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定义，始终是社会制度、伦理传统与法律价值的交汇点。长期以来，人类社会普遍将婚姻理解为一男一女基于情感、责任与生育的结合，它不仅关乎个人幸福，也关系到家庭延续与社会稳定。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平权运动的推进，婚姻的定义在法律层面经历了重大转变。
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中裁定，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这一判决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与正当程序条款，确立了婚姻作为“情感与法律权利结合”的新定义，标志着法律理念从“性别互补”走向“权利平等”。
但社会文化的认知并非同步更新。近年来，美国围绕性别认同与婚姻制度的争议愈发激烈。川普政府执政期间（2017–2021），联邦政策重新强调“生物性别”的法律地位，例如：
2019年，美国国务院调整护照政策，仅承认申请人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为“男”或“女”，不设“第三性别”选项；
美国国防部一度恢复禁止变性人公开服役的政策，理由是医疗与部队管理成本问题；
行政部门在多项教育与体育政策中，要求以生理性别为区分依据。
这些政策的出台，反映出社会内部对性别与婚姻定义的分歧：一方主张以个体自我认同为核心（这个观点以奥巴马时代通过一条允许变性人自由进出他自我认同性别的厕所法案最为偏激），另一方则强调基于生物性别和传统伦理的社会秩序。
从常识的角度出发，婚姻历来以异性结合、互补合作、具备自然生育可能为特征，这是人类社会形成家庭制度的自然逻辑。法律若完全忽视这一生物与社会基础，婚姻的社会功能便容易被削弱，逐渐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契约性关系。你同性之间，自认为是夫妻，那与师徒之间、好友之间和同乡之间有什么不同？用自以为是的观点加强于众人之上于情于理都不容。可以这样说，婚姻的定义之争就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代婚姻制度的演变，虽体现人类追求平等与自由的进步，但却暴露出制度与常识之间的张力。如何在尊重个人权利与维护社会伦理之间取得新的平衡，将是未来美国乃至全世界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