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李庆霖，每一个知青都知道，绝大多数知青会把他铭记于心。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海容转呈毛主席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
……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仅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主席读到悲凉处，想起了自已的青年时，心中泛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当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有了最高指示，国务院紧急开会，知青问题开始被重视。新的知青政策从解决知青吃饭困难开始，不论年景如何，生产队的收成好坏，知青每年的口粮都是四百五十斤。知青远离父母家人和熟悉的生活环境非常值得同情，可是和土生土长的农村回乡知青还有在乡青年比，他们的境遇又不知好了多少。下乡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受到上面的关注和国家政策的照顾，而回乡知青和在乡青年则被视为普通社员，完全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存在过，农民怨气很大却没有办法。
新的知青政策下，在清原县上山下乡的马震海被招工到县车辆修配厂，这个名额同宿舍的知青都看不上，清原县太落后大家还是想回沈阳。马震海何尝不想回繁华的大都市，可是父母都下放了，他得不到父母的任何救济了。父母不在沈阳，那儿就没他的位置了，他要先想法照顾好自己，靠一份工资一个稳定工作而自食其力。清原县车辆修配厂原来是一家五金铁工厂，很多师父都是手艺人出身，他来到县城车辆修配厂报道；他做过木工干活上手快，跟着师傅当学徒工。
一次工厂安装设备，由于操作失误，马震海被砸断了一条腿。工厂紧急把他送到医院，父母远在河北，师傅安排了朋友家的姑娘在医院照顾他。伤筋动骨一百天，期间马副厂长从老家赶到清原县看望儿子，除了叹息什么也做不了，马家在老家农村的经济条件太糟糕了。
马震海孤身一人受了伤，家里太穷又离得太远没能力帮助他，马副厂长从心里感谢那个照顾儿子的姑娘。贫病交加时刻让马副厂长意识到，退职回乡的决定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少小离家，记忆中的家乡是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温柔之地，是童年奔跑在田埂上的自由与欢笑，是母亲在村头唤他回家的声音。但现实却是另一番模样，他真的成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社员。清晨生产队敲响的钟声让他睡不好觉，白天干那些力不从心的农活，日落之后还有太多的农事。农村生活中太多的不便随之而来，吃的太差还不够吃，抽不起香烟喝不起茶水更没节假日的休息。更别提星期天，那是城里人的概念，农村人从来没有休息这回事。日子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土路，走得让人心底生茧。
公社按人头分配口粮，每年口粮不固定，荒年每人每天只有几两毛粮，好年景每人每天一斤毛粮。每年夏天要把分到家的麦子换成白薯干，用细粮多换点粗粮吃，以备青黄不接时少点缺口。就这样粮食还不够吃，口粮定量按人头分，家里全是大人分粮很吃亏。口粮缺口要靠自留地的收获补充，每人二分自留地，全都种上了高产的白薯。自留地政策是“生了不补，死了不退”，一份大人自留地的产出远不如一个小孩口粮定额多，“累死累活地干，不如养个肉蛋蛋”。
那些曾经一起光着屁股在河边捉鱼的玩伴，如今也变了模样。他们不再是少年，而是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庄稼汉，眼里多了算计话里少了温情。他不再是那个在城里有关系的“副厂长”，而是一个连村务都插不上话的“外来人”。他帮不了谁的忙了，甚至连乡村的人情世故都搞不懂。少年时最好的伙伴见了他也不那么亲热，连一奶同胞的兄弟们也开始因家产而生嫌隙。
谁又真正理解马副厂长当时的选择呢？他即是为了自己逃避，也是为了保护家人，被审查批斗游街；他们这些黑五类被蒙上头，下体被连上电线，人被电得死去活来，众人再一哄而上鞭抽棒打，一个多年的老友不堪折磨跳楼自杀。因“内人党”事件，又被关押半年，他的问题始终没有定论；“资本家”的帽子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和家人头上。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中国，东北又是战争一旦爆发的要冲之地，他亲眼目睹过当年苏军解放东北时的所作所为。一旦战争再起，沈阳将是最先被波及的地方，他想逃离这一切，想为家人找一个安全的港湾。马副厂长急于把社会这么些年因自己“资本家”成分对家庭的压迫减轻，想着回到家乡全家人就会以“下中农”的成分回归社会，让全家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现实并不宽容，家庭成分是一种社会标签，是刻入人心的政治歧视。乡亲们嘴上不说，心里却都知道他是“被遣送回乡的资本家”，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运动还是一波一波地来，大队书记敲打他曾经的过往，总有人在背后议论他的成分，后来他再一次被公社批斗。
他站在医院病房里，看着腿上打了石膏的儿子，心里泛起阵阵苦涩。他不是不努力不勤劳，他认怂了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感觉到家乡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农村生活太辛苦，他和全家人的下放原来是一场漫长的放逐，一家人不仅吃不饱饭，政治上还被歧视。
马家在关里老家境遇变得更差了，马副厂长对家乡没有抱怨，一切好或坏的结果都是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多亏了关里老家的乡亲和亲人们，还有那个铁了心还乡的马家老二马震云；在马家城里有困难、心中惶惑不安、身处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关里老家是暗夜里一盏点亮的油灯让马家人看到一线希望的光。下放的疾风骤雨袭来时，乡亲们敞开了怀抱，接纳了关外归来的游子；关里老家的乡情和亲情，给了马家最后的希望，也烙印下了最深的乡愁。
移民的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种无法割舍的生命牵引。老家是避难所、是心灵的港湾、是营养的根、是一生难忘的乡关故里。那片褐土上生长着连绵不绝的青绿，几块土丘下长眠着血脉相连的先祖。故乡有遮风避雨的老屋、有火灶铁锅可煮饭烧炕、有童年的玩伴儿、有走过的小路和踩过的田垄。家乡的亲人用朴素的善意和血脉的牵绊，为游子保留一个最后的归宿。
回到少小离开的家乡，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离开得太久了，记忆中的故乡被时光染上了色彩。那些年在远方的漂泊，不知不觉地把家乡幻化成了理想的样子：炊烟袅袅、亲人慈祥、院落温暖、鸡鸣犬吠，一切如人所愿。归来时家乡依然如故，它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太坏，它呈现着原本的样子；院墙斑驳、房屋狭窄、生活辛苦，炕上的被褥是破的、灶台上的锅是旧的。它没有迎合谁的想象，也没有刻意隐瞒啥，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你认出故乡的真相。调整心态吧，别拿记忆中的家乡去衡量眼前的现实，也不要用城市的开明去抱怨乡村的保守。家乡不在童话里，家乡不是没有风雨的港弯，它是生命的原点，背井离乡多少年，归来要重新认识故乡了。
公社化的故乡，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归宿，它的粗暴令人难以习惯、它的嘈杂让人不得安宁、它的守旧使人无所适从，各种运动在乡村和城市搅起同样的狂风暴雨。
为了家人的福利，马副厂长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找关系托门路给厂革委会领导写信。马家下放农村三年后，大喇叭的喊声和缓了许多，马副厂长从报纸广播中听出点上面要各级政府落实政策的精神：“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马副厂长从以前的老朋友处搞到了一份手抄的中发(72)45号文件，仔细读后，他字斟句酌地给革命印刷厂写了一封信。
厂革委会领导：
你们好！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外交战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批林整风运动正在全国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这场运动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开展了对林彪叛党集团的深入批判，进一步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我请求厂革委会领导对当年我被遣送下乡一事给予复查和落实。我是个多子女的父亲，由于我的问题涉及到孩子们的前途，挫伤了孩子们的积极性和进取心。我个人一直在城市生活，天命之年下放农村，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我体力又差，再加上所在农村连续两年歉收，我一家的生活实在困难到了极点。青黄不接的时候，真的是家无隔夜粮。
根据党的政策，我的问题应该得到纠正。如果我不能回到我熟悉的工作岗位，我也愿意服从厂革委会领导的安排，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绝不给领导添麻烦。恳请领导们在百忙中对我的要求给予考虑，并请赐知为盼。
此致
革命敬礼！
马XX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三日
这期间马家境遇越发不好，马副厂长的上访惹恼了一些人；大队书记让自己儿子顶替了马家老五县一中的名额，面对村人舆论而脑羞成怒怪罪于马副厂长；两家的关系逐渐疏远，马副厂长成为大队书记的眼中钉肉中刺。马家人别想好了，大队书记剥夺了马震云的行医资格，在公社卫生院当大夫的马震云被强迫回村下田劳动；马家唯一的姑娘和马家老六初中毕业被剥夺了升学的资格，小小年纪就在地里从早干到晚；马副厂长则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押在公社大会高台上被批斗。大队书记用大喇叭隔三岔五地训斥他，他比村里地富们的待遇还要差，全家人一听到大喇叭响就心惊肉跳！
一九七五年工厂革委会决定根据中央政策给予马副厂长退休待遇，退休金寄到所在公社信用社，停职期间工资不补不找，全家还留在农村。每月五十元的退休金在村里已经是很大一笔财富了，公社书记工资全公社最高也才四十五元钱。他比一个生杀大权在握的公社书记还多了五元，应该满足了。这笔钱足以保证全家人能吃饱饭了，还有余钱买些肉食改善生活。他成为国家退休人员后，不受公社领导不用参加农业生产，再也不必为了眼拙手笨干不好农活而受人嘲笑。孩子们还要在村里劳动，也没有招工的希望，可已经比村里大多数人强多了，人要知足啊！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区发生里氏七点八级强烈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被抓，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由于文革的冲击，距离上一次高考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大批的青年人从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参加考试，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考场，录取率还不到百分之五。马家老五考得挺好，体检后等待通知，大队书记给教育局写黑信让他没通过政审。
一九七八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领导拨乱反正，数年内全国平反冤案达三百多万件，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家庭不再被身份歧视。上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路线，多少离散家庭得以团聚，千百万受害者得以平反！马家老五再次参加高考，大队书记又写黑信却没能阻止他上大学，马家年底落实政策回沈阳。这一年十万云南知青绝望中舍命大请愿，最终导致全国的知青都可以返城了，随着文革而蓬勃兴起的下乡运动结束了。
一九七九年马家人下乡近九年后在城里过第一个春节。马家大哥结婚安家在沈阳，马震云结婚安家在关里农村，马震海结婚安家在清原县，马家老五大学放寒假回家，一起被遣送回乡的六口人在城里过新年。十年文革少有国计民生的建设，大批人返回城市，在城里找个睡觉的地方很难。大哥大嫂已经搬到皇姑区单位附近居住，文盛里五号那两间正房屋另有人家住着。马家被安排住进第三印刷厂（原革命印刷厂）的传达室，那么小一栋房，挤进了两户返城的人家，共计八口人。一分为二成两间小屋，屋里除了炕，地下还可以站人。马大娘备了年货，马副厂长从厂里领到半只白光光的鸡，那年月副食品供应还不好。一家人刚吃完张罗了几天的除夕饭，马大娘又开始和面剁馅包饺子。炕炉上水烧得滚开，饭桌上烫着一壶热酒摆着两盘凉菜，一盘盘煮好的富强粉肉饺子端上来。辞旧迎新时刻，挂钟“铛铛”地敲响，屋里灯明火旺，马家六口人欢声笑语，胡同里鞭炮声响彻云霄。
三道弯胡同 下 二 命运起波澜
马振魁 (2026-01-24 08:00:27) 评论 (0)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李庆霖，每一个知青都知道，绝大多数知青会把他铭记于心。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王海容转呈毛主席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
……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仅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主席读到悲凉处，想起了自已的青年时，心中泛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他当即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有了最高指示，国务院紧急开会，知青问题开始被重视。新的知青政策从解决知青吃饭困难开始，不论年景如何，生产队的收成好坏，知青每年的口粮都是四百五十斤。知青远离父母家人和熟悉的生活环境非常值得同情，可是和土生土长的农村回乡知青还有在乡青年比，他们的境遇又不知好了多少。下乡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受到上面的关注和国家政策的照顾，而回乡知青和在乡青年则被视为普通社员，完全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存在过，农民怨气很大却没有办法。
新的知青政策下，在清原县上山下乡的马震海被招工到县车辆修配厂，这个名额同宿舍的知青都看不上，清原县太落后大家还是想回沈阳。马震海何尝不想回繁华的大都市，可是父母都下放了，他得不到父母的任何救济了。父母不在沈阳，那儿就没他的位置了，他要先想法照顾好自己，靠一份工资一个稳定工作而自食其力。清原县车辆修配厂原来是一家五金铁工厂，很多师父都是手艺人出身，他来到县城车辆修配厂报道；他做过木工干活上手快，跟着师傅当学徒工。
一次工厂安装设备，由于操作失误，马震海被砸断了一条腿。工厂紧急把他送到医院，父母远在河北，师傅安排了朋友家的姑娘在医院照顾他。伤筋动骨一百天，期间马副厂长从老家赶到清原县看望儿子，除了叹息什么也做不了，马家在老家农村的经济条件太糟糕了。
马震海孤身一人受了伤，家里太穷又离得太远没能力帮助他，马副厂长从心里感谢那个照顾儿子的姑娘。贫病交加时刻让马副厂长意识到，退职回乡的决定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他少小离家，记忆中的家乡是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温柔之地，是童年奔跑在田埂上的自由与欢笑，是母亲在村头唤他回家的声音。但现实却是另一番模样，他真的成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社员。清晨生产队敲响的钟声让他睡不好觉，白天干那些力不从心的农活，日落之后还有太多的农事。农村生活中太多的不便随之而来，吃的太差还不够吃，抽不起香烟喝不起茶水更没节假日的休息。更别提星期天，那是城里人的概念，农村人从来没有休息这回事。日子像一条没有尽头的土路，走得让人心底生茧。
公社按人头分配口粮，每年口粮不固定，荒年每人每天只有几两毛粮，好年景每人每天一斤毛粮。每年夏天要把分到家的麦子换成白薯干，用细粮多换点粗粮吃，以备青黄不接时少点缺口。就这样粮食还不够吃，口粮定量按人头分，家里全是大人分粮很吃亏。口粮缺口要靠自留地的收获补充，每人二分自留地，全都种上了高产的白薯。自留地政策是“生了不补，死了不退”，一份大人自留地的产出远不如一个小孩口粮定额多，“累死累活地干，不如养个肉蛋蛋”。
那些曾经一起光着屁股在河边捉鱼的玩伴，如今也变了模样。他们不再是少年，而是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庄稼汉，眼里多了算计话里少了温情。他不再是那个在城里有关系的“副厂长”，而是一个连村务都插不上话的“外来人”。他帮不了谁的忙了，甚至连乡村的人情世故都搞不懂。少年时最好的伙伴见了他也不那么亲热，连一奶同胞的兄弟们也开始因家产而生嫌隙。
谁又真正理解马副厂长当时的选择呢？他即是为了自己逃避，也是为了保护家人，被审查批斗游街；他们这些黑五类被蒙上头，下体被连上电线，人被电得死去活来，众人再一哄而上鞭抽棒打，一个多年的老友不堪折磨跳楼自杀。因“内人党”事件，又被关押半年，他的问题始终没有定论；“资本家”的帽子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和家人头上。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中国，东北又是战争一旦爆发的要冲之地，他亲眼目睹过当年苏军解放东北时的所作所为。一旦战争再起，沈阳将是最先被波及的地方，他想逃离这一切，想为家人找一个安全的港湾。马副厂长急于把社会这么些年因自己“资本家”成分对家庭的压迫减轻，想着回到家乡全家人就会以“下中农”的成分回归社会，让全家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现实并不宽容，家庭成分是一种社会标签，是刻入人心的政治歧视。乡亲们嘴上不说，心里却都知道他是“被遣送回乡的资本家”，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运动还是一波一波地来，大队书记敲打他曾经的过往，总有人在背后议论他的成分，后来他再一次被公社批斗。
他站在医院病房里，看着腿上打了石膏的儿子，心里泛起阵阵苦涩。他不是不努力不勤劳，他认怂了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感觉到家乡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农村生活太辛苦，他和全家人的下放原来是一场漫长的放逐，一家人不仅吃不饱饭，政治上还被歧视。
马家在关里老家境遇变得更差了，马副厂长对家乡没有抱怨，一切好或坏的结果都是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多亏了关里老家的乡亲和亲人们，还有那个铁了心还乡的马家老二马震云；在马家城里有困难、心中惶惑不安、身处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关里老家是暗夜里一盏点亮的油灯让马家人看到一线希望的光。下放的疾风骤雨袭来时，乡亲们敞开了怀抱，接纳了关外归来的游子；关里老家的乡情和亲情，给了马家最后的希望，也烙印下了最深的乡愁。
移民的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种无法割舍的生命牵引。老家是避难所、是心灵的港湾、是营养的根、是一生难忘的乡关故里。那片褐土上生长着连绵不绝的青绿，几块土丘下长眠着血脉相连的先祖。故乡有遮风避雨的老屋、有火灶铁锅可煮饭烧炕、有童年的玩伴儿、有走过的小路和踩过的田垄。家乡的亲人用朴素的善意和血脉的牵绊，为游子保留一个最后的归宿。
回到少小离开的家乡，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离开得太久了，记忆中的故乡被时光染上了色彩。那些年在远方的漂泊，不知不觉地把家乡幻化成了理想的样子：炊烟袅袅、亲人慈祥、院落温暖、鸡鸣犬吠，一切如人所愿。归来时家乡依然如故，它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太坏，它呈现着原本的样子；院墙斑驳、房屋狭窄、生活辛苦，炕上的被褥是破的、灶台上的锅是旧的。它没有迎合谁的想象，也没有刻意隐瞒啥，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你认出故乡的真相。调整心态吧，别拿记忆中的家乡去衡量眼前的现实，也不要用城市的开明去抱怨乡村的保守。家乡不在童话里，家乡不是没有风雨的港弯，它是生命的原点，背井离乡多少年，归来要重新认识故乡了。
公社化的故乡，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归宿，它的粗暴令人难以习惯、它的嘈杂让人不得安宁、它的守旧使人无所适从，各种运动在乡村和城市搅起同样的狂风暴雨。
为了家人的福利，马副厂长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找关系托门路给厂革委会领导写信。马家下放农村三年后，大喇叭的喊声和缓了许多，马副厂长从报纸广播中听出点上面要各级政府落实政策的精神：“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马副厂长从以前的老朋友处搞到了一份手抄的中发(72)45号文件，仔细读后，他字斟句酌地给革命印刷厂写了一封信。
厂革委会领导：
你们好！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外交战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批林整风运动正在全国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这场运动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开展了对林彪叛党集团的深入批判，进一步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我请求厂革委会领导对当年我被遣送下乡一事给予复查和落实。我是个多子女的父亲，由于我的问题涉及到孩子们的前途，挫伤了孩子们的积极性和进取心。我个人一直在城市生活，天命之年下放农村，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我体力又差，再加上所在农村连续两年歉收，我一家的生活实在困难到了极点。青黄不接的时候，真的是家无隔夜粮。
根据党的政策，我的问题应该得到纠正。如果我不能回到我熟悉的工作岗位，我也愿意服从厂革委会领导的安排，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绝不给领导添麻烦。恳请领导们在百忙中对我的要求给予考虑，并请赐知为盼。
此致
革命敬礼！
马XX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三日
这期间马家境遇越发不好，马副厂长的上访惹恼了一些人；大队书记让自己儿子顶替了马家老五县一中的名额，面对村人舆论而脑羞成怒怪罪于马副厂长；两家的关系逐渐疏远，马副厂长成为大队书记的眼中钉肉中刺。马家人别想好了，大队书记剥夺了马震云的行医资格，在公社卫生院当大夫的马震云被强迫回村下田劳动；马家唯一的姑娘和马家老六初中毕业被剥夺了升学的资格，小小年纪就在地里从早干到晚；马副厂长则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押在公社大会高台上被批斗。大队书记用大喇叭隔三岔五地训斥他，他比村里地富们的待遇还要差，全家人一听到大喇叭响就心惊肉跳！
一九七五年工厂革委会决定根据中央政策给予马副厂长退休待遇，退休金寄到所在公社信用社，停职期间工资不补不找，全家还留在农村。每月五十元的退休金在村里已经是很大一笔财富了，公社书记工资全公社最高也才四十五元钱。他比一个生杀大权在握的公社书记还多了五元，应该满足了。这笔钱足以保证全家人能吃饱饭了，还有余钱买些肉食改善生活。他成为国家退休人员后，不受公社领导不用参加农业生产，再也不必为了眼拙手笨干不好农活而受人嘲笑。孩子们还要在村里劳动，也没有招工的希望，可已经比村里大多数人强多了，人要知足啊！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区发生里氏七点八级强烈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四人帮”被抓，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由于文革的冲击，距离上一次高考已经过去了十一年。大批的青年人从工厂、农村、军营和学校参加考试，五百七十万考生走进考场，录取率还不到百分之五。马家老五考得挺好，体检后等待通知，大队书记给教育局写黑信让他没通过政审。
一九七八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领导拨乱反正，数年内全国平反冤案达三百多万件，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家庭不再被身份歧视。上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路线，多少离散家庭得以团聚，千百万受害者得以平反！马家老五再次参加高考，大队书记又写黑信却没能阻止他上大学，马家年底落实政策回沈阳。这一年十万云南知青绝望中舍命大请愿，最终导致全国的知青都可以返城了，随着文革而蓬勃兴起的下乡运动结束了。
一九七九年马家人下乡近九年后在城里过第一个春节。马家大哥结婚安家在沈阳，马震云结婚安家在关里农村，马震海结婚安家在清原县，马家老五大学放寒假回家，一起被遣送回乡的六口人在城里过新年。十年文革少有国计民生的建设，大批人返回城市，在城里找个睡觉的地方很难。大哥大嫂已经搬到皇姑区单位附近居住，文盛里五号那两间正房屋另有人家住着。马家被安排住进第三印刷厂（原革命印刷厂）的传达室，那么小一栋房，挤进了两户返城的人家，共计八口人。一分为二成两间小屋，屋里除了炕，地下还可以站人。马大娘备了年货，马副厂长从厂里领到半只白光光的鸡，那年月副食品供应还不好。一家人刚吃完张罗了几天的除夕饭，马大娘又开始和面剁馅包饺子。炕炉上水烧得滚开，饭桌上烫着一壶热酒摆着两盘凉菜，一盘盘煮好的富强粉肉饺子端上来。辞旧迎新时刻，挂钟“铛铛”地敲响，屋里灯明火旺，马家六口人欢声笑语，胡同里鞭炮声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