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文艺作品从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静悄悄又小心翼翼的探索回归正常，描写人性和人情，记得当时的羊城晚报曾经登过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打碎的缸外，一个缩手缩脚的人形如同仍在缸里的样子，寓意禁锢已经打破，人们的思想仍未完全放开。但某些在文革中风头正劲的左派还把持领导岗位，维护过去一套左的做法。
这段历史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起了，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对这个时代也不太明了了，但有一回网上有个音乐博主在演播室里用二胡演奏电影“青松岭”的一段音乐，忽然勾起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这段音乐名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剧情是两个主角一边唱一边赶着马拉的大车， 嗒嗒嗒的向前走，走到一个拐弯处，拉车的大马忽然发疯般的撅起前蹄，把两个人掀翻在地上，
他们对这个事故很奇怪，后来又再试了一次，马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疯，把马车掀翻，于是这引起他们的警惕，经过调查，原来是一个地主分子搞破坏，他有时偷出门驯马，走到这个地方时就用鞭子猛抽拉车的马，让它害怕，形成条件反射，一走到这个地方就发疯。我没有指责这两个音乐博主的意思，只是说这段音乐有恐怕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背景。
那个时代人都以阶级成分区分阶层，比较穷的人评为贫农或下中农，是可以依赖的对象，文艺作品中这些人都是正面角色，大义凛然，做事无不成功，是响当当的英雄，稍微富一点的是中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遇事总是犹犹豫豫，但通常经过贫农下中农们晓之以利害，便会回归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比他们更富的人叫做富农或地主，一般是反面角色，常常搞破坏，是贫下中农的打击对象，“青松岭”里的地主，就是这种形象。
这种对人的分类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不过是反着来的，文艺作品中越穷的人越正面，都是高大英俊的主角，越富的人越猥琐，基本都是反面角色，那时的文艺作品有好多都是这种模式。
我不知道这种类似于种姓制度的分类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评判，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反正后来就是造成了所谓大地主刘文举的冤案，刘文举因此被折磨至死。
这种评判制度有时也造成一种滑稽的现象，有些人本来良田千亩，粮满仓谷满梁，却因为子女挥霍无度，在1949年解放前，即新中国成立之时家道中落，变的一贫如洗，同样的人，本来应该评为富农或地主的，结果因祸得福，被评为贫下中农。
1975年拍摄的电影“决裂”，基本上也是这个模式，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进入农业大学需要什么资格？代表正面形象的校长举起一位手上布满老茧的工人说，这就是资格。
这部片子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怪异，电影中教师给大家教导马的知识，受到工农兵大学生非议说，我们这里没马，为什么要讲马，这里猪牛多，应该多讲猪牛，教育要联系实际。后来其中的一句台词“我们现在来讲马尾巴的功能”，受到全社会的嘲弄。而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不是教育要联系实际，而是教育要研究实际。
这部片子的中心思想，现在基本一致的被社会否定。当年它主张的是教育应该向工农阶层倾斜，而不是向有钱人和高阶层人士倾斜这一概念，甚至受到今天底层阶级的否定。因为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在同样标准下竞争的机会， 即便是穷困人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级超越，如果教育向某个阶层倾斜，就造成另一种不公平。
不过那时候也诞生了一些非常优秀的电影，我认为其中一部是“待到满山红叶时”，这部片子中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是同时期最有名的歌曲之一，这首曲子音调动听婉转，令人心动。歌曲至今仍能在互联网上搜到。这部电影剧情我已经完全忘了，但这动人心弦的曲子，仍在许多人心中。另一部就是“红雨”，这部片子的剧情，我也忘的干干净净，但这部电影主题歌却是旋律简简单单清清脆脆，估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听来仍然怦然心动，歌词也很简单，“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是一部描写当年赤脚医生的电影，也是一种剧情可以忘记，主题曲却牢记于心的影片。
那些七十年代的电影
苏亦清 (2026-01-11 21:01:20) 评论 (5) 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文艺作品从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静悄悄又小心翼翼的探索回归正常，描写人性和人情，记得当时的羊城晚报曾经登过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打碎的缸外，一个缩手缩脚的人形如同仍在缸里的样子，寓意禁锢已经打破，人们的思想仍未完全放开。但某些在文革中风头正劲的左派还把持领导岗位，维护过去一套左的做法。
这段历史现在几乎没有人再提起了，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对这个时代也不太明了了，但有一回网上有个音乐博主在演播室里用二胡演奏电影“青松岭”的一段音乐，忽然勾起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这段音乐名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剧情是两个主角一边唱一边赶着马拉的大车， 嗒嗒嗒的向前走，走到一个拐弯处，拉车的大马忽然发疯般的撅起前蹄，把两个人掀翻在地上，
他们对这个事故很奇怪，后来又再试了一次，马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疯，把马车掀翻，于是这引起他们的警惕，经过调查，原来是一个地主分子搞破坏，他有时偷出门驯马，走到这个地方时就用鞭子猛抽拉车的马，让它害怕，形成条件反射，一走到这个地方就发疯。我没有指责这两个音乐博主的意思，只是说这段音乐有恐怕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背景。
那个时代人都以阶级成分区分阶层，比较穷的人评为贫农或下中农，是可以依赖的对象，文艺作品中这些人都是正面角色，大义凛然，做事无不成功，是响当当的英雄，稍微富一点的是中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遇事总是犹犹豫豫，但通常经过贫农下中农们晓之以利害，便会回归到无产阶级这一边，比他们更富的人叫做富农或地主，一般是反面角色，常常搞破坏，是贫下中农的打击对象，“青松岭”里的地主，就是这种形象。
这种对人的分类有点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不过是反着来的，文艺作品中越穷的人越正面，都是高大英俊的主角，越富的人越猥琐，基本都是反面角色，那时的文艺作品有好多都是这种模式。
我不知道这种类似于种姓制度的分类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评判，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反正后来就是造成了所谓大地主刘文举的冤案，刘文举因此被折磨至死。
这种评判制度有时也造成一种滑稽的现象，有些人本来良田千亩，粮满仓谷满梁，却因为子女挥霍无度，在1949年解放前，即新中国成立之时家道中落，变的一贫如洗，同样的人，本来应该评为富农或地主的，结果因祸得福，被评为贫下中农。
1975年拍摄的电影“决裂”，基本上也是这个模式，在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进入农业大学需要什么资格？代表正面形象的校长举起一位手上布满老茧的工人说，这就是资格。
这部片子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怪异，电影中教师给大家教导马的知识，受到工农兵大学生非议说，我们这里没马，为什么要讲马，这里猪牛多，应该多讲猪牛，教育要联系实际。后来其中的一句台词“我们现在来讲马尾巴的功能”，受到全社会的嘲弄。而我们现在的普世价值不是教育要联系实际，而是教育要研究实际。
这部片子的中心思想，现在基本一致的被社会否定。当年它主张的是教育应该向工农阶层倾斜，而不是向有钱人和高阶层人士倾斜这一概念，甚至受到今天底层阶级的否定。因为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在同样标准下竞争的机会， 即便是穷困人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级超越，如果教育向某个阶层倾斜，就造成另一种不公平。
不过那时候也诞生了一些非常优秀的电影，我认为其中一部是“待到满山红叶时”，这部片子中由著名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是同时期最有名的歌曲之一，这首曲子音调动听婉转，令人心动。歌曲至今仍能在互联网上搜到。这部电影剧情我已经完全忘了，但这动人心弦的曲子，仍在许多人心中。另一部就是“红雨”，这部片子的剧情，我也忘的干干净净，但这部电影主题歌却是旋律简简单单清清脆脆，估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听来仍然怦然心动，歌词也很简单，“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这是一部描写当年赤脚医生的电影，也是一种剧情可以忘记，主题曲却牢记于心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