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改变穷命运
走资派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四十多年了，假如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奋斗，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去做人上人。但常常忘记了：这其实是某种特殊社会结构的产物。
具体来讲，就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消灭私有制》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上创造了一个机会平等的新社会。
然而在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过程中，这段温水煮青蛙过渡的特殊社会时期，这段时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独一无二的时期。
自走资派们让少数人先富形成资本象后，工人下岗后，农村私有化包产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后，贪富阶级形成，有了阶级固化之后，就不能再来拿“高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来忽悠年轻人了。
就像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样，只能是一个理想状态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并不总能改变命运，即使能改变，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并且未必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奋斗。
在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后，贫富差距拉大，阶层的再生产，阶级的再固化之后怎样呢？
在“高考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的神话中，最打动人心的无疑是阶层的流动性，它许诺一个人可以凭借自己的个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阶层出身，获得破格提升的机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现代学者通过更细致深入的分析早已发现，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来，后天能力的竞争已越来越不如先天性的积累，明清时代的一些缺乏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寒门子弟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竞争行列之外。
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新式教育更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为学堂和大学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费用远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结果是民国时代的知识精英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这导致乡村社会失去稳定性，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坏。
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性的最重要机制。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学者叶礼庭曾说的，根据自由主义政治的理念，“‘一个好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所有好的事物对于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能得到。”
这些年来，美国社会顶层依靠自身长期积累的资本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相对稳定地保持着他们的优势。美国社会底层则很难爬出贫困陷阱，只有社会中层的人或许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还稍微多点。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们开始警觉起来，担心这最终会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无法把一个更好的美国带给下一代。
这种状况发现21世纪初的美国阶级差异比五六十年前还要严重，由于贫富阶层之间在家庭结构、邻里社区关系、学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面都拉开了差距，仅仅“机会平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中上阶层的父母有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在对孩子的培育上，而挣扎在贫穷社会和家庭的孩子却得不到，在此情况下，受教育过程与其说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倒不如说是服务于阶层固化。
实际上，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教育成了每个人实现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么在眼光、才智等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白领的儿女肯定比清洁工的孩子有更多资源去抓住这个机会。中产阶层尤其有内在动力去这么做，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而贵族和贫民则常常都觉得教育对自己身份地位的影响微乎其微。
正因此，几乎不论在哪个国家，最热衷于对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进行投资的，往往就是现代城市中产阶层。如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大大市场化了。其结果，虽然美国北方各州在19世纪末就建立起了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体系，但长久以来国家在教育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极。
美国历史的发展结果是：接受国家资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体系运转不良，只为那些别无去处的寒门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阶层的家长们则想尽办法让孩子去上教育质量更好的私立学校。这看上去是自由、多样的，但从整体上看则缺乏系统性，教育仿佛成了一个“为不同消费群体提供差异化服务”的消费品。
其结果，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说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钱让孩子脱离这一体系”。在这种社会选择之下，富人们都想着去买到一种穷人无法买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学校和教育消费蓬勃发展，而穷人们则被这一市场机制挡在门外。
这还不仅仅是谁能“花钱买到更好教育”的问题，真正的差异在于教育方式上。这就是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孩子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日常对待孩子的言传身教不同，最终将影响到孩子未来能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那些孩子的成功，不仅取决于父母给他们的先天积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还包括父母对他们施加的后天影响。《不平等的童年 :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鲁 著，宋爽、张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走资派中国特色教育模式的美国化。
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阶级的代际继承固化后，通俗地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仅如此，这还通过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产给合理化、合法化了。
在彼此都用同样的方式育儿的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中批臭了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之后，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不分高贵低贱人人平等之下，这原本不是个“要改变命运“的问题。传统上新中国的父母几乎全都是让自己的孩子“成就自然成长”模式的。
现在回想起来，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那个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轻松。他们基本上只管孩子穿衣吃饭，也不用每天接送，儿女们四五岁就自己走路去幼儿园。至于学业，虽然父母都是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经算得重视教育了，但除了学龄前教孩子们认字算术，父母们忙于工作劳动几乎从未辅导过孩子们的功课，高中后更明确说：“你的书我和你爸都已经看不懂了，以后都靠你自觉了”。
这不是个别现象，那个时代全中国的同学的家长甚至连孩子是否有期中考试都不知道，对学业的关注也就可想而知了。与现在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教育截然不同的是：学生们在毛泽东时代那时的课余时间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长也并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么。毛泽东时代也没现在这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或活动，学生们从没参加过一天补习班或任何这类兴趣课程，最多是同学间自发组织的互助式兴趣小组。
毛泽东时代的家长自然也望子成龙，但他们好像仅限于抱有这种期望，并没有明确周密的规划每天去做什么来让孩子成凤成龙。有时和朋友聊起，都有人开玩笑说：“真想穿越回那个年代去做父母。”
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时代早已不同，当年的做法也不见得适用于现在——恐怕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样的“放养”绝对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看看如今公共讨论中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所弥漫的焦虑情绪，不难想见，如今城市中产阶层的年轻父母，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
甚至不论他们喜欢与否，因为学校老师也会要求家长必须花精力去指导孩子的学习，注意按规划好的方案系统性地共同深入参与其中，以至于出现“爸妈重新和孩子学奥数”的情景。周围不少朋友因为工作繁忙，被老师认为不够积极配合而受到申斥。
很多家长其实和孩子一样苦不堪言，因为协作培养很花时间——特别多的时间。社会学家西奥多·卡普罗发现，在1924年，只有60%的美国父亲每天花超过1小时的时间陪伴孩子，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高达83%。
在中国，这一比例或许更高得多——绝大部分家长恐怕每天比自己父母当年多花数倍的时间来辅导孩子的学业。前些年《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37.1%的受访家长每天都会陪孩子写作业，44.2%的受访家长平均一次陪伴时间在30分钟～1小时。84.0%的受访家长会因陪孩子写作业而头疼，63.0%的受访家长认为陪孩子写作业应以监督为主，必要时进行辅导。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在国内城市的幼小教育模式已在不知不觉中追随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模式，但中国式的“协作培养”和美国毕竟还不大一样。
同样是家长系统深入参与到孩子教育中，同样是“发展”孩子的能力，但美国中产家长对能力的培养并不单单偏重智力层面，也没有受到学校方面那么强大的压力，他们更多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有规律有系统地塑造着孩子的生活体验，例如带他们到处去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或指导他们进行条理分明的活动，过一种严格时间控制的生活。
此外，这种美式协作培养还非常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长在教育中更多使用讲道理的方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甚至被鼓励对成年人提出质疑，用拉鲁的话说，“他们常常用提问的方式来回答问题，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会领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给出指令”。由此也使得他们的孩子更具自信，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也更融洽而矛盾对抗更少。
最后，无论他们为孩子付出多少，也不至于像中国家长那样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更不会去否定孩子的能力，跟人吐槽说孩子“怎么那么笨，都怀疑是不是我们亲生的”这种话。
没有玩伴的童年。在中国更常见的景象是：父母深度卷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但这里的“教育”往往仅指智力教育，而且阶层性也不像美国那么明显，因为无论私立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对家长几乎提出同样的要求——全部检查孩子的作业，辅导孩子纠错，有时夫妻俩不得不分工负责孩子各科目的功课。
为了应对这些任务，一位朋友甚至下载了一堆APP，自己不会就上网查，然后再讲给孩子听，有时自己都一知半解也不懂装懂了。最糟的结果是：由于父母辅导、检查了孩子所有作业，老师往往无法掌握学生的真实情况，因为家长都事先批改过了，交上去的通常都是对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父母的“协作培养”往往由不得自己选择，培养重点仅偏重功课，而教育方式也未必有耐心去引导孩子自行解决问题，更别提鼓励他们质问成年人，开展平等对话了。
但至少在一个地方是毫无疑问相同的：孩子的日程密集地安排了各种课内外活动，以至于连和家人的互动机会都减少了，更不用说和其他亲戚们之间的交往了。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闲暇时光都被制度化了。
由于城市孩子普遍过着这样的生活，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过的是“没有玩伴的童年”：我们那时还有很多放学后的闲暇时光，可以和小伙伴们无拘无束地游戏，但现在的孩子“档期”都太满，就算要凑在一起玩都需要家长们帮忙约定好时段之后才能进行。家长们都过深地卷入了孩子的活动，那不再被认为是“孩子们之间玩的事，家长不用管”，而是牵扯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和更早的一辈人相比，如今为人父母更感心力交瘁：没有多少传统的教育方法可以依凭，年轻的家长们既不想让孩子像自己当年那样经受痛苦的旧式教育方式，与此同时在望子成龙、主动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面却又比上一辈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是一直在孩子头顶上盘旋的“直升飞机父母”。有些父母的焦虑感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竟有小学生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焦躁得心梗住院。
更让人心里不堪重负的是，人们既感到在精力有巨大投入，同时又怀有对孩子矛盾的双重愧疚——既愧疚于自己可能不够关切，又愧疚于这样的关切使孩子丧失了一个能尽兴去玩的快乐童年。
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明理而宽容的家长，但“实在是太难了”，每次控制不住自己对孩子发飙，而这“其实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是好妈妈，这个打击简直是巨大的”。这到最后造成了一种困境：孩子不自由，家长也没了自由。
在把中国社会的状况与美国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出许多明显的差异。中国城市中产夫妇虽然也深深参与孩子的教育，但却并不完全符合美国式“协作培养”模式；至于那种“成就自然成长”模式，在中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过去的传统教育方法，又或者体现为地理空间上的城乡差异，这恐怕得归结为中国城市各阶层之间比美国更平等，而社会差异更多体现在城乡差别或沿海/内地差异这样的空间结构上。
确切地说，我所接触的中国父母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光，让他们“快乐成长”，但即便如此，他们很少会真的放任孩子们去玩，也并不觉得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是无足轻重的。
对此的一个明证是：现在的城市学龄儿童在寒暑假和周末假日里几乎没有不上课的。不久前有新闻报道，浙江海宁一所小学三年级某班想在星期天组织一次秋游，让孩子们放松下，结果，全班40多个孩子只有4个能参加，剩下的都说要上兴趣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描述的美国社会现象中，不同家庭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基本是重合的——直白地说，就是有钱人家的家长刚好也更有文化。
但在中国却未必如此，有时候，家境不错的孩子，但父母却文化程度不高或忙于工作，结果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放任不管；而一些寒门子弟，父母倒很有心力去深入培养他们成才。如果这样说来，她所说的那种典型美国中产家庭的“协作培养”模式，在中国还只是一种被逐渐接受的新理念，不过已经在教育观念的市场上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当然，一个社会上的教育模式不会只有两种，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只是归纳成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她在书中并没有去评价哪一种模式更好，虽然她讲到家长协作培养的孩子更有自信、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也被培养得更有条理，但也指出他们无法像穷人家的孩子那样自主掌控自己的时光，时常空下来就感到“无聊”。
这其实是生活过度制度化才会造成的结果，就像加班太久了，空下来却又不知道干什么，但一个习惯了自由支配自己时光的农民或游牧人，却不会有这种“无聊”感。也就是说，父母的关注，对孩子而言可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有时过多的关照与约束，甚至比放任和漠视更糟。
她的重点也不是去判定哪一种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把这种教育方式看作是家长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综合体现，并忧虑这会以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过早地限定了他们未来的成败。
这一点也还是有进一步讨论余地的。因为她这其实是假定了孩子从小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显然可以举出无数反例来——比如乔布斯的养父母就都文化程度不高，对他差不多是放养的，但这并未阻止他成才。“协作培养模式”虽然也强调了父母先天的社会资本积累对孩子的影响，但无疑更偏重后天，这潜在地也贬低了天赋在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
她在这里只讨论了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但显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学校教育至少是同样重要的，有时甚至一个好老师就能影响学生一生。因此，只要教育体系在招生时没有按阶层分配，那么仍然能在相当程度上保障公平性。此外，对一个人的成功来说，少年时养成的品质也可能比智力层面的更为重要，而某些品质在自由放任之下恐怕可以发展得更好。
乍看上去，“协作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孩子能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但至少在中国，这一模式过强的关注也可能对孩子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过早榨干潜力、缺乏自由发展自学能力和孩子对学习的焦虑感乃至厌学情绪。但不可否认，从整体相关性来说，她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洞察，认为不同的家教可以让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只不过不一定每个个体都是如此。
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对我们来说，最具启发意义的一点恐怕在于：在一个价值日渐多元化、因而阶层和群体不断分化的社会中，教育体系如何确保基本的公平性，从而为每个人提供开放而均等的机会。
美国的状况也表明，教育过度市场化会有损于这种公平性，法国、德国等欧洲公立教育体系更能提供基本的良好公立教育。但最重要的还在于，如果能消除职业歧视，既不让赢家通吃，也不让输家落下，不同群体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那么家长们也就无须那么恐惧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了吧。
再说“水”。
毛泽东对水利的重视尽人皆知，毛泽东时代的水利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农业四十条》中就有一条专门谈水利：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全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应当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同时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洫畦田台田系统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农业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尽可能大量地进行。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内涝灾害严重的地区，应该大力进行除涝排水、改造洼地的工程建设。
要求在12年内，把水田和水浇地的面积，由1955年的3亿9千多万亩扩大到9亿亩左右。灌溉设施的抗旱能力，按各地不同情况，分别提高到30天到50天；适宜发展双季稻的地方，要提高到50天到70天，以保证收成。为了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进行对地下水的勘察工作，保证水利部门所需要的必要资料。
这是这个纲要里提到的目标。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中国在水利设施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无与伦比！
毛泽东时代，共建成10万立方以上的水库8万6千多座，10万立方以下的塘坝640多万口，总库容4000多亿立方！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多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万5千多公里。
所有的大江小河都得到了治理。尤其是黄河，尽管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但在历史上它又是不折不扣的“害河”！三年两决口！每一次决口都给沿岸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可是，黄河流到毛泽东时代后，它终于被治理得服服帖帖！这些惊人的数字是什么概念？这就是“战天斗地”！这就是“改造山河”！
这意味着中国人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就把“望天收”的中华大地基本建设成了旱涝保收的“流着奶与蜜的上帝应许之地”！
就说我们这地方，除了各个队都修了几口“当家塘”，还修了座水库。这座水库本来是计划分两期建成，一期建成后，水库即可灌溉几千亩稻田。二期如果按计划建成，库容是一期的100倍，管我们公社绰绰有余！从水库出发的抗旱沟修到了每个生产队。
可是，单干后，水库就没人管了，二期自然再无从谈起。更让人摇头的是，现在水库已完全成了私人发财的工具。叹！叹！还有，所有的抗旱沟也全都毁了。唉！
毛泽东时代兴建的这些水利设施，到现在都还是中国人的命根子！
现在，许多人回忆起那个火红的年代就还激动不已。“战天斗地”、“改造山河”，中国人民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激情！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斗志！那一代人，真是拼啊！在农村，主要就是指兴修水利和改良土壤。
再说“种”。《农业四十条》中，对于良种的推广也有明确的规定：
《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
要求在1962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
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欠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
我们这儿就深得良种之利。听老年人说，我们这儿过去一直种的是一种叫“小红稻”的稻子，而且只种一季，风调雨顺的年头，好田一亩只能收四百斤。后来国家一方面推广良种，我们这儿换了产量高不少的“二九青”“先锋”等良种，一亩田就多收了不少稻子。又从单季改成了双季，粮食产量比土改的时候翻了近两番！
七十年代，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才逐渐试验成功。但是，要想大面积推广实际应用，还得过些年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些种子才在全国许多合适的地方推广使用。
这四条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这四条，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能逐年稳步增长。八十年代以后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主要就是得益于化肥的大量生产足以在全国大量使用和良种主要是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小麦的大面积推广使用。但这些都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努力！
当然，还有别的一些。还是《四十条》里说的：扩大复种面积，多种高产作物，因地制宜改进耕作方法，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等等。这些，都是真正的科学的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是真正的智慧！
可以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四十条》，就是中国农业的宪法！中国农业就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毛泽东！唯有毛泽东！
关于让中国人民吃饱肚子的话题，再多说几句。
中国人民吃饱肚子还有一个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
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与粮食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细细想想还真是密切相关！
我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小时候，“饿肚子”是确实的，但是，并不是“吃不饱”。这两个概念还真不是一回事。
我们小时候，一年到头几乎都有山芋吃，而且，山芋特多！每餐都是烀一大锅。除非你讨厌山芋，否则，不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那时候又确实容易“饿”。道理很简单：所有的植物性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都不长，一般都不超过两三小时。胃一旦空了，人就觉得饿了。我们那时候一年到头，很少有吃荤食的时候。偶尔吃点鱼啊肉的就高兴得不得了！我相信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特有的经历。其实那时候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许多生产队也养猪，为什么没有猪肉吃呢？当时只是知道肉要钱买，而一般的家庭是没有那么多钱的。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么多猪哪儿去了？当然，有一部分是卖到城里去了。可是，当时城里人吃的肉也不多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了一个事实：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用生猪等农产品换外汇交换工业设备的！
大家都知道，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基本是零。为了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必须从外国进口大量的设备。
但解放的时候，蒋介石把中国所有的黄金所有的美元大量的银元都运到台湾去了，共产党手里没有一毛钱外汇。那么，怎么把这些工业设备搞到中国来呢？办法有两个，
一是毛泽东开国后就去了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就包括贷款一亿卢布。中国在苏联买的许多设备就是用这笔贷款买的。
第二个办法就是，以货易货！就是用中国的农产品与东德波兰等国家换工业设备。其中很大的一宗就是生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已可以出口相当多的工业品了，这时，中国才大量减少了生猪等农产品的出口。也就是说，这时中国的肉类鱼类的供应量才突然猛增。再加上这时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开始逐渐增多，所以，从那时起，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才逐渐有了大的变化。荤食多了，人的饱腹感就强了，因为鱼肉这些东西都是大分子结构，不容易消化，在胃里停留的时间长，于是人就不感到饿了。
——这个问题，我们这地方老年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说法非常有意思：“原来肚子里没油水呢！一餐不管吃几碗都不经饿！现在肚子里都是油水，就一天到晚都不晓得饿了！”所以，中国人吃饱肚子与中国的工业化密切相关！
而中国工业化的完成，正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功劳！
所以，到底是谁让中国人吃饱了肚子？
毛泽东！唯有毛泽东！
前面谈的是新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两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再谈谈别的方面。
新中国刚成立时，文盲占百分之九十！
毛泽东主宰神州大地后，一方面大力兴办小学中学大学极力普及教育，一方面又大办成人夜校，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再是文盲！
——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做到这一切，在整个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
（与别的国家比较一下吧。印度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能接受教育，文盲，更是比比皆是。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教育的普及率远远不及中国！）
（可笑可悲可叹的是，现在，还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东西胡说毛泽东搞“愚民政策”，有不少糊涂虫也跟在后面人云亦云。）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最合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的中国教育，远远偏离了这一方向，许多国人都天天痛骂，但，谁也无能为力！
还有，旧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课业基本上都是以文科为主。现在网上经常看到一种说法说是民国时期中国出了多少大师而新中国则一个没有所以新中国的教育不如民国。真是胡说八道！且不说他们所说的那些所谓的民国大师究竟是不是大师，就算是吧；也不说他们是不是民国政府在自己国家培养的（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国外读硕读博的）。
且问：他们都是搞什么的？都是搞文史哲搞绘画的。理工的一个没有。解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以文科为主。但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培养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
所以解放后，毛泽东确立的教育方针是以理工科为主大量培养中国建设所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名言传遍了全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极其巨量的理工科人才！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极其巨大的贡献！
现在大家熟知的袁隆平、黄旭华、孙家栋、马伟明等人，无不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比胡适梁实秋梁簌溟等人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中国可以没有后者但绝不能没有前者！——总之，新中国在教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普及，而是培养了大量高端人才！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极其薄弱。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一家医院。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到处都缺医少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每一个公社（乡）建了所医院，每个生产大队都建了医务室。这样，常见的小病都能治好，再也不像过去只要得了病就只有听天由命，命大的就挺过去了，命小的就只有来生再见了！
毛主席去世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一下子增加到65岁！几乎翻了一番！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一下：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染病预防管控治疗的方法，大力推行预防接种，1950年国庆节后不久卫生部就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1955年6月卫生部又发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这些措施非常有效地遏制了传染病的蔓延，把解放前长期危害中国人民健康的几种常见传染病有效地管控住并逐渐消灭。
1961年，新中国在全世界率先宣布消灭了流行几千年的天花，比全世界早了近二十年——直到1980年，世卫组织才宣布全球消灭了天花。
肆虐几千年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疫病都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有的甚至彻底绝迹。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消灭了危害中国人民几千年的血吸虫！解放初，我国13个省1000多万人得了“大肚子病”，痛苦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即开始着手消灭血吸虫。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越来越多的地方消灭了血吸虫。是共产党毛主席送走了“瘟神”！
——许多几百几千年都没有人能做成的事，毛泽东都做成了！
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就！而且，正是毛泽东，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把联合国里的“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科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民族问题得到了全世界最合理的处置！
——这三个方面成就极其巨大内容非常丰富，但因为许多内容尽人皆知，所以不再详谈。（当然，也有不少很少有人知道，比如芯片和巨型机。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找看。）
再说“肥”。
肥料对于庄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们这儿的老人经常说一句话：“庄稼没有它，全靠肥当家。”
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都只有用有机肥。
尽管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机肥才是更合理的，但是，在一直只用有机肥的地方，粮食产量基本就固定了，很难再提高。
这时如果再用一点化学肥料，产量就会大幅提高！
我父亲原来就经常与我们谈这个事。他读过几年私塾，1950年后又在部队里待了3年，所以对新东西很容易接受。他是我们这地方第一个用化肥的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奇怪：“那东西又不黑又不臭，管用呶？”但是，后来的长势就明显地比别人的好。收割以后发现，一亩多打了二百多斤！这可太了不起了！要知道，那会儿我们这儿好田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一亩也只能收四百斤！这事我父亲一直津津乐道。可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化肥”两个字绝大多数中国人听都没听过！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陈云力主建小化肥厂。当时，中国已有了一点工业基础，建小化肥厂所需的钢材和能源已都能提供。开始，陈云主张全国每个县都建一个小化肥厂，产量在七八百吨到两千吨。当然，也不是全国二千二百多个县同时搞，而是分期分批地做。
但是，几年以后，人们发现，已建成的这些小化肥厂技术根本达不到要求。所生产的氮肥，氮含量只有百分之十几。陈云后来也只好改变了看法，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小化肥厂不济事。但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建大化肥厂大量生产化肥的条件。主要是技术不行，没有设备。
后来，毛泽东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后，许多西方大国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其中就包括西德。
1974年，中国终于从西德进口了十三套完整的大化肥生产线。然后经过几年的仿制扩建，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化肥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可以向全国敞开供应了！
而且都是高品质的化肥（像尿素的氮含量是46％）！大量化肥的使用，又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下面，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细解说一下。
先说“土”。
这个“土”又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土地面积，土壤质量。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下了大气力。
先说土地面积。1952年大陆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结束，3亿农民分得7亿亩土地。再加上没有搞土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当时，全国共有耕地14亿亩。（尽管少数民族的人口当时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但他们拥有的土地却占全国的百分之五十六！）
但这14亿亩中，优质耕地实在是太少。当时的亩产量实在是太低：1950年中国粮食产量1.32亿吨，亩均不到0.1吨即200斤。
在还没有别的方法能快速提高粮食产量的时候，唯一能多打粮食的方法就是：开垦荒地，增加土地面积。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土地面积每年都在增加。1976年，达到16亿亩。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土地面积达到峰值：18.6亿亩。
后来，因为有别的方法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所以，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就致力于“退耕还林”和“退田还湖”，把许多山地和圩田都废了，不再用作耕地。现在，中国每年的耕种面积一直维持在近16亿亩。
也就是说，解放后，中国增加了几亿亩耕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尽管开荒围田的过程中，有一些负面的地方，主要是导致水土流失，但是，与当时亟不可待的粮食问题相比，这个，显然是次要的。
（尽管毛泽东多次说要“保持水土”：“垦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毛泽东年谱》下 卷二p497（以下简称《年谱》）
“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年谱》P507
但是，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实际情况，许多地方都难以做到 。）而且现在，这个问题已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另外，最重要的是，这几十年的开荒，产生了不少优质耕地，产生了不少商品粮基地，著名的如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同时国家兴建了许多国营农场，这些，是现在中国粮食的重要供给地。
换句话说，新中国几十年，把中国大地上适宜耕作的土地全都开垦出来了，而且，优质耕地越来越多！这，显然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早在1950年，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经过东北的时候就已有规划：“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东北地域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上卷p6）
再说土壤质量。
前面说过，当时中国的劣质耕地非常多，优质耕地极少，主要是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平原。盐碱地、沙化土地面积极大。
毛泽东在全国视察时，到了这些地方，他总是要耐心地询问土壤改良的问题。《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上卷P31：
当时毛泽东在兰封车站边的一个村子里。“毛泽东从缸里抓出一把黄豆，豆子既小又干瘪。‘像辣椒籽啊！’毛泽东说。
这时赶集的老汉回来了。毛泽东问：‘这里的盐碱地有没有办法治？’老人说：‘有办法，利用黄河水吗。’”
后来，毛泽东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是要问一下当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好经验，然后就叫政府部门加以推广。
后来在搞“农业四十条”时就专门有一条“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焦裕禄当县委书记的兰考，毛泽东也去过（1952年，当时焦裕禄还没到兰考，自然还没有出名。他是十年后才到兰考的）。
兰考的盐碱地也是让焦裕禄操碎了心。毛泽东也特别关注。
为了改良土壤，这位一辈子读圣贤书拿笔杆子写下无数雄文的政治领袖又半辈子指挥千军万马打下万里江山的军事统帅，竟在六十多岁的高龄学起了《土壤学》！
“毛泽东跟大家讨论有关农业科学的知识，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还向大家介绍中外土壤学的各种版本。他说，他最近一直在读有关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赞成一位土壤学专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吗，人定胜天嘛！”（《纪实》上卷p347）
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中国的许多土地都从劣质耕地变成了优质耕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国营农场、商品粮基地越建越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主席去世时，中国不仅已基本建成所有的工业门类，更重要的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多！这在人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毛泽东领导中国完成了三次脱胎换骨的变化！三次凤凰涅槃！
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彻底赶走一切外国侵略者彻底结束中国的所有内乱。
第二次，1956年底基本完成三大改造把中国由一个私有的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公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次，就是把中国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基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业国。这三次蜕变对中国的发展极其重要！
还有一点必须明确。许多人都误以为毛泽东搞建设完全是模仿苏联照抄苏联模式。这完全是人云亦云的胡说八道。
毛泽东多次说过：“人家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里的“人家”就是指苏联。说简单点，所谓的苏联模式，是以重工业为主尤其是军事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
但毛泽东多次明确地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原则，是“农轻重”，即农业为基础，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也要重点发展。具体内容不详谈了。你只要把现在的中国与俄罗斯或者前苏联国家比较一下就能很快地明白这一点。
现在的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而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毛泽东时代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做，能达到现在的水平？前苏联也好前苏联国家也罢，他们也想改革也想发展轻工业发展农业，可是，几十年了，他们还是搞不起来。这说明什么？聪明的人无需多说。
许多人都拿毛泽东时代吃不饱饭说事，说毛泽东几十年中国人一直饿肚子所以毛泽东治国无能。这是既无知又愚蠢！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是，我们不能把过去的与以后的比。我们只能把它与它以前的比。如果毛泽东把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搞成了那样，那他就是历史罪人。
但略微有点头脑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接手的是怎样的中国！只说粮食。前面说过，1950年中国粮食产量1.32亿吨人均不到480斤；1976年主席去世时，中国粮食产量2.86亿吨人均600多斤！总量翻了一番还多！人均也增加了一百多斤。人均看上去增加不多，但还有个情况必须知道，这二十几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三四亿！几乎翻了一番！——只看这几个数据就知道，毛泽东时代在粮食生产上取得了极大成绩！更为后来的粮食大幅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农业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就！中国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粮食产量，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毛泽东有了科学的答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更系统更全面探讨这一问题的是《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因为有四十条内容，所以又称为《农业四十条》）。我把其中谈提高粮食产量的部分摘录如下:
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
增产措施的项目，主要是：⑴兴修水利。⑵增加肥料。⑶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⑷推广优良品种。⑸扩大复种面积。⑹多种高产作物。⑺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⑻改良土壤。⑼保持水土。⑽保护和繁殖耕畜。(11)消灭虫害和病害。(12)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主要是：⑴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⑵举办农业展览会。⑶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奖励丰产模范。⑷组织合作社之间的参观和评比，交流增产经验。⑸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省（自治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
看，多么系统！多么全面！又是多么在理！真正的行家啊！绝对的“务实”！没有一个字是“虚”的！
其实简单点说主要就是八字宪法的前四个字。毛泽东年代在这四个字上下了大力气，才使中国农业的发展走上了正轨，使中国的粮食产量逐年稳步提高，使中国人民的人均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两点看似简单，实则极了不起！与印度等国家比较一下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历朝历代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毛泽东时代27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13亿吨提高到2.86亿吨，翻了一番还多！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最终使中国人吃饱了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