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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Ted's Teaching -- Eye: By Chance or By Design?
飘尘永魂 (2010-06-10 19:15:27) 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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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Ted's Teaching -- Eye: By Chance or By Design?
飘尘永魂 发表评论于
里程《游子吟》的第六章专门谈进化论与创造论的问题。（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暂略——）
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
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后，进化的思想象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科学界蔓延，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不少人仍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阻拦。在谈论信仰时，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潘柏滔博士所著的《进化论一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都有详尽、全面的论述，资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由于创造论和进化论涉及面很广，本章仅就我自己在思考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层面加以阐述，与大家分享。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设
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已是事实（the fact of evolution），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视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上一章谈到，科学研究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为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故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问题，科学无力作答，既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
亨利．莫瑞博士（Henry M.Morris）在《科学创造论》中指出：“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Mathews教授承认：‘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一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实。’”
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二、两种模式
既然进化论和创造论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否定，关于起源的看法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建立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客观地、合乎科学地来讨论起源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凭主观意愿或轻率、盲从的，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接受创造论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明白地教导说，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同时，他们也确信，神启示人类的两本书——圣经和大自然——决不会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而非无目的地依机遇进化来的。
为便于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关于起源的模式，即进化模式和创造模式。进化模式是：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其中有自生自长的律，使一切可以由简到繁、由紊乱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发展；这种进化、发展至今持续不断。创造模式是：宇宙万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和维护；现在，创造过程已完成，进入了护持阶段。本章将着重讨论有关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等方面的科学观察及成果。看看现代科学的资料更符合哪一种模式，那么，该模式可以作为较正确的模式予以接受。
三、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是说，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成，但其总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是恒定的。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可以互变后，此定律改为能质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应用到热力学上，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定律指出物质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一度曾被无神论当作宇宙永恒的根据。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描述热量的传递方向的：分子有规则运动的机械能可以完全转化为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热能；热能却不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此定律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是，每一个自发的物理或化学过程总是向着熵（entropy）增高的方向发展。熵是一种不能转化为功的热能。熵的改变量等于热量的改变量除以绝对温度。当高低温度各自集中时，熵值很低；当温度均匀扩散时，熵值增高。当物体有秩序时，嫡值低；当物体无序时，嫡值便增高。现在整个宇宙正在由有序趋于无序，由有规则趋于无规则，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找们，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之中。曾长期在美国西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贝克博士（Dr．Edson Peck）指出：“我们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倾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象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诚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暂时逆热力学的自然现象，如生命现象，动、植物由受精卵开始，从简到繁、从不分化到分化，最后成为一完整的动物或植物。所以说“暂时”，乃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最后也要衰老死亡、解体。
暂时逆热力学的生命现象需要两个必备条件。一是要有蓝图或指令。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DNA中所携带的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在这些基因的调控下，一颗绿豆发芽长成一株绿豆苗，鸡蛋孵化后成为一只小鸡。第二是要一个能量转化系统，以供给发育时期所需的能量。光合作用、消化作用、血液循环和呼吸作用等都是这样的转化系统。
进化论者认为，地球是开放系统，可以不断从太阳吸收能量以弥补在熵增高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因而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但是，他们把能量的多寡与能量的转化相混淆了。问题不是太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维持进化过程，而在于太阳的能量怎样用来维持进化过程。如果把一头野牛放进一家瓷器店，野牛用它巨大的能量在店内作功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破坏。同样，如果盖一座楼房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建筑师统一指挥，乃是让各种机器自由运作，让人们把水泥、砖头随意堆砌，楼房也无法按蓝图盖成。
如果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那么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能量转化系统和指令系统，使万物能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但是，人们在宇宙中找不到这样的系统，故进化的模式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相冲突的。
创造的模式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一4）这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冷热分开的低熵世界。世界被创造后，即慢慢开始退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但圣经早在两千多年前清楚地指出了宇宙中熵不断增高的自然趋势，“天地都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O二26）“天必象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赛五一6）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按此定律，宇宙的熵值在不断增高。总有一天，当宇宙各处的温度完全均匀一致时，熵增创最大值，一切能量都不再能作功，只剩下分子的随机运动。此时宇宙就到达等温热死阶段，一片死寂荒凉。这就是宇宙的终点。现在宇宙还没有进入最后阶段，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宇宙必有一个起始点。宇宙必有起点和终点，不是永恒的。创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故宇宙不是永恒的。
如果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可以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定律说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这样，宇宙只能有一个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开始。这样的开始不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是神超然的创造。
五、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按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合理性。
米勒的实验
1953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去氧核醣核酸（ 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Miller）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论而来的。四十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核酸所含的几种硷基等生物体内含有的重要有机物。
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象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浓度低，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即又会分解。
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坏。
再则，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两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四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会。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于发生的。
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说，“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Brooks与Shaw两人都得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借着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内也坦承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
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胺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而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若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
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 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而基因则是DN A的片断。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DN A（或RNA）。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甘酸相联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DNA分子中这几种核甘酸排列的顺序（ Sequence）。 DNA正是借着这四种核甘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生物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甘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自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
梁斐生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引用过 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 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甘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甘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E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E133（10的133次方），”而“10E105(10的103次方）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E133（10的133次方）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E105（10的105次方）个分子随机组合，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E4），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E18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E127次（10E105X10E18X10E4），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甘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甘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甘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 DNA分子形成时，需要一种叫DNA聚合的蛋白质，把一个个的核甘酸连接起来成为DNA分子。但我们知道，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象“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DNA聚合）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DNA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
化石的证据
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
詹腓力博士（ Dr． PhiliP E． Johnson）在他的《审判达尔文》（ Darwin on Trial）一书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象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
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surgess Shale ofBritish 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 Ediacarans）动物群和 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虽然古生物学家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但它们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进化论者的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1995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惊喜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于 1995年5月 25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公然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一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当我正撰写这一章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标题十分鲜明：《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章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
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
地球的生命来自外星球
由于生命由无生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或“生物自生论”的观点遇到上述许多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少科学家开始放弃了这种观点。但其中一些人仍不愿接受神创造生命的创造模式，转而提出“生物外来论”（Panspermia）的假说。这个假说推想，既然原始地球的状态不适宜生命的自发产生，地球的原始生命是否是从外星球来的呢？于是，科学家们开始在陨石中找微生物，但没有成功。原以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无人驾驶的太空飞船 1976年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是生命的荒漠，连水都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灰心，又先后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发射了飞船，结果仍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学家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太阳系以外的外太空。不少人相信，外太空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由他们把原始生命送给地球的。美国国会于 1989年拨款一亿美元用以“寻找外太空智慧”（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计划。
寻找外太空智慧并非无稽，我本人对UFO等也有浓厚兴趣。但是，如果在诸多事实面前仍坚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创造论的观点，转而求助于外太空生物，并不能解释生命起源的终极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证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来自外星球，我们仍会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外星球的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六、自然选择面对的困难
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主要是说，生物都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性状。有的变异更具有竞争能力，有的则不利于生存。这样，在众多的变异中，适合环境的物种就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可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
进化的原料和动力
分子生物学兴起后，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因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断发生突变（mutation），基因突变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则是进化的动力。这种被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却经不住推敲。的确，基因突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变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10-6。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变中99％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有害的。这种有害的突变为何能成为进化的原料呢？
有人会争辩说，虽然99％的突变有害，总有 1％或千分之一的基因突变是有益的；这些有益的基因突变经漫长岁月即可导致进化。这种争议是缺乏根据的。前面已谈到，即使以每秒钟十万次的重组速率，三百亿年中尚无法自然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DNA分子，在短短的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姑且说有几十亿年之久）中，以这样低的无害的基因突变速率怎么可能完成从细胞到人的进化过程呢？
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动力，理论上也讲不通。自然选择只是使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只是一个被动的“筛”而已，并无主动的导向的功能。物种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能增加物种横向的多样性。如象一支白毛鸡演化为黄毛、花毛鸡等。这些鸡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只在横向增加了亚种、变种等。但自然选择没有把生物纵向地由低等进化到高等的功能。正象前文谈到的，这种由单到繁的进化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自然选择本身既没有能量转换系统又无蓝图或指令系统，故暂时逆热力学定律而导致生物进化是不可能的。
进化方式：连续性还是跳跃式？
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物种的变化是各种微小变化的累积，进化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但这种设想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进化是连续的，生物分类将无法进行。现行的分类法就是根据各生物类群间差异的大小将它们分为门、纲、科、属一种等类的。这种分类单位不完全是分类学家主观的意念，也有客观标准。比如说，关于“种”的生物学定义，其中一条便是，种间杂交不能产生后代或即使产生后代，后代却没有生殖能力。马和驴交配后可以生骡子，狮、虎杂交也可生子，但皆无生育能力。所以，马和驴，狮和虎是属于不同生物种的。现存生物类种间的明显区别与连续进化的学说是矛盾的。
是不是那些在连续进化中产生的中间类型因不适合环境而死亡，因而导致现存生物属、种之间性状的不连继性？假如果真如此，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中间类型的生物的遗体在化石中保存下来。然而，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也同样是物种性状的不连续性。地质学中各种地层和地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所谓“标准化石”。标准化石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易于认别和只存在于较短的地质时期之中。由于不同层次的地层的标准化名全然不同，地层的划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层之间的比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状是连续性渐变的，地层和地质年代的划分就无从谈起。
除了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外，进化的方式问题的争论更反映了进化论者在进化理论方面的严重分歧。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睑、睫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有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地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地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Originof Species）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
（ To suppose that the eye with all its Inimitable contrivancesfor adjusting the focus to different distances， for admitting different amounts of light，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pherical andchromatic aberration，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seems，I freely confess， absurd in the highest degree．）
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他坦诚道，“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感到震骇。”其实何止是眼睛呢，脑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也都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也是一点差错也不允许的，同样也很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和中间型物种的缺乏，全力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曾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接受跳跃式的进化观点，并警告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但按达尔文的看法，大跃进（或大突变）进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于是一个神迹。而达尔文深知，他的学说最具吸引力、最独到的地方乃是摒弃一切超然主义，用纯自然的观点解释生物的起源，他只有用渐进、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才能持守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明确地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得完全瓦解了。”他给他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对跳跃式进化的观点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
达尔文用灭种的假说使自己摆脱困境，坚持连续进化的观点。他说，那些进化的中间环节的生物因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保留下来的生物之间则显示出进化的不连续性。如果说当年因化石资料尚不充分，可以使这种假说勉强过关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后，充分的化石证据中根本找不到大量的绝灭的中间类型的痕迹的今天，达尔文的连续进化思想被进化论者置疑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进化真是跳跃式的大突变的进化，一方面自然选择的渐变理论将被推倒，另一方面却无人能对这种大突变的原因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指出，“细察之下，大突变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本身只不过是进化论与特别创造论之间毫无意义的中间路线。正如道斯所说，你可将圣经中记载的人在尘土中被造看作大突变。从化石的证据看，大突变就是说新物种不知为何从无变有。以科学理论来评价，‘大突变式的进化’就是当年达尔文首先指称的：垃圾！”连续、渐进的自然选择理论既站立不住，跳跃的大突变主义又缺乏立论依据。进化论正陷入空前的危机中。
进化的过程：均变还是突变？
十八世纪末期，哈顿（James Hutton）出版的《地球概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标志著近代地质学的开端。哈顿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划一原则”（The Principle ofUniformitarianism）。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天乃是解释过去的钥匙。”也就是说，借着现在对现今地质现象的观察来解释地球发展的历史。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英国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在他的著名的《地质学纲要》（Principle of Geology）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自然划一原则”，认为所有地球的变迁乃是由现今的自然过程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
与均变说相反的，是以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页（BaronGeorge Cuvier）为代表的灾变学说（ Catastrophism），认为地质记录所显示的乃是多次因天灾引发的突然剧变而非连续的均变。赖尔与达尔文是同代人。赖尔的均变论能提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间。达尔文推出《物种起源》后，赖尔的均变论逐渐被普遍接受。然而，化石的证据对均变论是相当不利的。
化石所显示的证据是，很多生物突然同时绝灭，然后很多新种突然同时出现，接着是一段长期稳定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两次物种大绝灭是二叠纪大绝灭（Permian extinction）和“K-T’大绝灭。二叠纪是一个地质时期（被认为约在2．5亿年前），在那次绝灭中，海洋中百分之五十的无脊椎动物的“科”（Family），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动物的“种”一同绝灭。K－T表示白垩纪（Cretaceous）和第三纪（Tertiary）这两个地质时期的交界处。恐龙在白垩纪（被认为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非常多，但从白垩纪进入第三纪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现在为止，恐龙绝灭之谜仍未解开。多数证据趋向于认为是天灾（如大量的殒石撞击地球等）所致。人们的常识也不利于均变论。比如说，煤是植物的遗体形成的，而石油是动物的遗体变成的。世界各地都常常发现大片大片的煤田和含油的岩层。这说明在这些区域，动、植物是同时大量死亡、同时被埋藏在地下的。这是均变学说无法解释的。均变说如果被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失去另一重要理论支柱。
中间环节的缺失
一般人都以为，化石为进化论提供了充分依据。其实，达尔文主义的最大困难正是化石的证据。进化论最大的敌人不是宗教领袖而是研究化石的专家们。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久，在德国的一个石灰岩层发现一个动物化石，被取名为“始祖鸟”（ArchaeoPteryx），兼具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特征，被认为是由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中间类型。进化论者为之雀跃，以为进化论已找到充分的证据。然而达尔文本人十分清楚，化石的证据显明中间类型的缺失，对他的理论是致命伤。但他推诿于化石记录的不完全。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已发现许多保存相当完整的地层，对其中所保存的化石也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中间类型的化石仍难寻觅。“始祖鸟”化石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两例，这是很难解释的。如果动物真是从无脊椎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两栖类、爬行类，然后再到鸟类和哺乳类这样进化来的，那么中间类型的活物或化石应该随处可见，俯首皆拾才对。如果说达尔文当年尚有借口，那么今天的进化论者面对化石的难题再不能自圆其说了。
虽说这些极为罕见的中间类型的化石，如始祖鸟和介于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总鳍鱼”，有很多可疑之处，但总还可以被当作是进化的中间环节。骨骼在外、肉质部分在内的软体动物（如蜗牛、蛤蚌等）如何翻个个儿变成骨骼在内、肉质部分在外的脊椎动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软体动物的证据也找不到，连借口也难寻。
按自然选择理论，适者生存。因此，始祖鸟应该比爬行类更进化，而鸟类又较始祖鸟的适应力强。可为什么比始祖鸟原始的爬行类和比始祖鸟更进化的鸟类现在都存活于世而唯独始祖鸟被淘汰了呢？推而广之，在现今的地球，从最原始的病毒到最高级的人类，各种类型的动、植物都共存着，恰恰中间类型都没有了。在生存的物种中没有，在化石中也找不到。这是进化论违反常理之处。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也许根本没有出现过。
综上所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假说与事实之间有很多矛盾。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不可调和。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既然达尔文主义有这么多问题，进化论又缺乏更理论的构架来取代，为什么我们不重估整个构架？科学家有什么理由绝对确知所有的生物真是从唯一的简单生物开始的呢？”
七、论战的实质
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象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里仍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曾使我颇为困惑。很多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
第五章已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对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功和牧师在《基督教科学观》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教会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或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出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留下了空白。因此，试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
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Dr．Donald E． Chittick）在他的《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 The Controversrsy：Roots of the Creation Evolution Copflict)一书中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着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象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
第二个困难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水文（W． Thomson， Lord KelVn）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一千五百万年到三千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使达尔文很恼火。但开尔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故地称开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同时，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环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但达尔文仍接受了与化行证据不符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地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致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
我个人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
池迪克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时，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中。寇尔森博士（Charles Colson）在《当代基督教与政治》（Kingdoms in confilict）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政体的创设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题。’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提案却反映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七十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趋向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
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披上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因为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作彻底的了解和慎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使人们以为，在课堂教授的，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
其实不然。在我的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我上大学时，我国仍与苏联亲密，课堂上只能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
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不是基于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的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就我所知，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Colin Patterson）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作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才能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地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内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转引自詹腓力《审判达尔文》 P21）
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脱（Irving 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真理而固守。前年我到一所大学访问并作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前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率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后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吁嘘：他是学物理的，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呢？为什么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
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后，如果你现在仍相信进化论，也望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作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作深入思考，我们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行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创造论，第二种称为神导进化论，第三是微进化论。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圣经，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24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 Dr．Henry M．Morros）所著的《科学创造论》（ Scientific Creationism）可谓其代表著。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半衰期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一千四百年前是今天的两倍，二千八百年前是四倍。以此类推，七千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一万年，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神导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远久。
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象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字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导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确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他们用“一日千年说”来统一圣经的记载和关于地球年龄长久的说法。
我本人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神导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确说神是“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参见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创世记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
这正如潘柏滔在《进化论一科学与圣经冲突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接受创世记头数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演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记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不也就变得暗昧不明了吗？”
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四十亿年左右的历史，而人、猿分手大约在七千万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为标志）也有一百万年的历史。神导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也仅有一万到几万年。我个人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而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种”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我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
865年美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617人签署的关于宗教科学的宣言，现存于牛津溥德伦（Bodeian）图书馆。其宣言如下：“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吾人于此，深感遗憾！
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
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中，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
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吾人为之痛惜。
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其实只是对圣经的曲解），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
英国科学会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现在读起来仍非常亲切、中肯。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坚信科学和圣经决不会彼此相悖：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正象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
达尔文与进化论
180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于英格兰靠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Shrewbury）。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十六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翻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Cambridge）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B.A．）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
如果达尔文成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Naturalist），出现在猎犬号（HMS Beagle）船上，于 1831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象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
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 Erasmus Darwin,1731-1802）是一位著名医生，著有两卷《生物学》（Zoonomia）,是第一位使用“进化”（Evolution）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之作用，又因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同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转引自潘柏滔《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P30）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达尔文的父亲（ Robert Darwin）的不信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六尺二寸、体重328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家庭教育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相信乌雪主教（ Archbishop Ussher）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进所在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致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 Che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
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Willain Paley）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过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
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无甚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开通了道路。
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地、静静地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记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题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达尔文阅读了Patrick Matthew的著作（发表于1831年）和Edward Blyth的著作（发表于1835年和1837年），从他们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 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机制。
在此后二十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Wallace，1823～1913）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 Joseph Hooker，1817～1911）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 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义，与华莱士发表了自己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
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六次，而已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瘁于 1882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这个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
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霍浦夫人（ Lady HoPe）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记。现将张郁岚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的有关叙述引摘如下，作个例子。“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她说，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戚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他叹了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三十个人，极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我问他说：‘谈些什么问题？’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时，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你明天下午三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扇窗子，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译自 The Shining Light）
从这段记述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浦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 Ian T．Taylon ）在他所著的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意，霍浦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关丁霍浦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浦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霍浦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 1882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那么，霍浦夫人的访问是否发中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的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的六个月访问的呢？泰勒认为也不可能。因为从 1903 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1882年2月 28日），他仍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
由此看来，霍浦夫人访问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个故事是谁编出米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霜Emma Darwin。Elnma比达尔文多活了 14年。Emma出身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她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她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广泛地被接受。她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得高明。所以她曾让人在达尔文故后的年鉴在出版前涂抹掉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浦夫人”的出现也许是Emma的这种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抬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达尔文主义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
第六章主要参考文献
1．潘柏滔著，《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更新传道会，台北， 1987年。
2．梁斐生著，《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3．李志航著，《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雅歌出版社，台北， 1993年。
4．Phillip E．Johnson，Darwin on Trail,（钱锟等译，《审判达尔文》，中信出版社，加州，美国，1994年。）
5．Donald E．Chittick，The Controversy．Roots of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flict（曾文斌译，《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天道书楼，香港， 1993年。）
补充日期: 2004-06-05 09:19:06
6．Henry M．Morris，Scientific Creationism，（韩伟等泽，《科学创造论》，更新传道会，台北，1991年。）
7.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学观》，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1993年。
8．Ian T.Taylor, 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TEE Publishing,Toronto,1984.
9．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1958
10. Charles Colson,Kingdoms in Conflict,（陈咏译，《当代基督教与政治》，校园书房，台北，1992年。）
11．张郁岚著，《到底有没有神？》，台湾福音书房，台北， 1993年。
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
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后，进化的思想象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科学界蔓延，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不少人仍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阻拦。在谈论信仰时，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潘柏滔博士所著的《进化论一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都有详尽、全面的论述，资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由于创造论和进化论涉及面很广，本章仅就我自己在思考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层面加以阐述，与大家分享。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设
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已是事实（the fact of evolution），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视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上一章谈到，科学研究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为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故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问题，科学无力作答，既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
亨利．莫瑞博士（Henry M.Morris）在《科学创造论》中指出：“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Mathews教授承认：‘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一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实。’”
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二、两种模式
既然进化论和创造论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否定，关于起源的看法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建立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客观地、合乎科学地来讨论起源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凭主观意愿或轻率、盲从的，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接受创造论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明白地教导说，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同时，他们也确信，神启示人类的两本书——圣经和大自然——决不会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而非无目的地依机遇进化来的。
为便于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关于起源的模式，即进化模式和创造模式。进化模式是：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其中有自生自长的律，使一切可以由简到繁、由紊乱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发展；这种进化、发展至今持续不断。创造模式是：宇宙万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和维护；现在，创造过程已完成，进入了护持阶段。本章将着重讨论有关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等方面的科学观察及成果。看看现代科学的资料更符合哪一种模式，那么，该模式可以作为较正确的模式予以接受。
三、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是说，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成，但其总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是恒定的。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可以互变后，此定律改为能质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应用到热力学上，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定律指出物质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一度曾被无神论当作宇宙永恒的根据。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描述热量的传递方向的：分子有规则运动的机械能可以完全转化为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热能；热能却不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此定律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是，每一个自发的物理或化学过程总是向着熵（entropy）增高的方向发展。熵是一种不能转化为功的热能。熵的改变量等于热量的改变量除以绝对温度。当高低温度各自集中时，熵值很低；当温度均匀扩散时，熵值增高。当物体有秩序时，嫡值低；当物体无序时，嫡值便增高。现在整个宇宙正在由有序趋于无序，由有规则趋于无规则，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找们，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之中。曾长期在美国西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贝克博士（Dr．Edson Peck）指出：“我们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倾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象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诚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暂时逆热力学的自然现象，如生命现象，动、植物由受精卵开始，从简到繁、从不分化到分化，最后成为一完整的动物或植物。所以说“暂时”，乃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最后也要衰老死亡、解体。
暂时逆热力学的生命现象需要两个必备条件。一是要有蓝图或指令。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DNA中所携带的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在这些基因的调控下，一颗绿豆发芽长成一株绿豆苗，鸡蛋孵化后成为一只小鸡。第二是要一个能量转化系统，以供给发育时期所需的能量。光合作用、消化作用、血液循环和呼吸作用等都是这样的转化系统。
进化论者认为，地球是开放系统，可以不断从太阳吸收能量以弥补在熵增高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因而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但是，他们把能量的多寡与能量的转化相混淆了。问题不是太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维持进化过程，而在于太阳的能量怎样用来维持进化过程。如果把一头野牛放进一家瓷器店，野牛用它巨大的能量在店内作功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破坏。同样，如果盖一座楼房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建筑师统一指挥，乃是让各种机器自由运作，让人们把水泥、砖头随意堆砌，楼房也无法按蓝图盖成。
如果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那么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能量转化系统和指令系统，使万物能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但是，人们在宇宙中找不到这样的系统，故进化的模式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相冲突的。
创造的模式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一4）这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冷热分开的低熵世界。世界被创造后，即慢慢开始退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但圣经早在两千多年前清楚地指出了宇宙中熵不断增高的自然趋势，“天地都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O二26）“天必象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赛五一6）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按此定律，宇宙的熵值在不断增高。总有一天，当宇宙各处的温度完全均匀一致时，熵增创最大值，一切能量都不再能作功，只剩下分子的随机运动。此时宇宙就到达等温热死阶段，一片死寂荒凉。这就是宇宙的终点。现在宇宙还没有进入最后阶段，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宇宙必有一个起始点。宇宙必有起点和终点，不是永恒的。创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故宇宙不是永恒的。
如果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可以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定律说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这样，宇宙只能有一个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开始。这样的开始不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是神超然的创造。
五、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按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合理性。
米勒的实验
1953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去氧核醣核酸（ 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Miller）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论而来的。四十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核酸所含的几种硷基等生物体内含有的重要有机物。
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象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浓度低，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即又会分解。
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坏。
再则，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两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四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会。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于发生的。
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说，“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Brooks与Shaw两人都得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借着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内也坦承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
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胺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而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若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
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 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而基因则是DN A的片断。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DN A（或RNA）。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甘酸相联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DNA分子中这几种核甘酸排列的顺序（ Sequence）。 DNA正是借着这四种核甘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生物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甘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自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
梁斐生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引用过 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 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甘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甘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E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E133（10的133次方），”而“10E105(10的103次方）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E133（10的133次方）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E105（10的105次方）个分子随机组合，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E4），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E18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E127次（10E105X10E18X10E4），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甘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甘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甘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 DNA分子形成时，需要一种叫DNA聚合的蛋白质，把一个个的核甘酸连接起来成为DNA分子。但我们知道，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象“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DNA聚合）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DNA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
化石的证据
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
詹腓力博士（ Dr． PhiliP E． Johnson）在他的《审判达尔文》（ Darwin on Trial）一书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象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
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surgess Shale ofBritish 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 Ediacarans）动物群和 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虽然古生物学家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但它们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进化论者的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1995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惊喜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于 1995年5月 25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公然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一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当我正撰写这一章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标题十分鲜明：《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章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
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
地球的生命来自外星球
由于生命由无生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或“生物自生论”的观点遇到上述许多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少科学家开始放弃了这种观点。但其中一些人仍不愿接受神创造生命的创造模式，转而提出“生物外来论”（Panspermia）的假说。这个假说推想，既然原始地球的状态不适宜生命的自发产生，地球的原始生命是否是从外星球来的呢？于是，科学家们开始在陨石中找微生物，但没有成功。原以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无人驾驶的太空飞船 1976年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是生命的荒漠，连水都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灰心，又先后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发射了飞船，结果仍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学家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太阳系以外的外太空。不少人相信，外太空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由他们把原始生命送给地球的。美国国会于 1989年拨款一亿美元用以“寻找外太空智慧”（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计划。
寻找外太空智慧并非无稽，我本人对UFO等也有浓厚兴趣。但是，如果在诸多事实面前仍坚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创造论的观点，转而求助于外太空生物，并不能解释生命起源的终极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证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来自外星球，我们仍会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外星球的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六、自然选择面对的困难
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主要是说，生物都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性状。有的变异更具有竞争能力，有的则不利于生存。这样，在众多的变异中，适合环境的物种就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可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
进化的原料和动力
分子生物学兴起后，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因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断发生突变（mutation），基因突变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则是进化的动力。这种被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却经不住推敲。的确，基因突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变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10-6。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变中99％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有害的。这种有害的突变为何能成为进化的原料呢？
有人会争辩说，虽然99％的突变有害，总有 1％或千分之一的基因突变是有益的；这些有益的基因突变经漫长岁月即可导致进化。这种争议是缺乏根据的。前面已谈到，即使以每秒钟十万次的重组速率，三百亿年中尚无法自然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DNA分子，在短短的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姑且说有几十亿年之久）中，以这样低的无害的基因突变速率怎么可能完成从细胞到人的进化过程呢？
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动力，理论上也讲不通。自然选择只是使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只是一个被动的“筛”而已，并无主动的导向的功能。物种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能增加物种横向的多样性。如象一支白毛鸡演化为黄毛、花毛鸡等。这些鸡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只在横向增加了亚种、变种等。但自然选择没有把生物纵向地由低等进化到高等的功能。正象前文谈到的，这种由单到繁的进化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自然选择本身既没有能量转换系统又无蓝图或指令系统，故暂时逆热力学定律而导致生物进化是不可能的。
进化方式：连续性还是跳跃式？
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物种的变化是各种微小变化的累积，进化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但这种设想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进化是连续的，生物分类将无法进行。现行的分类法就是根据各生物类群间差异的大小将它们分为门、纲、科、属一种等类的。这种分类单位不完全是分类学家主观的意念，也有客观标准。比如说，关于“种”的生物学定义，其中一条便是，种间杂交不能产生后代或即使产生后代，后代却没有生殖能力。马和驴交配后可以生骡子，狮、虎杂交也可生子，但皆无生育能力。所以，马和驴，狮和虎是属于不同生物种的。现存生物类种间的明显区别与连续进化的学说是矛盾的。
是不是那些在连续进化中产生的中间类型因不适合环境而死亡，因而导致现存生物属、种之间性状的不连继性？假如果真如此，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中间类型的生物的遗体在化石中保存下来。然而，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也同样是物种性状的不连续性。地质学中各种地层和地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所谓“标准化石”。标准化石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易于认别和只存在于较短的地质时期之中。由于不同层次的地层的标准化名全然不同，地层的划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层之间的比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状是连续性渐变的，地层和地质年代的划分就无从谈起。
除了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外，进化的方式问题的争论更反映了进化论者在进化理论方面的严重分歧。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睑、睫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有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地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地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Originof Species）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
（ To suppose that the eye with all its Inimitable contrivancesfor adjusting the focus to different distances， for admitting different amounts of light，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pherical andchromatic aberration，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seems，I freely confess， absurd in the highest degree．）
在《物种起源》发表以后，他坦诚道，“到目前为止，每次想到眼睛，我都感到震骇。”其实何止是眼睛呢，脑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也都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也是一点差错也不允许的，同样也很难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和中间型物种的缺乏，全力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Thomas H． Huxley）曾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接受跳跃式的进化观点，并警告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但按达尔文的看法，大跃进（或大突变）进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于是一个神迹。而达尔文深知，他的学说最具吸引力、最独到的地方乃是摒弃一切超然主义，用纯自然的观点解释生物的起源，他只有用渐进、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才能持守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他明确地说：“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得完全瓦解了。”他给他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的信中对跳跃式进化的观点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
达尔文用灭种的假说使自己摆脱困境，坚持连续进化的观点。他说，那些进化的中间环节的生物因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保留下来的生物之间则显示出进化的不连续性。如果说当年因化石资料尚不充分，可以使这种假说勉强过关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后，充分的化石证据中根本找不到大量的绝灭的中间类型的痕迹的今天，达尔文的连续进化思想被进化论者置疑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进化真是跳跃式的大突变的进化，一方面自然选择的渐变理论将被推倒，另一方面却无人能对这种大突变的原因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指出，“细察之下，大突变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本身只不过是进化论与特别创造论之间毫无意义的中间路线。正如道斯所说，你可将圣经中记载的人在尘土中被造看作大突变。从化石的证据看，大突变就是说新物种不知为何从无变有。以科学理论来评价，‘大突变式的进化’就是当年达尔文首先指称的：垃圾！”连续、渐进的自然选择理论既站立不住，跳跃的大突变主义又缺乏立论依据。进化论正陷入空前的危机中。
进化的过程：均变还是突变？
十八世纪末期，哈顿（James Hutton）出版的《地球概论》（Theory of the Earth）一书标志著近代地质学的开端。哈顿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划一原则”（The Principle ofUniformitarianism）。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天乃是解释过去的钥匙。”也就是说，借着现在对现今地质现象的观察来解释地球发展的历史。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英国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在他的著名的《地质学纲要》（Principle of Geology）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自然划一原则”，认为所有地球的变迁乃是由现今的自然过程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
与均变说相反的，是以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页（BaronGeorge Cuvier）为代表的灾变学说（ Catastrophism），认为地质记录所显示的乃是多次因天灾引发的突然剧变而非连续的均变。赖尔与达尔文是同代人。赖尔的均变论能提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间。达尔文推出《物种起源》后，赖尔的均变论逐渐被普遍接受。然而，化石的证据对均变论是相当不利的。
化石所显示的证据是，很多生物突然同时绝灭，然后很多新种突然同时出现，接着是一段长期稳定的时期。其中最著名的两次物种大绝灭是二叠纪大绝灭（Permian extinction）和“K-T’大绝灭。二叠纪是一个地质时期（被认为约在2．5亿年前），在那次绝灭中，海洋中百分之五十的无脊椎动物的“科”（Family），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动物的“种”一同绝灭。K－T表示白垩纪（Cretaceous）和第三纪（Tertiary）这两个地质时期的交界处。恐龙在白垩纪（被认为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非常多，但从白垩纪进入第三纪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现在为止，恐龙绝灭之谜仍未解开。多数证据趋向于认为是天灾（如大量的殒石撞击地球等）所致。人们的常识也不利于均变论。比如说，煤是植物的遗体形成的，而石油是动物的遗体变成的。世界各地都常常发现大片大片的煤田和含油的岩层。这说明在这些区域，动、植物是同时大量死亡、同时被埋藏在地下的。这是均变学说无法解释的。均变说如果被否定，达尔文的进化论将失去另一重要理论支柱。
中间环节的缺失
一般人都以为，化石为进化论提供了充分依据。其实，达尔文主义的最大困难正是化石的证据。进化论最大的敌人不是宗教领袖而是研究化石的专家们。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久，在德国的一个石灰岩层发现一个动物化石，被取名为“始祖鸟”（ArchaeoPteryx），兼具爬行动物和鸟类的特征，被认为是由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中间类型。进化论者为之雀跃，以为进化论已找到充分的证据。然而达尔文本人十分清楚，化石的证据显明中间类型的缺失，对他的理论是致命伤。但他推诿于化石记录的不完全。
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已发现许多保存相当完整的地层，对其中所保存的化石也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中间类型的化石仍难寻觅。“始祖鸟”化石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两例，这是很难解释的。如果动物真是从无脊椎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两栖类、爬行类，然后再到鸟类和哺乳类这样进化来的，那么中间类型的活物或化石应该随处可见，俯首皆拾才对。如果说达尔文当年尚有借口，那么今天的进化论者面对化石的难题再不能自圆其说了。
虽说这些极为罕见的中间类型的化石，如始祖鸟和介于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总鳍鱼”，有很多可疑之处，但总还可以被当作是进化的中间环节。骨骼在外、肉质部分在内的软体动物（如蜗牛、蛤蚌等）如何翻个个儿变成骨骼在内、肉质部分在外的脊椎动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软体动物的证据也找不到，连借口也难寻。
按自然选择理论，适者生存。因此，始祖鸟应该比爬行类更进化，而鸟类又较始祖鸟的适应力强。可为什么比始祖鸟原始的爬行类和比始祖鸟更进化的鸟类现在都存活于世而唯独始祖鸟被淘汰了呢？推而广之，在现今的地球，从最原始的病毒到最高级的人类，各种类型的动、植物都共存着，恰恰中间类型都没有了。在生存的物种中没有，在化石中也找不到。这是进化论违反常理之处。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也许根本没有出现过。
综上所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假说与事实之间有很多矛盾。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不可调和。詹腓力在《审判达尔文》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既然达尔文主义有这么多问题，进化论又缺乏更理论的构架来取代，为什么我们不重估整个构架？科学家有什么理由绝对确知所有的生物真是从唯一的简单生物开始的呢？”
七、论战的实质
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象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教科书里仍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论呢？这是很多人的疑问，也曾使我颇为困惑。很多人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
第五章已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对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功和牧师在《基督教科学观》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五十五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如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教会受亚里斯多德的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或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出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但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留下了空白。因此，试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
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Dr．Donald E． Chittick）在他的《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 The Controversrsy：Roots of the Creation Evolution Copflict)一书中指出：“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过程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着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象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
第二个困难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水文（W． Thomson， Lord KelVn）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一千五百万年到三千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使达尔文很恼火。但开尔文用物理定律所得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故地称开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同时，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环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但达尔文仍接受了与化行证据不符的赖尔的均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地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致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
我个人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
池迪克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理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未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时，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进化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细胞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清楚地说明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中。寇尔森博士（Charles Colson）在《当代基督教与政治》（Kingdoms in confilict）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政体的创设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题。’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提案却反映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七十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趋向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
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披上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因为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作彻底的了解和慎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使人们以为，在课堂教授的，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
其实不然。在我的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我上大学时，我国仍与苏联亲密，课堂上只能讲授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
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不是基于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的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相信进化论的人中，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就我所知，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
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Colin Patterson）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作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才能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地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内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转引自詹腓力《审判达尔文》 P21）
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脱（Irving Kristol）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设上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真理而固守。前年我到一所大学访问并作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前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率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后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吁嘘：他是学物理的，对进化论有多少了解呢？为什么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以前的我。
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后，如果你现在仍相信进化论，也望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作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作深入思考，我们才能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
基督徒的看法
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行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创造论，第二种称为神导进化论，第三是微进化论。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圣经，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24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 Dr．Henry M．Morros）所著的《科学创造论》（ Scientific Creationism）可谓其代表著。这本书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半衰期为一千四百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一千四百年前是今天的两倍，二千八百年前是四倍。以此类推，七千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一万年，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
神导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远久。
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象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字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导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确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他们用“一日千年说”来统一圣经的记载和关于地球年龄长久的说法。
我本人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神导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确说神是“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参见第一章）。如果人是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创世记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
这正如潘柏滔在《进化论一科学与圣经冲突吗？》一书所指出的那样：“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接受创世记头数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演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记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不也就变得暗昧不明了吗？”
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四十亿年左右的历史，而人、猿分手大约在七千万年左右，文明人（以用火为标志）也有一百万年的历史。神导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也仅有一万到几万年。我个人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而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种”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我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
865年美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617人签署的关于宗教科学的宣言，现存于牛津溥德伦（Bodeian）图书馆。其宣言如下：“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吾人于此，深感遗憾！
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彼此发生冲突。
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中，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
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吾人为之痛惜。
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其实只是对圣经的曲解），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
英国科学会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现在读起来仍非常亲切、中肯。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坚信科学和圣经决不会彼此相悖：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正象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
达尔文与进化论
180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于英格兰靠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Shrewbury）。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十六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翻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Cambridge）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B.A．）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
如果达尔文成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Naturalist），出现在猎犬号（HMS Beagle）船上，于 1831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象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
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 Erasmus Darwin,1731-1802）是一位著名医生，著有两卷《生物学》（Zoonomia）,是第一位使用“进化”（Evolution）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之作用，又因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同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转引自潘柏滔《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P30）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达尔文的父亲（ Robert Darwin）的不信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六尺二寸、体重328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家庭教育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相信乌雪主教（ Archbishop Ussher）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进所在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致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 Chevalier de Lamarck 1744～1829）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
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Willain Paley）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过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
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无甚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开通了道路。
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 Charles 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地、静静地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记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题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达尔文阅读了Patrick Matthew的著作（发表于1831年）和Edward Blyth的著作（发表于1835年和1837年），从他们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 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机制。
在此后二十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Wallace，1823～1913）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 Joseph Hooker，1817～1911）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 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义，与华莱士发表了自己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
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六次，而已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瘁于 1882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 Westminster Abbey）这个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
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霍浦夫人（ Lady HoPe）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记。现将张郁岚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的有关叙述引摘如下，作个例子。“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她说，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戚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他叹了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三十个人，极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我问他说：‘谈些什么问题？’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时，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你明天下午三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扇窗子，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译自 The Shining Light）
从这段记述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浦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 Ian T．Taylon ）在他所著的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意，霍浦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
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关丁霍浦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浦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霍浦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 1882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那么，霍浦夫人的访问是否发中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的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的六个月访问的呢？泰勒认为也不可能。因为从 1903 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1882年2月 28日），他仍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
由此看来，霍浦夫人访问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个故事是谁编出米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霜Emma Darwin。Elnma比达尔文多活了 14年。Emma出身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她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她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广泛地被接受。她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得高明。所以她曾让人在达尔文故后的年鉴在出版前涂抹掉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浦夫人”的出现也许是Emma的这种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抬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达尔文主义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
第六章主要参考文献
1．潘柏滔著，《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更新传道会，台北， 1987年。
2．梁斐生著，《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3．李志航著，《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雅歌出版社，台北， 1993年。
4．Phillip E．Johnson，Darwin on Trail,（钱锟等译，《审判达尔文》，中信出版社，加州，美国，1994年。）
5．Donald E．Chittick，The Controversy．Roots of the Creation-Evolution Conflict（曾文斌译，《针锋相对——创造、进化论战的根源》，天道书楼，香港， 1993年。）
补充日期: 2004-06-05 09:19:06
6．Henry M．Morris，Scientific Creationism，（韩伟等泽，《科学创造论》，更新传道会，台北，1991年。）
7. 周功和著，《基督教科学观》，中华福音神学院，台北，1993年。
8．Ian T.Taylor, 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TEE Publishing,Toronto,1984.
9．Charles Darwin,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1958
10. Charles Colson,Kingdoms in Conflict,（陈咏译，《当代基督教与政治》，校园书房，台北，1992年。）
11．张郁岚著，《到底有没有神？》，台湾福音书房，台北，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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