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成功必读的史记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

　　出自《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季布做了河东郡守，汉文帝的时候，有人说他很有才能，汉文帝便召见他，打算任命他做御史大夫。又有人说他很勇敢，但好发酒疯，难以接近。季布来到京城长安，在客馆居留了一个月，皇帝召见之后就让他回原郡。季布因此对皇上说：“我没有什么功劳却受到了您的恩宠，在河东郡任职。现在陛下无缘无故地召见我，这一定是有人妄誉我来欺骗陛下；现在我来到了京城，没有接受任何工作，就此作罢，遣回原郡，这一定是有人在您面前毁谤我。陛下因为一个人赞誉我就召见，又因为一个人的毁谤而要我回去，我担心天下有见识的人听了这件事，就窥探出您为人处世的深浅了。”

　　汉文帝在任用季布的时候就犯下了猜忌的毛病，听信流言飞语，而不是实际地考察和信任季布，这是很不理智的做法。常言都说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否则尽作些无谓的猜忌，只会导致人心不齐，显得个人没有主见。尤其领导者最该引以为戒。信任往往是一种动力，它能够让一个普通的人做出不普通的事。当你毫无保留地真诚对待别人的时候，别人自然也会真诚地与你相交甚至回报你。如果是下属员工，只要你信任他，给他以必要的信心和鼓励，那么他就能够很努力、很认真地去完成他自己的本职工作。猜忌和怀疑只会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带来阻碍和坏处，更不可能取得他人对你的认可和钦佩。

　　用人不能怀疑人，古今道理一样。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应该作为领导者使用人才的一条原则。明珠高投，良禽将择木而栖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先秦的游说之士，所游说的对象都是已有基业的君主，一旦成功，立刻显贵。诸葛亮的游说对象，却是漂泊无定，寄人篱下，无尺寸之土的刘备。选择刘备，似乎是他的失策。然而，由隆中对答可以看出，诸葛亮自己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当时最有前途者首推曹操、次则孙权，认为刘备绝不能与此二人争锋或作对。既然他这样清醒，要参与政治，为什么不直接投奔曹操或者孙权呢？历史上，许多人从仁义角度讲，认为诸葛亮仍然忠于汉室，因为刘备尽管贫贱，到底也有点刘氏皇族血统。其实这是迂腐之见，诸葛亮如果这样迂腐也就没有诸葛亮了。他自比管仲、乐毅，管、乐二人是春秋战国时的英杰，才智过人，但都不是讲究忠君之类的规范。他选择刘备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可以有更大的发挥才能的空间，而且刘备的品德比另外两位更加可靠。事实证明，诸葛亮所选择的这株大树虽然“枝”并不高，但却能够使他开花结果，也算上是“明珠高投”了。

　　俗话说，为人一师，再生父母。在人生的旅途上如果有一位恩师能够指点迷津，提携你共同走过漫漫人生之路，那么你的内心将不再孤独，你的前途就会充满光明，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就有过多位这样的恩师。

　　曾国藩在早年间官运亨通，他自28岁被点中翰林之后，居京十年，官位七迁，一直做到二品大员。若问他为什么官职稳中有升，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了底细，那就是：“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以好师好友做榜样。”

　　说到好老师，曾国藩真可以说是把它用活了。因为拜什么样的老师，是大有学问的。在今天看来，曾国藩的恩师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能够为晋升仕途提供帮助的权力之师。相传曾国藩会考的那一年，总考官是穆彰阿，当时是朝廷很有权威的重臣。为了利于今后的发展，曾国藩对他以恩师相称。当时在考试交卷后，穆彰阿曾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马上飞也似的赶回住处，整整齐齐地誊清，然后恭恭敬敬地送到穆宅，而这一次拜访就是曾国藩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了。从此，穆彰阿对曾国藩处处关照，非常器重和赏识，就连皇帝召见时所间的内容都透露给了曾国藩。

　　说来曾国藩也还有些本事，但他对皇帝召见仍然是十分紧张的。因为回答皇帝的问题时一旦卡了壳，会给皇帝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当他住在穆宅、惶恐不安地等着皇帝的召见时，穆彰阿对自己的得意弟子开始了面授机宜，他问曾国藩是否注意到宫中墙壁上悬挂的字幅，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十分失望。失望之余，他又指使自己的仆人带四百两银子到宫中去，收买太监，连夜秉烛代为抄录字幅的内容，回来让曾国藩背熟。第二天，皇帝果然问的是字幅的内容，那是历朝皇帝留下的圣训。早有准备的曾国藩当然倒背如流，使得皇帝另眼相看。皇帝问曾国藩为什么这样熟悉，曾国藩按穆彰阿所教的话回答说：“我虽愚笨，但对所遇到的事情总是非常留心注意的。”说得龙颜大悦。

　　试想，一个人若得到这样的恩师，还会没有前途吗？

　　其二，能够增进知识见识的学问之师。在治学和修养问题上，曾国藩更多的是向唐鉴、倭仁等人请教。他深深地懂得，做学问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能在世间立足。但要立足，光有知识和才能还不够，而要首先立德。为此，曾国藩遍拜诸师，广求学问。”唐鉴是道光、咸丰年间的太常寺卿，一生信奉和研究程朱理学。他告诉曾国藩要做到敦品治学，即先要端正人品，进而要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在他的影响下，曾国藩一生都在研究儒家的义理之学，并把儒教的精神灌注到了灵魂深处。

　　倭仁身为大学士，在当朝之时就被称为老夫子，他也是京师出了名的理学大师。对于儒家精神，倭仁是身体力行，非常用功，每天他都把自己从早到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录下来；心中若有私心杂念，就更要自我批判，悔过自新。他的这一习惯给曾国藩带来巨大影响，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他始终仿效执行。不仅如此，他还将所写日记定期送给倭仁审阅，请他在上面作些眉批，指出不足，以便改正。

　　试想，这样虔诚的行为能不令其师感动吗？这样自讼自责的态度能不使自己的行为变得严谨吗？

　　人们在踏入社会之初，往往有许多问题搞不明白，要摔几个跟斗，交一些学费才变得成熟起来，但是，如果虚心地拜几位恩师，学一点知识，得到一些呵护，那么，立足就会快些、稳些。

　　曾国藩曾经告诉弟弟：凡是举止威严、诚实通达的人（一般是德高官亦高的人才有此相），就可以尊他为老师；如果仅仅是博学典雅，会做文章的人，则可以与他结为朋友（哪怕是忘年之交）。细细品味一下，是不是可以对曾国藩的拜师找靠山之道了解个一二？而同样道理，诸葛亮选择明主而投的标准与曾国藩选择朋友、选择恩师同样是下了一番工夫的。