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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蒋介石》使同族人群内斗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放出蒋介石》使同族人群内斗
《放出蒋介石》使同族人群内斗。
《放出蒋介石》是指什么？简单地说，是指上个世纪中期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到台湾之后，美国想用此《放出蒋介石》的战略去反攻大陆。使中国人打中国人。
这里所说的《中国人》，是当时的大陆执政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逃亡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都共同承认的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都是《中国人》。
所以，美国政府要《放出蒋介石》就是要使同族人群内斗，即使中国人打中国人。
《反攻大陆》，又称光复大陆、反共复国，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流亡中华民国政府自1949年逃亡台湾后至1990年代前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主张，意指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主张反攻第二次国共内战后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由蒋介石国民党的逃亡的中华民国来统一中国。
在台湾时的蒋介石担任逃亡中华民国总统之时，《反攻大陆》是逃亡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重要政策之一。1970年代后，随两岸情势及国际情势改变以及两岸间力量对比的现实因素，蒋介石国民党的《反攻大陆》的热度逐渐消退。
美国支持“反共”以及《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协助强化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军力。“反攻大陆”，“防卫台湾”的重视。1958年10月23日，蒋介石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联合公报”，承诺不凭借武力收复大陆，“正如艾森豪总统9月11日所说，反对武力侵略的立场是唯一符合世界和平的立场……两国政府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他们回顾所依据的条约是防御性的”，被美方宣传为成功压制住热衷于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但蒋介石根本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念头，反而是暗地里锲而不舍地拟定作战计画。之后也浮现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计画，包括五五〇四计画、凯旋计画、中兴计画、田单计画等纪录。
1958年11月27日，蒋介石拟议武汉小组，从台湾派空降部队进行敌后破坏，以收到号召与宣传反共效果。目标为：“甲、闽赣粤与闽浙交界各县镇及其关隘。乙、沿海各县要地。丙、以人民公社占据为第一对象，对匪干之控制彻查与利用及防范等方法，与民众组织领导技能之研究。丁、破坏据点百里内之交通桥梁与沿途伏兵袭击等战法之训练。戊、组民与发枪带路与通信及退却方向与处所。己、各种对空通信记号。”27日，命名武汉计画。1959年2月27日，武汉小组改名武汉计画研究室。
早在1953年李弥将军的滇缅游击队撤台后，柳元麟将军率领残部组成缅北游击队，继续从事反共游击任务；蒋介石为突击共军先后订定“雨季计画”、“康定计画”，交付实施。1957年，蒋介石向柳下达“安西计画”执行令，以3000兵力，向滇南发动突袭。1958年冬，蒋即任命夏超率领特种部队的特一总队1200人前往缅北，下辖九个教导大队。1959年4月，国防部实施“兴华计画”，派“兴华小组”赴缅督导柳部整顿，并兴建孟帕辽（MongPa-liao）机场，同时空军进行“黑旗计画”，由驻新竹的三八三一部队空投武器弹药。1960年初机场完工后，国防部制定“和风计画”，由空军第六联队空运特战部队前置部署，分三阶段行动。7月16日，蒋下令配合游击队反攻，将“武汉计画”整理、改进并充实后，易名为“昆仑计画”，设立六个目标区。蒋在给彭孟缉手谕中强调，目的在收复云南全省为反共复国之第二基地。1961年1月5日，蒋派特种部队司令易瑾前往江拉，筹备在寮北另外成立孟信基地。25日，江拉之役失利，教导总队策应“保山计画”，掩护渡湄公河转入寮国境内。
蒋欲力图维系柳部继续留在寮境，或在寮、泰、缅边境寻找新据点，但补给已更加困难；2月15日空军一架PB4Y型运补机被缅空军击落，来自台湾的美援装备遭掳获。缅甸再度向联合国控诉中华民国侵略，联合国决议要求游击队撤台并获美国支持。与美国交涉期间，蒋认为反攻大陆时机还未消逝，但在美方坚持的强大压力下，武汉计画已难以为继；2月25日，蒋决定将游击队撤回，不再空投；3月2日签令，称为“国雷计画”，3月17日至4月13日，空军出动C-46及C-119运输机，实施“旋风计画”，自泰国清迈运送4,297员滇缅孤军及眷属返回台湾。2月，蒋乃开始筹划另一新的空投部队作战计画，名为“辛丑计画”，转成在粤、闽、浙近海地区进行空投作战。4月，武汉计画研究室改为国光作业室，主任朱元琮，副主任孔令晟；特种作战部门仍称为“武汉作业室”，部队定名为“武汉部队”。
拟定“武汉计画”时，蒋同时研究如何避免美方阻力，拟定代号“天马计画”，由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负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磋商。1960年10月8日，“天马计画”改称“野龙计画”。10日，由蒋经国与克莱恩在台北签订“野龙联合情报战略计画”，计画运用经过训情报人员，秘密渗透中国大陆南部、西南部及西北部。
1961年，蒋规划对中国南方各省执行“野龙计画”，计画运用敌后空降的方式进入，破坏、策反中共地方组织，并进行游击作战，原欲于9月2日实施，但因台风逼近而延期，不久发生陈怀生驾驶之U-2侦察机遭击落的事件，计画最终不了了之。
此时美国对于蒋政权能否存续存有很大疑问，为了避免台湾落入共党阵营，美曾片面提出与二战时期支持台湾与澎湖回归中国的立场相反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论点，并秘密规划政变推翻蒋，以保持美国在远东的自身国家利益。其后，随著国际情势的变化，冷战局面逐渐形成，美国转而支持同样抱持反共主义的蒋，期间亦曾透过西方公司等单位支援其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对大陆的袭击行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逐年稳固其统治、成功试爆核弹、与苏联分裂后，美国亦陷入越战困境，开始以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盟友的想法来取代之前反共的方针，最终于乌坵海战等小型冲突后，美方严格限制并监视蒋中正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为反攻大陆，于1961年至1972年积极筹措军事作战准备，此即“国光计画”。1961年，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开始策画“海威行动”，即将特种作战、情报人员空投到中国大陆秘密行动。蒋认为：“如果空投3,000－5,000人的突击队，断然可以在大陆点燃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运动。”
1962年，蒋研判：在5、6月间大陆逃港难民最高潮之际，闽粤洪水成灾交通断绝时，在“镇海附近将军澳登陆反攻”是反攻大陆的最佳选择。于是，他要求美方提供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20-25艘坦克登陆艇，以支持中华民国国军小股部队在香港附近登陆；白宫决定推迟半年交付。10月，中华民国与美国联合举行“天兵二号”空降作战军演。美军顾问不许国军增加油弹存量、对中华民国开征特别捐筹款不满，美军在台协防司令史慕德?当面质问国防部长俞大维。此时基层部队的军纪问题也层出不穷，从各地官兵偷窃民间饲养的牛只与家禽而造成军民纠纷，到偏远地区的部队军纪涣散至叛逃……在时任警备总司令黄杰日记中记录，种种管理问题令人难以想像。
12月29日，9支国军武装部队空降广东沿海，次月1日在广东建立基地。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霞浦海尾与南日岛登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资料显示，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到1965年，参与“海威行动”的1,800名国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还。
1964年8月，发生东京湾事件，越战情势升高。翌年，蒋以支援越战为名，向詹森政府推销巨光五号计画，出动宋美龄与蒋经国亲访华府；并于年底办宴款待来访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以争取支持，但美国政府考虑再三后于1966年初否决。
1965年6月17日，蒋前往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开会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期间为求保密，另以D日（D-Day）作为正式攻击发起日期。8月6日凌晨，中华民国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预计运送身上穿著解放军制服的陆军特种情报队队员在大陆沿海先南往海南岛进行欺敌战术，而后再北上东山岛海域欲进行渗透以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并且由中华民国空军协力支援。然而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后就已经受到解放军的监视，解放军鱼雷艇已早在东山岛海域附近兄弟屿进行伏击，双方于凌晨01:30激战一夜至清晨06:00，剑门舰和章江舰遭击沉，殉难官兵近二百人，是为“八六海战”。
11月14日，海军“永字号”炮舰山海舰与临淮舰由马公驶乌坵执行伤患接运任务，在航抵距乌坵南约十浬海面，遭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2艘快艇，双方激战三小时，虽击伤一艘解放军快艇，但临淮舰亦被击沉，山海舰安返（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资料则称山海舰负伤），是为“乌坵海战”，国光计画自此停摆不前[20]。
二次海战都败于共军，暴露出国军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内部情报已大量泄漏的问题，完全屏除美方援助而由国军单独进行的“田单计画”也草草收尾，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实际执行的军事反攻行动。蒋中正也在日记当中检讨了国军泄密问题严重。
什么是《同族人群内斗》？
Al：“同族人群内斗（Intragroup Conflict）指具有相同血缘、地缘、信仰或种族背景的成员内部发生的冲突。这通常由争夺有限资源、权力斗争、理念差异或管理机制缺失引起，容易导致群体分裂、内耗严重，减弱整体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
以下是有关同族人群内斗的深入分析：
1. 根本原因
资源与利益争夺： 族群内部有限的经济利益、土地、职位或话语权分配不均，常引发“同室操戈”。
权力与主导权： 族内不同派系为了争夺领袖地位或控制权，采取激烈的竞争手段。
理念与意识形态差异： 对族群发展方向、传统守旧与改革的认知不同，导致内部产生裂痕。
社会学机理： 类似于教育百科的“方以类聚”原理，同类相聚后，由于距离更近，矛盾也更容易激化。
2. 表现形式
派系斗争： 形成明确的对立帮派，公开或秘密攻击对方。
舆论攻防： 通过散布谣言、抹黑对方成员的名誉来争夺话语权。
资源封锁： 拒绝与族内特定群体合作，甚至故意破坏对方的利益。
3. 负面影响
严重内耗： 宝贵的资源和精力被浪费在内部争斗中，难以团结一致面对外部压力。
信任崩溃： 削弱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削弱竞争力： 在市场或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同族内斗”通常指具有共同文化、血缘或民族背景的群体内部，因利益冲突、权力斗争或观念分歧而产生的相互排挤、攻击或对抗。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都十分常见，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以下是从不同维度对“同族内斗”的分析：
1. 核心诱因
资源竞争：在有限的资源（如土地、财富、官职）面前，距离最近的“自己人”往往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宗室内斗，往往是为了争夺唯一的皇权。
同族歧视（Intra-group discrimination）：有时在海外的同族移民中，会出现先来者对后来者的排挤，或是出于“自卑感”或“优越感”而产生的相互攻击，这种歧视往往比异族歧视更具伤害性。
观念与立场的撕裂：同一民族内部可能因为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或宗教宗派的不同而产生剧烈对抗，例如南北韩虽然同根同源，但在长期政治对抗下，其“同族观念”正面临挑战。
2. 典型表现形式
权力博弈：如古代王朝的嫡庶之争、权臣与宗室的对抗。这类内斗往往会导致政治力量的瓦解，甚至引发王朝更迭。
家族或宗族械斗：在地方社会中，不同房分、宗族之间因水源、地产等纠纷产生的武力冲突。
职场或学术圈的“窝里斗”：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由于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成员转而通过打压同僚来获取相对优势。
3. 社会影响与后果
内部损耗：内斗会消耗族群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削弱其在面对外部竞争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外部势力的渗透：同族内斗常被外来政权利用。历史上许多外族入侵的成功，往往源于被入侵民族内部的严重分裂与内斗。
族群离散：长期的内部不和与压迫可能导致部分成员被迫出走，例如历史上台湾平埔族因内部矛盾和生存压力而发生的集体迁徙。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蒋介石中原大战亦称为军阀混战
《中原大战》，亦称《蒋冯阎军阀大混战》，指的是1930年4月至11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之间的战争，因主战场在中原地区，故得名为《中原大战》。
蒋介石当司令的《北伐战争》（1926-1928）是由孙中山的国民党和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的国民政府发动的统一战争，旨在打倒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击败军阀势力，最终以1928年东北易帜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早在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1924年起，国共合作确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北伐战争于1926年7月9日誓师，1928年12月29日结束。主力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
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战争》（1926-1928）：北伐军迅速控制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击败吴佩孚、孙传芳。1927年，国民党内部分裂，汪精卫和蒋介石先后借清党为名，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后造成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再经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结合冯玉祥、阎锡山的军事力量攻克北京。
1928年6月，北伐战争告终之际，蒋介石决心独裁国民党军队，实施国军编遣，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不满。1930年4月，《中原大战》正式爆发。中原大战共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北方的主战场在河南、支战场在山东，分别沿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线进行。反蒋主力是改编后的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方面军，以及石友三的第四方面军。南方战场在湖南，沿湘江进行，以衡阳附近为决战区，反蒋联军的主力是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
中原大战在1930年5月至6月，北方战场的反蒋联军在陇海线、平汉线向蒋介石中央军发起攻势，攻占许昌和济南，南方联军则攻占长沙。7月，是双方相持时期。反蒋联军在湖南战场失利，被迫退回广西，但在北方占据优势。8月后，蒋介石中央军发起反攻，夺回济南，联军被迫退至黄河以北。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拥护南京中央，东北军入关助蒋，夺取平津等地。反蒋联军在南北夹击下溃不成军，完全失败。
中原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内战，战火波及南北多个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各派军阀力量对比发生较大变化，东北军实力大增，蒋介石实权得到巩固，正式确立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军阀大混战也给红军和根据地发展创造了时机，使中国共产党农村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平、津。1928年底，东三省易帜，其与南京中央维持着“分治合作” 的关系，在政治、军事、财政上，均保有自主地位。北伐后的中国，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6个军权中心。
1929年1月1日至25日，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举行国军编遣会议，将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部列入第一期整编，东北军列入第二期整编；规定每个军事集团最多保留11个师 ，李宗仁部、冯玉祥部先后举兵反抗，均告失败。同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召开，规定各编遣区以团为单位实施编遣，军队数量一律压缩到7-9个师 。东北军并未参与其中，张学良且与阎锡山等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统一” 。但因“中东路事件”及与苏联交涉问题 ，奉张与南京中央有了矛盾。 张学良既未出席历次编遣会议，也未执行会议决议，财政方面依然自收自支。
军队编遣和取缔政治分会。使蒋介石操纵了全国的军政大权。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虽然取得了“正统”地位，却未真正统一国民党，国民党内四分五裂、派系林立。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希望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来稳固自己的地位。1929年3月15至27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除通过“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为“最高之根本法”，《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外交决议案》外，还决定：追认编遣方案，从法律上肯定了蒋介石消灭地方实力派为合法。
开除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等人的党籍，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桂系及改组派势力被完全排除于三大中央之外。开除国民党二届中央中共党人的国民党籍，并对邓演达、彭泽民、路友一尹等人以开除党籍或停止职权的处分。
民国十八年年馑，冯玉祥所主政的陕西关中地区，一场大灾荒对“中原大战”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民国十八年发生在陕西关中的大饥荒，又名“民国十八年年馑”。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
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
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政权。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通过徐州会议，实现了国民党两派新军阀的合作。1928年2月，蒋冯结拜“换谱兄弟”。4月，在北伐奉系张作霖的战争中，四派新军阀组成的“二期北伐”军迫使奉张军退回东北。其后蒋、桂、冯、阎四派对张作霖的临时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冯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突出。
“二期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中央政权，据有沪、宁、杭等富庶地区，需要借助冯玉祥的军事力量，北伐奉张，占领北方地盘，进而“统一”中国。冯玉祥控制西北，地瘠民贫，且交通不便，需要乘北伐奉张之机到北方争夺自己的地盘。尤其对财源充裕和交通便利的北京、天津等，甚为看重。
“二期北伐”结束以后，蒋介石担心冯势力发展过快，利用阎锡山与冯玉祥的矛盾，把河北、京津等地划给阎锡山。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允许阎的第3集团军开进北京。而冯的第二集团军只允许留驻南苑，不准进入北京城。为此，冯玉祥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他命令所属撤兵，退回山东与河南，本人托病在河南新乡，不肯前往北京。
政治上冯玉祥强调“平民政治”，反对独裁。在国民党建设上反对蒋介石的主张，要求建立廉洁政府，提倡共办实业，救济灾民，反对贪污腐化，反对中央政府委员加薪，以各派的实力大小分配中央领导权，反对蒋介石包办党务与南京政府、这与蒋介石的主张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提出要编遣军队。在编遣军队的问题上，蒋、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在北平邀请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召开座谈会，在会上，冯玉祥和其他派系首领大力反对蒋介石的裁兵计划，座谈会不欢而散。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议讨论冯、阎两个裁兵方案时，多数人赞阎案，反对冯案，后通过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军编遣委员进行程序大纲》。冯、阎、李很快从相互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表示要共同设法抵制编遣会议。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为集中兵力，消灭桂系，蒋介石派邵力子等人到华山拉拢冯玉祥，以行政院院长及鄂、湘两省地盘为条件，要冯继续与蒋合作，并请冯出兵助蒋讨桂。冯表面答应了蒋的要求。随即在豫鄂边界频繁调兵，希望待蒋、桂两败俱伤之时，乘机出兵占领武汉。但蒋很快打败了桂系，增加了蒋介石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
蒋介石随后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冯玉祥，大举向山东、河南调兵，造成对冯系大兵压境之势。接收济南事件则成了蒋、冯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蒋介石以武力把孙良诚挤出山东。冯玉祥看到蒋介石消灭西北军的主意已定，便采取防御策略，命令山东、河南的守军西撤，以便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巩固西北。
同时，冯系在南京供职的鹿仲鳞、熊斌也同时辞职，返回了西北。冯玉祥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调动之后，于5月中旬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5月16日，西北军将领孙良诚等人发表反蒋通电，推举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北路总司令。蒋介石调兵遣将，设作战总部于徐州，在湖北和山东，随后用金钱收买了冯系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倒戈，致使西北军受到很大削弱。
在政治上蒋挟国民党中央的名义，指责冯“破坏革命”、“大逆不道”、“统一之梗”和“反叛中央”。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5月25日蒋致电冯，要冯下野出洋，交出兵权。冯玉祥在政治上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面对蒋介石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冯玉祥于5月27日通电全国表示下野。
北伐成功以后，南京政府名义上是中央，但无权威可言，当时中国之状况，与此前军阀割据之形势别无二致。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果非要说有变化，那就是各方军事力量重新洗了一次牌。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欧美各国自顾不暇，本应是中国振作的时机，但中国积重难返，内耗使1930年代中国的危机并不亚于欧美各国。
1930年7月底，蒋在津浦线发动总攻，8月15日重新占领济南，晋军仓惶往黄河北岸撤退，适逢河水上涨，被蒋军俘虏或入水溺毙的不计其数。阎军在津浦线首告失败，这对整个战局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0年8月21日，蒋在济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黄河北岸晋军取对峙监视态势，而把津浦线蒋、蔡、李及陈诚、胡宗南等部调到陇海、平汉线方面来，将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上，同时进扰陇海线西段以截断西北军退路。24日，蒋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各赏洋100万元。
1930年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彼此互争正统。
1930年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冯认为还有实力与蒋决一死战，便将平汉、陇海战线缩短，集结兵力于郑州外围，想在晋军协助下背城一战，挽回颓势。但阎为保存实力，却密令陇海线晋军也向黄河以北撤退，使冯部无力支持。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占了洛阳附近的龙门，截断了冯军西撤退路，冯军只得转向豫北撤退。
1930年3月1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示中立。 [23]为了笼络奉张，宁蒋方面主要透过三个管道：（1）蒋经常亲自致电张氏；（2）何成浚与张学良保持密切联系；（3）派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等人，前往沈阳进行劝说与谈判。晋阎方面为了拉拢奉张，主要通过：（1）派遣代表赴沈向张学良劝说；（2）秘密透过崔廷献等结纳张学良，同时让与部分控制区。
1930年9月28日起，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相继倒戈投蒋，平汉线的反蒋军处境险恶。
1930年10月3日，陇海线蒋军攻入开封，进追郑州，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参与中原大战的诸多将领。
1930年11月4日，阎、冯通电取消太原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至此，蒋、冯、阎中原大战已告结束。
《中原大战》的战争结果：
1930年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即日释权归田。随后，取消太原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司令部，中原大战彻底止息。“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 [45]，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 [46]，“南方每月所需军费约三千万元，北方每月约需一千万元” [47]。“双方军费总数，达二万万元以上” [48]。新军阀对老百姓加捐加税，滥发纸币。
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阳等27县严重受灾，农业损失量为常年产值的160.2%；雎县等十几个县农民平均每户损失牲畜0.22头，大车0.07辆 [49]，河南省“因战事死亡达12余万口，受伤1.95余万口，逃亡在外者118.5余万口，被军队拉夫者达129.77余万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内。财产损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内，总计为65146.9万余元。全部损失估计10年之后方可恢复” [48]。以郑州为例，开战以来，“每日必来飞机，来必掷炸弹。……而每掷一次炸弹，必死伍若干人民，毁坏若干建筑”；“夫此种情况，不止郑州，凡战地都会，陇海、平汉两路附近之各县城与各村落，处处如是，白日皆然”。
工业衰败，农业破产。战争使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 [48]。仅铁路交通一项，“计资本损失22165504元；驻军提款4206155元；军运计帐29958042元；营业损失17018271元。总计亦达7300余万之巨” [47]。“农产品中之烟叶一项，谓豫鲁皖三省，当烟叶收割之期，正战事剧烈之日，其损失当在2千万至3千万元之间。损失之巨亦倍于战费” [48]。其他如航业、矿业、纺织业等，“因船舶之被扣，交通之阻断，直接间接所受之损失，则其为数当必不小” 。
《中原大战》的战争影响：
蒋介石彻底打败对其威胁最大的军事力量。其后蒋扣押胡汉民，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西北军队战力强但军备差，在中原大战之后被初步瓦解。东北军军备强但战力差，幸运的是未受战事影响。晋绥军战力与军备实力相差不大，也未受战事影响。新桂系军备差而战力强，但是由于蒋桂战争，实力被大大的削弱。中原大战之后的局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彻底瓦解，分裂成了四大派系。阎锡山领导的晋绥军也受到重创，内部的商震和傅作义等将领也前后联合成一个系别。东北军因为进入关中帮助中央军，所以在战后得到了华北的地盘，紧随其后又收编了大量的西北军和晋绥军派系的残余势力，一举成为全中国第二大的军事派别。新桂系撤退回广西以后，在陈济棠派粤军的帮助下自保。与此同时，派系领袖中的黄绍竑退出了新桂系。
在中原大战之后一些小军阀的势力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建国豫军的首领樊钟秀阵亡，他领导的派系也在战后被收编了。石友三领导的西北军由张学良收编。而后因为密谋夺取华北，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左右夹击致使全军覆没。杨虎城领导的陕军因为协助蒋介石而得到了陕西地盘。张发奎领导的粤军因战斗实力大损，不得不依附于新桂系。陈济棠领导的粤军在帮助了蒋介石后并未得任何好处，导致矛盾激化。后来以胡汉民被囚为借口，和新桂系联合反对蒋介石。
《中原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奢” 。东北军的入关，造成边防空虚，入关后的张学良和东北军，转而关注于华北事务，予日本以可乘之机，一年后的同一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 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央互相削弱，消耗实力，同时放弃进攻红军，成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和红区的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52]。在中原大战期间，中共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区域已蔓延到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等11省。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并建立了中央（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洪湖湘鄂西、闽浙赣、广西右江左江等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较快较大的发展。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 ，而政治上则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
经过《中原大战》，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内的其他派别从此再也没有发动反蒋战争的实力。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正统地位。
《中原大战》的性质是非正义的，争权略地是贯穿战争全过程的实质，战争双方基本上都是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的新军阀，他们曾联合镇压了人民革命，并且在混战中也不忘以“纵共”指责对方。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派虽最终败北，但他们喊出的“反对专制、独裁”的口号，揭起“民主政治”的旗帜，制定的具有联邦精神的宪法，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在军事上打败了对手，可在政治上却很被动而不得不接受反对派的主张，召开了国民会议、颁布了约法，并提前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则形成了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蒋汪分治共管的“均权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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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中统军统暗杀了多少人
蒋介石的《中统》的前身是1929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打造的“CC系”，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俱乐部，实则是监控全党的“思想警察”。
蒋介石的《中统》们像蜘蛛一样，把特务网织进各级党部、学校甚至邮局——连鲁迅的信件都被拆封审查。
中统的背后是国民党CC系，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用来控制党内的特务机构。“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
中统以国民党各级党部为基地，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其主要活动目标。
中统负责军、警、宪部门之外的情报工作，对内监控国民党党政机关，对外打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监控社会舆论，进行各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中统跟着国民党的基层党部走，一度势力很庞大，远比军统强。
蒋介石的《军统》则诞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戴笠带着黄埔军校的十三太保，在复兴社里搞出个“蓝衣社”。这群穿蓝衣黄裤的军人，专干暗杀、爆破等“脏活”，连汪精卫都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
军统是以军、警、宪部门为重点，主要任务是收集各类情报、对军队监视整治，对敌对势力逮捕暗杀，同样也以打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为重中之重。
军统增加了执行破坏、暗杀、锄奸等任务，实力飞速发展。最鼎盛时，军统总计有5万多人，设有八处六室一所。军统下面还有准军事组织忠义救国军，人数有万人之多。
由于中统在沦陷区的各级组织实际上均被破坏，无法有效运转，军统的地位和实力开始压制中统。当然这也得益于军统的实际掌门人戴笠的精明强悍。
1946年之前，军统在各方面都压制中统。但46年戴笠飞机失事之后，继任者不如戴笠，中统又重新占据了上风。
从根子上看，《中统》是“文官特务”，靠控制舆论和清洗异己维系蒋家王朝；《军统》是“武官特务”，用子弹和炸药替蒋介石扫清障碍。一个像东厂，一个似锦衣卫。
蒋介石的《中统》曾经风光无限，巅峰时掌控20万眼线，连上海市长的婚外情都了如指掌。但蒋介石的《军统》们发明了“三刀六洞”酷刑，搞出“中美合作所”引进美国测谎仪，甚至用鸽子传递密电。
《中统》和《军统》之间还内斗。军统特工假扮中统，在租界绑架富商敲诈。中统往军统据点扔炸弹，嫁祸共产党。山东战场上，军统直接派人刺杀中统高官。最讽刺的是，双方连抓汉奸都要抢。中统抓到汪伪特工，军统就半夜劫囚车。军统暗杀大汉奸李士群，中统立刻散布谣言说是戴笠公报私仇。
蒋介石曾得意地说：“中统是左眼，军统是右眼，少一个我就成瞎子了。”蒋介石还故意让两派争斗，蒋介石让两派争斗的目的是：
1. 人事制衡：中统归陈立夫，军统归戴笠，双方都只能通过他汇报；
2. 业务重叠：规定中统管党务、军统管军队，但默许双方越界抢活；
3. 资源倾斜：抗战前捧中统，抗战时扶军统，让两派永远不敢抱团。
这种“养蛊式管理”虽然防止了一家独大，却让40%的特务资源消耗在内斗上。1943年戴笠飞机失事，蒋介石竟在日记里写：“雨农死，军统危矣！”——其实蒋介石担心的不是失去臂膀，而是蔣介石掌握的权力天平彻底失衡。
抗战后期，军统靠暗杀汉奸和破译日军密码逆袭成“特务一哥”，巅峰时掌控9万武装。但戴笠死后，毛人凤把军统变成“戴家军”，连蒋介石都指挥不动。中统更惨，陈立夫失势后沦为党部闲职，只能靠查党员作风问题刷存在感。
这两大特务机构最终活成了蒋介石最怕的样子：军统走私鸦片、倒卖美援，变成腐败集团；中统沦为派系斗争工具，连大学教授的情书都偷。
1949年上海解放时，军统特务忙着卷黄金跑路，中统档案员在烧毁文件——他们用20年证明，再厉害的特务机关，也救不了一个失去民心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
《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那份最后的暗杀名单。其名单如下：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刘斐、李济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蕴山、梁漱溟、柳亚子、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何思源、陈仪、杨杰、卫立煌、张澜、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史良、沙千里、黄炎培、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贺耀祖、范朴斋、程潜、唐生智、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卢汉、刘文辉、邓锡侯、邓汉祥、潘文华、鲜英、卢焘、顾毓权、荣德生、袁翰清、刘人爵、张严佛、唐伯球、邓介松、肖作霖、陈云章、安恩溥、龙泽汇、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
以上人员共计84人，蒋介石审核后，又亲笔添上了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三人。毛人凤当时大为惊异，他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三人也要添上？”蒋介石不满地瞥过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你毛人凤还有菩萨心肠？”毛人凤顿时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蒋介石进一步命令道：“你们着手准备，按照名单上的人严密监视，具体行动我会单独通知你。记住，这是党国的最高机密，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毛人凤连连应声，领命而去。就此，军统在大陆的最后暗杀名单在蒋介石与毛人凤的密谋中正式出炉。
【AI 概览：蒋介石统治时期，中统（CC系）和军统（军统局）具体暗杀人数因涉及机密且时间跨度长，无精确官方统计。其行动针对共产党人、进步民主人士及异己分子，涵盖国共内战、抗战及白色恐怖时期，在撤离大陆前夕曾拟定涉及80余人乃至更多的最后暗杀名单。
相关细节：
行动性质：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人、进步民主人士、爱国将领及其他异己分子。
最后暗杀名单：在撤离大陆前夕，蒋介石与毛人凤拟定了一份包括李宗仁、宋庆龄、张学良等在内的80余人的暗杀名单。
时间与规模：在国共内战、抗战以及早期的白色恐怖中，中统和军统进行了大量的暗杀和拘捕行动。
《蒋介石的中统军统暗杀了多少人？》
关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暗杀的具体人数，史学界尚无一个绝对精确的总数统计，因为此类行动多属秘密性质且档案分散。但根据现有研究和历史资料，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了解其规模与重点：
1. 军统的抗日暗杀战果
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暗杀行动最为活跃，主要针对侵华日军和汪伪政权的汉奸。
刺杀规模：据统计，抗战期间军统在沦陷区制造了数千起针对日伪的暗杀和破坏事件。
核心目标：成功刺杀的重要人物包括大汉奸张啸林、傅筱庵、唐绍仪（存疑）、以及汪伪特工总部首脑李士群等。
自身损失：在执行包括刺杀在内的敌后任务中，军统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牺牲人数达 1.8万人 以上。
2. 中统的政治清洗与破坏
中统的职能重心在于“清党”和监控国内政治势力，其暗杀和处决多针对中共人员、民主人士和内部政敌。
目标群体：重点打击中共地下党组织、进步青年以及像史量才（《申报》总经理，被刺杀）、杨杏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被刺杀）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民主人士。
屠杀与处决：在内战及政治清算期间，中统（及后来的党通局）参与了大量针对“政治犯”的秘密逮捕、审讯及杀害行动。
3. 总体政治暗杀与镇压
若将特务机构的秘密暗杀、集中营屠杀（如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以及针对平民的政治屠杀统一来看，人数规模极大。
国共内战时期：有研究指出，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通过各种手段（含特务机构执行）导致约 100万平民 被屠杀。
重点名单：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军统（保密局）曾制定过一份最后的暗杀名单，涉及杨虎城（后被杀害）、宋庆龄（未果）等重要人物。
4. 两大机构的主要区别
机构 核心领导 主要职能 重点暗杀对象
中统 陈立夫、陈果夫、徐恩曾 党务、社会监控、反共 中共地下党、民主人士、异议分子
军统 戴笠、郑介民、毛人凤 军事情报、反间谍、敌后暗杀 日军、汉奸、国民党内部异己
总结：虽然无法给出确切的“人头数”，但中统和军统通过暗杀这一手段，在抗战中重创了日伪势力，而在政治斗争中则造成了成千上万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牺牲。】
武胜 发表评论于
这句话对台湾侮辱性强，坐实了其仆从地位。蒋对美是外部依赖，内政仍是独立的。如今的台湾，内政都受美左右。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同族人内斗史
蒋介石其掌权期间确实充满了密集的同族内斗。例如：蒋介石同国民党内的各种派系之间的斗争、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各路军阀之间的战争、蒋介石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在大陆时的两次内战，第一次十年，第二次三年。败退到台湾后的《反攻大陆》几十年。这反映了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争斗，是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局势的重要侧面。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先后与胡汉民、汪精卫、桂系等派系斗争。
蒋介石主导了中原大战（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以“统一”之名频繁开展同族内部的军事冲突。致中国《军阀混战》。
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期内战，是最大的同族武装斗争。即《国共内战》。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同族人内斗史》：这句话精准地戳中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痛点。蒋介石的一生确实与《内斗》二字紧密相连。
从史学角度看，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的同族较量：
一是蒋介石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早年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排挤汪精卫、胡汉民；随后在漫长的中原大战中，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拼死搏杀，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
二是蒋介石开始了国共两党的生死决战：这是近代中国最惨烈的同族冲突。从1927年“四一二”清党到长达十年的内战，再到抗战后的全面内战，双方的博弈决定了中国的走向。
三是蒋介石对地方军阀的削藩：蒋介石利用“中央化”名义，在抗战初期和围剿红军期间，借刀杀人削弱川、滇、黔等地方军系，引发了极深的内部芥蒂。
这种“内斗”虽然让蒋介石维持了很长时间的最高统治地位，但也极大地消耗了旧中国当时的国力，最终在抗战后的民心背向和军事溃败中，蒋介石带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只能退守台湾。
当时的八路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相遇时，八路军朝天开枪，并高喊：“东北军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而东北军也不开枪地走开了。《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
《同族人内斗》在历史上司空见惯，各族裔都存在。也就是具有相同血缘、地缘、信仰或种族背景的成员内部发生的冲突。这通常由争夺有限资源、权力斗争、理念差异或管理机制缺失引起，容易导致群体内部分裂、内耗严重，减弱整体应对外部竞争的能力。
《同族人内斗》主要是因资源与利益争夺： 族群内部有限的经济利益、土地、职位或话语权分配不均，常引发“同室操戈”。权力与主导权： 族内不同派系为了争夺领袖地位或控制权，采取激烈的竞争手段。理念与意识形态差异： 对族群发展方向、传统守旧与改革的认知不同，导致内部产生裂痕。“方以类聚”，同类相聚后，由于距离更近，矛盾也更容易激化。
《同族人内斗》主要是形成明确的对立帮派，公开或秘密攻击对方。 通过散布谣言、抹黑对方成员的名誉来争夺话语权。拒绝与族内特定群体合作，甚至故意破坏对方的利益。严重内耗： 宝贵的资源和精力被浪费在内部争斗中，难以团结一致面对外部压力。削弱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在市场或社会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同族内斗”通常指具有共同文化、血缘或民族背景的群体内部，因利益冲突、权力斗争或观念分歧而产生的相互排挤、攻击或对抗。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中都十分常见，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就是因为这种现象十分常见，因而容易被外界或敌方利用。
美国历任政府都是利用这个常态每次都能容易地让别的族人之间进行内斗以从中获理。
2026年中东危机中，《放出蒋介石》再度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拿来形容对伊朗的“不设限”打击。又可称《松绑蒋介石》，意指《让蒋介石出场》是说，原本是美国冷战早期用来制造吓阻效果的战略隐喻，意指解除美军第七舰队对蒋介石国民党逃亡台湾的伪中华民国军事行动的限制，让蒋介石理论上能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跨海攻势，借由“可能升级”的压力逼迫对手计算风险。对中国大陆的“不设限”打击，让原本偏向心理战的旧词，突然被赋予“直接动武、全面升级”的现实重量。
“松绑蒋介石”是美国在不同年代如何运用语言包装军事选项，如何把模糊空间当成吓阻工具，也如何在政治记忆断裂后，把曾经用来控制升级的词汇，反过来变成宣示升级的开关。当“放手”被再次说出来，焦点不只在话语本身，更在话语背后代表的界线消失，从约定代理人，到解除自身限制；从含糊威吓，到公开预告更猛烈的攻击即将到来。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蒋介石国民党伪政权撤退到台湾，美国内部随即爆发“谁丢了中国”的政治风暴，牵动华府究竟要把战略重心放在欧洲还是亚洲。1950年韩战爆发后，美国把朝鲜越过三八线视为共产阵营的连动攻势，迅速推进围堵政策，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当时第七舰队的角色有着“双向中立化”的意味：一方面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动武，另一方面也要拦住台湾贸然反攻，以免在韩战泥沼中再开第二战场，甚至引爆与苏联的全面冲突。
然而，美国政府的方针在美国国内引来强烈反弹。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鹰派，与资源雄厚的“中国游说团体”持续施压，主张应让蒋介石部队对中国大陆施加军事压力，逼北京陷入两线作战，以减轻美军在朝鲜半岛承受的压迫。共和党也把这股情绪转化成对民主党政府“软弱”的攻击，麦卡锡更在红色恐慌氛围中把温和政策描绘成道德失职，让“松绑蒋介石”逐渐成为保守派要求更激进路线的象征性用语。
1953年艾森豪上台后，政策急转。他在1953年2月2日国情咨文宣布解除第七舰队的封锁，不再用海军去“遮蔽”共产中国免受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攻击，美国媒体随即以“松绑蒋介石”概括这个转向。传统解读常把此举说成高明的心理战：用模糊讯号让北京与莫斯科担心台海升级，配合核吓阻与不确定性，推动韩战停战谈判加速。但是从最新的解密档案与台湾资料指出，这不完全是空包弹。美方官员在私下确实更积极地鼓励蒋介石国民党的攻势想像，甚至探讨联合指挥与美军支援的作战设计，让“口头模糊”在暗处变得更具操作性。
在这种双轨互动里，吓阻与失控只隔着一层薄纸。 1954 与 1958 年所发生的台海危机，部分正源自美方一边利用蒋介石国民党的企图施压，一边又必须在危机升高时重新拉住代理人，最后甚至动用核边缘手段与外交压制，才勉强避免局势滑向无法收拾的方向。
接着当美中关系在1970年代出现结构性转向，“松绑蒋介石”失去原本的军事可行性。尼克森与基辛格推动对中接触，美国政府不再以隔离新中国为核心思路，蒋介石“反攻大陆”也在现实上变得不可能。在这个过程里，《Unleash Chiang 》词语被抽离战场，只剩情绪与姿态。后来布什政治家族把这句话“内哏化”。
老布什在网球场上会用“Unleash Chiang”自嘲式地警告对手自己要用力发球，把冷战右派的战吼转成带幽默感的竞技口头禅。但到下一代，历史识读断裂造成语音误植与角色错置：佛州前州长杰布.布什在2006年送给年轻政治盟友卢比奥一把剑，还在剑上刻了“Unleash Chang”，把“Chiang”误转成虚构的“Chang”，再硬塞进自由市场与道德价值的寓言故事里，仿佛是一名神秘战士的座右铭。
这段语言漂移的后果不只是笑谈。当一个原本与核弹危机、代理人失控密切相关的词，被长期用在激励或胜负心态上，它就会逐渐抹除“升级风险”的记忆。人们听到它，想到的可能不再是台海危机如何逼近核冲突，而是“放开手脚、狠狠干一场”的情绪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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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我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用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
毛泽东：“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国际共运史上有一个故事。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要在英译本《毛泽东选集》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而且“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毛泽东毫不让步，让人回复说，“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也不愿删改。为什么? 因为“武装夺取政权”的论断，是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也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些外国共产党因为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而丧失了革命前途，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实现解放。
1927年，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之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开拓之初。浴火重生，浴血奋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开辟生路、星火燎原的伟大斗争中，求实创新，可歌可泣，谱写了壮烈而壮丽的篇章。
毛泽东率先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大节点。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大事变，风云变幻数不清。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
“我们的战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凡响，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开始了新探索。
秋收起义“霹雳一声暴动”，使毛泽东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穿长衫、握笔杆的毛泽东，开始指挥军事、领兵打仗，统帅从此诞生，逐步成为一个用革命的“两杆子”改写中国历史的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
1933年7月30日，毛泽东应邀出席纪念“八一”晚会，作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讲演，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说到广州起义，从井冈山的斗争说到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强调指出每一次战争的胜利全靠党的正确路线，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空谈与动摇。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主要经验时，把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一起称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965年5月，秋收起义“三十八年过去”，在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住处，毛泽东讲起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我们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向长沙发动进攻。一团取道文家市，三团主攻东门市，准备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毛泽东后来语言犀利地指出：要感谢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那位先生，他让我上山去打游击。他到处杀人，城市里头我们呆不下去，没有法，只好上山，一打就是十年，打到延安。后来日本人来了，又跟日本人打。日本人打完了，又跟蒋介石打。你看，我是一个教书的，教小学的，一不知道马克思，二不知道打仗。这就是环境逼使人，不以我的意志办事。那个环境逼得我去看马克思的书，去打仗。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毛泽东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谈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赢得战争的艰难历程：“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了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又说：“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毛泽东指挥革命战争的成功之道，就是把武装的人民和人民的武装融为一体、形成铁拳，功夫独到、所向披靡。
在浏阳文家市，毛泽东用“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哲理，阐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前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的一个范例，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毛泽东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到21世纪初，美国新闻界评选古今十大军事家，毛泽东以“中国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和“毛泽东在中国备受尊敬，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条件，作为东方民族唯一代表而入选世界十大军事家。正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所写：“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勇于创造一条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新路，独辟蹊径，谱写中国革命战争的壮丽篇章。英国人迈克尔·艾略特·巴特曼在其《在东方的失败》一书中评价说：“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国家看到许多没有多少政治见解的军事家。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看到过几乎没有什么军事知识的政治冒险家。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既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伟大的军事家，他就是政治军事天才毛泽东。这种天才演变成为一种万古长存的思想，开始对历史的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为毛泽东平生的战争处女作，1927年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建军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可以说，中国革命真正上了路。脚踏实地，步伐很实，步调很齐，脚印很深。
毛泽东那“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在秋收起义井冈建军中得到了精彩的体现和高超的演绎。
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在湖南实施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三次战略转兵。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的文家市转兵，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株洲转兵，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湘江血战后的通道转兵，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左”倾思想的复杂斗争，而富有开拓创新的重大意义。
引兵井冈——从文家市转兵，艰难转战湘赣边，选择罗霄山脉中段，是毛泽东平生指挥军事转兵、领导战略转折的第一次实战演练，体现了化危为机、因势利导、闯出生路的卓越胆略和高超艺术。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进攻行动受挫、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之时，毛泽东于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力主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虽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但是得到卢德铭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取得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共识。9月20日，起义军余部经过政治动员，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踏上沿湘赣边界山区、农村向湘南进发的征途，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文家市转兵，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成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起点。
没有一种勇于承认失败、敢于改变初衷、善于寻找新路、勤于探索实践的革命创新精神，谈不上转兵之见，更谈不上进军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汉口密会郭亮和夏明翰，赞成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李维汉曾谈起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评价说秋收起义原来计划打长沙，毛泽东走到浏阳白沙，见势不妙，于是指示各路队伍到文家市集中，沿罗霄山脉南下，现在到了井冈山。他们对毛泽东的务实之举钦佩不已。
文家市转兵，引兵井冈山，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以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作为探索土地革命新规律、开辟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文家市转兵、进军井冈山，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38年过去后。1965年5月21日，在重上井冈山的路上，毛主席感慨地谈了这一段烽火岁月，说：“1927年9月20日离开文家市只有一千多人，前途未卜。今天的文家市不知怎么样了?”
转兵永远在路上。1927年这一年，毛泽东一直在走。考察农运在湖南，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回湖南当了十天省委书记，又回武汉参加中央会议。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说：书记毛泽东走后，由易礼容代，省委各部工作无不吃紧，盼望毛泽东回湘。参加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赶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从板仓走到长沙，从安源走到铜鼓，穿插一个张坊遇险，不是他跛着脚走得快，那还麻烦了。之后，他又从铜鼓走到上坪，从浏阳走上井冈山。后来毛泽东感叹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1927年的毛泽东，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败与抉择中不停地走，一直在路上。走就是探索，走就是开路，走就是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