。
11日晚上，特科精兵强将几乎全体出动，顾顺章、陈赓临阵协调指挥，张英、旷继勋、邵达夫、谭忠余担任主射手，
项与年、陈养山、连德生、王德明、蔡飞、胡兰波、赵一帆、吴蓝甫等或担任副射手、或担任放哨联络和外围警戒等任务。
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提出申请，要参加此次制裁叛徒的行动，陈赓布置他两个任务，一是测定从最近的嵩山路巡捕房开车到和合坊需要多少时间，二是待行动结束之后，验证白鑫是否被当场击毙。
11月11日，“至夜10点多钟，只见范争波的汽车开进弄堂，他的保镖又到霞飞路苏州汽车公司，雇来一辆号码是6730号的汽车。两辆汽车都停放在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不久就由保镖和佣人搬行李上车。11时许，白鑫由范争波弟兄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随保镖等共七人，从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
化装成小商小贩的、埋伏在暗处的红队队员立时冲出，散成扇形，对准白鑫等人就开枪射击，枪响后，白鑫拔腿就跑，保镖韩云秀欲拔枪还击，枪弹尚未射出已被一枪爆头，当即倒地毙命，余人皆争相逃命，在连续速射中，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身中六枪，当场毙命；王容川左足中弹，倒在地上装死，看门巡捕林汉臣、王宝元赶来增援，林被当场击毙，王则抱头逃窜。“白鑫这时拼命狂奔，同时拔出手枪顽抗，红队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死在71号门根下，弹由前额洞穿后脑，登时倒地死掉。打死白鑫以后，红队马上撤离现场。”
三
对彭、杨等人被捕牺牲和制裁白鑫过程多人有过回忆讲述：
周恩来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中这样写道：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铁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
《霞飞路侧的枪声》一文记述：“隔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帮子人把白鑫也‘抓’走了。”
周恩来这天本来也要参加这次会议，因“临时有事”或“生病”的原因未来，逃过了这一劫。
“彭湃被捕的第二天早晨，关向应来到柯麟家里，告知白鑫叛变出卖彭湃的事情。同时告诉柯麟：白鑫这两天正患疟疾，估计可能会来找你看病，你应当有所准备。
不久，陈赓又来告诉柯麟：已派联络员在你们医院附近设点，有事就去找联络员；陈赓还留下自己在新世界饭店所住房间号码。叫他不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去饭店汇报。”
逮捕事件第二天即明确锁定白鑫是叛徒，是杨登瀛的功劳，但拘捕事件杨登瀛为什么没能事先知道呢？
“原来，白鑫的胞弟白云深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白鑫暗中叫他老婆前往南京去同白云深牵线，很快就勾搭上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后，为了攫取一大笔奖金和投靠国民党的资本，就把中央和江苏省委负责人于8月24日在他家里开会的消息密告敌人了。”
范争波与杨登瀛各自负责的特务机关是两个平行单位，所以杨登瀛事先并不知道范争波的这次行动。但事情发生后，要查出谁是告密者，对杨登瀛来说是件容易的事。
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三天即8月26日，被引渡至城内公安局，进行连续审问，并从广东调来证人指证彭湃和杨殷，彭杨二人才公开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国民党当局为防意外，定于8月28日早上将彭杨等人从看守所“转解警备司令部”。
得知这一消息后，“周恩来马上命令顾顺章调集中央特科的全部力量，半道截车，武装营救。”
李强回忆：“这次营救彭湃的行动规模较大，红队人手不够，周恩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都出动。参加营救工作的约有20人。他们接到任务后，连夜进行营救前的准备工作。上街购买了一些急用器材，如敲开铁铐用的工具等。
28日清早，天下大雨，中央特科的同志集合在同孚路的中央特科机关里，待范梦菊骑机器脚踏车把枪运到后，他们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发现里面的驳壳枪全部涂着一层黄油，不能使用，便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掉，再涂上生发油，这样用去了一两个小时。一切准备妥当后，乘卡车出发了。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脚架，架子上摆了一个拍电影的机器，假装是拍电影外景的。卡车开到囚车必经之路的一个名叫枫林桥的三岔路口停下来，大家分散开，准备行动。可是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开过来。”
根据《周恩来在上海》一书记述：27日晚上，由陈立夫下令，将彭湃等人连夜从看守所移送到了警备司令部龙华监狱，缘由是27日晚上发生了一起神秘的刺杀蒋介石案。
纪录片《没脸的人：蒋介石卫队（1）》记述：27日当晚，蒋、宋夫妇就宿于西摩路369号宋氏老宅中，蒋的侍卫（陈鹏飞、庞永成）直接参与了此次暗杀行动，他们首先朝大门外开枪，把侍卫们引出门外，乘大门空虚之际，刺客乘坐汽车进入蒋介石官邸，但负责接送刺客的司机害怕了，汽车开进官邸后就逃跑了，刺客见撤离后路已断，蒋介石夫妇又被惊醒，落荒而逃，刺杀便没有成功。但这次刺杀事件闹出的动静，使宋美龄受到惊吓并流产，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也明确写道“妻病流产。”
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对这次暗杀事件的第一反应，自然要归到共产党头上，于是连夜将彭湃等人转移牢房，并导致彭湃等人被快速处决。
周恩来在《经过》一文中还写道：“（27日）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淞沪警备）司令部。上至熊式辉，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
于是（彭湃等）五同志在押的3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密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
也正是在这三天中，黄慕兰在狱中见到了彭湃并领受了彭湃的指示，彭湃等人也从狱中传递出诸多信件。
龙华监狱的看守中有一班长曾参加过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他不忘旧情，除暗通外面消息、告知彭湃等人已定死罪之外，也传出了彭湃等人的书信，因“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
彭湃在传出的信中这样写道：“冠生（周恩来化名）暨家中老少：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此外，慕兰我们亦与之通讯，亦嘱她向守卫我们的特务队方面作活动。”
信中确定，白鑫是出卖他们的叛徒，黄慕兰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30日，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七天，在装模作样的一次复审后，彭、杨、颜、邢四人被“着即枪毙”。
“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