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美国流行病学家（一）：美国失误的深层原因

编者按：

新冠以后，以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为代表的流行病临床专家浮出水面。而Epidemiologist这个词则带领我们了解另外一批对公共卫生政策影响更大的流行病学家。比如中国的曾光和吴尊友。他们并不在第一线，但他们同样在背后起着巨大的作用。

这一场疫情到底如何？听一听美国流行病学家怎么说。

 

                                

 

写在前面：

 

我有一位叫Jin的朋友。我知道她从事医学研究，但从没问过她的具体研究方向。新冠疫情爆发后，有一天我在她朋友圈里看到这么一句话：“今天我们州长念了三次，终于把Epidemiologist这个词念对了。”

似乎话里有喜大普奔的意思。我赶紧问：“难道你是Epidemiologist？”

她说：“是啊。”

我说：“你什么时候成了流行病学家？”

她说：“我一直都是啊！”

想不到朋友圈潜伏着一个epidemiologist，那可得约个时间好好聊聊。

于是我就代表渡十娘公号对Jin进行了采访。我关注的重点是美国应对疫情是否存在失误，以及失误的原因，另外我也希望了解治疗和检测的最近发展，最后我想知道：我们的生活将何时恢复正常。

Jin一一解答了我的问题。（以下W为我，J为Jin)

 

嘉宾简介：Jin, 美国流行病学会ACE资深会员(Fellow, FACE)和少数民族事务委员，美国劳工部流行病学O*NET职业数据库顾问，美国中心研究所(PCORI)scientific re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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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st到底是干什么的？

美国在这次新冠流行的应对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个人的力量很小，是不是在暗示CDC的应对不力？

美国的教训，除了CDC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现在疫情发展到这个阶段，还能测出R0吗？

未来流行病学会流行么？

 

听流行病学家一席谈（一 )

 

王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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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ologist 到底是干什么的？

 

 

W：字典上把epidemiologist翻译成流行病学家。流行病不就是传染病吗？可是我以前在你的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你介绍自己的研究项目，涉及到癌症、糖尿病、慢阻肺、药物滥用，等等。所以我听到你是流行病学家很吃惊。是不是epidemiologist还有更准确的翻译？

 

J：在古代，epidemiology是由对瘟疫（传染病）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希腊语词根“epidemios”直译就是 “among the people”。它研究传染病不是从治疗方案入手，而是关注疾病在人群中的传播。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人群。到了现代，由于疫苗的发展，大规模传染病越来越少，而在传统epidemiology研究传染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套方法可以被用在慢性病的研究上，比如吸烟与癌症的关系，基因对慢性病的影响，等等。

 

Epidemiology可以通过分析病例数据，总结出一些规律，从而发展预防措施，指导治疗策略、改善卫生资源的调配，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故而当代的流行病学变成了公共卫生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和基础工具。当代流行病学自身也形成了很多分支(血清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临床流行病学乃至循证医学)，并与其它学科门类融合发展出新的学科(行为流行病学、社会流行病学)。

 

W：你有中美两国的经验,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从业之路？

 

J：我是根正苗红的现场流行病学家。我在大学本科读的是预防医学，工作以后干了十几年传染病的现场流行病学。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在深圳工作，当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但传染病的现场流行病学在中国还是很有用武之地。

 

以广东省为例，每年都有大量的传染病报告：乙肝、丙肝；伤寒、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秋冬季节呼吸道传染病、等等。我处理过霍乱、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EV71致死性病例、各类聚集性疫情与暴发，参与过许多人群监测系统的设计，地地道道地经过了中国式现场流行病学实践洗礼。

 

我的博士与博后方向分别是公共卫生和循证医学。从分类上看，我更多属于方法学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和临床循证）以及研究（主要包括癌症筛查和慢性病中筛查的应用）。

 

油画《阿什杜德的瘟疫》

（The Plague of Ashdod）

作者：Nicolas Pous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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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对新冠疫情有失误吗？

 

W：那么从你的经验来看，美国在这次新冠流行的应对方面存在什么问题吗？

 

J：美国肯定有失误，当然它的失误也是有原因的。

 

正像你注意到的，我现在在美国做的事情都和传染病没什么关系。在工业化国家，大多数epidemiologists都在从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传染病的发病报告相对于慢性病发病已经非常低了，能从事传染病的现场流行病专业的人相对不多了。在疫情之初，我在《纽约时报》看到一张照片，一位州卫生部门的官员对着一群表情迷惘的老年工作人员在布置调查任务。

 

我估计这些人很多是接近退休年龄的，尚能够从事流行病学调查的专业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任何传染病流行病学以及现场调查、追踪、监测的足够培训与背景，加之人手不足，造成临此大疫的仓促应对就不足为奇。

 

美国只有一个联邦级别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且近几年一直饱受经费被大量削减的困扰（包括2月10日，政府2021财年预算仍然坚持原有的16%削减计划）。各州卫生部门人才缺乏，而现有储备的流行病学家同时要开展慢性病流行病学的监测、报告、循证、干预等多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给追踪疫情、及时阻断传播带来非常大的挑战。

 

W：也就是说，存在人才断档的问题。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才能够速成吗？

 

J：应该还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培训。就拿采集样本来说，当聚集性的未明疾病发生，常见症状可能包含发热。面对一个高热病人，你是采集呼吸道样本呢还是采集消化道样本？呼吸道样本采集应该遵循如何规范？如何追踪病人的密切接触人员？追踪到多大范围？如果证实是传染病，如何对现场进行消毒？这些都是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面对这么严重的疫情，这项工作肯定需要大量人手。调查不够充分，你就得不到正确的数据，没法对卫生资源的储备作出正确的建议。美国疫情爆发之后资源分配和储备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和美国的局部流行初始，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做得不够充分、预见与预测力不够有直接关系。流行病学从大范围讲是疾病与健康的模式，是数据科学，但具体到传染病的现场流行病学，则主要是人、政府（公共卫生必须由政府举办）和行为的科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