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灯

有一天公司开会，我呆到很晚才回家。天色朦胧不清的时候，我看见董事会的财务秘书从车上下来，小心地躲闪着地面上的浮冰。那时窗外长廊下的夜灯已经亮起来了，灯下他硕大的影子一闪就被无边弥漫的夜色淹没了。圣诞节时，他从佛罗里达寄来一大纸箱桔子，那箱桔子好几十磅，在办公室里大家吃了两三个星期。见了面他问我，“你还好吧？”“我还好，”我说。没什么不好就是好吧。这两个月里，我去看了一次医生，在候诊室里，女护士跟我开玩笑说，“ 没事儿看电视吧，看新闻，然后让心情变糟。”

会议之前，秘书先生开始攻击M 先生的头发，“你的头发怎么了？嗯，看起来有点不一样。”M 先生笑笑，“没怎么啊？不还是那样？”秘书先生摇摇头，又问我，“他的头发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我再看一眼M 先生的头发，回答说，“没什么不一样嘛。他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大家都盯着M 先生的头发看，M 先生开始有点不自在了，他抬手拂了一下前额上的短发，犹疑地说，“也许这次修剪得不好。”我对秘书先生说，“你大概太久没看见他了，我每天见他，没看出他有什么不一样。”秘书先生笑起来，“那是你见他见得太多了。”

我见M 先生有十年了，纽约双子塔被炸掉的那个秋天，我刚搬到这个小镇一年多，在一个秋叶凋零的早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侧头谈话的神态，让我想起一位久别的朋友。 接下来十年的日子，就象一片薄纸，印满了数字。那些数字在扩张，数字之上淡淡浮现着一扇大窗，窗外映照春天新绿的枝条，夏天刺眼的日光，秋天飞舞的落叶， 以及冬天苍茫的白雪。M先生的发式永远是旧的，但鬓角的白发是新的。

M 先生每年有一少半时间都在外面跑，申请资金，做咨询，去了中部又去西海岸。等他有一年从荷兰回来的时候，公司内部会议上就开始间或提及公司的国际远景了，大家互相看看，然后一笑而过。那个情形似曾相识。十几年前，我在一家小的投资资讯公司上班，当年经济膨胀，人人都想在小的上市公司发一笔横财，当时的老板刚从一家大公司跳槽来当领导，员工会议上也曾无限憧憬地对大家说，“有一天我们要盖自己的办公楼，就比布隆博格的办公楼高一点儿。”说完他自己先笑起来。布隆博格是他起家的地方，前任公司。一位同事正在做自己的春秋大梦，没听清楚老板在说什么，更不明白他为什么笑，低声问身边一个人，那人翻个白眼，小声转告，“他说要盖高楼。”不过，那个野心和梦想中的高楼，在还没有盖起来之前，公司就被转卖了。我们的股票，变成了一堆废纸。从此以后，我学会了不再憧憬未来。

可是，没有梦想的人生，是多么惨淡的人生。

会议上没什么可讨论的，重要的问题是如果州政府在削减预算，我们会受到多大的影响。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外面的夜色和夜色里寥寥的几盏灯火。温度太低，树枝上的雪结了冰，被灯光一照，居然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清明，好一个疏朗的月夜。

会议结束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灯光，月影和积雪下的街道呈现出疏远陌生的开阔。路过托尼披萨店，远远看见了窗里暖和的灯光。记得新年后的一个晚上，下班后送小木耳去上小提琴课，回家前我疲惫地去买披萨，小店里只亮着一盏幽暗的小灯，门上贴了一张手写的字条，“对不起，一月十号之前，我们休假。”我在门前楞了几秒钟，好象自己的生活秩序被打断了似的不舒服， 还有一种淡淡没有着落的感觉。也许那个瘦高的店主，就叫他托尼吧，正在某个热带地区的海滩上晒太阳呢，可是那个空店却让人感到那么寂寞。

披萨店里的孤灯，突然之间让我感到惶惑，我每天行走在去上班的路上，在固定的时间里做差不多同样的事情，这些时间和事情已经自己联成一种几乎凝固的旋律，在我不注意的时候背叛了我。而我从来没有时间认真想过，有一天，如果我关掉台灯，在身后掩上办公室大门的时候，我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