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九章 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性贡献

　　1956年是我国历史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新见解，大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但是，任何开拓者的道路都不会是平坦而笔直的。毛泽东在开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程中，往往是正确与迷误相伴随，成功与挫折相交错。这是不足为怪的历史现象。应当肯定，毛泽东的错误是对自己的建设道路探索实践中的错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定探索本身的意义，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同时还要善于在那些错误的背后发现其值得后人继承的合理因素。这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应取的科学态度。

　　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

　　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事情确是如此。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

　　应当指出，这种探索始于1956年不是偶然的，除了上述国内原因外，还同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关联。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尖锐地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西方国家乘机掀起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打破神化主义，这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有积极的意义。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

　　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2月14日至4月22日，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办负责人的汇报。5月，他又亲自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要求各地向中央汇报包括经济、干部、统一战线、失业安排等11个方面的问题，要求“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他还采纳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全国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向中央写出书面汇报材料。这是建国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也是一次深入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

　　在这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开宗明义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强调要“引以为戒”，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后来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又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这些论述表明，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批评体制的弊端入手，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关系。这些反映了当时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个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

　　第一，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肯定了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做，不仅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要避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的问题。

　　第二，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要积极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同时要争取和利用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这样使我们有更多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对发展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害内地工业的发展。

　　第三，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国防不可不有。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但是，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因此，要加强国防，就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这三条对于产业关系、地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实际上是提出一条与苏联不同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第四，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必须坚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要避免苏联过去的做法，把农民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把农民挖得很苦。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要兼顾，不得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同时，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第五，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积极性。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都没有。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总之，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以上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实际上已涉及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后五个关系，论述了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以及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第六，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七，党和非党关系。究竟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我们要改善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第九，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要反对“贾桂思想”，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

　　毛泽东提出这十天关系，虽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但确在某些重要方面已经指向苏联模式的弊端，从而开启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篇报告的产生，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走自己的道路，把我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正如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提出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思考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在我国确立起来。这时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而深邃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于他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及在此前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具有长远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学说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这时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同当时国内、国际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紧密相关的。

　　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由于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对我国的影响，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之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状态，因而出现了某些新的情况。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困难，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闹事。同时，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下，思想活跃。有些人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方针政策方面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还有一些错误议论。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处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意见一概视为阶级斗争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这些情况说明，在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因而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新课题，是党必须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国际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及随后出现的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思考。1956年3月，毛泽东在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根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文章指出，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矛盾存在的认识，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想法。文章认为，只要还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么，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存在，并且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文章还指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一定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防止思想僵化，要用唯物辩证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指导自己的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他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敌（这指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他还指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层出不穷，解决的办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随后，他又多次发挥了这个思想，他特别强调：“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经过反复酝酿和深入研究，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他说：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团结日益巩固。他在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为这种社会基本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各种新问题，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他又指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联系我国的实际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了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他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期，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些基本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是关系到对这个国家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要经历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是实践中社会主义亟须研究和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作为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预测。他们是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发现新世界，是在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也预见到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将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将经历三个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将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他们并没有论及。列宁接受了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并明确称这三个阶段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过一些论述，曾提出过“还没有稳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对发展阶段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划分。这些论述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但同时也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后来社会主义者依据实践经验加以解决。

　　在苏联，193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依据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这个事实，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而三年之后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报告中又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事实证明这些是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的提法，是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毛泽东作了有益的探索。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依据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第一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随后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进而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他强调：“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但不久由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错误的发生，使毛泽东对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这一正确估计发生变化，一度出现迷误。随后在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的过程中，毛泽东又率先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他在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他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实际状况考察，明确提出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这时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富有创见的一个理论成果。这个认识后来在实践中虽然没有被坚持下来，且又发生很大的反复，但仍不失其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它确实为我们今天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还对历史新时期的主要任务作了论述。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认定，我们之所以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并指明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在实际上提出了党的根本任务的转变问题。这同党的八大作出的将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决策，是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就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1955年10月，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初步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1957年3月他在南京的讲话中，还讲过一段很有创见的话，他说：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这里，“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同邓小平后来讲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相似；一百年才能“了不起”，那就是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1959年底，毛泽东在杭州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就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提法。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四个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同时周恩来在报告中还重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比较完整地概括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开创了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长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当然，这一重大理论课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加以探索和研究，使之更加完善。正如邓小平后来在论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时所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探索走自己的道路的初步成果

　　如前所述，毛泽东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探索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开拓性事业。

　　我们知道，在新时期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对这一理论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的提法，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人对这项伟业的历史性功绩。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探索者，在建国初期，他对于寻找我们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则进行了多方面的、集中的探索。后来虽然发生了“左”的失误，但他没有停止这一探索工作。应当说，这次探索的起步是正确的，但由于还不成熟，因而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向着正确和错误两个趋向发展，最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但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其正确和比较正确方面的趋势来说，确是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重要思想，积累了探索的实践经验，这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起了开拓性的积极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的产物。这些成果，除了上述《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重要思想外，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

　　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考，毛泽东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一基本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他特别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走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一个严重教训，要以苏为戒。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就是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这里，毛泽东辩证地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在他看来，发展重工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他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集中论述了他关于重视发展农业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他强调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他在这里提出的“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是经济学上一个深刻而独特的命题，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确立了重要思想基础。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到60年代他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井把它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于这个总方针，从毛泽东及当时其他领导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内涵是：既要搞好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要搞好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合起来，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之间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这就是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经济建设思想，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综上可知，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方面，毛泽东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应当肯定，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理论贡献。

　　第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针对建国初期学习“苏联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召开全国体制问题会议，拟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初步草案。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的讲话都阐述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要思想。1957年初，中央指定陈云主持财经五人小组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讨论和修改，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提出了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设想。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认为，“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要允许处在非法状态的“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变成地上的，合法雇工，可以开夫妻店，也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还可以吸引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他甚至提出可以在一定时候让外国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山，向他们学技术。他在分配方面鉴于苏联的教训，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这时陈云也就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思想，这就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苏联模式，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作的探索和构思。

　　第三，有关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经验，针对在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认为“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同时又要“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对向企业扩权的问题，提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要有点“独立王国”。他还曾支持在一些工业、交通运输部门试办托拉斯的倡议，等等。

　　在我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学的总结，强调把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作为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方针。经过许多大型企业试行后，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了这个管理制度，并确定把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有效形式。这就把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思想加以制度化。当时毛泽东把这种“两参一改三结合”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不只限于企业管理，而且也是作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防范国家机关和管理人员中滋长官僚主义的一项重大措施提出的。

　　第四，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

　　毛泽东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因而，发展民主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他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下，提出了建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设想和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例如，在肃反问题上，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主张今后的镇反要少抓少杀，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提出了正确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原则，既要克服大汉族主义，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和非党关系问题上，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上，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思想，重视来自民主党派方面的监督，等等。

　　毛泽东这时十分重视要进一步扩大民主，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在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说：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也有缺点，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在这期间，“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在八大会议上，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

　　1956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他本人不再作下届主席。党的主席将来在适当时候也可以实行这种任期制。八大前夕，他在谈到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时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1957年4月，他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以需要集中精力研究问题为由说服他们，表示到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并说：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逐步采取脱身政策。中共中央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八大党章中规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就是为毛泽东在适当时候辞去党的主席的考虑安排的。这时他还多次提倡干部应当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认为这样做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情况，又利于实行领导班子的精简和调整。这些都说明在斯大林问题被揭露之后，毛泽东对历史经验所作的深沉思考，实际上把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强调了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这就是党和国家机关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这时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虽然已经开始，但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上，毛泽东在理论上仍基本上坚持了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所阐发的思想，表达了他所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希望通过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即通过民主集中制的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既是这一时期党为扩大人民民主而进行探索的重要依据，也为今天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五，关于文化思想建设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适时地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文化思想工作，就成为一个十分必要而迫切的问题。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决策，使这一年出现了文化思想工作较为生动活泼的局面。

　　毛泽东这时十分强调要改变我国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他向全党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力争在十年内建立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的问题，要求全党认真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他指出：“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在当时较为民主、健康的政治氛围下，周恩来在1956年初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集中600多位科学家编制了全国科学发展的12年远景规划，以突破高、精、尖、新技术为战略目标，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他认为，对待科学文化，“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他反对那种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的“收”的方针，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这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这个方针正确地反映了真理发展的规律，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多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问题，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提出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1965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外宾，当客人谈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时，他高兴地说：是嘛。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表达了他的世界应当是开放的思想。

　　第六，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设想

　　毛泽东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思想与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他曾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可以搞他们的一套，并且可以保存军队。在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把毛泽东提出的对台工作的原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综上所述，毛泽东为寻求一条既有别于苏联又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的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经验，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探索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局面所证明，而且苏联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严重倒退也从反面作了证明。毫无疑义，毛泽东作为这种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当然，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思想观点，有的是成熟的和比较成熟的；有的提出了没有做好；有的提出了没有坚持甚至后退了。由于这种探索本身所代表的正确的发展趋势还不成熟、不彻底，以致在它随后的发展中还受到错误趋势的暂时压抑。之所以会这样，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我们对此还缺乏经验，还不能不经历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正因为这样，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都应当说是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因此，我们既要正视这种错误，又要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不断开拓、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和历史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命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方能取得成功。邓小平曾把这称作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算起，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他生前经过了整整20年曲折发展的历程。他在20年探索中的成功与挫折、正确与失误，都为以后的继续探索前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这是在我国伟大的新的长征中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更有意义的是，在这曲折的探索中，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理论观点。这些虽然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历史的局限，但作为探求真理、认识客观规律的具有开拓性的阶段成果，表现了其特有的睿智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参照借鉴的意义，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理论财富。这正如邓小平所说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他要求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十分丰富的，有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成熟和比较成熟的。比如，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等等。

　　当然，还有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但后来没有继续探索或又退回去了，但就其思想本身来说仍是富有启发性的。如在本文前面论及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索，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不同阶段，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理论成果。

　　又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就提出过许多深刻的理论观点。他曾十分赞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提法，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他认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他还突破斯大林把商品范畴只限于生活资料的经济理论观点，认为商品的范围包括生产资料这种讲法比较好。主张商品经济要搞长久一点好。毛泽东强调，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他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他认为只要很好地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他反复强调，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利的工具。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在中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他认为，所有的经济单位，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扩大再生产。毛泽东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闪烁着理论智慧的思想观点，反映了毛泽东一个时期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深刻认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理论。

　　综上可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的回答，确是为后人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观点都是成熟和完善的，其中也还有欠缺和不完善的方面。这是并不奇怪的。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和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还不足。加之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段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探索更困难，更艰巨，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一文中曾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因而，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的；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在新时期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是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对这一理论的形成，薄一波提出的“始于毛，成于邓”的概括，恰当地评价了两代领导核心对这项伟业的历史性功绩。从毛泽东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性贡献中，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表明前者是对后者的坚持、继承、发展和创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又坚持和发展他的正确思想。这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对于指导新时期的工作有重要意义，也为我们党科学地对待历史遗产提供了范例。

　　（《毛泽东思想概论》，北京出版社，收入本集时作了部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