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

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

 

 

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后作批示，时间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十几位校长对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意见很大，强烈呼吁“减负”。魏校长受大家所托，将会上的讨论整理成文，上交领导。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长这个报告的《群众反映》送到了毛泽东的桌上。毛泽东很快做出反应，写了上述批示，并要求将信件发至宣传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等所有有关机关的领导成员，可见他有多么重视。魏校长做梦也没想到，她的这个报告会以有名的“二月来信”载入新中国的教育史，更没有想到会受到最高领袖如此重视。

其实，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早就很不满意了。随着群众呼声的日益高涨，毛泽东在“二月来信”的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现状的严厉批评。

1964年2月13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及北大清华校长和教育部长等16人参加的座谈会。如此高规格的会议，重点就是谈教育。他说：

—— 学制可以缩短。

——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毛泽东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总结道：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在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对教育现状的看法。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载：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同他的侄子、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到：

——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

——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团中央《团的情况》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谈话时说：

——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如此高频率、大范围地强调教育问题，用语又那么严厉，足见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憋了好久，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对于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来说，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他从来都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来，那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制度，不是造就 “书呆子”，就是培养出 “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会使他手创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成为他在生命最后年代下决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个重要动因。

在这位伟人逝世以后，毛泽东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话渐渐被人们淡化了，淡忘了，还有走资派右派行撇开毛泽东那些谈话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地就一些具体做法贬低为“违背教学规律”的外行话，甚至有“轻视知识传授”、“冲击教育秩序”等指责。

毛泽东对于教育学是个外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是正儿八经完成了师范学校的学业的。

毛泽东曾以考试第一名被录取在省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当地的一所大学校，但毛泽东觉得该校“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而毅然离开该校，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度过了“极端可宝贵的” 半年自学生活。

毛泽东考察过好几个学校，都不满意，最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完整地学习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并且确立了“教育学”为自己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自己的“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yongbing1993]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






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１〕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

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

这就是观察世界。

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

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

现在的哲学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

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部分

[yongbing1993]

年轻人爷爷奶奶辈是何时识字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变下的免费全民《扫盲》，这是几千年来的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工农教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工农教育》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可以问问你们的工人农民的爷爷奶奶辈是何时识字的？

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几代年轻人，在享受着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变下的免费全民《工农教育》红利，经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来看看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阶级固化越来越严重之后，那些固化后的低层的工农子弟还能上学读书吗？还能参与高考上大学吗？即便大学毕业能找个好工作吗？走资派们用“改变命运“来忽悠低层的工农子弟还能还信吗？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迅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设立了大量的夜校、冬学和识字组，孩子教妈妈识字、夫妻互教互学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夫妻识字》就来源于著名作曲家马可在延安时期创作的秧歌剧。

歌曲《夫妻识字》：识字牌牌儿好比明灯一盏，牌牌儿上的字儿我记心间。什么字你记心间？这两个字儿叫“生产”，你把那生产讲一讲，边区的人民怎么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以上，成为制约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1950年9月，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后，一场大规模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其中，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在全国范围广泛推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2年《新闻简报》：使文盲在150小时里，会认1500到2000个字。“速成识字法”的推广使很多战士、工人，在短时期内脱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先后四次开展扫盲运动，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不仅有效地降低了文盲率，也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为新中国建设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约有人口5.5亿，那时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浪潮中。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从1949年到1960年约有1.5亿人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的学习。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中80%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从1949年到1969年，新中国通过4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先后有1亿多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第一次扫盲高潮：“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为了尽快地提高识字水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同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任命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

由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在扫盲教师队伍建设上，则提出：“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第二次扫盲高潮：“把扫盲作为国家大计”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山东东南部一个仅有3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村里安排记公分的记工员，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经常就写不出来了，有的做记号，有的干脆就直接用脑子记，到了结账时候往往就成了糊涂账。

面对现实迫切的问题，村青年团支部研究出了对策：先让村里的年轻人识字学文化，储备记工员的后备资源。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划分学习小组，并聘请高小毕业生(注：“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级，即高年级的小学)担任教员。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与“培养记工员”紧密地结合起来，教授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有关的字词。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村里115名青年，19人当上了记工员，92人能够记自己的工账。

高家柳沟村的成功经验被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讯》杂志上。1955年9月，毛泽东在读过这篇文章后，当即在文上做了批示，他认为，在当时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成人多数文盲的情况下，“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指出：“这个经验应该普遍推行”。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

由此，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扫盲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第三次扫盲高潮：毛主席批评扫盲浮夸

1958年2月，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扫盲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要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

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1958年1至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第四次扫盲高潮：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高潮后，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后要突破的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他们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毛泽东看后，十分高兴，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高潮。大规模的注音扫盲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yongbing1993]

教育是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教育》是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服务的。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２〕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前曾经毛泽东审定。
〔２〕 高，指高岗。饶，指饶漱石。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与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yongbing1993]

批判旧教育制度树立新教育制度





批判旧教育制度，是为了树立新的教育制度。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泽东起草《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开篇阐明宗旨：“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除强调自主学习之外，《大纲》还特别提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

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重视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钻研能力。他让学生阅读28种书籍，由教师先列出书中主要问题，让学生自己阅读，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泽东起草《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这《十大教授法》对后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与民众教育，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以一种职业教师的本能，仍然始终高度关注着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强调：“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

毛泽东：“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

毛泽东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

毛泽东那种迫切的语气饱含着对青少年的呵护之情。

从此，新中国的青少年都记得了毛泽东他老人家要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虽然教育事业的规模，包括学校与学生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全国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学校的教育方法却与毛泽东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毛泽东这种不满在“二月来信”的批示中集中于：未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会使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落空。在毛泽东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教育现状的突出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劳动群众；尤以文科大学最为严重。

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比较一下，就会看到，64年前后毛泽东对教育现状大声疾呼的批评绝不是心血来潮，小题大做，标新立异，而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反映。

在毛泽东看来，“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批判的旧教育方法，在已经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国还在大行其道，“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这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应该如何评价？社会实践是检验教育成效的标准。

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维汉、易礼容、罗学瓒、毛泽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十多万抗日干部，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干部力量。

但是，当毛泽东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年代准备把中国的未来交付给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期望着如同当年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新一批栋梁之材时，毛泽东却深深地失望了。

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批判的旧教育制度时所担心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呆了十多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青年学子们，一旦走上社会，就表现得极不成熟。《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孩子》。

尽管走资派右派们他们满口“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可以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却犯下毛泽东历来批评最多的错误，如毛泽东召见学生领袖时所说的：“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走资派右派们他们没有想着为人民做什么好事，却热衷于 “以我为核心”，那“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结果就成了“群众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学生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走资派右派们的大部分也不信任走资派邓小平的孤家寡人。

客观地说，相对于文科大学，理工科大学的情况要好得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大学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建设事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这点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也有所反映。

但是这些理工科学生一旦进入社会活动领域，也表现出因脱离社会而导致的同样弱点。

好在那些后来按照毛泽东的号召下到农村，与农民同甘共苦的一批有志青年，在那种艰苦的经历中，了解了社会实际，了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磨炼了艰苦奋斗的意志，终于在今天能够担当起推动新时代的中国继续前进的重任。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他——毛泽东！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青年学生这段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践。

毛泽东曾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并主持创办《农民夜学》（1917年）。创办《农民夜学》的目的，

一是“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者能力之材”。

二是提供“实习之场”，更重要的是克服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的弊端，实现“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

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1917年9月），毛泽东曾在一师附小教育实习，现在还可查到当时毛泽东的一篇国文教学教案，其中将这节课分为环环相扣的5个环节，

一是读(字)，

二是讲文法，

三是做选例，

四是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

五是练习。

教案通篇体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适应个别差异，扩充内容，与社会相联系，将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教学思想。

毕业后（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事(相当于校长)，毛泽东发动学生组织自治会，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教师、教学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见。提出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等建议，均被采纳，对湖南一师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员后，毛泽东仍然倾力于《教育》。

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务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学须知》中明确宣布“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

学员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

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强调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

《自修大学》还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收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自学用。

《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招收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

《自修大学》的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

这所大学社会反响很大，连著名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予以积极支持，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并任该校名誉校董。

1923年11月，该《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禁，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原来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履历难道还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和远见卓识的改进方向。这使他远远高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无数学生们，经历过学校教育的人们，当你们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做何感想？难道没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灵？难道没有感觉到，尽管时代已经不同，可旧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你们身边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