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阅历，创作文艺作品，也就是写写新诗。骆一禾的学习研究方向是新诗，他喜欢晚上睡觉前，躺在上铺木板床上朗诵刊物上发表的时髦新诗，我们都把他当做诗人。我大一、大二时，对二十世纪初英美意象主义诗歌很感兴趣，从北大图书馆里找来大诗人庞德（Ezra Pound）、艾略特（T. S .Eliot）英文版本诗集，认真研读，
有次在图书馆阅览室，突然灵感泉涌，诗兴大发，洋洋洒洒，写了一篇长诗《颐和园》。拿回宿舍传阅，何拓宇阅读后，不无醋意地评论道：“意境如艾略特的诗，但比《荒原》差远了！”骆一禾则每天晚上睡觉前整段整段地背颂其中诗句。可惜年代久远，没有保存下手稿。
后来听到开中国当代文学课的洪子诚老师评介说：“现在中国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我就再也没有兴趣写诗了。
赵仕仁那时对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非常感兴趣，从北大图书馆借阅了不少翻译介绍存在主义的内部刊物、书籍，非常着迷法国左翼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经常拉着我谈哲学，我笑他言必称萨特。
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一边倒承袭苏联共产党体制，将前朝按西方教育模式建立的中国大学，全面进行院系调整，彻底改造成中共党校。不仅大学教学、行政管理由中共各级组织的支部、党委严密掌控，教学大纲也完全承袭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在文科的文史哲政法经领域，尤其如此。
文革后在北大这样的顶尖文理高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受到普遍质疑，新三届的大学生没有几个真正信奉官方的说教。思想活跃的师生都想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汲取营养，思考着怎样改造中国现有的马列主义体系。
文革中被中共领袖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北大哲学系教师杨克明，开了一门选修课“青年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成了当时北大最热门的选修课，一教最大的阶梯教室人满为患，蜂拥而来上此课的同学不得不坐在门外走廊、甚至窗台上旁听。学校的学生会干部李克强、潘维民、刘晓峰、张炜都挤在听众中，我们屋的赵仕仁更是早早去给我和何拓宇、骆一禾占座。北大学生对青年马克思身前未曾发表的这个手稿如此大的热情，是因为他提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条件导致工人与他们自己的工作、他们自己的产品，以及他们自己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异化的理论，体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光辉，给大家带来解决当下中国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教条症结的期望。
８１年春大学二年级时，北大为了完成献血指标，规定学生身体健康合格的，必须献血，逃避者予以处分。我们屋除了雷荣贵未满十八岁，刘宝明澳抗（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Australia antigen）阳性，其他都献了两百毫升的血。学校给每位献血的同学颁发了《光荣义务献血证书》，规定三年之内不必再献血，同时奖励了三十元的营养费。这可是笔大钱数，那时大学生人民助学金每月才二十元左右，伙食费仅十四元！我们班除了家庭出身收入较高的城市生源外，大部分工农家庭出身的都拿人民助学金。
我们决定把这笔营养费统统花在吃喝上，否则太对不起自己的身体了！
学校食堂给我们专门开了一个“献血营养餐”窗口，提供卤猪肝、茶叶蛋。那时大学生粮食定量男生每月３６斤，我们吃不完的粮票，可以拿到海淀镇的农贸市场上，同农民换鸡蛋。可怜的农民，尽管生产粮食却没有粮票，到城镇打工、做买卖，没有城镇通行的粮票，无法买粮吃饭。结果粮票成了变相货币，可以换任何农民生产的东西。换鸡蛋对我们来说如无本生意，每天可以吃十几个煮鸡蛋，弄得打嗝、放屁，都透着一股过多鸡蛋与人体肠胃反应后产生的类似鸡屎般的气味。
学校食堂的献血营养餐吃厌了后，我们就晚上合伙吃馆子。北京大学南侧门对面的饭馆长征食堂，那时溜肝尖一份才三毛来钱，溜腰花五毛来钱，菜单也就是类如木樨肉、爆三样、焦熘肉片、京酱肉丝之类的，价格便宜，盘大量足，成了北大学生改善生活的编外食堂——同学戏称“学五食堂”，生意兴隆，人满为患，晚餐经常位满。
有次福建来的赵仕仁提出想品尝北京特色菜涮羊肉，我们去晚了点儿，长征食堂居然说涮羊肉的木炭铜火锅用完了，让我们找正在吃涮羊肉的桌位等他们的火锅。我们只好枯站在一桌正吃涮羊肉的不知哪个理科系的同学后面干等。这帮家伙自顾吃喝，大吆小喝，全然不顾及饥肠辘辘的我们等得怒火中烧。赵仕仁长叹一声：“看人吃喝真难受！”我大声让何拓宇去前面柜台给每人买一瓶啤酒先喝着，拿来后他说要找服务员要开瓶的起子，我说不用，然后用牙把啤酒瓶盖一一撬飞，那桌涮羊肉吃得余兴未尽的同学，见状赶紧收摊走人。
终于入席吃上涮羊肉，几杯酒下肚，骆一禾感叹说，你牙开酒瓶这招很管用，他们被你的匪气吓跑了！然后自己也试着用牙开新上的啤酒，结果把瓶口都啃碎了，划得嘴唇出血。
入夏后，临近北京大学南正门的留学生楼附近的留学生食堂，搞创收另辟对外开放的燕春院餐厅，可以点菜，供应瓶装啤酒，小炒价格、质量优于校外的长征食堂，晚上可以开到十点以后，马上成了我们恨不得每晚光顾的场所。
我们往往吃喝到餐厅打烊后才离开，但并不马上回仅隔几栋楼距离的３２楼宿舍，而是沿着北大南门的林荫大道，一路徜徉到未名湖。半醉的我们，会不时随手把喝空的啤酒瓶飞掷到远处的沥青路面上，静寂的黑夜中发出玻璃崩碎的爆响，颇有杜甫《壮游》的遗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
有天晚上我们在燕春院餐厅晚宴，高谈阔论吸引了两个美国留学生的注意，他们主动来到我们的餐桌，坐下攀谈。他们声称同我们一起上过课，是我们的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专业水平领先国际的教研机构，世界上顶尖的著名大学，都会设置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来朝圣留学的不少，这两位就来自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与４９年后并入北京大学的燕京大学，有很深的姻缘关系，哈佛大学一直保有“哈佛燕京学社”这样一个教育机构。
我们问他们来北大学习中文的感受，他们说除了北大校园很美外，就是没想到中文如此精深美妙。我们让他们举一个中文美妙的例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脱裤子放屁——找麻烦！”对这个歇后语，抚掌仰头大笑，赞叹不已。
聊到中国的时政、发展前途，双方观点分歧，中文夹杂着英文，争论愈来愈大。挥手告别后，何拓宇说:“二十年后还会碰到这两个家伙，不过那时我已是中国的外交部长，赵仕仁会是中国的总理，骆一禾是文化部长，而他俩是美国报社的记者！”骆一禾听完，哈哈大笑，目露赞许之色。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政治抱负。
骆一禾虽然出身官宦之家，好像一直在做诗人的梦。骆一禾的父亲骆耕漠，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是二十年代入党的中共经济界元老，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１９２７初年应征北伐军，２７年底被捕，作为政治犯被关入国民党政府的杭州陆军监狱，铁窗生涯长达７年，几被枪毙。１９４１年起，骆耕漠先后任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解放军苏浙军区供给部部长、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山东军区供给部部长、三野东兵团后勤部长等职，４９年进军上海，任华东财经委员会计划部部长，１９５３年调往北京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次年任副部级国家计委副主任。
１９５４年，“高岗、饶漱石事件”爆发，因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报，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押送北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了钩，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定为“反革命集团”，饶漱石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骆耕漠的老友、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被定为“隐藏多年的内奸”，成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主角。骆耕漠曾于解放初期，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代一位抗战时期帮助过中共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罗某（骆耕漠任中共浙江省文委书记时，曾与罗合作抗日），向扬帆转达出境居住的要求，并经扬帆批准成行。此事在清查“潘、扬案件”时，成为骆耕漠与扬帆联合“通敌”的重大疑点。１９５８年，骆耕漠终因受潘、扬案件牵连，被撤销职务，贬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后来每逢政治运动，骆耕漠都是挨整挨批的对象，下放劳动成了家常便饭。
骆一禾上有三个姐姐，父亲骆耕漠５３岁老来得子，故取名一禾。他小时后跟父亲生活在农村干校一段时间，继承了父亲当年文艺青年的一面，大学基本沉迷于诗歌创作，据同屋的刘宝明报告，到大学毕业之前，他已写了三千首诗！他偶然也会谈及高干间流传的小道消息，但对未来从政前景，不像赵仕仁，有那么大的热情期望。
赵仕仁的偶像是他的本家——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言谈举止都模仿他，甚至成天也穿一件领口敞开的淡色的夹克衫，大家都戏称他“赵总理”。他大概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什么的干部，二年级时曾组织班上的同学去访问北京西郊的一个少年监狱，想搞什么互帮活动，提出身为国家精英的北大学生，有责任挽救失足少年，同学们反应冷淡，不了了之。
我历来对从政毫无兴趣。文革时父亲奉命赴京支左—— 支持左派，毛泽东指令“军队要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革命左派”，在中枢机关当了八年军代表，目睹了中央高层的腐败与倾轧，单纯抗战军人出身的他，再也不会相信组织上的冠冕堂皇的说词。他对子女的教育，只要求读好业务书，将来有一技之长，从不提政治上要求进步，争取入党之类的话，因而我从未提交过任何入团、入党的申请书，组织给我的鉴定上永远会有“希望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这句话。
大学二年级暑假，赵仕仁写信给我，说他从家乡福建返校火车路过无锡时，会下车改签一下列车票，在无锡游玩几天。我去火车站接他到我家住宿，进门时他手捧大把新鲜龙眼做见面礼物，说是刚从家乡福建摘采的特产，让只见识过干桂圆，从未尝过新鲜龙眼的家人十分高兴，赞不绝口。
我白天陪赵仕仁游览了太湖之滨无锡的风景名胜——惠山、锡山、寄畅园、蠡园、梅园、鼋头渚，晚上家宴一家人与之吃饭聊天，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赵仕仁彬彬有礼，侃侃而谈，宾主非常愉快。父亲和哥哥都夸他是国家栋梁之材，前途无量。
大学三年级开学返校遇到的第一件事，是暑假留守北大的同屋刘宝明、雷荣贵告诉我，住在我们这层楼水房对面的北大中文系７７级新闻专业刘大飞，被人开枪打死了！
新闻专业一直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特有，但人大文革中停办，而中央的新闻单位又急需新闻人才，７７年恢复高考后，中央委托北京大学代培人大的新闻专业，因此才有北大中文系７７级新闻专业，他们在毕业那年，才归队人大。
刘大飞三十来岁，据说是吉林省委员组织部长的儿子，进京读北大后，与其父老战友的女儿谈对象。此女之前有一青梅竹马男朋友，家住解放军政治学院，后来当兵复员，在公安部门当警察。那男恋爱分手被女方吹了后，愤恨不过，觉得此女贪图北大学生的牌子，忘恩负义，就乘一次有迎接外宾警卫任务之机，私留手枪、子弹。时值周末，主管部门松懈失查，未能让枪械按时入库。结果他周日一早潜入军事学院女方的家，应门的该女母亲力主女儿蹬掉他另觅大学生，见到不邀自来的他，没好气立即争吵起来，被他掏枪当场击毙。进门后他遇见探头查看的女父，抬手一枪打死，然后搜索房间，将与该女同居的刘大飞开枪打死，正在犹豫是否枪杀前女朋友之际，她的曾是其发小的哥哥，冲进来质问撕打，结果亦被他枪杀。他最终没有忍心开枪杀死前女朋友，而是趁乱溜出军事学院大院，潜伏到颐和园与玉泉山之间的一片中央警卫局８３４１部队的稻田里，开枪自杀。
刘大飞与我们早晚常在水房碰面。他的意外惨死，让年轻的我们非常震惊。这是我们第一次碰到如此相近的同学死亡。
７９年我们新生入学时，北大文革遗风还很浓厚，新生教育反复强调的一条，就是大学其间不许谈恋爱。中文系党总支的一个副书记，带我们熟悉教学、生活环境时，曾在我们男生住的３２楼四楼顶端的盥洗室／厕所，指着窗户说，历年都有人从这里跳楼自杀。先是北大政治运动中被打为右派、现行反革命的男生，绝望跳楼；然后是文革中工农兵学员的农村老婆，被进京后另有新欢的当代陈世美抛弃了，想不开跳楼。他可不想我们７９级新生，因为谈恋爱再闹出什么感情纠纷，给系里制造大麻烦！
我们住的这片编号三十几的四层灰砖楼，是北大学生五八年大跃进时自己动手砌的简易楼。大三年级第二学期开春后，北大突然说按上级预防地震规划，要把我们住的这批北大简易楼做抗震加固，用钢筋水泥带环绕加固楼层，有一条钢筋水泥带正好要从我们住的４２６号宿舍穿过，让我们搬到物理系住的四十几楼暂住。有次我们回施工中的宿舍查看工程进度，看到刮下石灰后的整个宿舍楼墙壁上，残留着文革时留下的一片又一片红漆书写的毛主席最高指示，书法工整。我们宿舍的墙壁上则露出前辈师兄留下的大红字标语：“让聂元梓到王任重的被窝里做红楼梦吧！”落款“北大井冈山兵团”， 笔力遒劲。
北大图书馆，则是七十年代工农兵学员动手砌建的。他们都是成年人，不少有建筑业实践经验，工艺水平高多了。７９年我们入校时刚刚完工交付使用，北大恳请被毛泽东临死前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打倒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书写馆名，全然无视前些天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 “梁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曾把邓小平批得臭不可闻。最后一届７６级工农兵学员，气愤地跟我们抱怨，他们在北大三年，没上过一天正经业务课，不是大批判，就是砌砖头修建新北大图书馆。
尽管７９级同学刚入学时，被北大校方训话，规定大学本科四年，不许谈恋爱，可少男少女的爱情欲火，哪里是官僚机构能压抑得住的。进入８０年，随着台湾歌星邓丽君的男欢女爱的蘼蘼之音充斥校园，北大学生谈恋爱之风渐成燎原之势。
同屋的赵仕仁，有记日记的习惯，经常写长信到到深夜，开始只泛泛说写给中学同学的，后来向我透露说，是写给一个女孩，他家乡重点中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她考上武汉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两地书两年，已成恋爱关系。
大三年级夏天时，有一天赵仕仁带一个高挑清秀的女生进宿舍，介绍说，她叫森雨，是从他福建家乡同一中学名校考进北大的，西语系法语专业８１级新生。森雨腼腆地同我们打招呼，言谈举止可以看出，她对被中学母校因考进北大而大树特树的状元赵仕仁，十分仰慕崇拜。
大四年级秋天开学时，赵仕仁与森雨已经双出双入，情侣关系了。
大三年级春天，骆一禾好像诗兴发作，表情激动，伏笔疾书到深更半夜，两个双人床之间书桌上高吊的日光灯，晃得我们很难熟睡。
有天晚自习，闭馆时在出图书馆人流里，我被班上女生丁玫叫住。她是我们班上的女诗人，大学一年纪时已发表作品挣稿费了。她并不常来图书馆自习，几句寒暄后，突然问我：“骆一禾这几天怎么样？”我有点意外，告诉她：“骆一禾这些天有点亢奋，夜里不睡觉，激动写东西。”
第二天晚上闭馆时，碰到赵仕仁，我想起丁玫昨天奇怪地打听骆一禾的近况，告诉他，他大笑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不知道骆一禾一直在追求丁玫，最近被她拒绝，正失恋伤心吗？”我说：“我天天在图书馆看书，夜里回宿舍也就是睡一个觉，哪里搞得清这些少男少女谈恋爱的事！”
７９１０文学班同学结伴游圆明园遗址。前排右起：游飞、张黎明、石冰、胡迎节、丁玫；后排右起：骆一禾、何拓宇、赵仕仁、李景强、王勇
记得骆一禾曾说起他的一个中学同学陈燕妮，非常爱好文学，却考进北方交通大学铁路专业，不时与他通信探讨文艺心得。该女士后来在美国办了一个中文杂志，出了一本报道大陆移民在美国创业的书，封面是她的美女大头照片，有次曾同我通过电话谈骆一禾，说考上北大中文系的他，是学校里女生崇拜的对象。
丁玫曾撰文回忆说：“那时我喜欢舒婷的诗，但舒婷的诗并没有结集出版，散落在公开和手抄的刊物上，禾（骆一禾）曾经为我抄录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舒婷作品，大约２０首左右，手工装订成一本小册子。在大三那年我生病住院的日子里，他们曾经替人抄写文稿为我积攒一笔营养费——‘三剑客’都有一笔相当不错的钢笔字。不久前偶然翻开大学时代的一个笔记本，里面居然夹着仁（赵仕仁）为我抄录的一首小诗，没有作者的姓名，仁独特的黑色的墨水字迹，像一帧微型硬笔书法作品。”（《永远的“三剑客”》）
有一天中午，丁玫突然带他的男朋友到我们宿舍造访。记得丁玫的男朋友姓李，是她山西太原市中学同学，在北大隔壁的清华大学读工科。他进门亢奋地大谈刚被中共中央书记处请去做咨询报告，向他们介绍如何通过数学计量方法解决中国的计划生育难题。他侃侃而谈，丁玫听得满脸仰慕之色，骆一禾则嫉羡不已。之后，骆一禾言谈涉及政治、仕途的话题，明显多起来了。
我对丁玫的这位清华男朋友大言炎炎的夸夸其谈，早已不耐烦，借口我们宿舍人要午睡，下逐客令轰走。
那时的北大，中国政坛上有政治局常委胡启立领军的一批校友政要，而清华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尚位居下僚。二十多年前，清华大学副校长康克军来芝加哥，邻居美国高校蓝院长请他吃饭，拉我坐陪。席间聊起清华这几年的得势，康校长颇露得意之色，旁人也跟着恭唯。我对这位前后脚入学的清华校长说，我们念书时，当年北京高校流行的顺口溜是：“穷清华，富北大，要找老婆去师大！”——那时清华是工科院校，毕业生多分配在内地三线的国家工矿企业，钻穷山沟；北大是纯文理科，毕业分配以中央部委机关、研究机构为主，多留在北京城；北京师范大学女生多，找对象容易。从来都是北大、清华，曾几何时，怎么变成“清北”，清华排到北大前面了？他看着我笑了：橡溪兄离开中国很久了吧？没听说过“大清王朝”吗？我说，还真没有注意过，只知道清华现在最出名的是８２岁高龄的杨振宁，娶了２８岁妙龄的女研究生！
据说那时北大女生的择偶标准，最好北大的，至少清华的。有次在社科院研究生院与美国加州大学合办的英语培训中心进修的也叫陈燕妮的女士，邀请我和丁凯文去她家玩，在其父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部长楼前，偶遇抱着女儿散步的丁玫，聊了几句，她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丈夫是同事，好像是北京外语学院本科毕业的。
何拓宇穿着讲究，常披一件上等质地风衣，领子永远是竖起来了，里面加上一条围巾；高高的个子，风度翩翩。尽管交游广泛，何拓宇好像并没有固定的女朋友。有次他兴冲冲地带来很多印制精美的外国易拉罐饮料招待我们，说他北京航空学院邻居家的女儿，考上中国民航的空姐，跑国际航线，经常送些外国时髦消费品孝敬他。我们开玩笑说：“青梅竹马呀！空姐肯定模样亮丽出众，就势发展成正式女朋友得了。”何拓宇说：“别介。从小一起长大的，太知根知底了，恨不得家里晾台上放的舍不得丢的破烂，坛坛罐罐都数得一清二楚，牛都吹不成，没神秘感。”
何拓宇父母是广东人，五十年代调到北京航空学院工作。他曾在日记里说： “我是春天的孩子，那时歼六式战斗机第一次试飞成功，可我整个儿稀蒙——我的记忆是从夏天开始的。爸爸还很年轻，给我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拓宇。”在他刚上小学时，父亲因患脑瘤去世，是其寡母一手将他和姐姐抚养成人。
进入大四年级，法律系７７的李克强留校任团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竭力想做出政绩，大力推动学生社团，组织大学生围绕共产主义青年团主题大办活动，成了他的这任北大共青团的工作重点。团委并非什么办实事的权力机构，主要职责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对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无非就是出出小报、墙报，操办共青团员文娱活动，这些都是我们中文系文学专业同学最擅长的拿手好戏，极易从其他文理科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为日后走上仕途打下基础。
有同学保存了一张老照片，题为《１９８３年７月校团委欢送团委工作的７９届毕业生》。
照片上我们７９级中文系文学班混团委的同学之多，着实令我吃惊。前排居中，是我同宿舍的李景强；前排认出了同班的陈晓海、毛京、张黎明、张元坤，中排认出了陈志强，后排居中是班长贺绍俊，右起第五是斜对门的何拓宇，右起第四是班党支部书记王郑生，右起第三是同宿舍的赵仕仁，右后角站着的第一人，则是当年的北大团委书记、后来的中国总理李克强。
２０２５年６月２日，作于芝加哥西郊
（图片来同学摄影、网络）
长文分载。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